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五卷——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1907年4月15日〔28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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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4月15日〔28日〕以前）IS7品论天涯网

　　《策略纲领（由马尔托夫、唐恩、斯塔罗韦尔、马尔丁诺夫等人在一批孟什维克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定，准备提交本次代表大会）》印成单页发表了。
　　这个纲领与《俄国生活报》第47号上登载的、由同一些孟什维主义领袖拟定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清楚。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单页里，根本没有提到是否打算以决议草案的形式来比较详细地探讨这里所阐述的策略观点，并具体说明将探讨哪些问题，等等。对这种不明确的态度，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策略纲领》本身在一些提法上极其含糊，很不明确。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把纲领中最后三项阐明“社会民主党在最近时期的迫切任务”的条文全部引出来。现在先从第3条谈起：
　　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含混、模糊和空洞的东西吗？这是提交1907年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呢，还是一般地论述工人阶级任务的通俗文章的摘要？
　　大家知道，已经提到代表大会议程上的有工会问题，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全权代表苏维埃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时期即工人运动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具体问题。而他们却用“独立活动”这种老生常谈和空话来款待我们，好象是存心要隐瞒自己对于实际生活提出的和党所提出的问题的看法！同志们，这不是纲领，而是官样文章。在有些问题例如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问题上，已经写出了一大批党的文献（从党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30］上的文章起，到许多小册子止）。写这个纲领，就应当从实质上回答问题，而不应当回避问题。
　　真是声色俱厉。看来，起草人想“发泄一通”。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们也不是那种对激烈论战喜欢抱怨的人。你们愿意怎样激烈都可以，只是要把你们的意图讲明白。可是你们的第2条讲得一点也不明确。可以猜想，它是“瞄准”布尔什维克的，但由于提法含糊而没有打中目标。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当然都会举双手赞成谴责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手段、“阴谋家的冒险活动”、“反动的市侩幻想”和“限制阶级独立性的尝试”。
　　我们给孟什维克同志们出个好主意。如果你们想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激烈论战，狠狠地“刺”他们，就要把决议案写得让我们无法接受。应当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出来，而不要给早就提出的问题蒙上一层新的面纱！看看我们是怎样做的吧：我们的关于非党政治组织的决议草案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反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哪些哪些思想，反对在某些党员的某些著作里反映出来的某种某种思潮。人们可以任意指责我们这个决议草案，但是要说我们意思含混或回避争论的实质恐怕是办不到的。
　　我们故意把这一条放在最后，因为只有这一条比较有内容，就是说，它触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同策略的原则基础。但仍然只是“触及”，仍然是水分太多而具体材料太少！头两句是老生常谈，在1894—1895年的报刊上这样谈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1907年这样谈就很不恰当了。而且它们在措辞上颇欠斟酌，例如，社会民主党反对和其他各个阶级进行任何“联合”，决不仅仅是反对“永久的联合”。
　　只有第三句才涉及到策略的基础。只有在这里，面纱才稍微撩起了一些，使人能看到我们时代的一些具体现象的轮廓。
　　在这里，与社会民主党对立的是：（1）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意图；（2）小市民土地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反动的偏见。向党提出的指示是对两者同样地进行批判。
　　我们来分析一下与党对立的这两个部分以及这种指示的意义。
　　同志们所说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意图”指的是什么，这一点不大清楚。笼统地说自由派资产阶级而不作进一步说明，这在1897年是可以的，但在1907年就绝对不行了。孟什维克同志们真是落后得惊人啊！俄国现在的各种政党在第一届杜马内，部分地已经在第二届杜马内显了身手。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注意到俄国这些已经完全形成的政党，那还算得上什么“策略纲领”呢？
　　很难设想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指十月党。显然，同志们是指立宪民主党类型的政党（民主改革党，也许还有和平革新党，都是同一类型的政党）。“意图”一词也使人这样看，因为我们看到，十月党不只是意图是反革命的，而是全部政策都已经是反革命的了。
　　可见，这里是指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意图”，也就是说，是指立宪民主党已经开始执行反革命性质的具体政策了。
　　这个事实无疑是确实的。公开而明确地承认这个事实无疑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互相敌对的派别接近起来。必须对这种意图进行“革命的批判”，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纲领把反动的“小市民土地社会主义的偏见”同自由派的反动意图相提并论。
