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12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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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2月7日〔20日〕）z4D品论天涯网

　　宣扬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无疑标志着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某种危机。我们作为他们全部策略的原则上的反对者，当然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就所谓外部表现来看究竟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尤·拉林同志新近写的《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1906年莫斯科版，新世界出版社经销书店）这本极有教益的小册子，却帮助了我们。
　　尤·拉林同志常常是以多数孟什维克的名义说话的。他自称是孟什维主义的负责代表，他这样称呼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南方工作过，也在彼得堡，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工作过。他是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经常既给《劳动呼声报》[111]又给《现代评论》杂志[112]写稿。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评价这本小册子极为重要，因为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在于作者的真实，而不在于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报道，而不在于他的议论。

一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对革命客观进程的估计作为谈论策略的基础。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在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113]中曾试图这样做。孟什维克自己撤回了他们关于这方面的决议案。看来，拉林同志觉得抹掉这些问题是不行的，于是就试图分析一下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他是分两个时期谈的。第一个时期，包括整个1905年，是公开的群众运动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06年起，是为“自由事业实际胜利”、“人民意愿得以实现”而进行缓慢不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准备时期中，农村起着根本的作用，没有农村的帮助，“分离的城市会被摧毁”。我们正经历着“内在的、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革命发展时期”。
　　“被称为土地运动的东西，——没有变成积极进攻的普遍尝试的经常骚动，同地方官吏、地主进行的小规模斗争，拖交税款，讨伐，——所有这一切，从经济观点来说（如果不是从值得怀疑的经济力量来说，而是从经济后果来说），是一条对农村最有利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会把农村彻底榨干，一般说来，会使农村的负担有较大的减轻，而不致破产，它将大大瓦解旧政权的支柱，从而创造条件来使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必定投降或垮台。”作者还指出，在两三年内，警察和军队的人员构成将要发生变化，将由不满的农民来补充；正如一个农民告诉作者说，“我们的子弟要去当兵了”。
　　拉林同志的结论有两个方面：（1）我们的“农村不会平静下来。奥地利的1848年不会在我国重现”；（2）“俄国革命不会象北美革命或波兰革命那样，走名副其实的全民武装起义的道路”。
　　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作者的论证太杂文式了，而且提法太不确切。但是从实质上说，作者谈的却接近真情。我们革命的结局确实首先取决于千百万农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坚定性。我国大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是不能取胜的。城市贫民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较起来，既不代表独立的利益，也不代表力量的独立因素。农村的决定作用，不是指领导斗争（这一点根本谈不上），而是指保证胜利。
　　如果拉林同志仔细考虑一下他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同社会民主党关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的整个进程联系起来，那么他就会接触到他所憎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原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拉林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看法。只是他本人所痛斥的那种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的孟什维克品质，妨碍他公开承认这一点。只要把拉林和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问题的见解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确信拉林在这个问题上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甚至说，立宪民主党人是城市的无等级的资产阶级，是进步的，而劳动派是农村的有等级的资产阶级，是不进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看到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地主和反革命资产者，没有看到劳动派中间有无等级的城市民主派（城市贫民的下层）！
　　其次，拉林说，农村不会平静下来。他证明了这一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不断被政府收买的农民资产阶级的作用。他也没有深入考虑到，农民所得到的“负担减轻”（减租，“减少”地主和警察等等）正在加剧农村向反革命财主和大量贫苦农民这两方面的分化。不应该根据这么少的材料就作出这么大的概括，这有死搬公式的味道。
　　但是一般说来，“农村不会平静下来”这一论点是否可以得到证明呢？又可以又不可以。说可以，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作出有充分根据的分析。说不可以，是指这些后果对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来是完全不容怀疑的。至于农村中日益发展的、错综复杂的新的反革命力量和新的革命力量是否势均力敌，用药房的天平是衡量不出来的。只有经验才会彻底揭示出这一点。狭义的革命就是指尖锐的斗争，只有在斗争本身，在斗争结局中，各种利益、各种意愿和各种素质的实际力量才能表现出来并为人充分看清。
　　先进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就是认准斗争的方向和充分利用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和一切机会。这个阶级应当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而在要走其他的更“日常的”、更“迂回的”道路时，它应当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的道路。拉林同志根本不懂得这个真理，尽管他对自发的暴动和有计划的行动谈得很多（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也谈得很不聪明。
