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三卷——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1906年5月26日〔6月8日〕）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93]YbI品论天涯网

（1906年5月26日〔6月8日〕）YbI品论天涯网

　　最近两号《信使报》刊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第一封信《论策略和不策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已经十分正确地指出，普列汉诺夫同志比《信使报》要右得多。所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对普列汉诺夫同志大加赞赏，把他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立起来。
　　让我们比较冷静地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论点吧。
　　普列汉诺夫同志和社会民主党的波尔塔瓦《钟声报》[94]展开了论战。他援引了该报的这样一段话：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上面一段话竟严厉地“挥舞起拳头”。第一，他要求把“立场”一词改为“反对立场”。我们觉得，这种修改不但丝毫没有把原文改好，反而改坏了。第二，普列汉诺夫同志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校对员。原文中“其他的”一词的后面没有逗号。没有私心的校对员通常是默不作声地改正这样的错误。自命不凡的校对员却要就这一点写上将近半栏的小品文！
　　现在谈本题吧。普列汉诺夫同志实质上是反对什么呢？他说：“作者把一切其他的［注：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忘记在这里加一个逗号或者把“其他的”一词删去，也就是说，他本人也重复了他严厉地加以责备的这个同志所犯的笔误！］资产阶级政党看成只是反动的一帮。”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上面引的那一段话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而在普列汉诺夫援引的接下去的另一段话里，作者是把两类资产阶级政党截然区别开来的：（1）“立宪民主党反对派的”，（2）“右翼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把“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说法强加在作者头上，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简直为真正想进行辩论的社会主义者所不取。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已经指出，《钟声报》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完全同意这种正确的见解的，这位作者就是把立宪民主党反对派的“色彩”与右翼的“色彩”区别开来的。因此，和吹毛求疵的可是却不高明的批评家的意见相反，作者并没有违反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但是，对确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来说，仅仅把资产阶级政党的这两种“色彩”区别开来还是不够的。这是《钟声报》的见解或表述上的一个真正的缺陷，而普列汉诺夫同志并没有看到这个缺陷。他捏造了种种不存在的缺陷，却忽略了这个实际上存在的缺陷。
　　如果普列汉诺夫同志真想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辩论［注：我们并不了解《钟声报》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部和它的倾向。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的总的思想，而不单单谈他和《钟声报》的论战。］，而不是为了讨好和取悦于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那么他就不能避而不谈下面这个事实：正是布尔什维克早就坚持必须把资产阶级政党至少区分为三种主要的“色彩”。这正是两种策略的根本区别之一。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用庸俗的小市民对于所谓“不策略”的叹息来掩饰这种政治策略上的区别，是徒劳的。
　　一年以前，在国外出版了后来又在俄国再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证明，整个孟什维主义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哪些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同无产阶级一道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直到现在，孟什维克始终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整个资产阶级，不分“色彩”！）自己去进行，无产阶级则应该加以协助。因此，孟什维克（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从来不能多少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确定，从各阶级在政治上重新组合的角度来看“当前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究竟是什么，虽然他们也愿意谈论决定性的胜利，甚至在各种决议中反复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决定性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孟什维克不喜欢这个说法，可是他们既无法驳倒这种说法，也无法修正或者改变这种说法。
　　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只有农民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可靠的同盟军（直到这个革命胜利为止）。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的“色彩”却与立宪民主党人或十月党人完全不同。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自己是否愿意，历史向它提出了在对待俄国“旧制度”方面真正革命的目标。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被迫进行斗争来反对地主权力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旧的国家政权的基础本身。客观条件没有“强迫”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用全力去保存旧政权，用同旧政权搞交易的办法去完成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按其被迫行动的倾向来看，是革命的民主派。所以，布尔什维克确定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不是同他们融合）反对旧政权和旧制度，使在人民自由和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起不了作用。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时期的这些策略原则，正是孟什维克所不了解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也不了解这些原则。他力图用笔误、排印错误这类议论，以及生拉硬扯的引文等等来回避、抹杀和掩盖关于我们策略的这一具体问题。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普列汉诺夫在第5号的《信使报》上硬说布尔什维克有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不能和资产阶级一道前进……这样做是机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同志，我们还没有死！把我们当作死人，往我们身上栽赃，那只会使自己出丑。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读过《前进报》、《无产者报》、《两种策略》、《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小册子，都会马上看出普列汉诺夫是在胡说。
