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1906年9月19日〔10月2日〕）

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0FI品论天涯网

（1906年9月19日〔10月2日〕）0FI品论天涯网

　　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05年初就曾指出，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草案表明它显然正在经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75—181页。——编者注］的转变。实行这样的转变的党，内部必然发生分裂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社会革命党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已经表现出来了。今年在巴黎用单行本发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清楚地勾画出了这次分裂的整个轮廓。“最高纲领派”[207]和新近产生的“劳动人民社会党”[208]的代表最近写的一些政治著作，彻底地暴露了这次分裂的全部情况。
　　社会民主党内部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分裂：一次是1900—1903年“经济派”和旧火星派之间的分裂，一次是1903—1906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裂。这两次分裂都是由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固有的两个派别，即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尖锐斗争引起的。这两个派别在俄国革命的不同时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形态。而社会革命党则是在第一次试图公开行动一下，证明一下自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在行动的时候，便分裂成了三派：（1）左派——“最高纲领派”；（2）中派——旧式的社会革命党人；（3）右派——机会主义者（或者叫“合法主义者”、“劳动人民社会党人”等等）。最后这个派别就是我们要在本文中加以分析的。从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209]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个派别的轮廓。从“中派”分离出来（或者正在分离出来？）的两个派别现在都有了明确的文字表现。最高纲领派出版了《直接向目标前进》和塔格—因先生的详细的纲领性小册子《劳动论原理》。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在彼舍霍诺夫先生这些人的著作中已经表达得可以说是非常彻底了。“中派”的代表切尔诺夫先生在《思想报》（也可能是《呼声报》[210]或《人民事业报》等）上十分有根据地称最高纲领派是“庸俗社会主义者”，但是，关于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者，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他在报刊上到现在为止却一直闭口不谈。看来，社会革命党的“泥潭派”同社会革命党的“极右派”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报纸上的姘居并不是没有效果的。
　　“劳动原则”的拥护者，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分成三派，这在俄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极其重视这个现象，因为它也间接地说明了觉醒的俄国农民的思想在朝什么政治方向发展。
　　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摆来摆去，是社会革命党整个纲领立场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要求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清楚地划分开。最高纲领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不可能不消灭商品生产。最低纲领就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可以实行的改造。把这两种改造混淆起来，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造成种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模糊起来。
　　按照俄国旧民粹主义的观点，按照拉甫罗夫、瓦·沃·和米海洛夫斯基等这些人的原则，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划分开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否认商品生产的规律和范畴也适用于俄国农民经济。比较一贯拥护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还有瓦·沃·和尼古拉—逊，绝对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现代民粹派的经济思想没有什么别的来源）的人，必然要反对把纲领分成最高和最低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法。社会革命党人从小组习气向政党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就表现出了这种反对的力量和方向。拥护民粹主义革命倾向的人问道：为什么只要求把土地社会化呢？我们也同样要求把工厂社会化！打倒最低纲领！我们是最高纲领派！打倒商品生产的理论！
　　实际上这个最高纲领派正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差不多已经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了。
　　民粹派内拥护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即80年代的民粹派分子大声喊道：为什么要这种满篇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纲领呢？社会主义是遥远的前景！为什么要用群众害怕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个称呼呢？为什么要求实行“共和制”呢？为什么要有不合法的政党呢？打倒这一切！打倒最高纲领！消灭最低纲领中的“危险”字眼！让我们用公开的、合法的、非共和主义的“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政纲”来代替一切纲领吧！［注：请着重参看彼舍霍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211]7月和8月两期上的文章，以及报刊上关于“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成立和这个党的组织委员会或彼得堡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等等。］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原先的社会革命党人，只有求助于商品生产规律，只有实质上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才能使自己不受这两派的影响。因此，在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有人从左面也有人从右面对中派进行指责，说他们遵循马克思主义，说他们想同社会民主党比美，以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作为依据，这些指责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个中派向社会民主党方面转变的问题，现在只是时间问题。革命政党完全公开存在的时代来得愈快，这个时间也就会愈快到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任何偏见都抗拒不了事态发展的铁的逻辑。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短暂的存在，这是农民群众的代表初次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时代。社会革命党人不得不设法同这些代表接近，并尝试从政治上把他们组织在自己的纲领周围。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比较迅速地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相反，社会革命党人始终只能背着劳动派进行活动。小生产者在政治上的团结能力，立刻显出比工人阶级差得远。不仅如此，即使背着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能力进行统一的政治运动。在农民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派和中派之间的分裂迅速地暴露出来了。前者在“议会”活动的舞台上在群众代表中间取得了胜利。他们收罗了劳动派104人赞成机会主义的土地法案[212]，而只有33人（在这104人之中）赞成接近于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土地法案。