　　我们再谈第二个结论——关于武装起义。这里拉林思想上谨小慎微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他的思想奴隶式地遵循北美起义和波兰起义这些旧模式。除此以外，他不想了解还能有什么“名副其实的”起义。他甚至说，我国革命不走“形式上的”（！）和“定型的”（！！）武装起义的道路。
　　真滑稽，一个以反形式主义的骑士自居的孟什维克居然说起形式上的武装起义来了！拉林同志，如果你的思想竟这样被形式上的和定型的东西束缚住了，那只好怪你自己了。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早在起义以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就在一项专门决议中强调指出群众罢工同起义的关系[114]。孟什维克爱用沉默来回避这一点。这是徒劳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我们以最大可能的近似程度预见到1905年年底人民斗争特点的明证。然而我们所想象的起义完全不是北美“式”或波兰“式”的起义，因为在北美或波兰根本不曾有过群众罢工。
　　在12月以后，我们指出了（见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15]）罢工同起义关系的变化、农民和军队的作用、军事爆发的缺少以及同军队中革命民主分子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杜马时期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实了起义在俄国解放斗争中的不可避免性。
　　拉林关于形式上的起义的说法，是对目前革命的历史的无知或者是对这段历史及其起义的特殊形式的忽视，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最不体面的事情。拉林的“俄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的论点，是对事实的嘲笑，因为俄国的两个自由时期（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表明的正是起义的“道路”，当然，不是美国的起义，也不是波兰的起义，而是20世纪这一时期的俄国的起义。拉林“泛泛”谈论历史上的在农村因素或城市因素占优势的国家里起义的例子，谈论美国和波兰，而根本不想研究或者哪怕指出俄国起义的特点，因而他就重犯了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的”根本性错误。
　　深思一下他的“消极”革命的论调吧。无疑，新高潮、新攻击或新运动形式的准备时期完全可能是漫长的。但是，先生们，不要当学理主义者，请看一看，与农村的“经常骚动”同时发生的还有“小规模斗争”、“讨伐”以及警察和军队人员构成的变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您自己也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您所描绘的情况，无非是一种持久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被一系列日益广泛、日益团结起来的士兵起义的爆发所打断。您对“游击队员”、“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等等反复说了些骂人的气话，同时自己却在描绘一幅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图景！军队的人员构成在变化，由“不满的农民”取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身穿水兵服和士兵装的农民的这种“不满”竟会不表现出来吗？难道当国内在士兵感到亲切的乡村发生“经常骚动”，当国内一方面进行“小规模斗争”，另一方面进行“讨伐”时，这种不满竟会不表现出来吗？在黑帮大暴行、政府镇压、警察横行的时代，能想象出士兵的这种不满除了搞军队起义之外，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吗？
　　您既重弹立宪民主党的老调（“我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这句话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年底的口头禅；见米留可夫的《人民自由报》[116]），同时自己又描绘出一幅新的起义不可避免的图景：“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垮台。”您是否认为，在广泛的、错综复杂的人民运动中，没有一系列先前的并不严重的局部考验，就能给政权以严重考验呢？没有一系列局部罢工，就能有总罢工呢？没有一系列零星的、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就能有总起义呢？
　　如果军队中不满的农民日益增多，如果整个革命日益向前推进，那就是说，起义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同黑帮军队进行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因为黑帮也在组织起来和进行训练，请别忘记这一点！请别忘记，怀有自觉的黑帮意识的社会人士是有的！），要采取既有人民又有部分军队参加的斗争形式。这就是说，应当做好准备，训练群众，训练自己去进行更有计划的、同心协力的进攻性的起义，这就是从拉林的前提，从他那种立宪民主党的消极（？？）革命的神话中得出的结论。拉林承认，孟什维克“把自身的忧虑和颓丧都推到俄国革命的进程上面了”（第58页）。正是这样！消极，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品性，而不是革命的品性。消极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承认不满的农民补充军队，承认经常骚动和小规模斗争不可避免，同时又怀着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117]的好心肠安慰工人政党说：“俄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
　　“小规模斗争”又是什么意思呢？可敬的拉林，您认为它是“从后果来说对农村最有利的道路”吗？虽然有讨伐，您仍支持这种见解，甚至把讨伐也归在最有利的道路里吗？而您是否多少想过，小规模斗争和游击战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可敬的拉林同志，没有什么区别。
　　你只看到美国和波兰的糟糕例子，却看不到俄国起义所产生的特殊斗争形式，俄国的起义比旧式的起义更持久、更顽强，它在大的战役之间有更长的间歇时期。
　　拉林同志完全搞糊涂了，不能自圆其说了。如果革命在农村中有根基，如果革命日益扩大并吸取新生力量，如果不满的农民补充军队，如果经常骚动和小规模斗争在农村中进行并持续下去，那么这就是说，为反对回避起义问题而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我们根本不是宣传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实行起义。但是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不要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既然你承认起义的条件，那就得承认起义本身，承认由于起义而产生的党的特殊任务。
　　既然把小规模斗争称作“最有利的道路”，即在我国革命的特殊时期人民的最有利的斗争形式，同时又不承认在这个“最有利的道路”的基础上先进阶级政党的积极的任务，那就是不善于思考或者思考得不对头。

二

　　拉林的这种关于“消极”革命足以使“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垮台”的论断，可以称之为“消极论”。而这种作为思想上谨小慎微的必然产物的“消极论”，在我们这位忏悔的孟什维克的整个小册子中都打上了印记。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党的思想影响大，而组织上却这样弱呢？拉林回答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党是知识分子的党。孟什维克的这种旧的“公式化的”（拉林语）解释是讲不通的。因为在目前时代，客观上不需要另外一个党，也没有成立另外一个党的客观条件。因为对“自发爆发的政策”即无产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政策来说，本不需要党。需要的只是一个“为自发势力”和“自发情绪”“服务”的、在两次爆发之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技术机关”。这不是欧洲型的党，而是“一个青年工人秘密工作者的狭小团体（900万人中有12万人）”；成家的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准备在党外从事社会活动的工人。