　　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再地说，孟什维克的错误是不会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现在正在迅速丧失其革命性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划分出来。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再地说，孟什维克由于可笑地害怕“接近”社会革命党人，而过分地接近立宪民主党人，对有革命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估计不足。布尔什维克一再地说，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为了自由派的暂时胜利而忘记主派的根本利益，从而也就是忘记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没有民主派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真正的胜利；还在于他们盲目地崇拜地方自治派或者说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的胜利。
　　普列汉诺夫同志，这就是您的机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叫喊说：马克思教导我们，“不要问资产者想要什么，而要问他们被迫去做什么。”
　　正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同志。正是您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个教导，正象旨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徒劳无益地援引马克思的话一样，您也在徒劳无益地援引马克思的话。您忘记了立宪民主党人“被迫”同旧政权搞交易，而农民民主派或者说革命民主派却“被迫”同旧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说，至少是立宪民主党人只会搞交易，而农民还会进行严肃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用整个“资产者”被迫做些什么的泛泛空话，来掩盖立宪民主党人色彩的“资产者”和革命民主派色彩的资产者被迫做什么这样一个具体问题。
　　现在可以判断，是谁实际上不会区分当前俄国资产阶级的各种色彩？是谁用烦琐哲学、迂腐思想和“真理的木乃伊”去款待工人，而不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在当前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别？
　　密切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不应当根据偶然的印象，而要靠认真研究社会民主党的文献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请看一看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并把它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比较一下吧。你们可以看到，正是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的）决议不会明确地区别农民民主派和立宪民主派。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正是强调了这种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仅限于建议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我们的决议案则指出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指出必须把农民民主派团结起来，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相对立。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在一切时候都必须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谁仅限于这样做，他就是象小学生一样重复背得烂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能领会这些话并把它运用到俄国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谈“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是说假话，因为只有随着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历史地登上前台以后，才谈得上真正地切实地揭露它们。相反，我们的决议案恰恰把那些目前具有政治意义的不同“色彩”区分开来了。因此，国家杜马的活动一开始就正好证实了我们的决议案的正确性，使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劳动派”的比较革命的实质。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孟什维克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泛泛的空谈。关于这一点，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决议草案。而布尔什维克呢？他们把资产阶级反对派分成三类：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代表大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孟什维克不敢提出自己的决议案，而重申了阿姆斯特丹决议！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重复欧洲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年以后所说的话以外，对于俄国各种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竟谈不出任何自己的看法！！
　　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在委过于人，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就拿普列汉诺夫同志关于40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来说吧。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一是不理解阶级斗争和政治自由的意义。再就是不会区分资产阶级这一或那一阶层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以此来责难我们，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因为正是他作为孟什维克的首领掩盖了在目前情况下具有根本意义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
