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152]
（1907年5月）
1
为反对关于中止大会议程问题的辩论的提案而作的发言［153］
我坚决反对中止辩论。不能用简单的表决来硬性解决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2
在辩论大会议程问题时的发言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内不同的派别在策略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真难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竟会有人向我们建议从大会议程上取消所有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在会上要求取消原则问题的时候，竟荒唐地进行诡辩，说什么他们讲求实际，主张务实！
我提醒大家一下，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问题早就提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了。还在1905年初，在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即布尔什维克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54］和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155］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孟什维克自己把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列入了他们代表大会的议程。
当时他们自己就讨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原则，并且就这个问题通过了经过论证的决议。如果现在有人建议取消这类问题，这只能是情绪低落的结果，对于这种情绪应当斗争，而不应当屈服！
他们谈到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说这些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务实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德国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比评价我国当前的革命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更抽象、更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吸收其他政党的经验，不应当使我们降低到某个过着因循守旧的平庸生活的时期的水平，而应当使我们提高到能提出总的问题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任务。我们应当学习的是好榜样，而不是坏典型。
有人说：“决不能靠几十票的多数来解决重大的策略问题。”这难道不是诡辩吗？这难道不是从有原则转到无原则的不值一驳的遁词吗？
我们从来不靠表决解决问题。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国革命的问题。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用我国革命的经验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观点和总的策略决定。而现在竟然有人对我们说，还不到总结党的这项工作的时候！原来，不应当确定策略原则，而应当做事变的尾巴，碰到什么解决什么……
请回想一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吧。在代表大会上得到胜利的孟什维克撤销了他们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案，撤销了他们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决议案。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根据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政策，瞎撞了一整年，今天拥护立宪会议，明天又拼命鼓吹杜马组阁，后天又提出“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后来又宣传全权杜马，后来又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如此等等……你们能把这叫作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吗？（中间派座上和布尔什维克座上发出掌声〉
有人说：“为了党内和平……为了实际工作，我们应该回避总的问题。”这是诡辩。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回避这些问题的结果不会是和平，而只能是更盲目的因而是更凶狠更无成效的党内斗争。决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贯穿在各方面的。大家还记得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吧。他说，既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就应当尽快在资产阶级当中找到同盟者。我敢说，这种推论的根据是错误的。我敢说，不弄清楚这些根据，就会使党犯无数不必要的实际错误。
普列汉诺夫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是软弱无力的。也许是的，如果认为普列汉诺夫本人的作品是软弱无力的话！（布尔什维克座上发出掌声。）我倒是认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恰恰表现在，从第一次真正的全党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起，他们就想取消关于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原则的总的问题。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取消理论问题，而是把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提到从理论上阐明工人政党的任务的高度。（布尔什维克鼓掌）
3
赞成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的发言［156］
我和拉脱维亚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坚持保留那种至今一直采用的投票表决的方式。这种表决最民主，节省时间，明确。根本无法舞弊。提议唱名表决的人想的只是拖延记名表决的时间，从而使记名表决无法采用。
4
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身分所作的发言
（1）
我建议向为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提供方便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们表示感谢。（鼓掌）
（2）
我建议讨论如何安排下列各项议题的程序：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杜马党团工作报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
关于其他一些问题，所有派别的代表一致决定作如下安排：
（5）工人代表大会；（6）工会和党；（7）游击行动；（8）失业、危机和同盟歇业；（9）组织问题；（10）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1）军队中的工作；（12）其他。
5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发言
我本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但是听了上面阿布拉莫维奇同志的发言，我不得不简略地谈一下他的意见。当阿布拉莫维奇同志说到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的时候，我心里想：“可怜的孟什维克呀！他们又受围攻了。不仅在他们处于少数的时候，而且在他们处于多数的时候，他们都‘遭到围攻’！”
有没有由孟什维克政策的性质本身产生的内在原因使得孟什维克总是抱怨无产阶级政党围攻他们呢？
说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举出了哪些事实呢？三件事实：为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最后，象阿布拉莫维奇同志所说的，“其他组织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件事实。
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是在已经看清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完全违背党内多数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广泛展开的。我提醒一下，这是在中央委员会提出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以后。这时候，崩得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党，但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都已参加了。而他们都是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的。这就是说，事实十分明显，当时中央委员会同党内大多数已发生了分歧。究竟是谁围攻谁：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党内多数人围攻党的中央委员会呢？还是走上反党道路的中央委员会围攻党？请你们回想一下，普列汉诺夫当时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中央委员会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转载了他的一封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诺夫谈到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时，竟猜疑宣传鼓动的动机，并斥责是浪费工人的钱财！请大家想一想：普列汉诺夫竟敢拿这些玩意来反对要求举行代表大会的党内多数，他这样做对吗？
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决定之后，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就停止了。
第二件事实：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有两个，这当然是令人痛心的事；但是认为这就是对中央委员会的“围攻”，那就令人奇怪了。如果说明一下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召开的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有哪些地方不好，是不是比只抱怨遭到围攻更好呢？请大家注意，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这就是说，党内任何一个派别都没有让自己这一派别只和某一个代表会议发生关系。而1906年11月发表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直到现在都没有遭到严重的批评。
第三件事实：“其他组织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种问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是指在选举期间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制造的彼得堡组织的分裂吗？但是在这一点上要说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那简直太可笑了。
现在来谈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中央委员会如何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如何运用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
中央委员会给党规定的第一个口号是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对我们说，这个口号是为了扩大和加深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而提出来的。
是这样吗？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做才是扩大和加深这个冲突呢？当然是应该指出引起冲突的那些斗争和摩擦的真正场所，即指出阶级斗争的场所，而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指出人民同旧政权之间斗争的场所。为了扩大和加深杜马内的冲突，必须自己弄明白并且向人民说清楚，杜马内的冲突只是很不充分地而且是歪曲地反映了人民同旧政权的冲突，杜马内的斗争是杜马外的革命斗争的微弱的反映。为了扩大和加深冲突，必须提高政治认识和政治要求，不是围绕杜马提出口号，而是围绕总的革命斗争提出口号。而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恰好相反，它把推进革命斗争的口号缓和和缩小成杜马组阁这一口号。它不号召人民为政权而斗争（虽然由于事变的整个客观发展，这个斗争已经产生了），而号召人民为自由派同政权勾结而斗争。当议会外的革命斗争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已经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有意无意地号召党采取走“和平的”议会道路的口号。实际上，过去根本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比较重大的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的社会运动。连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杜马（第一届杜马）党团也没有接受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马尔托夫说：“不对！”）不，对的，马尔托夫同志，只要查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第一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就可以看到我的话是对的。