　　目前，自发爆发的时刻即将过去。深谋远虑将代替单纯的感情用事。“有计划的行动的政策”将代替“自发爆发的政策”。需要“一个欧洲型的党”，“一个采取符合客观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党”。需要的不是“作为机关的党”，而是“作为先锋队的党”，“这个党要把工人阶级自身所能提供的有利于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汇集起来”。这就是向“经过深谋远虑再来采取行动的欧洲型的党”过渡。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健康的现实主义”来代替“实践上不彻底、不果断、意志消沉、不了解自己地位的正式的孟什维主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说实在的，他们是我们“野蛮”人中间仅有的欧洲人）两人十分响亮地喊出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声音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以欧洲方式代替野蛮自然可以保证以成功代替失败。“哪里自发性成风，那里估计形势就必然错误，实践上就必然失败。”“哪里有自发势力，那里就有空想主义；哪里有空想主义，那里就会遭到失败。”
　　在拉林的这些议论中，又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虽不算新颖却还正确的思想的小内核同彻头彻尾的反动谬论的大外壳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协调。蜂蜜只一小勺，焦油却一大桶。
　　毫无疑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各国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的积累）正在成长、发展、学习、受到教育并且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正在从自发性走向计划性，从仅仅领导各阶级的情绪走向领导各阶级的客观地位，从爆发走向持久斗争。这一切就是这样。这一切就象世界一样古老，早就这样。这一切适用于20世纪的俄国，就象适用于17世纪的英国、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和19世纪末的德国一样。
　　但是拉林的不幸就在于，他根本不能消化我国革命给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那些材料。把俄国野蛮的爆发和欧洲的计划性对立起来，使他完全入迷了，就象一张新画片使小孩子入迷了一样。他说了些一般涉及一切时代的老生常谈，却不懂得他把这种老生常谈天真地运用到直接革命斗争的时代，就变成了对革命的叛变。要是拉林的真诚使人不能消除任何怀疑，说他是无意识地附和革命的叛徒，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野蛮人的自发爆发，欧洲人的有计划行动……这纯粹是立宪民主党的公式，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是那些象穆罗姆采夫或奴才罗季切夫一样对“宪制”欣喜若狂的俄国革命叛徒的思想，穆罗姆采夫声称“杜马是政府的一部分”，罗季切夫高喊：“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就是冒犯天威。”立宪民主党炮制了咒骂自发势力的疯狂行为即咒骂革命的那些叛徒（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波尔土加洛夫之流及其同伙）的一大批书刊。自由派资产者，象大家熟悉的寓言中的动物一样，眼睛不能往上看[118]，也不能了解，只是由于人民的“爆发”才在我们这里保留了这么一点点自由。
　　而拉林天真地不加批判地紧跟着自由派。拉林不懂得，他所涉及的问题有两个方面：（1）自发的斗争和同样规模、同样形式的有计划的斗争的对比；（2）革命（狭义的革命）的时代和反革命的或“仅仅是宪制的”时代的对比。拉林的逻辑糟透了。他不是把自发的政治罢工同有计划的政治罢工对比，而是同有计划地参加比方说布里根杜马对比。不是把自发的起义同有计划的起义对比，而是同有计划的工会斗争对比。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变成了小市民对反革命的庸俗吹捧。
　　拉林得意地嘟囔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是“采取符合客观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党”。多么孩子气！他没有注意到，他特别赞赏的是欧洲人在没有直接革命斗争的时代只能不得不采取的狭隘的“行动”。他没有注意到，他赞赏的是合法斗争的计划性，他咒骂的是为决定“合法的”范围的实力和政权而斗争的自发性。他不是把俄国人1905年12月的自发起义同德国人1849年的“有计划的”起义[119]和法国人1871年的“有计划的”起义[120]相比，而是同德国工会发展的计划性相比。他不是把俄国人1905年12月的自发的和失败了的总罢工同比利时人1902年的“有计划的”和失败了的总罢工[121]相比，而是同倍倍尔或王德威尔得在帝国国会里有计划的演说相比。
　　因此，1905年10月的罢工和1905年12月的起义所标志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那种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拉林是不理解的。他把表现在必须进行合法的准备行动（工会、选举等等）上的俄国革命的那种退步（按照他本人的看法，是一时的退步），看作是从自发性进步到计划性，从感情用事进步到深谋远虑等等。
　　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不要自发的政治罢工，而要有计划的政治罢工；不要自发的起义，而要有计划的起义），就被叛徒立宪民主党人的道德（不要罢工、起义这种“自发势力的疯狂行为”，而要有计划地服从斯托雷平的法律和有计划地同黑帮君主制搞交易）代替了。
　　不，拉林同志，要是你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只是记住一些词句，那你就会了解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客观的”历史学家的机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请回忆一下马克思谈论蒲鲁东的话[122]吧。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禁忌合法斗争、和平的议会活动、“有计划地”服从俾斯麦之流和本尼格森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所规定的历史工作范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任何基础甚至反动的基础来为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都不会堕落到吹捧反动派的地步，都不会忘记为争取最好的可能的活动基础而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还在那些庸人做着甘当顺民的奴才梦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唤醒人民，敲响警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直接的搏斗，揭露社会上和政治上形形色色的中间分子的调和幻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只有当一切可能的办法都已用尽，当没有一点希望走比较短的道路，当发出准备群众罢工和起义等号召都显然失去基础的时候，才离开这条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无数的革命叛徒是鄙视的，这些叛徒竟对马克思主义者叫喊说：我们比你们“进步”，我们早就不干革命了！我们早就“服从”君主立宪制了！