　　总之，这种责难布尔什维克类似“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令人只能置之一笑。请想想看吧：有些人总是异口同声地责备我们太刻板、太僵化、太顽固。而同时我们的论敌却把我们叫作“布朗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是密谋家（他们从来不赞成总罢工），他们夸大革命政权的作用。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定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政权还是其他政权，用完全的散漫无羁来反对布朗基主义的严密组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点象是温和的拉甫罗夫分子，是半文化派，是非革命者，是奇谈怪论和抽象说教的英雄。孟什维克臆造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责难布尔什维克的话，最好不过地打了他们自己。我们只须指出孟什维克的这种思想混乱，就足以驳倒他们的责难了。
　　相反，我们一向认为，孟什维克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他们倾向于机会主义，也就是说，倾向于为了暂时的利益，为了似是而非的条件去“迁就”暂时的情绪、局势和关系，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
　　普列汉诺夫同志目前的整个策略归纳起来是什么呢？就是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卑躬屈膝，忘记了他们现在的行为的重大消极方面，掩盖了立宪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分子相比的反动性，模糊了那些往往相信“请愿”和傀儡议会的工人和农民的意识。
　　立宪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把自己装扮成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掩盖自己同劳动团的分歧，掩饰自己同农民民主派的不一致，竭力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不可靠的右翼。不管普列汉诺夫同志原来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实际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他事实上支持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反动意图。正因为这个缘故，立宪民主党人才对他大加赞扬。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就反对当时党内的右翼（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等人），坚持必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反对派运动。马克思在1847年曾经持同样的看法。普列汉诺夫想使读者相信，布尔什维克忘记了这个真理。
　　普列汉诺夫同志错了。当人们解决在某个时期是否支持反对派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时，他们并不否定支持反对派运动这个一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以抽象的说法偷换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了完全非历史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忘记了，随着革命的进展，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阶层的地位是要发生变化的。革命愈高涨，资产阶级中最不革命的阶层就愈加迅速地脱离革命。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无法对一般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任何事物作出解释。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马克思在1847年支持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最怯懦的反对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7—222页。——编者注］。他在1848年却无情地严厉地斥责了十分激进的、比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左得多的德国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法兰克福议会[95]中进行了“根本性的工作”，并要全世界相信这种根本性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而不了解为实际的政权而斗争的必然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8、25—27、44—48、71、114—115、371—431页和第21卷第22—23页。——编者注］。马克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是不是采取了另一种观点呢？是不是陷入了布朗基主义呢（伯恩施坦派以及德国的自由派教授就是这样认为的）？绝对不是。革命向前发展了。不仅1847年的德国的“希波夫派”，而且1848年的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都落后于革命了。马克思作为先进阶级利益的忠实的捍卫者，无情地斥责了在落后者当中影响最大的那些人的落后现象。
　　普列汉诺夫在援引马克思的话时，歪曲了他的话。
　　第二个例子。
　　在1903年，甚至更早一些，在1901—1902年间，旧《火星报》曾支持“希波夫派”[96]，即当时同司徒卢威先生一道提出“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口号的怯懦的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革命向前发展了，社会民主党人就从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反对党的上层转向其革命的下层。随着整个民主运动的发展、扩大和深入，他们“攻击”希波夫派，说他们没有明确地要求立宪；“攻击”立宪派，说他们忽视了普遍的……选举权；“攻击”那些承认普选权的人，说他们不承认革命等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1902年期间曾支持持反对党立场的“希波夫派”，而在1905—1906年期间转而支持革命的农民，他们是不是自相矛盾呢？绝对不是。他们是始终如一的。
　　自相矛盾的倒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只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暂时的胜利，而没有看到实际生活已经提出的更高的民主主义任务。
　　再往下谈吧。关于普列汉诺夫对立宪民主党杜马持完全不批判的态度，这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普列汉诺夫同志摘引了《钟声报》的下面一段话：
7　　对于这段话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请读者再读一下《钟声报》的这段话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评语。这段评语异常明显地向我们揭示了普列汉诺夫所以转向伯恩施坦的一个根源。
　　真难设想：《钟声报》只要把文章的结尾几行更动几个字眼就行了：把“立宪民主党”改为“激进派”，把“杜马”改为“众议院”。
　　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论断彻底地暴露了他自己。他明显地表明，他丝毫不了解什么是立宪幻想，从而也丝毫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前形势。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俄国杜马之间，法国激进派[97]和法国议院之间，在各自的相互关系上有着根本的差别，而普列汉诺夫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普列汉诺夫忽略了《钟声报》这篇文章中的一个短语，它虽然很短，却非常值得注意，非常重要。这就是：“同政府妥协”。