不管中央委员会的愿望和动机怎样，中央委员会的口号实际上迁就了自由派的政策。而这种迁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因为自由派的政策反映的不是当时实际的社会运动，而是阻止革命的幻想（虽然革命根本没有被阻止住）。事件的进程表明，要求支持组织“责任内阁”这件事情本身，不过是一种手法拙劣的阴谋而已。
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口号是七月罢工［157］时期提出的。那次行动遭到失败不能怪中央委员会。不但不能怪，而且应该表扬这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因为它当时总还是愿意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呆在彼得堡，不知道全俄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这不是中央委员会的过错。我们当时相信起义并且期待着起义，这也不能说是错误。起义实际上是发生了，而我们给起义预先提出的口号、预先规定的政策，才是决定这次起义成败的因素之一。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于：它力图把已经发展成起义的革命斗争限制在非革命的或半革命的口号的框子里。这一点表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局部性的群众行动”这个口号上，尤其表现在“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这个口号上。提出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口号，意味着让无产阶级的政策去迁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然而事件又一次表明，这种尝试完全是枉费心机，根本办不到。我们这里常常有人埋怨诉苦，说工人政党软弱无力。而我要说，正由于你们缓和自己的口号，你们才是软弱无力的！（布尔什维克席上鼓掌）
现在接着讲下去。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马尔托夫在他宣读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满不在乎地打着官腔说，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只要严格地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去做，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笑声）如果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工作报告中不是讲决议在形式上怎样合法，而是讲实际生活怎样从实质上检验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总还是应该的吧。我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臭名昭彰的黑帮危险实际上不过是自由派用来防范从左边来的危险的盾牌；如果我们的政策把害怕黑帮危险作为出发点，那实际上就上了自由派的圈套。选举的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在许多城市中，选票的统计数字驳倒了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的谎言。（喊声：“那基辅、波兰、维尔纳呢？”）我没有时间来谈个别的地方，我要说的是总的政治结果。统计学家斯米尔诺夫根据22个城市的情况计算，左派联盟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得74000票，十月党得34500票，君主派得17000票。而根据另外16个城市的情况来看，在72000张选票中，反对党得到的票数占58．7％，反动派得到的票数占21％。选举揭示出黑帮危险是虚构的，而以所谓例外为借口“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政策原来是一种使无产阶级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
因此，我要向大家指出，不要忽视理论上的争论，不要把意见分歧看成是哪个派别制造出来的东西而加以鄙弃。我们的一些旧的争论，我们在理论上特别是在策略上的分歧，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变成最直接的实际问题上的分歧。不解决那些老问题，不解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以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实际政策中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实际生活不是抹杀分歧，反而使分歧更尖锐，更厉害。象普列汉诺夫这样著名的一些孟什维克在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政策上搞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并不是偶然的。普列汉诺夫提出臭名远扬的“全权杜马”的主张，也就是鼓吹既适合于无产阶级又适合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共同口号。普列汉诺夫只是比别人更突出更露骨地反映了整个孟什维克政策的实质和基本倾向：以迁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的独立的路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破产，首先而且主要就是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破产。（一部分中间派和布尔什维克鼓掌）
6
关于杜马党团工作报告的发言
我想把辩论重新转到如何从原则上评价杜马党团的政策这个问题上来。策列铁里同志说：“我们有过错误，但是不曾有过动摇。”我想，责备年轻的、刚开始活动的杜马党团犯了错误，那是完全不正确的。但问题的实质正在于，党团在政策上无疑有过动摇。为了教育整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为了责备几个人，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这种动摇，并给自己提出克服这种动摇的任务。
策列铁里同志引证欧洲的历史。他说，1848年不仅教我们懂得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教我们懂得，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某种联盟，就无法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策列铁里同志的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无论1848年的革命还是以后的历史经验教给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恰恰是另一种东西，即资产阶级民主派愈来愈反对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把争取自由的斗争进行到底。1848年教导我们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而是必须使人民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摆脱根本不能为民主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策列铁里同志用伯恩施坦主义的精神来引证1848年的经验，正好暴露出修正主义并不象普列汉诺夫毫无根据地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党内是软弱无力的。
策列铁里同志关于粮食工作委员会的声明，也很能说明他的根本立场的动摇。策列铁里说，我们没有充分强调我们关于就地调查的建议的合法性。我们满足于一般的讨论，错过了机会，没有把我们方案的合法性作为论据来说服别人。下一次我们要改正这个错误。
这样提问题，就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我们党团的立场完全是动摇的。真是难以设想，有人居然为他们没有充分论证合法性而感到痛心！问题根本不在于说明理由和强调合法性，不在于“说服”立宪民主党人或其他什么人，这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政府实质上不可能允许而且也不会允许就地调查，认为（而且是正确地认为）这样做就是诉诸群众，这难道他们不明白吗？
无论你怎样强调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策列铁里不朝下看，不去开导人民群众，向他们说明真相，而是朝上看，希望说服自由派，用合法性来争取……这是地道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而这种渺小的、可怜的、贫乏的政客伎俩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很清楚，无论孟什维克或立宪民主党怎样利用议会玩弄诡计，都不可能使斯托雷平放弃他的政策。抛开了群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企图通过以合法方式说服斯托雷平之流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得到好处，那是无聊的知识分子的无聊幻想。
我认为，同民族民主党人谈判也是同样无聊的机会主义做法。引证倍倍尔的话来为这种做法辩护是无济于事的。他说，倍倍尔说过：如果工作需要，即使是魔鬼的老祖母，也要同她打交道。同志们，倍倍尔说得对，如果工作需要，当然也可以同魔鬼的老祖母打交道。但是，哪一项工作需要你们同民族民主党人打交道呢？没有哪一项工作有这个需要。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可见，倍倍尔的话说得很好，而你们的理解却很糟。［158］
投靠民族民主党人也好，投戈洛文的票也好，企图抛弃没收的主张也好，这一切都是同一条错误路线的几个部分，这一切都不是没有经验的表现，而正是政治上动摇的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邀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在这里，有人对我们说，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没有出席，他没有出席是不能对他加入党一事进行谴责的。这就好象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他们对我们说，等到开代表大会再谈吧，不开代表大会问题弄不清楚。而现在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又说，没有普罗柯波维奇出席不行，等以后把问题转给彼得堡组织吧。这是诡辩。
普罗柯波维奇是个著作家，他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普罗柯波维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抱着某种机会主义的目的钻到我们党内来的。他加入铁路区党组织显然是对我们的嘲弄。这是用来掩护杜马工作的幌子。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就在于让他利用了这种幌子。我们的杜马党团的过错就在于，它帮助了那些不在党内工作、从根本上敌视党、为《同志报》撰稿的自由派著作家踏着杜马的阶梯进入我们党里来。
切列万宁在这里为杜马党团的政策辩护，他说，就算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落后了，现在反动了。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要把问题看死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低潮时期表现不好，他们在高潮时期可能还有用处，那时他们会迅速地向左转。
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说法，只不过说得格外露骨罢了。因此这种说法是骗人也就更加明显。就拿革命的两大路标即1905年10月这个最大的高潮和1907年春天这个最大的低潮来说吧。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配当民主派吗？不配。孟什维克自己在《开端报》上都承认这一点。维特是交易所的代理人，司徒卢威是维特的代理人，孟什维克当时就是这样写的，而且也写得对。那时，孟什维克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应当揭露他们，使他们在民主派中间威信扫地。
现在，1907年春天，你们也开始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不中用的民主派。可见，不论在高潮时期或低潮时期，立宪民主党人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个时期，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会称之为动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动摇，转而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妄想“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结果只是给工人政党带来了害处，终于看到自己错了。
简单地谈谈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代表“中间派”说话，他反映了崩得的观点。他攻击我们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决议案。他公然用分裂，用杜马党团要退出大会来威胁我们，说什么我们的决议案使杜马党团受到了侮辱。我特别强调这几句话。我吁请你们把我们的决议案仔细再看一遍。
要求冷静地承认错误，还没有加以任何严厉的指责，就认为是一种侮辱，就谈到要分裂，这岂不是怪事？？这岂不是表明我们党有害怕承认错误、害怕批评杜马党团的毛病？
居然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单是这一点就说明我们党内有某种非党的东西存在。这种非党的东西就表现在杜马党团同党的关系上。杜马党团应当有更强的党性，应当同党有更密切的联系，应当更加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如果能够这样做，就不会叫喊受了侮辱和以分裂来威胁了。
当托洛茨基说什么我们的难以接受的决议案有碍于我们的正确思想的贯彻的时候，我曾对他叫道：“拿出您的决议案来吧！”托洛茨基回答说：不，你们先得撤销自己的决议案。
你看，采取“中间派”的立场很不坏吧！那样做，可以为我们的（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错误（“不灵活”）而处罚全党，不让党“灵活地”叙述同一些原则！地方上的同志们会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没有贯彻自己的决议案？因为中间派生这个决议案的气，而一生气，他们就不肯说明自己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间派鼓掌）这不是有原则的立场，而是中间派无原则的表现。