　　在全体人民面前在公开进行政治活动时产生的这种分裂，必然会使引起这种分裂的各种意见分歧系统化。社会革命党机会主义者的领袖之一彼舍霍诺夫先生，在这种系统化方面比谁都走得更远。下面就是他的观点，就是他叙述的“政纲”，即……农民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纲的轮廓和范围”：
　　“革命的要求应该同革命的力量相一致，相适应。”（《俄国财富》杂志第8期第194页）因此“土地和自由的路线”不能“伸得太远”。小资产者需要的不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而是“只为近期，不为直到社会主义的长时期制定的运动计划”这样一个单一的“政纲”。达到最终目的的其余一段路程，都是“遥远的前景”（第196页）。因此，必须从“政纲”中取消共和制。“我们应该考虑心理因素……君主制的观念在人民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千百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必须考虑广大群众的这种心理”……“关于共和制的问题，必须极端慎重。”（第198页）民族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人民在千百年历史中养成的心理”……“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向群众提出的，不是民族独立的口号”（也不是民族自决的口号——作者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而是实际生活提出的要求，即民族自治的要求”。总之，彼舍霍诺夫先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可不可以获得全部自由？”这个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可以。
　　他接着提出“可不可以获得全部土地？”这个问题，回答仍然是：不可以。先生们，慎重、慎重、再慎重！杜马里的农民代表对彼舍霍诺夫先生说：“派我们来是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农民现在既不要土地社会化（均分），也不要土地国有化。他们害怕这样做。他们只是要增加土地。“因此不彻底实行政纲中的‘土地’路线是比较适宜的。”（第206页）“我认为在目前提出普遍均分问题甚至是危险的。”（第205页）根据104人法案，“应该把劳动份额限度内的份地和私有土地留给现在的所有者”，至于把全部土地转归全民所有，这应该搁一搁，这显然也是一种“遥远的前景”。
　　无论在斗争手段上，还是在组织方式上，都需要小心、温和谨慎。举行武装起义吗？“我〈彼舍霍诺夫〉一再反复地说：这个灾难可别落到我们头上！……要是谁不仅认为起义不幸有可能发生，而且注定必然要发生，那就太令人伤心了”……“轻率地利用起义……是危险的……整个运动都可能遭到挫折。”（第7期第177—178页）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人民的力量”。“我不大相信我国现有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多少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任务。现在应该认识到，秘密组织不能把群众吸收进来。立宪民主党也曾经声明它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显然，这件事应该由别的人来做，而我认为要做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第7期第179—180页）
　　读者看得很清楚，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周密、严谨、十分完备的。在这位君主制的维护者，这位借口压迫有悠久历史而为之辩护的政客这里，社会革命党的正式纲领已经所剩无几了。而“真正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注：他们尽唱革命高调。］居然能够在整个杜马期间巧妙地掩盖这样的分歧，他们为了掩盖这些分歧居然能够在同一些报纸上合作共事，这只能向我们说明他们在政治上虚伪到了什么地步。
　　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何在呢？就在于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伙伴们力图迎合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利益，按照他们的利益伪造社会主义。
　　就拿土地这个主要问题来说吧。彼舍霍诺夫先生两次重复和玩味农民劳动派那句使他格外感到兴趣的名言：“派我们来是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这的确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但是，这句话完全驳倒了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幻想，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切原理。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中等农夫的私有者的本能已经流露出来了。只有那些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欧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不懂得，政治自由和民权制度愈扩大，这种本能就会愈增强，愈发展。
　　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话的人，应该从聪明的、“群众”选出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讲的这句话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业主这样的阶级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者；社会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支持小业主阶级去同地主作斗争，只是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掩饰而要暴露全体工人群众和这些小业主在利益上的矛盾，这些小业主要求加强和巩固自己的业主地位，他们将敌视一切要把土地或其他什么东西“交给”广大无产业者、穷人和赤贫者的思想。“我们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还有什么比这种说法能更突出地说明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本能和渴望呢？
　　社会民主党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支持这些小业主去同地主和专制制度作斗争，因为这个斗争具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全体人民的状况随着他们的胜利会有所好转，但是，这是在改善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好转。因此，我们不应该迁就这个阶级的私有者的或小业主的本能，相反，应当立即向这种本能展开斗争，并且向无产阶级说明这种本能的作用，提醒无产阶级注意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党。我们的土地纲领是：帮助小业主用革命方法打倒农奴主，给他们指出实现土地国有化的条件，指出土地国有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实行的最好的一种土地制度，并且说明无产者和小业主利益之间的根本差别。
　　小店主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应当“考虑”“群众”（小业主群众，而不是无产业者群众）的心理，应当俯首帖耳地顺从小业主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但不是把土地“交给”无产者的愿望，为了迎合小业主，应当把社会主义推迟到渺茫的“未来”，应当承认小业主巩固自己业主地位的愿望。总之，应当把顺从小业主的狭隘私利和屈从他们的偏见叫作“社会主义”。
　　对君主制的留恋是一种偏见。也许，你们以为社会党人的任务就是同偏见作斗争吧？你们错了，“劳动社会主义”应当迁就偏见。
　　也许，你们以为这种君主制的偏见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因此必须同这种偏见作特别残酷的斗争吧？你们错了，“劳动社会主义”从由来已久的压迫中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极端慎重地”对待压迫。