　　二者必居其一，拉林同志。你是否认为，起义和狭义的革命的基础已经完全没有了呢？那么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经济分析，用对各阶级政治倾向的估计和对各种思潮作用的分析向我们作出证明吧。证明了吗？如果证明了，我们就宣布关于起义的话是空谈。我们就说：我们这里发生的不是大革命，而只是把大拳头揣在兜里。工人们！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包括农民在内）背叛和离开了你们。但是我们还要在他们创造出的（尽管不是按照我们努力的方向）基础上顽强地、耐心地、坚定地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象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半途而废，残缺不全，空话连篇，缺乏创造性！
　　或者是你当真相信你所说的话，拉林同志？你相信革命正在发展，小规模的斗争和暗中骚动再过那么两三年就会酝酿出一支心怀不满的新军队和新的“严重考验”吗？你相信“农村不会平静下来”吗？那么你就应当承认，“爆发”所表现的是全民愤慨的力量，而不是落后野蛮的力量，我们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起义转变成为有计划的起义，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坚定而顽强地促成这种转变，而不是象形形色色的犹大所干的那样，放弃起义。
　　拉林同志，你现在的境况恰好是“忧虑和颓丧”，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把自己的消极情绪归咎于我们的革命。
　　你得意地把抵制说成是错误正意味着这一点，也仅仅意味着这一点。这是近视的庸俗的得意。如果说放弃抵制是“进步的”，那么，那些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大学生“要读书，而不是闹事”的《俄罗斯新闻》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就比谁都进步了。我们并不羡慕叛徒们的这种进步性。我们认为，把抵制维特杜马（谁也不相信杜马会在这么三四个月内召开）说成是“错误”，而对于那些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人的错误则闭口不谈，这就是用拜倒在反动派面前的教授的“客观主义”来代替革命战士的唯物主义。我们认为，那些在直接斗争的道路上真正试用了一切办法，而最后一个参加杜马，走上迂回道路的人的情况，要比那些在扫除了布里根杜马的人民起义前夜就第一个号召参加这届杜马的人的情况好一些。
　　就拉林来说，这种硬说抵制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的论调是尤其不能容忍的，因为拉林真实地谈到，孟什维克“想出了种种高明而又狡猾的把戏，从选举原则和地方自治运动开始，直到为抵制杜马而用参加选举的办法来聚集政党为止”（第57页）。孟什维克号召工人参加杜马选举，自己却不相信可以参加杜马。有些人由于不相信这一点就抵制杜马；他们宣布称呼杜马为“政权”（孟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给予杜马这样的称呼要早于穆罗姆采夫）是欺骗人民；他们只有当资产阶级最终地背叛抵制的径直道路而迫使我们走迂回道路的时候，才参加杜马，但是其目的和方法都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一样，这些人的策略不是更正确些吗？

三

　　拉林把作为机关的党和作为先锋队的党加以对比，或者说把同警察作斗争的战士的党和自觉的政治战士的党加以对比，看来好象深刻而充满“纯粹无产阶级的”精神。其实，这完全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如同1899—1901年工人思想派和阿基莫夫派[123]所作的相应对比一样。
　　一方面，当群众举行直接革命进攻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为自发势力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政治任务。把这种革命工作同“政治”加以对比，就是把政治降低到要政客手腕。这就是过分颂扬杜马斗争的政治，把它凌驾于群众在10月和12月的政治之上，也就是说，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滑到了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观点。
　　任何斗争形式都要求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机关。当议会斗争由于客观条件而成为主要斗争形式时，议会斗争机关的特点必然会在党内得到加强。相反，当客观条件引起了群众性政治罢工和起义形式的群众斗争时，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拥有正是为这些斗争形式“服务”的“机关”，不言而喻，这应当是不同于议会机关的特殊“机关”。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承认人民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而对建立相应的机关却漠不关心，那就是知识分子空谈家的政党；工人就会离开它而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等等。
　　另一方面，每一个阶级（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担任政治领导的先锋队的构成，同样既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取决于它的主要斗争形式。拉林抱怨我们党内青年工人占优势，成家的工人少，并且正在离开党。俄国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抱怨使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好象是在《住宅问题》——《Zur Wohnungs frage》一书中说的）。恩格斯在反驳一位庸俗的资产阶级教授、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时写道：在我们革命政党中青年占优势，这难道不自然吗？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总是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我们是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
　　不，还是让立宪民主党去收容社会民主党那些年届30就“厌倦了的”老人、“变聪明了的”革命家和叛徒吧。我们将永远是先进阶级的青年人的党！
　　拉林本人常常直率地承认，他为什么那么怜悯厌倦斗争的成了家的人。何不把这些厌倦了的人尽量吸收到党内来，那样，党就会“比较难以发动，从而破坏政治冒险的基础”（第18页）。
　　这才好啊，好心的拉林！何必耍手腕欺骗自己。你需要的不是作为先锋队的党，而是作为后卫队的党，使它比较难以发动。话应当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破坏政治冒险的基础……”革命在欧洲也有过失败，有过1848年的六月事件和1871年的五月事件，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群众在革命中的发动说成是“冒险”。要是这样，就得把那些毫无骨气的、胆小怕事的、每当事件转向反动就丧失自信而灰心丧气的竟然称为“知识分子”的俄国小市民，也算作（但愿是为时不久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破坏冒险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样，那么头号冒险家该是拉林本人，因为他把“小规模斗争”说成是革命最有利的道路，因为他让群众相信革命在发展，相信两三年后不满的农民就会补充军队，相信“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会“垮台”！
　　而且从另一个更糟糕更狭隘的意义来讲，拉林也是一个冒险家。他是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他的原话！）的捍卫者。不要社会民主党，而要“全俄工人的党”，所以说是“工人的”，因为这个党里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波兰社会党人、白俄罗斯格罗马达[124]等等。
