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三卷——论抵制（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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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应该记着，我们一向是依据一定的政治形势具体提出这个问题的。例如，我们在《无产者报》（在日内瓦出版的）上就曾经写道，如果布里根杜马真能诞生，那么“甚至对布里根杜马发誓拒绝利用也是可笑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2页。——编者注］。至于维特杜马，在《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一书（尼·列宁和费·唐恩的论文集）中尼·列宁的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重新实事求是地讨论策略问题。……现在的形势同那时不一样”，与布里根杜马时期不同了（见该书第2页）［注：同上，第12卷第150—151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在抵制问题上的主要区别如下。机会主义者对于一切情况，都局限于运用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期搬来的一般的死板公式。我们应当利用代表机关；杜马是代表机关；所以抵制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必须参加杜马。我们的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见解，都总是限于这样一个幼稚简单的三段论法。孟什维克关于代表机关在革命时代的意义的决议（见《党内消息报》第2号），非常突出地表明他们的见解的这种刻板的、反历史的性质。
　　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要仔细地估计具体的政治形势。不能片面地抄袭德国最近一个时期的死板公式来概括俄国革命时代的任务，而忘记1847—1848年的教训。光是把“无政府主义”的抵制同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二者对立起来，丝毫不能了解我国革命的进程。先生们，请学习一下俄国革命的历史吧！
　　这个历史证明了，抵制布里根杜马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这已为后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谁忘记这一点，谁谈论抵制而回避布里根杜马的教训（孟什维克就总是这样），谁就完全证明自己思想贫乏，没有能力说明和估计俄国革命中最重要、事变最多的一个时期。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既正确地估计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情绪，又正确地估计到了那些使总爆发必然迅速到来的客观时局的特点。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历史教训，谈谈立宪民主党的维特杜马。现在常常可以听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抵制这届杜马表示后悔。他们认为，单是维特杜马召集成功并且无疑间接帮助了革命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后悔莫及地承认抵制维特杜马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和近视的。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维特杜马以前的时期以及在杜马存在期间和解散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的事实。请回忆一下，这届杜马选举法是在12月11日，即在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起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颁布的。请回忆一下，当时甚至孟什维克的《开端报》也写道：“无产阶级也会象扫除布里根杜马那样扫除维特杜马。”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而且不应当不经过斗争就让沙皇去召集俄国第一届代表机关的。无产阶级当时应当进行斗争，反对拿维特杜马作担保取得借款来巩固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当时应当进行斗争，反对立宪幻想，1906年春天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运动和农民中间的选举就是完全建筑在这种立宪幻想基础上的。当人们过分夸大杜马的意义的时候，进行上述的斗争只能采用抵制的手段。立宪幻想的流行同1906年春天人们参加选举运动和参加选举的联系紧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从我们的孟什维克的例子中看得最清楚了。只要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怎样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警告，竟把杜马叫作“政权”这一点就够了！另外一个例子：普列汉诺夫毫不犹豫地写道：“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当时我们反驳了普列汉诺夫，我们说，要准备把敌人推入深渊，而不要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希望敌人自行“跌入”深渊［注：见本卷第148—169页。——编者注］。这些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当时无产阶级应当竭尽全力来坚持自己在我国革命中的独立策略，即同觉悟的农民一起反对动摇的和叛变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而这个策略，在参加维特杜马选举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当时许多主客观条件，使参加选举的行动对于俄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等于工人政党心照不宣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无产阶级当时不可能而且不应当采取不彻底的、勉强臆造出来的、出于“计谋”和慌乱而制定的策略，即不知为着什么目的而参加选举的策略，不是为杜马而选举杜马的策略。当时孟什维克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普列汉诺夫，也不能在报刊上号召参加杜马，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孟什维克怎样隐讳，怎样回避，怎样诡辩，都推翻不了这个事实。当时在报刊上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参加杜马的号召，这是事实。当时孟什维克自己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通报上对抵制正式加以认可，而认为所争论的只是应该在那一个阶段上实行抵制，这是事实。孟什维克认为重点并不是选举杜马，而是选举本身，甚至只是选举过程，即作为为了起义、为了扫除杜马而组织力量的手段的选举过程，这是事实。然而，事变却证明在选举时进行群众性鼓动是不可能的，而只有从杜马内部才有某种可能向群众进行鼓动。
　　谁只要真正考虑和估计到所有这些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复杂事实，谁就会知道高加索的情形只是一种证实了常规的例外，谁就会知道，那些表示后悔的话以及用“年少气盛”来解释抵制，是对事变所作的一种最狭隘、最肤浅和最近视的估计。
　　现在，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在1906年春天的条件下，抵制整个说来无疑是正确的策略，而且带来了益处。在当时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只有采用抵制手段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即就沙皇立宪问题向人民提出必要的警告，对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招摇撞骗行为提出必要的批评，而这种警告和批评已经由杜马被解散的事实清楚地证实了。
　　现在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话。半立宪民主党人兼半孟什维克沃多沃佐夫先生，在1906年春天竭力主张参加选举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昨天（8月11日）他在《同志报》[174]上写道，立宪民主党人“想在没有议会的国家中做一个议会党，想在没有宪法的国家中做一个立宪党”，“激进的纲领和完全不激进的策略之间的根本矛盾，决定了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性质”。