　　我们不能理解，怎么能把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同学说（社会主义）、把具体政策（意图）同观点（偏见）加以比较和对照呢？？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要在策略纲领里能自圆其说，就必须这样做：（1）把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加以对比，例如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民主派（或反动的？）农民加以对比；（2）把一种政策同另一种政策加以对比，例如把反革命政策同革命政策加以对比；（3）把一些学说、观点和偏见同另一些学说、观点和偏见加以对比。这个问题非常明显，非常简单，因此使人不禁要问：孟什维克说得这样不合逻辑是偶然的吗？逻辑上的不明确是不是反映了政治思想上的不明确呢？
　　社会革命党、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充满了空想的反动的偏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评价这些政党的时候，当然应该指出这一点，就象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提交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里所做的那样。孟什维克在不合逻辑的语句中重复这种毫无疑问的看法，显然是随便抓住一条理由来为自己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辩护。事实上，在这个纲领里他们已经不能不为这种政策举出理由加以辩护了。现在孟什维克已经触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对比了。这当然是一大进步。在已经有了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和第二届杜马的部分经验以后，已经不可能单单用“黑帮危险”这种臭名昭著的谎言来替自己同立宪民主党订立选举协议、投票选举立宪民主党人当主席、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口号等等行为作辩护了。他们不得不提出布尔什维克早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这本小册子里就已提出的一个原则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农民对俄国革命的态度问题。现在孟什维克实际上是怎样说明这个问题的呢？
　　这是用经济分析来论证孟什维克对自由派和对农民的政策的唯一的尝试！“农民比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更不能……”——所谓“更不能”，就包含着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辩护的意思。
　　为什么说“更不能”呢？因为农民“还刚刚开始摆脱资产阶级以前那种生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理由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说农民“刚刚开始摆脱”，那么阻碍它摆脱的是“直接沉重地压迫着农民的农奴制残余”。我们党的土地纲领的头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由于农奴制残余直接沉重地压迫着农民，在农民中间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比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更加深刻、广泛、猛烈的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这里根本谈不上自由派资产者或农民是否能起领导革命的作用［注：总的说来，我们对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问题表示热烈欢迎。最好能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决议。孟什维克论证农民不能起领导作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问题不在于农民“刚刚开始摆脱”农奴制，而在于小生产（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基本条件迫使小生产者动摇不定：是维护“旧制度”和“私有制”呢，还是反对旧制度。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同样忽略了它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即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害怕无产阶级，必然要依靠旧制度的政权工具来保护自己“不受无产阶级的侵犯”。］；至于自由派和农民谁更能“独立地发挥革命主动性”，或者确切些说，作为独立的参加者来进一步发展革命这个问题，孟什维克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
　　孟什维克对农民的政治作用的看法，正好与全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包括在内）一致同意的、我们的土地纲领的基本论点相抵触。
　　第一，我们已经指出，“农奴制残余直接沉重地压迫着农民”。因此，在俄国目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农民不能不比自由派资产阶级更具有革命性，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的大小、生命力的强弱、持久和剧烈的程度都是以已经过时的旧制度的压迫的轻重为转移的。
　　第二，在我们的土地纲领里，我们要求“没收私有土地”。我们根本不要求自由派资产者提出这类非常激进的经济措施，甚至与此稍微近似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不存在能激起自由派资产阶级为没收很大一部分被旧制度视为“合法的”私有财产而斗争的客观条件。而在农民中间，我们大家都认为存在着这种客观条件，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没收，并不是由于偏爱极端革命的措施，而是由于认识到农民群众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农民的极其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就是从我们土地纲领所承认的这种前提中必然产生出来的。