　　普列汉诺夫同志，请想一想吧：在法国能够谈得上众议院同政府“妥协”吗？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政府在一切最重大的问题上都是听命于议院的。议院中的多数本身就是实在的政府，可以任命合乎自己心意的人当部长。激进派在议院中取得了多数，从而就成为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议会中的对比关系，无论同人民内部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还是同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对比关系，都是或多或少地相适应的。这一时期的成文的宪法同现实的、实际的宪法，同力量的对比也没有很大的差距。
　　在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说，杜马的多数是和政府妥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实际权力，无论按法律还是按实际情况来看，都完全不属于杜马，而属于旧的专制政府。杜马不是象议院那样的国家政权机关，而只是一部分人向旧政权请愿、请求、提出要求的机关。因此，杜马的多数能够同政府“实行妥协”，而这在法国却是荒谬绝伦的。议会中的对比关系，不论同国内现实的力量的对比关系，还是同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对比关系，都是完全不相适应的。
　　在法国，实际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议院中有代表的一些力量之间进行的，甚至这些力量的代表人数在一定时期也是或多或少地同这些力量的“战斗作用”对比情形相适应的。
　　在俄国，实际的斗争完全不是在杜马中有代表的那些力量之间进行的，这些力量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正是现在和这些力量的“战斗作用”的对比情形有着特别突出的根本的差距。俄国的现实的政府在杜马中几乎根本没有代表，它有另外的“机关”，无产阶级也几乎没有代表，农民代表的人数也少得可怜。
　　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拿俄国同法国比较，这表明他完全陷入了立宪幻想的泥沼。他把词句（议会、议院）当作本质，把招牌当作内容。因此，他完全忽略了俄国目前一切最重要的特点，即在杜马中有极少数代表的“人民”和旧政权之间的斗争日益成熟，“妥协派”、变节者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在变得特别重要和特别危险。
　　伯恩施坦在1899年曾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妥协派”（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调和的社会自由派）当作握有实际权力的资产阶级本身，因而给德国无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样，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也把半反动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搞人民自由和旧政权调和的立宪民主党人）当作国家中独立的政治力量，当作可以而且应该支持的权力，也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伯恩施坦号召对社会自由派要“讲策略”，要支持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实际上是号召支持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他迷恋于社会和平这个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
　　晋列汉诺夫号召对立宪民主党人要“讲策略”，要支持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实际上是号召支持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他迷恋于议会制（在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个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
　　社会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派资产阶级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都宠爱备至，把他们捧上了天，替他们大肆吹嘘，翻印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给资产阶级帮了忙。
　　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上当。所谓社会民主党要“讲策略”，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等等这些字眼，在现实的政治中是有自己的意义的，这种意义不取决于普列汉诺夫的善良愿望，而取决于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普列汉诺夫可能自己认为并且要别人相信，他并没有打算削弱或者缓和各阶级之间以及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对抗。可是普列汉诺夫的话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不取决于他的意志。
　　伯恩施坦所希望的不是社会和平（至少他要人相信他不是这样希望的），但是资产阶级很正确地了解到他的话的真实含义正是如此。请看看我们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吧。这些报刊称赞普列汉诺夫，而且不管他是否同意，从他的话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先生昨天在《杜马报》（第22号）上论证说，任何“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都是妨碍民族解放事业的。他直截了当地把《浪潮报》的斗争同盖得派[98]反对饶勒斯派[99]的斗争、费里反对屠拉梯的斗争、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加以对比；他担心象“我们俄国现在进行的这种阶级仇恨的说教，将损害政治上共同行动所十分必要的各社会集团的团结，从而根本破坏〈请注意！〉一切合理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行动的基础”。“它〈阶级仇恨〉会不会使立宪制度的精神也遭到破坏呢？”
　　司徒卢威先生今天在《自由和文化》杂志[100]（第7期）上哭泣说，社会民主党人“把自由交给阶级纷争的泼妇去折磨”，说他们“片面地、发疯似地热中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第458页），说“政治和平”（请回忆一下欧洲资产者所说的“社会和平”！）“向我们提出了崭新的要求”（第514页）。资产阶级透彻地知道，普列汉诺夫散布的正是关于“政治和平”的谎言，实际上是在冲淡一切阶级纷争，一切阶级斗争。一爪落网，全“身”被缚。在对待目前政治的态度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完全落入司徒卢威先生的笼中。
　　普列汉诺夫同志写道，“辱骂不是批评”。“批评确实能提高认识，相反，辱骂只会模糊认识。就拿背叛这个辱骂性字眼来说。我们如此频繁地叫喊资产阶级背叛，以至于当他们真的‘背叛’，也就是说，当他们同官僚制度和解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需要大声疾呼，叫喊资产阶级背叛的时候，我们的叫喊已经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结果我们就会遭到和那个在狼还没有来时大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小孩子同样的命运。”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小段议论，真可以称得上是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妙范例！