　　一位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或右派普列汉诺夫分子能承认这点，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莫大的胜利。
　　但是，我们虽然无条件地斥责那种胆怯而近视的表示后悔的话，斥责那种用“年少气盛”来解释抵制的愚蠢说法，我们却丝毫不想否认立宪民主党杜马所提供的一些新的教训。只有抱残守缺的学究，才会害怕公开承认和考虑这些新的教训。历史已经表明：当杜马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就有可能在杜马内部实行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这看起来好象是奇谈怪论，但是历史的讽刺恰恰就在这里：正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特别清楚地向群众证明，这个“反立宪民主党的”（为着简明起见，我们这样说）策略是正确的。历史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一切立宪幻想和全部“对杜马的信任”，但是历史无疑也证明了，这个机关作为进行鼓动和揭露各政党的真正“内脏”等等的讲坛，对革命是有某些益处的（尽管不是太大）。
　　由此就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闭眼不看现实是可笑的。现在恰恰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不再成为抵制派的时候了。第二届杜马一旦（或者说：“如果”）召集起来，我们就不拒绝参加第二届杜马。我们不会拒绝利用这个斗争舞台，但决不夸大它那有限的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将根据历史的经验，使它完全服从于另一种斗争，即采取罢工、起义等形式的斗争。我们将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一旦举行选举，就必须同劳动派达成几个星期的选举协议（不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同心协力地进行选举运动，而“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也是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绝对禁止的）。那时我们就能彻底击溃立宪民主党人。
　　但是这个结论还远远没有概括我们面临的任务的极端复杂性。我们故意强调“一旦举行选举”等等。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届杜马是否会召集，选举将在什么时候举行，选举法将是怎样的，那时的形势将会怎样。因此，我们结论的不足就在于它过于一般化。为了总结过去，为了估计过去的教训，为了正确提出未来的策略问题，这个结论是需要的，但是用来完成最近将来策略方面的具体任务，这个结论还非常不够。
　　现在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类似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才会满足于这种结论，才会把对新杜马的渴望变成“口号”，才会向政府证明火速召开杜马是合乎愿望的等等。现在，只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背叛革命的人，才会竭尽全力把不可避免的革命情绪和激奋心情的新高涨引到选举上来，而不引到通过总罢工和起义进行的斗争上来。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社会民主党现时策略问题的关键。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一般地讲是否参加选举。这里无论说“是”或“不”都一点没有涉及当前的根本任务。1906年8月的政治局势，从表面上看来很象1905年8月的局势，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无论是战斗双方的力量，无论是斗争的形式，无论是为实现某种战略运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必需的某种期限，都已经明确得多了。
　　政府的计划是很明显的。它确定杜马召开日期，但又违法地不确定选举日期，它的盘算是完全正确的。政府不愿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愿摊牌。第一，它想赢得时间来考虑修改选举法。第二，——这是主要的——它暂不指定选举日期以等待时机，直到将来能够完全判明新高涨的性质及其力量的时候。政府想把新的选举正好指定在这样一个日期（也许还指定这样一种方式，即举行这样或那样一种选举），以便能够分裂和削弱正在开始的起义。政府的打算是正确的：如果今后平静无事，也许我们可以根本不召集杜马，或者也可以恢复布里根法律。但如果发生强大的运动，那就得设法分裂这个运动，那时可以临时指定选举日期，可以借这种选举诱骗某些懦夫或头脑简单的人离开直接的革命斗争。
　　自由派笨蛋们（见《同志报》和《言语报》）对形势全然无知，竟自行往政府所布下的罗网中钻。他们拼命“证明”必须召集杜马，最好把高涨引到选举的轨道上来。但是甚至他们也不能否认，关于最近的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今天的《言语报》（8月12日）承认，“农民在秋天将说些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在9—10月以前，即在农民情绪还没有完全明确地显露出来以前，很难作出什么一般的预断。”
　　自由派资产者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积极帮助选择斗争形式，按一定的方向影响农民的情绪。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要求推翻旧政权，而只要求削弱旧政权，任命自由派内阁。
　　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完全推翻沙皇旧政权，召集有充分权力的立宪会议。它的利益要求最积极地参预影响农民的情绪，选择最坚决的斗争形式和最适当的斗争时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或模糊用革命手段即通过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阐明起义的条件，即把起义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并为此目的而团结和准备一切革命力量等等。我们应当十分坚决地走上一切革命组织（包括劳动团在内）的“联盟”所签署的有名的号召书即《告陆海军书》和《告全体农民书》上所指示的道路。最后，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使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用指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分裂、阻止或削弱正在开始的起义。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立宪民主党杜马所提供的教训，即杜马选举运动是从属的次要的斗争形式，而主要的斗争形式，由于时局的客观条件，仍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
　　自然，这样使杜马选举运动服从于主要的斗争，把它放在第二位以应付战斗失利，或者把战斗拖延到第二届杜马召集起来，——这个策略也许可以叫作旧的抵制策略。这样的名称在形式上是可以赞成的，因为所谓“准备选举”，除了始终必需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以外，无非是一些最琐碎的技术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很少能在选举以前老早就完成的。我们不愿意去争论字句，但实质上这是旧策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不是旧策略的重复；这是从过去的抵制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过去的抵制。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应当考虑到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并使它的教训在群众中间传播。应当证明：杜马“不中用”，必须召集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人动摇不定；应当要求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束缚，应当支持前者反对后者。应当立即承认社会民主党必须和劳动派达成选举协议以参加将来可能举行的新的选举。要全力阻止政府实现它用指定选举日期的手段来分裂起义的计划。社会民主党必须更加坚决地维护自己那些经过考验的革命口号，应当竭尽全力使一切革命的分子和阶级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使最近将来可能出现的高潮变成反对沙皇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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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4]《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