　　第三，我们的土地纲领谈到“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这里公开承认必须对农民的直接革命斗争、对席卷国内广大地区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群众性“行动”持肯定态度。城市资产阶级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不仅“自由派”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不会有，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不会有。社会民主工党从来没有答应而且也不可能答应给城市资产阶级的任何“没收”方案以任何“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孟什维克所谓“城市”资产阶级“进步”而“农村”资产阶级“落后”这种常见的论断（在这个纲领里也暗示了这种看法）是多么的错误。他们所以作出这种论断，是由于他们不理解我们整个纲领在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这种斗争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内容）的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第四，俄国一年来的政治事件，特别是第一届杜马和选举第二届杜马，清楚地表明，农民尽管十分落后、十分涣散等等，却能一下子促成比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无疑更具民主精神的政治党派（如“劳动团”等）的形成。只要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和“104人”法案比较一下，或者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对集会自由和地方土地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所抱的态度比较一下，或者把立宪民主党以空洞的立宪词句来安慰人民和平息革命运动的刊物同劳动派以民主主义精神促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更多的阶层革命化的刊物（如《农民代表消息报》［131］等）比较一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总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能不承认，孟什维克在把自由派和劳动派加以对比时所作的估计是根本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根源是他们不理解俄国农业中发生的资产阶级变革。这种变革只能采取两种形式：或者是稍微去掉一点地主土地占有制中的农奴制特征，减轻一点对雇农的奴役，这样来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是没收地主的地产，把土地转交给农民（例如采取国有化、分配、“地方公有”等等形式）［注：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一点，就是我故意不涉及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中引起争论的问题（分配、国有化、地方公有），而只提到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不仅从形式上说是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而且从实质上说没有在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争论或派别之分。］，这样来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俄国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变革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变革（与民粹派的学说相反）。但是变革究竟采取第一种形式还是采取第二种形式，要看民主革命是取得胜利还是半途而废，要看决定革命进程和结局的是农民群众还是自由派地主和厂主。
　　斯托雷平也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也好，他们实行资产阶级变革都是为了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斯托雷平采取了最粗暴的亚细亚的形式，这种形式会在农村挑起斗争并加剧革命。自由派害怕这种情况，不愿意冒失掉一切的危险而主张让步，但这种让步仍然会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只要回忆一下赎买以及（这是最主要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如何组成就足以了解这一点了！在地方土地委员会中，地主代表和农民代表人数均等，并由政府代表担任主席，这样组成地方土地委员会就是让地主保持优势。赎买则是加强农民资产阶级实力和奴役农民无产阶级的一种办法。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的这种根本的经济上的一致性，正是孟什维克所不理解的。
　　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在让步的规模和实行改革的方式（粗暴地还是巧妙些）上有分歧。但是，斯托雷平也好，立宪民主党也好，都主张改良，也就是说，都主张用向农民让步的办法来保持地主的优势。
　　无产阶级和农民则主张革命，主张不仅消灭地主的优势，而且消灭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
　　斯托雷平说，我们可以用地主的一点点让步来终止革命。
　　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说，我们只有用地主的较大的让步才能终止革命。
　　农民和工人说，我们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把革命进行到底。
　　否定几种土地纲领的这种对比，就是否定我们自己的土地纲领，否定纲领里所说的“没收私有土地”、“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
　　承认这种对比，就是承认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民主派农民去反对专制制度和自由派。
　　因此，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全部策略上发生动摇并不是偶然的；只要他们还承认这个土地纲领，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动摇。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一心想以“转让”来代替纲领中的“没收”一词，从而十分彻底地表明了下一步还会搞机会主义，因为他们感到必须使他们那种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提法一致起来。
　　但是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一些有威望的孟什维主义领袖甚至还不敢公开地、直接地预先提出这个建议。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动摇就不可避免了。
　　他们要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同时又不敢公开讲明！无论是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或者以根本不存在的黑帮危险为借口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或者是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当杜马主席，这一切都不过是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使无产阶级接受自由派领导权的政策的具体表现。