　　首先，请看普列汉诺夫同志多么没有固定的见解。在1905年11月，他在《日志》第3期上写道：“……最近我们总是叫喊资产阶级的什么〈！〉背叛。可是，资产阶级究竟能背叛什么呢？无论如何不是背叛革命，因为它从来没有为革命思想效过力。”
　　请看，普列汉诺夫同志在1905年11月甚至完全不明白资产阶级能背叛什么。现在他明白这一点了。他不仅认为资产阶级可能背叛什么，而且已经发现它真的会背叛。半年之内，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起初说资产阶级根本没有什么可背叛的，现在却说它真的会背叛，就是说，会同官僚制度和解。
　　如果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其他方面的看法不是同样摇摆不定，我们对他的这个进步是很高兴的。他说，背叛是个辱骂性的字眼。这个观点不是新的。这是一切自由派资产者的观点。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用数以千计的文章向俄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所谓资产阶级“背叛”的说法只不过是“疯狂的”布尔什维克惯用的辱骂性字眼。现在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新的同盟者。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深信，“背叛”是个“辱骂性的字眼”。
　　正如过去有个时候为了反对伯恩施坦，不得不反复说明和详尽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一样，现在，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也不得不这样做。他是大错特错了。“背叛”不是“辱骂性字眼”，从科学的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是对确切的事实和资产阶级确切的意图的唯一正确的说明。“背叛”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和“搞交易”一样的。普列汉诺夫本人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把背叛和与官僚制度和解看成同一个东西。现在请看“疯狂的”《浪潮报》关于“搞交易”这个概念是怎样说的。
　　第13号的《浪潮报》上写道：“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的实质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个人的变节行为。这种粗俗的看法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搞交易的实质在于也仅仅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离开也不愿离开让旧制度保持政权的立场，由旧制度发号施令的立场。”［注：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可见，背叛或者搞交易的实质完全不在于个人的变节行为。背叛或者搞交易的实质仅仅在于，自称维护“人民的”（应读作：资产阶级的）自由的党力图让旧的专制政府保持政权，力求由自己和专制政府分享政权。
　　“人民自由”党在背叛人民自由，这正是因为它把相当大的一份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政权拱手让给旧政权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不愿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实在太奇怪了。他把情况描述成我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背叛，只是在将来才会背叛。
　　这是对背叛和搞交易的实质一窍不通。
　　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背叛了自由，并且和官僚制度实行和解。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某种政治步骤呢？无疑是的。这个纲领也正是背叛的纲领，搞交易的纲领！立宪民主党人的每一个政治步骤都是在这样或那样地贯彻和实现这个纲领。特鲁别茨科伊1905年夏季的讲话，在四原则选举制[101]问题上转弯抹角的态度，出版自由的苦役法案，所有这些，正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实现其背叛纲领的步骤。
　　照普列汉诺夫同志看来，如果资产阶级不再采取什么特殊的步骤，就不会发生任何资产阶级背叛问题。这是不对的。如果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立宪民主党人，继续他们从前的做法，那么他们的全部行动就会构成一幅彻底背叛的图画。当前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不了解这一点。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小市民幻想实现了，如果杜马和“社会舆论”的“和平压力”迫使政府作了微小的让步，如果国务会议[102]准备按照国务会议成员霍米亚科夫先生的处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报》昨天报道了他的方案）稍稍作些迁就，如果旧政权改组内阁，给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几个舒适安逸的职位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结局肯定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官僚制度的“和解”。普列汉诺夫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似乎“背叛”的道路现在是或者将要是我国资产阶级的“新”道路，而实际上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旧道路的继续，它提供了——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说——背叛的全部“要素”。
　　普列汉诺夫说，当资产阶级“真的”背叛时，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叫喊了，因为大家对背叛这个词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多么绝顶的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啊！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就是要照亮人民群众应当走的道路。我们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用各个阶级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用每一个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表明，实际生活证实了我们的学说。资本主义愈发展，政治斗争愈尖锐，就有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话，相信我们的话被实际生活（或者说被历史）所证实。譬如现在在俄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是正确的。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或者在革命急剧转变，立宪民主党人同专制制度进行某种重大的交易的情况下，相信我们的评价是正确的将会是成百万甚至成千万人。
　　因此，说我们现在过于频繁地叫喊背叛，将来人家就会不相信我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用类似老处女、女训导员等等向女子中学学生训话时常说的那些东西来遮盖这种荒谬说法，那是徒劳无益的。他以教训的口吻说，“批评应当有根有据”。
　　真是新鲜而又高明的见解。普列汉诺夫同志，您的批评也应当有根有据才是。可是请看，您没有举出一个实际的稍微重要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没有根据的批评，而您的泛泛的议论在读者头脑中却散布了许多没有根据的意见！单是把“背叛”说成辱骂性的字眼就够荒唐的了！
