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16]frk品论天涯网

（1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frk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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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1）
报道
　　列宁同志的前提是：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战胜普遍的动摇、特别坚决地捍卫民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任务。由此产生的看法就是：杜马应当用于革命目的，主要是用于广泛传播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而不是用于进行立法“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对反革命的支持和对民主派的肆意削弱。
　　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杜马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阐明下述三点：（1）杜马的阶级成分怎样；（2）杜马的中派对革命和民主派应当采取、将会采取什么态度；（3）在俄国革命发展进程中杜马活动的意义如何。
　　在第一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根据对杜马成分的分析（根据有关代表分属政党情况的材料）强调指出，要使第三届杜马接受声名狼藉的所谓“反对派”的观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至少要有87名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合作。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要想在表决法案时取得必要的多数，还少87张票。就是说，必须有绝大多数十月党人参加，才能在杜马中进行真正的立法活动。这样的立法活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会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多么大的耻辱，这都是很清楚的。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抽象的原则。抽象地说，可以而且有时甚至应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具体条件。俄国资产阶级早就走上了反对革命而同专制制度妥协的道路。最近一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彻底撕下了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用来遮盖自己的遮羞布。这次大会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厚颜无耻地声明说，他们要到十月党人—黑帮杜马中去行使立法权，而对“来自左面的敌人”则要进行斗争。这样，杜马中可能形成的两个多数，即十月党人—黑帮多数和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多数，都将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收紧反动的套索：前者将竭力恢复专制制度；后者则会同政府搞交易，并且提出旨在掩盖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徒有虚名的改革。可见，社会民主党决不能采取支持立法改革的立场，因为那样就等于支持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在目前的政治基础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改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扩大自由，而是意味着对群众的不自由和受奴役处境作出官僚式的详细规定。例如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改革法[117]就是如此。这次改革是进步的，因为它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支持这种进步。孟什维克老是重复一个死板公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一定会同专制制度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庸俗的假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丝一毫符合历史真理。难道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没有暂时满足过大资产阶级的贪欲吗？难道他们不正是利用他们的“改革”来勒紧劳动群众脖子上的绞索，一勒就是许多年吗？认为俄国政府在同资产阶级搞交易时就会同意实行另外一种改革，这有什么根据呢？




（2）
记录
　　列宁：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杜马的阶级成分，弄清楚这些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对革命、对反革命持何种态度。这种分析不仅应当是党团的政策的基础，而且应当是党对杜马的态度的基础。杜马中有两个多数。这两个多数的情况如何？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对这两个多数的分析制定的。下面我列举一些数字来进行这一分析。439名杜马代表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16名；左派16名；立宪民主党人48名；亲立宪民主党分子45名；无党派人士8名（自由派共101名）；十月党人96名；亲十月党分子23名；右派187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杜马中存在着两个多数。自由派＋十月党人＝220名。十月党人＋右派＝306名。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有一位孟什维克同志说过，不可能形成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现在还没有勾结起来的话，那他们是会勾结起来的，因为根据这两个党所代表的阶级的性质，这种结盟是可能的。十月党人代表原始积累时期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代表以后各个发展阶段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这一点使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当有人建议我们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考虑到这个联盟。问题的关键是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其余的问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必须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个多数依靠的是资产阶级，而右派依靠的则是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是他们支持这个多数的依据。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方针的实质就是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呢？抽象地说，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但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抽象地解决的。不久前十月党人提出了扩大杜马预算权的决议案。如果这个要求能引起广泛的人民运动，那我们就要支持它。但是，事实上十月党人现在推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如果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代表资产阶级，那么根据抽象的推论，社会民主党就得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了，因为拿破仑第三违反土地占有者的意愿而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俾斯麦的反对容克的政策也可以这样说。具体地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性质使得他们要用一些改革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资料可以作证。当立宪民主党人在1901年谈论借款时，我们就说他们正在以此进行背叛；可是当时有人对我们说，这样说还为时过早。关于他们背叛自己的土地纲领的事……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已经毫无希望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这等于说，我们应当支持反革命。这就会使社会民主党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不能用我们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农奴主－土地占有者来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说，立宪民主党人正在取得合法地位。可是，这是预先注定要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谈的是实际通过这些提案，而不是在讲坛上进行宣传。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对于同十月党人结盟一事却只字不提。报告的另一处说，一旦左派恢复自己的策略，立宪民主党人就要对此给予回击。这是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条件。这几乎就是反革命行径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那么它将陷入何种境地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861年的改革。当时自由派提出了一些与革命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谈到这次改革，说它加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是套在农民和工人脖子上的绞索。关于我们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杜马主席团问题给我们上了一课。孟什维克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选一个好一点的主席。立宪民主党人硬说，他们认为霍米亚科夫当主席要好些。这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主席问题相似。当时投了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后来又反对他。霍米亚科夫当选之后，立宪民主党人听到他的演说中闭口不谈立宪问题；此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上说自己受骗了。这不是偶然的。在本届杜马中，支持霍米亚科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个阴谋。对于出现一个反对他们的主席团，他们应负政治责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历史表明，他们是被地主牵着鼻子走的。资本家的统治使资产阶级自由派有了靠山。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政策是听任反革命地主愚弄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十月党人，那不仅从社会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民主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党团本应作出决定，并且告诉劳动派，说明对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因为这种支持就等于跟着地主走。社会民主党本应告诉劳动派说，社会民主党是民主事业最彻底的捍卫者，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于是11月3日劳动派出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我们今后的政策应该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马·说，必须分化立宪民主党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立宪民主党人尼科尔斯基在《同志报》上写道，他后悔投了十月党人的票。我们的坚定政策将把左派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委托书是会帮我们的忙的。