我们是带着全党早就知道的两条策略路线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掩饰分歧和隐瞒分歧是不明智的，不体面的。我们要把两种观点更清楚地加以对比。我们要表明这两种观点在我们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是怎样应用的。我们要对党的经验作出明确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到我们的责任，结束无产阶级政策上的动摇。（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间派鼓掌）
7
有关事实的说明
马尔托夫同志引证我同《人道报》编辑的谈话（编辑的署名是艾蒂安·阿韦纳尔）［注：见本卷第10—16页。——编者注］，有些地方讲得不对。
在谈话中我提到，中央委员会（当然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委员）同立宪民主党人暗中秘密串通。现在，我的这番谈话已经由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证实了。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弄清楚，早在1906年11月，唐恩就私下同米留可夫、纳波柯夫以及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举行“茶话会”。这件事，唐恩认为既没有必要报告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必要报告彼得堡委员会。
同立宪民主党人会见，既不呈报中央委员会，也不呈报彼得堡委员会，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暗中秘密串通。
在谈话中还指出，孟什维克并没有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卑鄙建议：把工人的席位交给孟什维克来换取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帮助。马尔托夫同志证明说，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反对过这个建议。我根据事实声明，孟什维克的行动与他们口头上的反对有矛盾：（1）在口头上，孟什维克答应把全部席位都交给工人选民团。实际上，当全体工人初选人通过自己的集会号召孟什维克（以220—230票对10—20票的多数）不要“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时，孟什维克却拒绝服从；（2）在1月25日以后，即在左派联盟成立以后，孟什维克在报刊上提出了支持左派联盟的条件：让孟什维克复选人在第二级选举中有行动的自由。这个条件在客观上只能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第二级选举中决心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
尼·列宁
8
声明［159］
主席团说明，撤销昨天的决定是不可以的，——这样说是正确的。（喊声：“当然！”）要撤销这个决定，得由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一项决定，允许把这项建议提付表决。在目前情况下，谁也没有建议撤销昨天的决定。这个决定仍然有效。是否可以以后再讨论呢？阿布拉莫维奇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因素，即关于以后再讨论的问题是由于昨天表决了指示问题后产生的新情况（拉脱维亚代表提出的理由）引起的。这个新理由是阿布拉莫维奇没有估计到的。因此，维尔涅尔的建议是合乎会议规程的。
9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早已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个阵营的那些原则分歧的中心点。还在革命刚取得一些巨大成就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前（如果可以把1905年上半年说成革命以前的话），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两种定型的看法。争论关系到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都同意。但它们对这一范畴的理解以及对由这一范畴得出的具体政治结论在看法上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这一派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而无产阶级只能处于“极端反对派”的地位。无产阶级不能担负独立进行这场革命的任务，不能领导这场革命。1905年进行的关于临时政府的争论（确切些说，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临时政府的争论），特别鲜明地反映了这些分歧。孟什维克之所以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首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或领袖。在得到新《火星报》赞许的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决议（1905年）［160］中，这种观点表现得十分露骨。这个决议公然指出，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会吓跑资产阶级，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里显然是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够也不应当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
布尔什维克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决认为，我国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俄国目前发生的这场变革的任务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国，由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丝毫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土地私人经营制，不管谁是法律上的土地占有者）和商品经济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尖锐和深刻，发展得愈来愈广泛和单纯了。
这一切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完全没有争论的。但是，决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领袖。得出这种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就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于，我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并且联合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时候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民主成果，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以便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对付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必然力图磨平革命的锐角，不让革命进行到底，不让无产阶级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迫使资产阶级力求保存旧政权的某些工具和机构，以便用这些工具来对付无产阶级。
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在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时期，资产阶级也仍然是动摇于革命和反动之间的成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可见，资产阶级不可能是我国革命的领袖。
这场革命最大的特点是：土地问题非常突出。土地问题在俄国比在相应条件下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尖锐得多。1861年实行的所谓农民改革是极不彻底和极不民主的，并没有动摇农奴主－地主统治的庞大基础。所以，土地问题，即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是目前这场革命的一块试金石。这种争取土地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给他们土地，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农民取得胜利的条件。
从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大部分农民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俄国当前的革命要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早在1905年初，我指的是1905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提法，它已经被俄国革命的各个重大阶段上的事件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理论结论在实践中、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在1905年10月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时期，无产阶级走在最前列，资产阶级动摇犹豫，农民则捣毁了地主的庄园。参加萌芽状态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起义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农民中很快就产生了比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更左倾即更革命的民主的“劳动团”。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农民直接打败了自由派。无产阶级走在前面，农民比较坚决地跟随无产阶级前进，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动摇的自由派。
现在来谈谈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我所说的观点上的差异充分表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的对立上。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点是说明几大类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我们早在提交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们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政党有三大类，即十月党、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当时这个派别还没有完全形成，“劳动派”这个名词在俄国政治词汇中还不存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我们现在的决议案保存了这个特点。这个决议案不过是变相的斯德哥尔摩决议案。事件的进程充分证明斯德哥尔摩决议案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根据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稍稍变动一下就可以了。
孟什维克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既没有分析政党的类型，也没有分析各个政党的阶级内容。决议案软弱无力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俄国还只是刚刚形成，因此还没有具备稳定政党的性质”，“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哪一个政党现在就已经同时兼有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革命性”。难道这不是软弱无力的言论吗？难道这不是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吗？离开了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有政党的充分的稳定性，正象永远不可能有“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样。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揭示登上历史舞台的各个政党的阶级根源。我们的决议案表明，这个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我已经根据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例子说明，决议案指出的政党的三种类型在整整一年的革命过程中是相当“稳定的”。
孟什维克的观点是不稳定的。他们现在的决议案甚至比他们去年的草案又倒退了一大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人民杜马报》第12号（1907年3月24日）登载的这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论据部分指出：第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一系列共同的任务”；第二，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同其他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三，在农民占多数而城市民主派软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第四，“在资产阶级政党目前这样的组合情况下，国家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得到完备的表现”，在一极上它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不准备进行斗争，而在另一极上则反映了农民的“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和土地空想这两种幻想”。论据部分就是这样。现在再看看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无产阶级在实行独立政策的时候，既应当同一些人的机会主义和立宪幻想作斗争，也应当同另一些人的革命幻想和反动的经济方案作斗争。第二个结论是，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同这些政党的行动配合起来”。