　　“在我们的队伍中，对这种对立〈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的认识可以说已经成了固定的偏见”，这句话就够荒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这个“在我们的队伍中”何所指呢？是在日内瓦的俄国庸人的队伍中吗？是笼统地在我们党员队伍中吗？是不是还应该想到人民群众的广大队伍呢？
　　一位工人在《号召报》[103]上说普列汉诺夫是“从远处”考虑问题，这话很对。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既不了解整个这种对立，也不了解立宪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性质。而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超过了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大约10倍。立宪民主党人还通过立宪民主党杜马以及自由派的一切机关加紧腐蚀人民。只有完全丧失现实感的人，才会设想我们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背叛行为是超越了事变的进程和群众的要求。恰好相反，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事变的进程和群众的要求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您最好对立宪民主党人写一些通俗的、“有根有据的”批评，这会更有益些。
　　现在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关于杜马的结论。
　　请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论断吧。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就假定是这样吧。可是，如果杜马仅限于进行根本性的工作，哪里说得上要解散它呢？什么是根本性的工作？就是杜马按照法律进行的工作。杜马把法律草案提交国务会议，向各部大臣提出质问。国务会议和大臣们把问题拖延下去，尽力缓和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俄国政府的机关报《俄罗斯国家报》[104]早就说过，让杜马去成为反对派的杜马吧，只要不成为革命的就行。换句话说，你们可以进行根本性的工作，但是不能再多走一步。
　　何必为根本性的工作解散杜马呢？？如果杜马不采取革命的步骤，不采取完全非根本性的步骤，或者在杜马外面没有掀起使立宪民主党杜马也会成为政府的障碍的运动，那就永远不会解散杜马。我们以为这种推测比“解散杜马”这种毫无根据的空谈更可靠得多。
　　政府不仅在解散杜马的情况下会垮台。它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垮台，因为杜马根本不是运动的主要因素，也不是运动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不会自行垮台，只有在……一种第三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杜马）的积极行动下才会垮台。讲清这种行动的必然性，讲清它多半会采取的形式，它的性质，以及能够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们的阶级成分，讲清这种行动获得成功的条件，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而立宪民主党人恰恰最无情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所以破坏立宪民主党人的威信正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条件之一，也是吸引群众支持这项工作的一个保证。
　　既说政府“跌入”深渊，同时又说批评和谴责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不合时宜，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跌入“深渊”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如果我要模仿普列汉诺夫的做法，我就要说，这是句革命的空话。政权将落到谁的手中呢？工人和农民会允许政权落到立宪民主党人手中，听任他们马上去和旧的专制政府分享政权吗？正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让人民对立宪民主党人提高戒心不是特别必要吗？
　　我们认为，是的。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妨碍和危害了教育群众认清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必要的工作，他毫无根据地反对揭露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本质的策略。
　　普列汉诺夫说杜马的根本性的工作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这正暴露了他对问题的极端片面的看法。正象我们在《浪潮报》上已经指出的，在这里孟什维克自己纠正了普列汉诺夫，他们完全公正地嘲笑了“杜马的”前途是“搞一大堆法律”［注：见本卷第137—138页。——编者注］。直到现在，俄国还是一个拥有最多的纸上的警察式法律的国家。如果杜马将来总是进行“根本性的”工作，那么俄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最多的纸上的激进法律的国家。如果以为这些法律或法案的鼓动作用是和它们篇幅长短以及数量多少成正比例，那就太迂腐了。要这样想，就只有忘掉法兰克福议会的例子，它勤勤恳恳地做了自己的“根本性的工作”，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它以为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工作具有最大的鼓动作用。要这样想，就只有闭眼不看俄国所发生的事情，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无休止的演说怎样使公众疲劳不堪的迹象，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苦役”法案以及他们为这些法案辩护的可怜的空谈所造成的印象，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对日益逼近的新浪潮，对不可避免的新斗争，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跌入深渊”表现出的这种极端令人厌恶的小市民的恐惧心理。普列汉诺夫同志，揭露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作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政府的跌入深渊，去积极促其实现，在政府跌入深渊时不让立宪民主党人“捞到油水”，为政府跌入深渊而英勇果敢地作好准备。
　　有人对我们说，杜马在唤醒人们，杜马在揭露最后的幻想。不错。但是只有在我们揭露了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怯懦性和动摇性的情况下，只有在我们讲清了与杜马有关的、表明幻想已经破灭的事实的情况下，“杜马”才这样做。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这样做。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对这样做的。立宪民主党人在散布立宪幻想。祖巴托夫政策[105]也曾经唤醒了工人，也曾经揭露了幻想，但是，这也是在我们对祖巴托夫政策腐蚀人民进行了斗争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不要试图以杜马不是祖巴托夫式的组织为理由来反驳这种论据。比拟并不是等同。恐怕谁也无法给我找出一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或者他们的一篇重要的政治言论，其中（报纸或言论）不包含腐蚀人民政治觉悟的成分。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所忘记了的东西。他庄严地和郑重其事地宣称：“整个哲学的意义就是：凡是有助于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有碍于这一工作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偏见，都是烦琐哲学。