　　是的，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战——或者说作出作战的样子——的彼舍霍诺夫先生，重复的完全是立宪民主党人维护君主制的言论。但是这有什么不得了呢？资产阶级激进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作战，仅仅是为了占据后者的位置，而决不是为了用本质上不同的纲领来代替后者的纲领，这一点难道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吗？法国的劳动派社会主义者……不，应当称为激进社会党人，他们当年同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作战”，就是为了当上部长以后能够完全象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行事，这段历史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彼舍霍诺夫先生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差别，丝毫没有超过博勃钦斯基同多勃钦斯基[213]的差别，这一点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
　　彼舍霍诺夫先生也许明白“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的愿望和君主制之间有某种物质联系。要想“不交出”，就须要保护。而君主制就是一种雇佣的警卫，以保护那些想“不交出”的人，使他们不受那些能够夺取的人的侵犯。［注：私有者的另一种警卫工具，叫作常备军。因此彼舍霍诺夫先生写道：“民主共和制的含意……也许就是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第8期第197页）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先生们，你们能不能坦率地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出色的“也许”是什么意思呢？］立宪民主党人需要君主制来保护大资产阶级。“劳动社会党人”需要君主制来保护善于经营的农夫。
　　不言而喻，从“劳动社会党人”的这种世界观必然会对起义产生迂腐和庸俗的态度（“不幸有可能发生”；不妨把司徒卢威先生1905年夏天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些关于“丧失理智的罪恶的起义说教”的文章拿来对照一下）。由此也就产生了对“秘密组织”的极端蔑视，在1906年8月表示渴望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至于有些客观历史条件，正在使起义变得不可避免，正在打破无知群众的一切偏见而迫使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同君主制作斗争，正在把对于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马尼洛夫式的渴望变成替乌沙科夫先生们帮忙，对于这一切客观历史条件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却不加以考虑。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们所考虑的只是受压迫的群众的心理，而不是那些正在改造着进行斗争的群众的心理的客观条件。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知道做一个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是什么意思了。劳动就是曲意迎合那些想要“获得而不交出”的小业主的利益。人民就是曲意迎合人民的君主制的偏见，迎合那种害怕某些民族脱离俄国的沙文主义恐惧心理。社会党人就是宣布社会主义是一种遥远的前景，用广泛的、自由的、灵活的、机动的、轻飘飘的、披着薄薄外衣的、甚至是赤裸裸的“政纲”，来代替狭隘的、空谈的、使政客们感到非常麻烦的纲领。“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万岁！
　　彼舍霍诺夫先生们是在俄国农民中展开反动的社会活动的先驱。上帝把彼舍霍诺夫之流派到人间来，就是为了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小生产者都有两面性这个原理。农民有理性也有偏见，有被剥削者的革命能力也有想要“获得而不交出”的小业主的反动渴望。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就是农民小业主反动方面的思想的表现者。彼舍霍诺夫先生们是只看俄国农夫“后背”的观察家。彼舍霍诺夫先生们现在在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正是古尔柯和斯季申斯基先生们赤裸裸的在物质方面所做的工作，即用出卖皇族和官家土地的办法来收买农民资产者。
　　但是，用诸如此类的打补丁的办法，能不能大大缓和群众同他们的剥削者在尖锐斗争中必然发生的冲突，还是一个大问题。农民那些传统的并且又经各种机会主义者粉饰一新的偏见，能不能战胜贫苦农民在革命烈火中日益觉醒的理性，还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要履行他们提高和纯洁农民的革命觉悟的责任。
　　但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能以彼舍霍诺夫先生们为戒。在批评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时，我们有时也可以对社会民主党内某些孟什维克说：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我们这里也有人渴望成立公开的政党，准备用政纲代替纲领，准备降低到群众的水平。我们的那位普列汉诺夫就曾对十二月起义作了一个有名的评价：“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我们的那位《现代评论》杂志[214]的撰稿人马利舍夫斯基就偷偷地试图（诚然，不是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把共和制从纲领中删掉。这些人如果好好地端详一下彼舍霍诺夫先生们的整个“天然之美”，那是会获益非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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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07]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市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391。
　　[208]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劳动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勾销了共和国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已同立宪民主党人很少差别。1907年六三政变后，劳动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391。
　　[209]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12月29日—1906年1月4日（1906年1月11—17日）在芬兰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该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国际局、国外委员会、战斗组织、农民联合会和44个地方委员会、小组的代表。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纲和社会革命党组织章程，并通过了关于抵制国家杜马和关于拒绝参加选举运动的决议。——392。
　　[210]《呼声报》（《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06年4—6月在彼得堡出版；4月27日（5月10日）—5月7日（20日）出了第1—9号；6月2—10日（15—23日）出了第10—17号。——392。
　　[211]《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为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393。
　　[212]104人土地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于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列宁指出，104人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贫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85页）——394。
　　[213]博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两个愚蠢的地主，他们不但姓氏只差一个字母，而且外貌和性格也都相近。——398。
　　[214]《现代评论》杂志（《Откл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1906年3—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期。——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