　　但是孟什维克不敢公开维护这种政策。由于他们采取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去“臆造”一些假理由，说什么在选举中存在着“黑帮危险”，说什么“杜马组阁”不是为黑帮奸党同立宪民主党勾结打掩护的骗人的半截子改革，说什么自己的60—70票如果不投戈洛文（投票赞成他的共有356票，反对他的有102票），就有使立宪民主党遭到失败的“危险”，如此等等。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迫使他们去美化立宪民主党。他们避免直接说明这个党的阶级成分和它的阶级支柱。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避而不对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作出评价。他们不说“自由派资产阶级”，而说“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用一种初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论据来为他们对立宪民主党所作的这种根本错误的评语［注：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纲领没有直接指出立宪民主党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但是整个纲领和全部结论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孟什维克报刊也是这样“解释”的。纲领讲得吞吞吐吐，不过是反复提醒我们，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问题和我们对这些政党的态度问题确实大有必要。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制订坚定的策略。］辩解，说什么选举的统计材料表明正是大城市选出的立宪民主党复选人最多。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根据《言语报》的材料，在22个有左派联盟的大城市中，立宪民主党获得了74000票，而左派获得了41000票。这就是说，尽管左派在进行合法宣传方面力量非常薄弱（根本没有日报，根本没有公开的办事机构等），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还是一下子就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得了1/3以上的选票！因此，立宪民主党代表的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也就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根本不是城市“民主派”。第二，在所有的国家里，自由派资产阶级虽然长期领导人数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下层分子，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民主派政党，群众的党。社会党人和自由派争夺对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贫民的民主主义领导权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一开始就宣布立宪民主党是“城市民主派”就等于放弃这种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把它交给自由派。第三，否认自由派地主仍然是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支柱之一，就等于无视那些人所共知的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无视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成分，特别是无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律师等同地主的紧密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依赖。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就是自由派地主的政策。自由派在地主中间愈是占少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就会愈快地变成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社会和平”的善良愿望。立宪民主党并不会因为继续幻想使十月党人地主和劳动派农民和解并订立亲善协定［注：大家知道，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包括司徒卢威先生在内，提议选十月党人卡普斯京和劳动派分子别列津为第二届杜马副主席。我倒愿意把这个方案叫作自由派的……“机智”的“天才”表现。的确，客观情况也正是这样：立宪民主党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十月党人－地主同劳动派－农民和解。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由于害怕左派而不愿公开暴露这一点。然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客观条件的作用，通过使十月党人－地主同劳动派－农民和解以阻止革命，成了立宪民主党的历史任务。反过来也就是说：只要十月党人－地主和劳动派－农民双方的基本经济利益都能得到“满足”，俄国革命就不会彻底完成，不会进行到底。］而具有“民主精神”。
　　在说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时的根本错误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孟什维克的整个“策略纲领”。他们在下面这段话里再次表达了这种错误思想：
　　这一段妙论应当载入史册，作为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07年“忘记自我”的写照。
　　这简直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派面前发表的一整篇地地道道的忏悔词！真是难以设想：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在黑帮和杜马左派的政治对立已经明显地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危机已是客观存在、谁也不敢否认它已成熟的时候，在实力削弱了的自由主义“中间派”（立宪民主党）显然已向右转的时候，在自由派在选举中遭到了民主派农民排挤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向自由派忏悔，承认对他们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贬低了他们的进步作用！这到底算什么呢？是社会民主工党一些最杰出的领袖在代表大会之前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而提出的策略纲领呢，还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中间感到格格不入而郁郁寡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泣？