　　对，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翼确实陷入了不可救药的烦琐哲学。不过，是哪一翼呢？是右翼还是左翼呢？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把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策略归结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更迂腐，更没有生气，是更道地的烦琐哲学呢？如果是那样的话，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斗争和庸俗的资产阶级文化派[106]的斗争之间还有什么界限呢？革命在高涨，各阶级纷纷出场，群众在从事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相继形成，复杂的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在空前丰富的种种事变和1905年经验所奠定的基础上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切统统被归结为一点：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真是我们的女训导员的天才发现。这真是解决一切具体政治问题的一把优良的“万能钥匙”，并且这把钥匙是任何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民主改革党，甚至葛伊甸都可以完全接受，奉为至宝的。对，对，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宽大的”标准，正是这种使各阶级集合起来并团结一致，而不是散播仇恨和纠纷的东西。这些善良的人都会说：正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好！要知道，这种“解决办法”必然会模糊或者推开资产阶级内心十分畏惧的关于新的“丧失理智的时代”、新的“旋风”的问题。没有什么旋风，没有什么灾难，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前后一致，应该说：也没有什么深渊。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同志就这样完完全全把自己和法兰克福议会里普通的德国立宪民主党人置于同等的地位。唉，这些空谈家关于人民的政治觉悟真不知讲了多少娓娓动听的话！他们为了这个目的真不知制定了多少冠冕堂皇的“根本性的”法律！当他们在彻底被人民厌弃、丧尽革命作用以后而被解散的时候，他们又多么高贵地提出抗议。
　　人们对我们说：俄国革命更加深入了，它正在高涨，立宪民主党杜马，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话，立宪民主党人的怯懦，立宪民主党人的苦役法案这种堤坝是阻挡不住它的。是的，先生们，正是这样：俄国革命更广泛、更强大和更深入了。它正在高涨。它越过立宪民主党人在前进。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是这个更加深入的运动的代表，我们正在竭力向工人和农民说明这个崇高的任务，我们正尽力帮助他们超越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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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93]《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文最初发表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前进报》第1号，同年稍晚一些，出版了单行本。《前进报》第1号和文章的单行本都受到了沙皇政府书报检查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查处。——148。
　　[94]《钟声报》（《Колокол》）是社会民主党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1月18日（31日）—6月8日（21日）在波尔塔瓦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多为孟什维克。——148。
　　[95]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56。
　　[96]希波夫派是指以俄国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为首的一批温和自由派分子。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欺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156。
　　[97]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58。
　　[98]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160。
　　[99]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60。
　　[100]《自由和文化》杂志（《Свобода　и　Культур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6年4月1日（14日）作为《北极星》杂志的续刊在彼得堡开始出版。该刊编辑是谢·路·弗兰克，积极参加该刊工作的有彼·伯·司徒卢威。该刊共出了8期，由于印数急剧下降，于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停刊。——161。
　　[101]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163。
　　[102]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成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
　　列宁在这里说的是1906年5月23日（6月5日）《杜马报》第22号上登载的国务会议成员尼·阿·霍米亚科夫的谈话。霍米亚科夫谈到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相互关系问题时说：“中间派的国务会议成员大多数反对使用立法提案权，他们的考虑是，尽管法律给了国务会议这种权利……但是国务会议使用这种权利仍会是对杜马权利的侵犯。”“只要杜马开始向国务会议提出法律草案，国务会议就会开始紧张工作，并且竭尽努力不使事情发展到同杜马冲突的地步。”——163。
　　[103]《号召报》（《Призыв》）是俄国通俗日报，1906年1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从3月底起，布尔什维克尼·瓦·克雷连柯等参加了该报的工作。同年6月15日（28日）根据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被查封。——165。
　　[104]《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166。
　　[105]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因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
　　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168。
　　[106]文化派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派别，这一派别力图用单纯的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的实际斗争。列宁关于文化派的论述，见《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22—335页）。——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