凡是希望确定工人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决议案连一个也没有回答。这些共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必须确定各个政党的阶级性质。然后应该弄清楚各个阶级在目前革命中基本的相互关系，就是说，这些阶级同革命的继续或发展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其次，应该从一般地分析阶级进而分析各个政党或各个政党集团现在所起的作用。最后，应该具体指出工人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
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根本没有说明这些问题。这是一种敷衍态度，它笼统地说什么无产阶级政策应该同资产阶级政策“配合”。究竟怎样“配合”，同哪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配合，这方面却一字不提。这是一个关于政党但又不谈政党的决议案。这是一个又要确定我们对各个不同的政党的态度，又丝毫没有确定我们的态度的决议案。决不能遵照这样的决议案行事，因为这个决议案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随便用什么方式和拿什么东西去“配合”。这样的决议案谁也约束不了；它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派的”决议案。对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但是它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里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以至任何一个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都可以在这个决议案上签字。请看这个决议案的一些要点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同任务”……难道所有的自由派报刊不也在这样叫喊吗？……必须“配合”——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要求的……既同右面的机会主义又同左面的革命主义作斗争，——这正是想要置身于劳动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最喜欢用的说法！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独立而自主的工人政党的立场，这是希望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占据“中间派”地位的自由派的立场！
请大家从实质上来考察一下孟什维克的论点：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对不对呢？完全不对。请大家回想一下我国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吧。大家可以看看布里根杜马。沙皇号召人民走合法的道路，号召接受他的（沙皇的）筹组第一届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无产阶级的回答是坚决拒绝。无产阶级号召人民扫除这种机关，不让它成立。无产阶级号召一切革命阶级为争取最好的筹组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而斗争。这丝毫不是预先确定不去利用最坏的机关，如果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这种机关实际上还是产生的话。这是反对实现最坏的筹组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的斗争。有些人在评价抵制的时候，总是犯逻辑错误和历史性错误，把在某种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同反对这种机关的实现的斗争混为一谈。
自由派资产阶级怎样回答无产阶级的号召呢？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叫反对抵制。他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自由派教授们叫学生好好学习，不要罢课。资产阶级就是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回答无产阶级关于进行斗争的号召的。这两个阶级甚至在民主革命中的对抗，那时就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了。资产阶级想缩小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不让无产阶级越出成立布里根杜马这个范围。
自由派的科学泰斗维诺格拉多夫教授那时就这样写道：如果我国革命走1848—1849年的道路，那会是俄国的幸事，如果我国革命走1789—1793年革命的道路，那会是俄国的不幸。这位“民主派”竟把革命夭折、起义失败称为幸事！如果我国革命象1793年法国革命那样无情地镇压自己的敌人，那么，照“自由派”的意见，就得叫普鲁士的骑兵来恢复秩序了。孟什维克说，我国资产阶级“不准备进行斗争”。而事实上资产阶级那时就已经准备进行斗争，他们准备进行的正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对革命取得“过大的”胜利的斗争。
我们再往下看。就拿1905年10—12月来说吧。在我国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曾表明它“准备进行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用不着证明的。这一点是当时的孟什维克报刊完全承认的。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拼命给革命抹黑，把革命说成是盲目的疯狂的无政府行动。资产阶级不仅不支持人民建立的起义机关——所有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反而害怕这些机关，反对这些机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当时怎样把这些机关称为下流场所。资产阶级认为这些机关的建立表明革命走得太远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想把人民的革命斗争劲头引到警察控制的立宪反动制度的狭窄轨道上去。
关于自由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就不必多讲了。孟什维克也承认，在第一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干扰社会民主党人和一部分劳动派分子实行的革命政策，阻挠他们的活动。而在第二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公然附和黑帮，公然支持政府。
现在说什么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派”，这等于是嘲弄事实。现在对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不置一词，就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孟什维克在他们的决议案中谈到城市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他们使用这个奇怪的术语却违背他们的本意而泄露了天机。我们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常常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这个词的特殊含义。例如，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孟什维克决议案中提到的现实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决议案是在赞扬资产阶级温和谨慎！
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不准备”进行斗争的论断，加上他们的策略纲领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采取“片面的敌对的态度”的公开声明，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一切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用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偷换工人政党的独立政策。孟什维主义的这种实质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不是单纯从他们的理论见解中引伸出来的，这种实质表现在一年来他们为贯彻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一切重大措施上。请看看“责任内阁”、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投戈洛文的票等等例子吧，实际上这正是一种依赖自由派的政策。
关于农民民主派，孟什维克说了什么呢？决议案把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农民的“土地空想”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完全同类的东西。孟什维克说，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样也必须同农民的空想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作斗争。这是典型的孟什维主义论调。有必要来谈谈这种论调，因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根据这种论调，在实际政策中必然会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这里表面上看来是批评农民的空想，而实际上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推动农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任务。
的确，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农民的土地空想在目前革命中的意义。农民的主要空想是什么呢？无疑是平均制思想，是他们相信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够消除贫困、失业和剥削的根源。
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空想，这是小资产者的空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反动的偏见，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不是小业主的平等，而是公有化的大生产。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评价的不是农民的理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义，而是农民的理想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意义。在目前革命中，把全部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分给或平均分给农民，难道这是空想，是反动？！不！这不仅不是反动，恰恰相反，它最坚决最彻底地表达了完全消灭整个旧制度和全部农奴制残余的愿望。如果认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以保持住“平均制”，甚至认为“平均制”可以成为半社会主义的开端，这种想法才是空想。而农民希望立即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空想，而是革命，而且是从革命这个词的最严格最科学的含义上说的。夺取土地并分配土地，会给资本主义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客观上看，即不是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俄国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它。但是这种变革可能有两种形式：要么是普鲁士式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么是美国式的。这就是说，地主可能取得胜利，强迫农民赎买或接受其他微不足道的让步，同一小撮富人勾结起来，使群众彻底破产，把自己的经济变为容克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变革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但对农民是最不利的，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看是最不利的。相反，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时对农民最有利的一种形式。
而且这不单单对农民更为有利，就是对无产阶级也是更为有利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知道，除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这场变革进行得愈不充分和愈不彻底，那么愈长久和愈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任务，不是纯属本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是一般的民主任务。农民的胜利愈彻底，那么无产阶级就会愈迅速地最终作为一个阶级分离出来，就会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空想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则是革命的。因此，把自由派在目前革命中的反动性和农民在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时的反动空想主义相提并论，那就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逻辑错误和历史错误。自由派力图把目前的革命加以阉割，把它变成赎买、立宪君主制、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等，农民则企图把他们立即打垮地主、夺取全部土地、分配全部土地的愿望反动地用空想加以理想化。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不仅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且甚至背弃了彻底的革命民主派的观点。如果决议案中写什么要在目前革命中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农民的革命主义作斗争，这个决议案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写这个决议案的人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中处于自由派和农民之间的知识分子。