　　“无产阶级对城市民主派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逐个回忆一下去年的政治事件吧。是表现在抵制上吗？可是，第一，这件事发生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前，而纲领的起草人评论的是这次大会以后的事件。第二，这与“城市民主派”又有什么相干呢？不，显然不是指抵制。看来是指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这里的确表现出无产阶级对立宪民主党的敌对态度，但决不是对城市民主派的敌对态度。
　　那时在党内是谁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这种敌对态度呢？是布尔什维克……
　　纲领起草人无意之间说出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和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斗争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策。说得对。至于一心想缓和对自由派的敌对态度的，那只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得不到城市民主派的充分支持”……
　　首先，这里特别明显的错误是把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和城市民主派混为一谈。根据《言语报》的材料，在22个城市内有“左派联盟”（其中也包括孟什维克的各个组织）参加竞选。在这些城市中，同立宪民主党人相比，无产阶级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城市民主派的支持（左派联盟获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人获得74000票）。由此得出一个完全不利于孟什维克的结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把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对付自由派资产阶级。
　　其次，既然孟什维克说自由派没有充分支持无产阶级，那么他们是否懂得自由派支持无产阶级的意义呢？要知道，他们的纲领是在1907年写的，不管他们怎样设法使纲领尽可能不具体、尽可能空洞，纲领也决不是脱离时间和空间的。在1902—1904年，甚至在1905年10月以前，司徒卢威先生以至整个自由派都不止一次地声明他们支持无产阶级，而且确实支持了无产阶级去攻击专制制度。
　　可是在1905年10月以后呢？孟什维克不会不知道自由派在12月和12月以后已经背弃无产阶级，不再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任何支持了。
　　请问，究竟是谁对谁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呢？
　　是无产阶级对自由派吗？
　　还是自由派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呢？
　　抑或是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呢？
　　孟什维克讲出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这种话，就把对1905年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两种看法对比得再鲜明不过了。自由派的看法即德国特赖奇克们（他们把1848年说成是“疯狂的一年”）的俄国拥护者的看法是：无产阶级对自由主义、对立宪制度下的合法活动、对君主立宪制、对赎买等等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
　　无产阶级的看法（和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人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一样）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对革命、对自由、对民主等等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
　　孟什维克竭力想使工人政党放弃第二种看法而采取第一种看法。
　　只要孟什维克这样做，工人政党就将竭力促使孟什维克离开工人政党，让他们去投靠自由派。
　　我们决不是想说，孟什维克就是想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的附庸。工人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于工人政党外的自由派的地方就在于，前者真诚地继续为自己的党服务，但是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坚定的策略立场，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从属于自由派。
　　这种不正确立场的“可悲”之处在于，孟什维克本想攻击布尔什维克，却攻击了整个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每当孟什维克的攻击牵涉到真正的原则问题，也就是牵涉到两种不同策略的起因问题时，情况都是这样。其他的攻击都是非原则性的；只要简单地提一下，就可以让读者看到：我们面前是一个纲领呢，还是一篇自由派的论战文章。
　　例如，“纲领”中说：“无产阶级群众〈原文如此！〉转而相信将会出现政治奇迹，即不受〈！！〉无产阶级本身内在运动发展规律的制约而突然爆发〈！！〉起义，一举〈！！〉推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劳动阶级的政治统治。”
　　到目前为止，只有自由派的报纸才利用这种形式把这种东西硬加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什么原因驱使孟什维克在这里笼统地提到起义，我们不清楚。但是，在策略纲领里，除了我们所引用的这句话以外，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起义，因此，策略纲领那样谈论起义，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问题：今后是不是应当把这个“孟什维克纲领”叫作“自由派纲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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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0］《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222。
　　［131］《农民代表消息报》（《ИэвестияКрсстьянскихДепутатов》）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7—31日（5月30日—6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编辑是国家杜马代表C．И．邦达列夫，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劳动派杜马代表И．Е．索洛姆科、П．Ф．采洛乌索夫、伊·瓦·日尔金等。——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