　　拉林是阿克雪里罗得的崇拜者。但是拉林象熊那样给他帮了忙。拉林如此竭力颂扬他在争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斗争中的“青春活力”和他的“真正的党的勇敢精神”，拉林如此热烈地拥抱他，以至……抱得他透不过气来！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含糊“思想”，被他这位天真无邪的实践家彻底粉碎了，他把为了有效地宣传工人代表大会而必须掩饰的东西一下子和盘托出了。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摘掉招牌”（见拉林的小册子第20页，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一块招牌），就是同社会革命党以及同工会合并。
　　拉林同志，你说得对！多谢你的诚实！工人代表大会确实就是这样。工人代表大会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甚至是违反大会召集人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工人代表大会现在成了机会主义的卑微的冒险。说它卑微，是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高大的思想，只有知识分子对进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顽强斗争表示的厌倦。说它机会主义，也是同一个原因，还因为数以千计的远没有最后定型的小资产者会涌进工人政党。说它冒险，是因为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尝试带来的不会是和平，不会是积极的工作，不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拉林殷勤地拉他们充当“广泛的政党内的宣传团体”（第40页）的角色），而只会是斗争、纠纷、分裂、思想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涣散现象的无限扩大。
　　预言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由于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的脱离而一定会接近社会民主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3—394页。——编者注］，这是一回事。上树去采刚刚成熟但还没有熟透的苹果，则是另一回事。最尊敬的先生，你要么就摔断脖子，要么就吃生果子伤了你的胃。
　　拉林拿“比利时”作论据，这同1899年尔·姆·（《工人思想报》编辑）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当时他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自发爆发”，还没有“聪明到”去当一个“有计划行动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说法一模一样。拉林的小册子认真地附有比利时工人党章程的认真的译文！好心的拉林却忘记把比利时的工业条件和历史搬到俄国来。在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在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以后，在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几乎是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比利时的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党才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俄国，正当必然会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在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相接近的阶层中存在着日益发展的“劳动派”思潮的情况下，在约有10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情况下，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糟糕的臆想，同社会革命党（拉林天真地说：谁知道？也许他们有3万人，也许有6万人）合并，是知识分子的妄想。
　　是啊，历史是善于运用讽刺的！孟什维克年复一年地叫嚷布尔什维克接近社会革命党的思想了。而布尔什维克所以屏弃工人代表大会，却正是因为工人代表大会模糊了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差别（见《无产者报》第3号上刊登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125]）。而孟什维克现在却赞成同社会革命党合并，以捍卫工人代表大会。这真是妙不可言。
　　拉林辩解说：“我不想把党融化在阶级中，我只想把先锋队，把900万中间的90万人联合起来。”（第17页和第49页）
　　让我们看一看1903年官方的工厂统计数字吧。工厂工人总共1640406人。其中5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有797997人；1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有1261363人。最大型工厂中的工人（80万人）比拉林主张的跟社会革命党合并的工人政党的人数稍微低一些！
　　可见，拉林就是不相信，我们在俄国，在现在已经拥有15—17万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情况下，能够在最大型工厂的80万工人中，在大型矿山企业中（未包括在这个总数之内），在商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大量纯粹无产阶级分子中，很快为社会民主党争取到90万无产者做党员？？这是奇闻，但这是事实。
　　然而，拉林的不相信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谨小慎微。
　　我们完全相信这个任务是可以实现的。同“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的冒险行为相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把我们社会民主党扩大到五倍乃至十倍，但这主要是，而且几乎仅仅是靠吸收纯粹无产阶级分子，仅仅是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进行扩大。［注：拉林建议把工会吸收到党内来，这是不合理的。这样做就会缩小工人运动和它的基地。为了同业主作斗争，我们经常要团结比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作斗争时多得多的工人。因此（同拉林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反对非党的工会这种错误的论断相反）我们是赞成非党的工会的，就象早在1902年“雅各宾式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是雅各宾式的）小册子《怎么办？》的作者就已经赞成它一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现在，在大革命经过一年以后，在各个政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形成为独立政党的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杜马的选举将有助于这一点（当然，要不跟立宪民主党结成机会主义联盟）。资产阶级的背叛，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人民社会党人）的背叛，将加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拉林的“理想”（90万党员），我们甚至还要在原有的道路上用顽强的工作，而不是用冒险行为来超越这个理想。现在确实必须用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了。在彼得堡只有6000个党员（圣彼得堡省，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有工人81000人；工人总数是15万人）；在中部工业区只有2万党员（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有工人377000人；工人总数是562000人），这是不正常的。在这些中心区应当善于把工人五倍、十倍地吸收［注：我们说“善于吸收”，是因为在这些中心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数量无疑比党员的数量多好几倍。我们有一种保守思想，应当跟这种思想作斗争。应当在可能的地方善于利用松散的组织——更自由、更广泛、更易于参加的无产阶级组织。我们的口号是：扩大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到党内来。拉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应当陷入知识分子的畏首畏尾和知识分子的神经过敏。我们将通过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冒险行为来达到这个目的。