我在这里不能十分详细地评论孟什维克的著名策略纲领及其臭名远扬的反对“无产阶级对自由主义采取片面的敌对的态度”的口号。这种口号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和非无产阶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
最后，我要谈一谈一种常见的对我们提出的所谓异议。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劳动派常常同立宪民主党一起来反对我们。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不是对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决议案提出的异议，因为我们是十分肯定和十分坚决地承认这一点的。
劳动派显然不是十分彻底的民主派。劳动派（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显然动摇于自由派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我们指出了这一点，也应当指出这一点。这种动摇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他不由自主地要反对这种状况，争取民主，赞成消灭剥削的主张。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如果不是今天的业主，那也是明天的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使农民幻想和渴望出人头地，自己成为资产者，固守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固守着自己的一堆粪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12页。——编者注］（如马克思愤慨地说过的）而和整个社会对立。
农民和农民民主派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一点也不要为难，不要怕同这种动摇划清界限。每当劳动派表现出畏缩和追随自由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毫无顾忌地、十分坚决地反对劳动派，揭露和谴责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
我国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小资产阶级往往而且必然最容易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最容易表现出没有气节，最容易背弃革命道路，最容易叫苦和后悔。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工人政党都要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当善于利用哪怕是杜马讲坛来公开揭露不坚定的民主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杜马中发言：“农民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代表背叛了你们，当了自由派地主的尾巴。你们的杜马代表把农民事业出卖给自由派的空谈家和辩护士了。”要让农民知道，我们也应该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不仅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民主的利益方面，不仅在捍卫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反对农奴制剥削的全体农民群众的利益方面，都只有工人政党才是真正可靠的，始终如一的。
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实行这种政策，我们就可以从我国革命中给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事业发掘出大量的财富，——不管命运会怎样摆布我们，不管革命会遭到怎样的挫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发掘出这样的财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一定会向整个工人阶级提供极丰富的思想、极明确的认识和极坚定的斗争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走这一切。即使革命遭到了失败，无产阶级也可以首先学会了解自由派政党和民主派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学会仇恨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有着这样丰富的知识和这样的思想素养的无产阶级，将来一定会更加齐心、更加勇敢地去进行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和中间派鼓掌）
10
就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所作的总结发言
我从这里触及到的波兰代表团的立场问题谈起。人们（特别是崩得分子）责备波兰同志，说他们前后不一致，居然同意了我们的决议案，而他们在委员会里亲口说过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能够这样责难是由于玩弄了一个很简单的手法：回避了代表大会面临的有关这项议程的那些问题的实质。凡是不想回避问题的这种实质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同波兰同志们的意见一致的。第一，我们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无产阶级在同其他一切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们的革命性如何，不管它们保卫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发生关系时，绝对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第二，我们一致承认，工人政党有权利和有义务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包括农民政党在内）不仅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而且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斗争。
在波兰同志提交代表大会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报告的决议案中，这些思想或者说论点都表达得非常明确。那里直接谈到对一切政党（直到社会革命党）都要保持阶级独立性。那里直接谈到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集团共同反对自由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是我们俄国所谓的左派联盟或左派联盟政策。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的真正的一致把我们和波兰同志联合起来了。否认这一点，说什么波兰同志的行为前后矛盾，那就是回避直截了当地提出原则分歧。
无产阶级因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同于一切政党，哪怕是最革命最共和的政党，此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领导着整个革命民主派的斗争。在波兰同志的决议案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中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这难道还能否认吗？
关于托洛茨基，我想谈几句话。我现在没有工夫谈我们同他的意见分歧。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断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李伯尔同志拼命责备我，说我甚至把劳动派也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排除出去了。李伯尔在这里又是只注意词句，而不注意争论的实质。我说的不是要取消我们同劳动派的共同行动，而是必须同劳动派的动摇保持距离。当劳动派出现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的时候，就应当不怕同他们“划清界限”。当劳动派不是采取彻底的革命民主派观点的时候，就应当无情地揭露他们。李伯尔同志，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工人政党实行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那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同一部分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就是这部分资产阶级必须接受我们的政策，而不是相反；要么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独立性就是一句空话。
除李伯尔外，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争论的实质，只不过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普列汉诺夫谈到罗莎·卢森堡，把她形容为云端圣母［161］。没说的！争辩得多优雅，多委婉，多动人……但是我仍然要问普列汉诺夫：圣母归圣母，而你对问题的实质有什么看法呢？（中间派和布尔什维克鼓掌）如果把圣母抬出来是为了回避从实质上分析问题，这可是不好。圣母归圣母，但我们对“全权杜马”该怎么办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同马克思主义或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李伯尔和普列汉诺夫用不同的口吻对我们说：“有时候可以达成协议。”说这种话很方便，但是毫无原则，毫无内容。同志们，我们本来也只是有时候，仅仅是有时候，才容许在一定情况下同劳动派达成协议。我们很乐意把这些话写进我们的决议案。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共同行动有时候是可以容许的？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这些重大的问题被普列汉诺夫用委婉的俏皮话和李伯尔用慷慨激昂的空话掩盖了。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实践问题。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所说的有时候可以达成的所谓的协议、所谓的“技术性”协议是什么意思！这种协议无非是一种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派的政策。“有时候”只不过是掩饰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不高明的遁词而已。
普列汉诺夫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必须支持资产阶级的言论。可惜他没有引用《新莱茵报》上的言论，可惜他忘记了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马克思是怎样“支持”自由派的。其实，要证明这样做是无可争辩的，也无须扯得这么远。旧《火星报》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支持自由派，甚至支持贵族代表。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当社会民主党还应当唤醒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现在，各种各样的阶级都已经登上舞台，一方面，农民革命运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自由派的背叛已经成为事实，——在这种时候，根本谈不到我们要支持自由派。我们大家都同意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应当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而自由派是怎样对待这个要求的呢？
普列汉诺夫说：一切多少还算进步的阶级都应当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我不怀疑，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事实上孟什维克的政策所要求的却不是这样，而是相反。事实上在去年一年内，即在所谓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时期，正是孟什维克每次都做了立宪民主党的工具。无论在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的时候，还是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都是这样。经验表明，在这些场合，同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愿望”相反，成了工具的恰恰是无产阶级。至于“全权杜马”的问题，至于投戈洛文的票的事，那就更不用说了。
必须十分明确地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我们必须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工人政党的政策才会是独立的政策，才不仅仅在口头上是革命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影响动摇于自由主义和革命斗争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他们毫无理由地在这里抱怨我们，说我们提出的自由派在欺骗小资产阶级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不仅我国革命而且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派正是靠着欺骗来影响许多居民阶层的。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使这些阶层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年来不断破坏而且终于摧毁了（例如在柏林）自由派对广大居民群众的影响。我们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使立宪民主党失去他们的民主派拥护者。