社会民主党应对自己的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转入讨论当前事务以谴责第87条（？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遭到失败一事坚决地发表意见＋社会民主党应当每次都向左翼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最重要的是给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联盟下一个原则性的定义——这个联盟是反革命的装饰品。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沉默也会成为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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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列宁：李伯尔谈到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这类人的情况。卡·考茨基说，莫斯科起义使他本人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还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意见分歧的根源。李伯尔把提纲提出来了。现在我用德国的例子来回答提纲的第1条。德国的革命表明，尽管资产阶级的工业发展迅速，但资产阶级却从来也没有掌握过政权。早在1848年的《宣言》中就说过，愈往东方，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就愈少。梅林写道，德国自由派分子走的是一条可怜而又顺从的道路。马克思早在1875年就说过，在德国我们看到各种政治形式的军事专制制度……（？）[11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例子表明，我们所看到的是地主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俾斯麦是按资产阶级方式改造德国的。李伯尔所提出的，斯托雷平都能办到——这就是俾斯麦主义，而在德国没有任何人说过要支持俾斯麦。李伯尔已经谈起改良主义来了。说什么我们应当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的俄国，我们能这样做吗！？李伯尔是俄国最大的最糟糕的改良主义者。难怪唐恩要同李伯尔划清界限。唐恩说得就比较巧妙。唐恩说，主要的是十月党人—右派联盟掩饰……李伯尔的地方。他把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说成某种还应该争取的力量。但这样一来，就会成了可能向左转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个大事件。唐恩说，我们在重复伦敦决议。说得还不够。在我们的决议里还考虑到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人在向右转，这个十月党人也在向右转。为了搞出李伯尔所想要的东西，他只得牺牲我们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谈到各项改良措施。社会民主党是支持反对派的，但是反对那些巩固警察官僚制度阵地的措施。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过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支持的法案。我们在谈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时，考虑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比唐恩要实际。不，本应就选举霍米亚科夫的问题，同左派商谈……既然委托书对记名投票来说是违反民主的，那么黑帮就比立宪民主党人更乐于进行记名投票。第二届杜马的经验表明，委托书毫无用处。如果你们把委托书当成宝贝，你们就会放弃实际的政治。劳动派参加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这本来是会引起一番议论的。唐恩说过，在某些问题上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就拿根据第87条提出的土地法案来说，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既然你们已经同农民发生了冲突，社会民主党还能支持这个法案吗？有斯托雷平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也有土地平分社的发展。俾斯麦也好，拿破仑第三也好，斯托雷平也好，社会民主党人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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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和关于各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决议作如下说明：
　　（1）在作为六三政变结果的第三届杜马中可能出现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农奴主－地主的利益，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要是主张维护地主的利益和加紧镇压，直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无论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还是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等等——目前都会直接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3）社会民主党人在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4）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不断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不打任何折扣）的要求，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5）如果社会民主党在表决某一问题时同黑帮—十月党人联盟或者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投同样的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特别注意不要使这种表面上的吻合被利用来作为对某一联盟的支持；
　　（6）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必须提出法案和行使质询权，为此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向杜马左派代表建议组织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7）代表会议认为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首先要采取的具体步骤中，有必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必须：（1）发表单独的宣言，（2）对六三政变提出质询，（3）在杜马中用最适宜的方式提出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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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6]这是一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不久，于1907年11月5—12日（18—25日）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10名，孟什维克代表4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名，崩得代表5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
　　会议议程包括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等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发言不同意列宁对六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看法，主张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名义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革命策略。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决议。这项决议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他曾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中心背着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委员会直接联系，大会通过了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关系的决议。代表会议还决定，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团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这次代表会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决议，从而在反动时期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57。
　　[117]指由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主持拟订、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令，包括1906年11月9日（22日）《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个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和1906年11月15日（28日）《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通过最痛苦的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在保留农奴主－地主的政权、财产和特权的条件下，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加剧了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强行剥夺，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尽管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9年中（1907—1915）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里所说的根本法第87条的条文是：“在国家杜马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以致必须采取某种须按立法程序加以讨论的措施，大臣会议可就此直接向皇帝陛下提出……在国家杜马恢复活动后两个月内，如果有关大臣或总局局长未向国家杜马提出已采取的措施的法案或该法案未被国家杜马或国务会议通过，则这种措施即停止生效。”（《国家根本法汇编（1906年4月23日新编）》）上述土地法令都是在第二届杜马被解散而第三届杜马尚未选出的期间按照这一条款颁布的，也就是所谓杜马外法律。——159。
　　[118]可能是指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的当时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164。
　　[119]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1907年6月2日（15日）夜间以所谓军事阴谋的罪名被捕的。布尔什维克用了各种办法动员俄国工人阶级起来保卫自己的代表。
　　审讯是在1907年11月22日（12月5日）开始的。这一天，莫斯科、巴库、萨拉托夫、基涅什马等地工人举行了抗议罢工。彼得堡有10万工人参加罢工，林学院、工学院、工艺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当天杜马会议开始时宣读了一份揭露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政策的抗议书之后，退出了会场。
　　这次审讯于1907年12月1日（14日）结束。在被逮捕和交付法庭审判的37名代表中，17人被褫夺一切公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4—5年、期满后留居西伯利亚，10人被褫夺一切公权、流放西伯利亚边远地区居住，10人被宣判无罪。关于沙皇政府迫害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案件详情，见列宁1911年11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整个案件的叙述》（《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