四

　　拉林同志的小册子中，唯一“可喜的现象”就是他激烈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读者在我们这一号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详细的引证，这是在对孟什维主义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各种动摇现象进行评述时引证的。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孟什维克拉林这样一位“权威”见证人对孟什维主义所作的总的评述。正是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拉林反对“简单化的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他写道，“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可望“跟资产阶级营垒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对手搞自杀性的联合”。我们不知道，拉林在坚持自己的反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时，能否表现出比马尔托夫更有骨气。但是，拉林反对“正式的”和“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不仅仅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例如，拉林在谈到孟什维主义时说，“一切衰败的东西都带有官场习气的印记”（第65页）！！孟什维主义日趋衰败，正在让位给“欧洲式的现实主义”。“由此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无穷忧虑、不彻底性和犹豫不定。”（第62页）在谈到有关工人代表大会的议论时，他写道：“所有这些议论给人的印象总是有点吞吞吐吐，思想上谨小慎微，也许连内部已经成熟的东西都不敢大声说出来”（第6页）等等。
　　我们已经看出孟什维主义这一危机的底蕴，看出它蜕变为官场习气的底蕴［注：又是历史的讽刺！孟什维克从1903年起就叫嚷布尔什维克沾染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那时起，全党的“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特权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而现在，有个孟什维克确认孟什维主义蜕变为具有官场习气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希望更好地给自己恢复名誉了。拉林没有在孟什维主义的官场习气真正扎根的地方去寻找它。官场习气的根源，就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借口欧洲方式而灌输给孟什维克的那种机会主义。在瑞士小市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体系和习惯中没有一点欧洲方式的痕迹。小市民的瑞士是现时欧洲，即富有革命传统和充满广大群众尖锐阶级斗争的欧洲的奴仆。而官场习气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反对党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一问题的提法上（这一点也是拉林激烈地真心地反对的）也获得充分的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进一步革命斗争的可能性毫无信心，害怕承认革命已告结束，害怕承认反动派终于胜利。拉林说：“孟什维主义只是对党的一种本能的半自发的怀念。”我们则说，孟什维主义是知识分子对残缺不全的宪法以及和平的法制的一种自发的怀念。孟什维主义，似乎是一种来自革命界的对反动派的客观辩护。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还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126]（1905年1—3月）上，还在《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1905年7月）中，就对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提法。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的矛盾一点没有看错，他们那时就公开声明：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0页。——编者注］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和思想家，我们要负责到底：我们不顾自由派的一切变节和卑劣行为，不顾小资产者的一切动摇，不顾他们的一切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定，坚持我们的革命口号；我们要真正用尽一切革命可能性；我们将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第一个走上了起义的道路，直到这条道路实在走不通的时候，才最后一个离开它。而在目前，我们还远远不承认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和前景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直截了当地公开宣传起义，宣传进行顽强的、坚定的、长期的起义准备。
　　当我们承认革命已告结束时，我们就会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这一点。我们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取消我们纲领中的一切直接革命的口号（如召开立宪会议）。我们不会用狡猾的诡辩（如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立宪民主党的“全权杜马”［注：见本卷第138页。——编者注］）来自欺欺人。我们不会替反动派辩护，把反动的立宪主义称为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我们要告诉无产阶级并向他们证明，资产阶级的变节和小业主的动摇葬送了资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自己将准备并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革命低潮，即资产阶级完全变节的基础上，我们无论如何不仅不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甚至也不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任何联盟，因为革命低潮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变为空谈了。
　　正因为如此，当拉林叫嚷布尔什维主义面临危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完蛋，我们总是跟在孟什维克后头转等等的时候，我们丝毫也没有因为他对我们如此多次地口出恶言而感到不安。所有这些刺一下和拧一下的尝试只能引起我们轻蔑的一笑。