现在我举例说明，孟什维克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会导致什么结果。在孟什维克的《俄国生活报》1907年2月22日这一号（第45号）上有一篇不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文章，谈到了选戈洛文的事和戈洛文的演说，该文说：“国家杜马主席担当了伟大的重要的任务，——他说的话应该是凝聚着14000万人民的主要要求和需要……可是戈洛文先生一刻也没有超出立宪民主党党员的地位来表达整个杜马的意志。”请看，这话听起来多么有教益啊！孟什维克仅仅为了要投票支持，就说自由派负有重要的任务——代表“人民”说话。这就是把思想政治领导权直接转交给自由派。这就是完全抛弃了阶级观点。我可以说，如果在左派联盟中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异想天开说什么劳动派分子负有重要的任务，反映“劳动者”的需要，那我会完全同意坚决谴责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思想联盟，而我们是不应当同任何人，甚至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任何类似的联盟的。
顺便提一下，马尔丁诺夫说，当我们提出关于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落到了结成这种联盟的地步。这是不对的。我请你们注意一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家报纸上登载的中央委员会拟定的选举纲领草案中，我们看到的同样也是这种要求土地和自由的口号！马尔丁诺夫的话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
最后，我想对波兰同志们说几句话。也许，对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说，似乎不需要确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也许是因为波兰的阶级斗争比较尖锐，这样做没有必要。但是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明确地指出劳动派政党的阶级性质，对于指导整个宣传鼓动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只有根据对政党的阶级分析，才能十分明确地向整个工人阶级提出我们的策略任务：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背叛成性的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和中间派鼓掌）
11
就波兰代表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决议草案所作的发言
从上一个发言中你们可以看出，波波夫同志说目前的争论徒劳无益是说得非常正确的。你们也亲眼看到了李伯尔的发言毫无原则。我只是提醒你们一点，在我们这个没有搞出什么结果来的委员会中，投票反对我们和拉脱维亚同志们而主张以波兰草案［162］作为基础的有4名孟什维克，1名崩得分子，2名波兰代表。
总之，在委员会中主张以波兰草案作为基础的是那些在原则上与波兰代表距离最远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用孟什维克的观点修改草案，是为了使决议案成为它的起草人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在这种情况下亲自和孟什维克一起投票赞成（李伯尔说：“不对！”），在表决是否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时也是如此。在这以后，他的慷慨激昂的关于原则的发言简直是可笑的。
我完全明白波兰代表为什么竭力要以自己的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的决议案写得那样详细是不必要的。他们只想说明真正把我们同他们联合起来的两大原则：（1）无产阶级在一切与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要划清界限而保持阶级独立性；（2）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这两种思想也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中。然而，波兰草案写得那样简短，就给孟什维克留下了过多的钻空子的机会。孟什维克拿自己的修正案迫使草案起草人投票反对自己的整个草案。但是，孟什维克也好，崩得分子也好，他们自己又不敢坚持经过他们那样“修改的”波兰草案。于是整个委员会的工作就彻底破产了。
现在对我们大家说来，特别是对波兰同志说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力求把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当作基础。如果对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也要作一些无法接受的修改，那就不得不承认代表大会无能了。但是以这个对几大类政党都作了正确分析的草案为基础，通过一项具有十分明确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精神的决定，还是可行的。
反对我们的草案的人说，这个草案对政党的说明太琐碎了。他们说，政党可能分裂，可能改组，这样一来，整个决议就不适用了。
这种反对意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所说明的并不是小派别，甚至不是个别政党，而是几大类政党。由于是很大的几类政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少有可能发生象革命高潮完全代替革命低潮或者革命低潮完全代替革命高潮那样迅速的变化。大家可以把这几类拿来仔细研究一下。反动的资产阶级和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不变的类型。除了这两种不变的类型以外，我们仅仅增加了两种类型：十月党（介乎黑帮和自由派之间）和劳动派集团。这两种类型是否可能迅速变化呢？不可能，除非我国革命发生根本的转变，使得我们无论如何不仅要根本修改我们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甚至要根本修改我们的纲领。
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提出的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这一纲领性要求。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可能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没收欲望。这在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会是一种骗术。而在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是一种必然。可以担保，在评价劳动派政党时产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会比我们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性要求更早得到修改。
我还要指出一点，为了避免对左派联盟的任何误会和曲解，我们明确地说明了劳动派政党的斗争内容。事实上这些政党并不反对一般的剥削（正象他们自己所感到的），更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正象他们的思想家所说的），而只是反对农奴制国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明确地指出这个真实的斗争内容，马上就可以消除任何关于工人政党和农民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有可能共同行动的错误思想。
此外，我们在自己的决议案中还明确地指出劳动派政党的“假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号召大家坚决反对掩盖小业主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我们号召大家揭露小资产者的迷雾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一定要指出这几点。但是必须指出的也就是这几点。孟什维克还加上了要同农民在目前革命中的革命主义和空想主义作斗争，这是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决议案的意思正是这样。而这种思想在客观上就是号召人们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自由派中那些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政治思想流派正是把没收说成是革命主义、空想主义等等。孟什维克一年来偏离这些原则而在实践中拒绝捍卫没收的主张，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你们不应当这么做，同志们！唐恩在他的一次发言中俏皮地说：我们的批评家如果老是批评我们干了我们没有干过的事情，那是很糟糕的。我们只是想拒绝没收，但没有真的拒绝！
我要回答说：假如你们真的拒绝了，那我们就已经不会有统一的党了。我们不应当采取这种拒绝的态度。假如我们想采取这种政策，哪怕只是有一点点这种想法，我们就会动摇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的一切革命基础。（布尔什维克、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鼓掌）
12
反对李伯尔提出的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163］
李伯尔是错误的。从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李伯尔的这些修正意见的性质。他的声明充满学生气，这是他缺乏原则性的典型表现。
13
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164］
（1）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不能把它们删去。第一点是指出经济上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阶层。这是很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政党中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企图使农奴主－地主和劳动农民和解，主张保存专制制度的一切残余。
说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不是孟什维克的意见，说这个意见表达了“同一个”思想，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同意。但托洛茨基未必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好。我们说“同时”，指的是当前政策的基本性质。毫无疑问，这种基本性质是这样的：环境迫使我们同时做到既反对斯托雷平，又反对立宪民主党。对于立宪民主党的背叛政策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增补的文句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在决议案中不是要捕捉个别的怪事，而是要确定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路线。
14
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
（1）
大家都明白，马尔托夫的修正意见［165］关系非常重大。“技术性协议”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概念。原来，他们认为“全权杜马”也算“技术”问题。如果马尔托夫以为我们所说的同劳动派的协议不是技术性的，那他就错了。我们的决议案并没有说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达成技术性协议是不允许的。一项决议案不应当规定允许做什么或禁止做什么，而应当指出政治思想路线。如果你们不满意决议案没有禁止做什么的规定，而要加上你们“允许做什么”的注释，那么，这样就会破坏我们决议案的整个精神和主旨。如果这样的修正意见获得通过，那我们只好收回自己的决议案。
马尔托夫说我们拒绝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提到我们同革命民粹派之间存在着对抗，这明明是用不能容忍的谎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同时也表明他的修正意见［166］是凭空想出来的。事实不是这样，不是我们拒绝同民粹派的假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你们孟什维克同志们拒绝支持革命民主派，偏爱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民粹派的大多数派别（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不但没有特意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相反，它们都有容易受自由派影响的毛病。全体民粹派的真正革命性，就是力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只有自由派才认为这样做是“冒险主义和空想”。实际上马尔托夫是在给自由派帮忙。
15
反对马尔丁诺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167］
（1）
马尔丁诺夫的修正意见又一次企图提出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农民在当前革命中比立宪民主党更反动（或者可能更反动），因为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性只字未提。马尔丁诺夫的论据颠三倒四。农民的两重性不在于他们摇摆于革命和反动之间，而在于他们摇摆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为了证实马尔丁诺夫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孟什维克不可避免地、必然地会搬出他们很喜爱的一个思想，即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是反动的，而赎买是进步的。所谓农民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自由派地主的说法。至于什么我们会使无产阶级运动服从于农民运动，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因为我们已经几十次地作过否定的声明，并在各项决议案中说明过这一点。