　　个别的人已经脱离和将会脱离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在方针上不会发生危机。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见《进一步，退两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就声明：我们并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
　　只要翻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
　　1903—1904年。孟什维克宣传组织上的民主制。布尔什维克认为，这在政党公开活动以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孟什维克—工人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127]（1905年）中承认，实际上孟什维克未曾有过任何民主制。孟什维克拉林承认，他们“关于选举原则的议论”是一种“臆想”，是企图“欺骗历史”，实际上在孟什维克的“圣彼得堡选举团里，到1905年秋天也还没有选举原则”（第62页）。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即率先在《新生活报》[128]上宣布实际上向党内民主制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
　　1904年年底。地方自治运动。孟什维克紧跟自由派。布尔什维克不否定（不顾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漂亮示威”，但驳斥“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上刊登了一篇批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小品文，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这些知识分子说什么在斗争舞台上有两支力量（沙皇和自由派），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发动是最高类型的示威。现在，孟什维克拉林自己承认，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一种“臆想”（第62页），是“一种高明而狡猾的把戏”（第57页）。
　　1905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公开地直接地提出了起义和准备起义的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们预言到罢工和起义的结合。孟什维克则躲躲闪闪，不担当起义的任务，空谈用自我武装的迫切要求来武装群众。
　　1905年8—9月。孟什维克（帕尔乌斯在新《火星报》[129]上）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则号召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直接宣传起义。
　　1905年10—12月。表现为罢工和起义的人民斗争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拉林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中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最高涨的时代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130]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的萌芽机关。
　　1906年年初。孟什维克处在苦恼中。既不相信杜马，也不相信革命。他们号召为了抵制杜马而参加杜马的选举（拉林的书，第57页）。布尔什维克则履行自己革命者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来抵制革命界中没有一个人信任的第二个杜马。
　　1906年5—6月。杜马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变节，抵制没有成功。布尔什维克就在新的、虽则变糟了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在杜马时期，全体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同机会主义的区别：批判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为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而斗争，批判杜马幻想，宣传杜马中左派团体按革命原则彼此靠拢。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孟什维克急得团团转，主张立即举行罢工－示威并且主张局部发动。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拉林在谈到这一点时，避而不谈为党员印发的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关于这一事件，拉林说得不实在。布尔什维克指出举行游行示威是荒谬的，主张过一些时候再举行起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1—322页。——编者注］。孟什维克却签发了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号召书。
　　1906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承认，资产阶级的变节迫使我们走上迂回的道路，参加杜马。打倒各种联盟！特别要打倒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孟什维克却赞成联盟。
　　不，拉林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和机会主义的一翼的这一斗争进程，我们无须为此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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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1]《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6月21日（7月4日）接替《信使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同年7月7日（20日）停刊，共出了16号。——147。
　　[112]《现代评论》杂志（《Откл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1906年3—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期。——147。
　　[113]指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1—202页）。——148。
　　[11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3—114页）。——150。
　　[115]指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武装起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2—204页）。——151。
　　[116]指1905年12月20日（1906年1月2日）《人民自由报》第5号的一篇文章。该文说：“俄国革命不是持续几个月，而是会持续若干年。它在这个时间内来得及明确地勾画出自己的道路。须要直言不讳地说，这条道路既不会通向武装起义，也不会通向临时政府。我们不要闭眼不看现实。”
　　《人民自由报》（《Народная Свобода》）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52。
　　[117]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中的主人公，一个庸俗懦弱的小地主。——153。
　　[118]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橡树下的猪》。寓言说，一只肥猪吃饱了橡实睡足了觉，用鼻子来拱橡树的根。它不会抬头往上看，不知道橡实是橡树上长的，却说，让橡树枯死好了，我要的是橡实。——156。