如果我们接受了马尔丁诺夫的修正意见，那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无疑是可笑的。关于对农奴制国家要进行坚决斗争这一点，我们在决议案的开头就已经说明了。现在应该从这一社会经济命题中作出政治结论。我们的任务是使被自己的经济状况推向斗争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农民）摆脱那些不能对农奴制国家进行坚决斗争的资产者的影响（摆脱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马尔丁诺夫建议把开头说过的话在结尾再说一遍，目的是要模糊明确的政治结论。
16
国家杜马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168］
我们的委员会没有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的草案6票赞成，6票反对。孟什维克的草案5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现在我要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草案简短地向大家作一申辩。这个草案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同意的。
我们认为，关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已经谈过的东西，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里都应该删掉，因为杜马斗争只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政党和专制制度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部分。
在本决议案中，我们只谈到我们在杜马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至于说明我们是怎样参加杜马的，我们根据下面的理由把决议案的这一部分——关于抵制这一条——删掉了。我个人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鉴于一切自由派报刊所采取的态度，本来应该对我们是怎样参加杜马的这一点作出说明。不管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如何，工人政党必须声明：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我们才不得不暂时同这种畸形的机关打交道。可是拉脱维亚同志们反对这一条，为了不妨碍工作迅速结束（我们必须赶紧工作，使得代表大会能在明天如期闭幕），我们取消了这一条。反正代表大会的意志是明确的，而由于时间不够，也不能进行原则性的辩论。
现在我谈一谈我们决议案的基本思想。实质上这完全是重申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内容。第1条着重指出杜马本身是毫不中用的。提出这个看法是必要的，因为直到现在农民的广大阶层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仍然对杜马极其天真地寄予厚望。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揭穿自由派为了他们自私的阶级目的而支持的这一天真的幻想。
第1条第2部分提到议会道路的不中用，提到要说明群众公开斗争的不可避免。这一部分阐明了我们对于摆脱目前状况的办法的积极看法。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并且明确地重申我们的革命口号，因为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常常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动摇。应该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革命道路。
第2条专门阐明杜马内的直接“立法”工作与鼓动、批评、宣传、组织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工人政党对于杜马内工作和杜马外工作的关系的看法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截然不同。两种观点的这一根本区别必须着重指出。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政客，他们陶醉于背着人民玩弄议会把戏。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他们被派到敌人的阵营，密切配合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来进行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工人运动，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使阶级斗争的一切个别的局部的形式，包括议会的形式，完全服从于这一斗争。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在杜马外的斗争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只说我们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和经济需要等等，那是很不够的。这一类说法（象旧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所说的那样）意思含混，任何一个自由派都可以同意。任何一个自由派都可以泛泛地谈论人民的经济需要。但是没有一个自由派会使杜马的活动服从于阶级斗争，而正是这个观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十分明确地说出来。事实上，使我们区别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恰恰就是这个原则。
人们（特别是崩得分子，据说他们是调和派）有时指出，必须倒过来说，即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外的斗争应配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只能散播极其有害的议会幻想。局部必须配合整体，而不是相反。杜马可能暂时成为整个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但前提必须是这一整体不被忽视，阶级斗争的革命任务不被抹杀。
我们的决议案的第3条是针对自由派的杜马政策而写的。这一政策的口号是“保全杜马”，它只是替自由派与黑帮的勾结打掩护。必须把这一点向人民公开指出来和说清楚。自由派的口号一贯地败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我们的职责是无情地揭露自由派施放的这种烟幕。撕下自由派的假面具，指出他们口头上标榜民主而实际上与黑帮一起投票，——这样做可以使余下的民主派脱离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
我们在确定自己的杜马政策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任何为冲突而制造冲突的想法，它从正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所理解的“适时行动”的含义，即必须顾及杜马外面由于客观条件而发展起来的革命危机。
最后一条是针对声名狼藉的“责任内阁”而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这一口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是要利用沉寂时刻来削弱群众的革命意识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口号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都得到了孟什维克的支持，而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公然写道：社会民主党应该使这个要求“成为自己的”要求。由此可见，这一口号在我国革命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工人政党必须确定自己对待这一口号的态度。不能拿现在自由派没有提出这一口号作为根据，因为自由派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暂时取消这一口号的，而实质上他们想同沙皇政府勾结的欲望是更加强烈了。“杜马组阁”的口号最明显地反映出自由派要进行勾结的这种内在的倾向。
我们不否认而且也不能否认：杜马组阁可能成为革命的一个阶段，客观情况可能迫使我们利用杜马组织的内阁。问题不在这里。社会民主党利用改良，是把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看待的，可是号召人民去进行局部的、不经过革命斗争就无法实现的改良，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社会民主党应该指出，即使从纯粹民主主义的观点着眼，这种口号也是非常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向无产阶级说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而不应该因为胜利可能不彻底、因为可能遭到局部失败就事先限制自己的政策——而实现（能否实现还不得而知）“杜马组阁”的条件正是这样的。
自由派尽可以拿民主去兑换几文钱，尽可以为了实现庸俗的、渺小的、可怜的幻想——幻想得到一点可怜的施舍而抛开整体。社会民主党应该唤醒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完整的民主任务，并且引导无产阶级去实现已经明确认识到的革命目的。我们应该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增强他们的斗志，而不要缓和矛盾，模糊斗争任务，麻痹群众的意识。（鼓掌）
17
关于代表大会名称问题的发言［169］
我感到惊奇，孟什维克竟然害怕把这次代表大会叫作第五次代表大会。难道我们的历史对谁来说是个秘密吗？
18
在辩论对中央委员当选人进行复选问题时发表的意见［170］
（1）
应该进行复选。李伯尔不对。他的全部论断都是一种可笑的诡辩。即使要进行抽签，可是谁来决定呢？是我们！我们是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代表。协商解决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代表大会，不是各个派别组织的会议。你们说，我们受权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和形式上的问题，而我们刚才就通过了关于国债的政治性决议［171］。
有人想用夺取权力这种可怕的字眼吓唬你们。但是我们正是受权在这次会议上挑选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场内哗然）同志们，安静些，你们的叫喊无论如何压不倒我！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利用那一票。我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我们在这里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用碰运气的办法即抽签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等于是进行赌博。决不能让党冒一年赌博的风险。我预先警告你们，如果——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党用抽签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责任由你们负。因此，这次会议应该进行复选。
| 载于1909年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召开的）。会议记录全文汇编》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09—365页 |
注释：
［152］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代表大会原来打算在哥本哈根或马尔默（瑞典）、布鲁塞尔召开。由于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丹麦、瑞典、比利时都禁止在其国土上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因此已汇集在哥本哈根的大会代表只得转移到马尔默，又从那里动身前往伦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推行机会主义政策，受到工业中心大多数最大的党组织的谴责。1906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必须立即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决议。至9月底，这一决议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俄国大多数党组织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1906年9月底，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一些党组织通过了《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书》，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906年1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了不迟于1907年3月15日（28日）召开党的例行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即《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9页）。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关于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关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约·彼·戈尔登贝格、尼·亚·罗日柯夫、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维·巴·诺根）、孟什维克4人（亚·马尔丁诺夫、诺·尼·饶尔丹尼亚、尼基福尔、约·安·伊苏夫）、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阿·瓦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卡·尤·克·达尼舍夫斯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代表大会还批准24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中有列宁。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307。