　　[119]指1849年5月在德国德累斯顿、莱茵普鲁士、普法尔茨、巴登等地爆发的人民起义。这场革命民主运动是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的口号下进行的。起义于1849年7月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7、18、19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0—115页）。——156。
　　[120]指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起义结果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巴黎公社。——156。
　　[121]1902年4月，比利时工人宣布总罢工，以支持工人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在议会提出的普选权要求。参加罢工的有30多万工人，工人游行示威遍及全国。可是在议会否决了选举改革法案、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之后，工人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埃·王德威尔得等人投降了，并且在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盟友”的压力下取消了总罢工。——157。
　　[122]列宁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第2章第1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58页）。——157。
　　[123]工人思想派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工人思想报》。工人思想派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性质的改良。工人思想派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它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硬说社会主义意识可以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和《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中，以及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派的观点。
　　阿基莫夫派是俄国经济主义的代表人物、极端机会主义者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拥护者。——160。
　　[124]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02年成立，1903年12月在维尔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最终形成。该党借用波兰社会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要求让白俄罗斯边疆区实行自治并在维尔诺设立地方议会，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转归地方公有，允许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的多数成员代表白俄罗斯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成员代表劳动农民的利益。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时期，白俄罗斯格罗马达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策略。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该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07年初，该党正式宣布解散，它的成员们开始进行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出版了合法报纸《我们的田地报》（1906—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德军占领区的格罗马达分子鼓吹在德国的保护下“复兴”白俄罗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恢复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7月，该党右翼领袖参加了白俄罗斯拉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分裂，它的一部分成员进行反革命活动，一部分成员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162。
　　[125]指1906年9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召集的彼得堡各区工人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载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这个决议的第2条指出：争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鼓动“实际上对抹杀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差别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劳动团”、“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等等）以及无产阶级的真正敌人（“乌沙科夫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最有利”。——164。
　　[126]《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167。
　　[127]指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组织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署名：“一工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小册子反对列宁的建党组织计划，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孟什维克的“民主制”实质上是为了争夺党内的领导地位。列宁在《寓言喂不了夜莺》一文里详细地评述了这本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43—149页）。——169。
　　[128]《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эн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169。
　　[129]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该报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62。——169。
　　[130]指尤·拉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拉林写道：“在12月里，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屈服于无产阶级自发情绪的情形，而这种情绪的传播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因此，当时整个少数派，我也在内，并不是接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并不是象遵循自觉的政治考虑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的那样行事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35页）——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