［153］这是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会议通过了头两项议程（即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后，接着讨论是否把具有理论性的原则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代表大会议程草案第3、4、5项——关于经济斗争的尖锐化和当前形势、关于无产阶级在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三个问题）列入议程。崩得分子Б．Ｈ．格罗谢尔（泽利策尔）建议取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执行主席、崩得分子弗·达·麦迭姆（维尼兹基）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就中止辩论进行表决。列宁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发言的。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继续就是否把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列入议程的问题进行辩论。在5月2日（15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被列入了议程。——307。
［15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308。
［155］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第11卷第1—124页和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308。
［156］代表大会通过的议事规程第4点规定：记名表决只在不少于20名代表要求的情况下举行；记名表决用投票方式进行。有人向大会主席团建议用唱名方式而不用投票方式进行记名表决。大会主席团以3票对2票的多数赞成这一意见。但是由于有分歧，问题被提到代表大会上讨论。结果代表大会多数（144票）赞成仍用投票方式进行记名表决。——311。
［157］七月罢工是指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7月21日（8月3日）的决议为支持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而举行的罢工。
关于1906年的七月罢工，可参看《暴风雨之前》和《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8—335页和第344—360页）两文。—316。
［158］这里说的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反对派的会议。参加这种会议的除民粹派外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对这种会议持否定态度。当听说民族民主党人也出席会议时，布尔什维克曾建议党团通过一项决议，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民族民主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这个党不惜用黑帮手段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伊·格·策列铁里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却引用奥·倍倍尔的话，并且说：“人们仅仅以有一个在道义方面使我们不满意的党出席会议为由而建议我们退出这种会议。对此我们没有同意。”（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194页）——321。
［159］这是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报告的决议时发表的声明。
代表大会委托一个十人委员会（每个派别派两名代表参加）来起草这个决议。委员会接到了四个草案：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孟什维克的草案、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草案和崩得的草案。委员会没有采纳其中任何一个草案，也没有审查任何一个草案的全文，而讨论了以下问题：（1）决议中是否应当包括对党团的政策性指示，（2）是否要列举党团的全部错误，（3）对党团的信任问题。讨论后，委员会起草了自己的决议草案，但没有获得委员会内多数的赞同。因此5月10日（23日）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还是讨论上面那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在决议中应包括对党团的指示的建议被否决，因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第二天，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泰·彼·卡尔宁（维尔涅尔）提议将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推迟到讨论关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杜马的问题以后再来讨论，理由是一部分拉脱维亚代表在第十九次会议上之所以反对在决议中包括对党团的指示，是因为在讨论关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杜马的问题之前，他们对这些指示是不明确的。
代表大会主席团把这个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并认为卡尔宁的建议不会撤销前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指示的决议。列宁支持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崩得代表不仅反对卡尔宁的建议，也反对提出这一问题。经过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名表决，卡尔宁的建议以149票赞成、144票反对、3票弃权被通过。——326。
［160］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12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2—93页）中详细分析了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决议。——327。
［161］“云端圣母”一语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5月12日（25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讽刺罗·卢森堡的话，当时她支持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李伯尔同志问罗莎·卢森堡同志，她坐在什么样的椅子上。真是天真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同志什么样的椅子也不坐。她象拉斐尔画中的圣母那样站在快乐幻想的云彩上面”。（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422页）——342。
［162］指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645页）。这个草案是在该代表民关于杜马党团报告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列宁对此提了许多意见。（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381—383页）——346。
［163］李伯尔的修正意见是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崩得机会主义分子对已被通过作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进行攻击的第一炮。李伯尔建议删去这个理论性决议案的第一部分：“现时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各个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估计各阶级现时的相互关系，据此确定自己对其他政党的态度。”李伯尔的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关于对这一决议的各项修正意见参看本卷第378—383页。——350。
［164］列·达·托洛茨基的第一条修正意见是：建议删去决议案第3条中下述词句：“这些政党（即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各政党。——编者）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政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代表大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托洛茨基的第二条修正意见是：建议把决议案第5条中的“同时反对反动势力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改为“既反对反动势力，又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政策”。这条修正意见为代表大会通过。——351。
［165］尔·马尔托夫的修正意见是：建议在决议案第3条里用附注形式增添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技术性协议的字句。在列宁发言后，代表们以记名投票否决了这一修正意见。——353。
［166］尔·马尔托夫的这个修正意见是：建议在决议案第4条里不要讲民粹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要讲民粹派革命主义的“冒险性”和“空想性”。在列宁发言之后，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354。
［167］亚·马尔丁诺夫的第一条修正意见是：建议删去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第4条中的一句话：“这些政党（指民粹派政党。——编者）用迷雾般的社会主义思想来粉饰它们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而添上：“这些政党把革命的民主的企求同反动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及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农民和小市民所特有的偏见结合起来”。这条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
马尔丁诺夫的第二条修正意见是：把决议案第4条中的“从而迫使它们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改为“从而迫使它们参加反对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这一条修正意见也被代表大会否决。——355。
［168］关于国家杜马问题，代表大会没有听取报告而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列宁代表起草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报告，维护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在表决以哪个决议草案为基础时，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得144票，孟什维克决议草案得131票。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被通过。经过在第三十四次会议上逐条讨论，整个决议以157票赞成、110票反对、11票弃权被通过。——357。
［169］列宁的这个发言是回答费·伊·唐恩的。唐恩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把这次代表大会定名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说他不愿意在代表大会名称中把派别纠纷固定下来。而实际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一直对党的第三次（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崩得分子列·格·沙皮罗（M．沙宁）的建议，把代表大会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361。
［170］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12人在代表大会上选出，其余3人由各民族组织在大会后选派。在代表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进行了选举。鉴于代表大会会场必须腾出，代表大会决定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继续开第三十五次会议，以计算选票和解决其他的技术性问题，但只能每四名代表推选一人参加，因此继续出席会议的共有75人，其中有22名布尔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14名崩得分子、11名波兰代表和7名拉脱维亚代表。中央委员选举计票结果是：9人获得多数票，另外5人得票数相等。因此必须从这5人中选举3人。布尔什维克建议进行复选，孟什维克则提议在这5人中抽签。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关于中央候补委员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参加拟定的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内容如下：
“中央候补委员由五派分别提名，名额为该派中央委员人数的两倍。
中央候补委员须经代表大会批准。
某个中央委员出缺时即由本派的候补委员递补，而无须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候补委员补缺的专门决定。”——362。
［171］这个决议是针对拟议中的英俄贷款协定而作出的。决议指出，西方国家给予俄国政府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实际成了俄国政府在镇压俄国各族人民方面的同盟者。决议呼吁英国民主派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它对俄国解放运动犯下这一罪行。——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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