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cSc品论天涯网

（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cSc品论天涯网

一　我们参加杜马选举有什么客观意义？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冲昏了我国自由派报刊的头脑。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运动中把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一向不属于立宪民主党的一些报纸，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党的机关报。自由派报刊欣喜若狂。到处都能听到胜利的欢呼声和对政府的恫吓声。在这些呼叫声中经常搀杂着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有时是幸灾乐祸有时是妄自尊大的狂妄态度，这是一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情况。
　　——瞧，你们拒绝参加选举，犯了多大的错误！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你们承认错误了吧？现在你们该知道英明而有远见的普列汉诺夫的忠告的价值了吧？——常常可以从得意忘形的自由派报刊的字里行间听到这样一些言论。关于普列汉诺夫，斯捷潘诺夫同志说得很对（见《目前形势》文集中的《远方来信》一文），他说普列汉诺夫同伯恩施坦一样走运。正象当年德国自由派对伯恩施坦爱不释手以及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把他捧上天一样，现在，俄国没有一家自由派报纸，甚而可以说没有一篇自由派报纸上的文章（连《言论报》，一点不假，连十月党人的《言论报》也在内！）没有拥抱亲吻和爱抚过这位英明的、有远见的、通情达理的，头脑清醒的、敢于起来反对抵制的普列汉诺夫。
　　我们就来看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证明了什么。他们揭露了谁的错误？暴露了什么样的策略是毫无用处的？
　　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硬要我们相信，抵制是一种错误。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有这种看法，这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提议给莫斯科工人一个杜马席位（见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这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善于重视工人的帮助，他们为了取得圆满成功和巩固自己的胜利，力求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如果他们同非党工人达成了这种协议，也就等于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协议。立宪民主党人仇视抵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抵制就是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
　　普列汉诺夫和倾向于他的（一部分是自觉地，一部分是不自觉地）孟什维克或者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反抵制派要求的是什么呢？唉，真可惜！普列汉诺夫这位他们中间最有胆识，最彻底、最坦率、最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人物——居然在他的第5期《日志》［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里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求什么。他大声疾呼：应当参加选举。为了什么？为了建立孟什维克所鼓吹的革命自治呢，还是为了参加杜马？
　　普列汉诺夫总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拐弯抹角地用诡辩来回避这些简单明了的问题。当孟什维克还在《火星报》上宣扬革命自治的时候（也是他本人毫不隐讳地表示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接连好多个月时间保持沉默，现在却突然抛出一些最轻蔑的词句来攻击孟什维克的“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革命自治”为什么赫赫有名，又怎么会有名呢？是不是普列汉诺夫现在要进攻的那些早就指出这个口号有缺陷、不明确和不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使它更加“有名”了呢？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普列汉诺夫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只是讲了几句先知式的名言就搪塞过去了。在这里，先知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先知是预卜事件的未来，而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事件过后才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吃完了饭才把芥末端上来。当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十二月起义之前，也就是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谈到“革命自治”的时候，普列汉诺夫默不作声，然而他是完全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他默不作声，看来是在观望和犹豫，不敢拿出一个多少肯定的意见。当革命浪潮低落的时候，当“自由的日子”和起义的日子过去的时候，当工人、士兵、铁路工人等等各种代表苏维埃（即孟什维克认为是革命自治机关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散的自发的因而也是软弱无力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苏维埃）退出舞台的时候，——总之，当问题已经失去尖锐性的时候，当饭已经吃完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才把芥末端上来，才表现出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所喜欢的……对往事的英明和远见。
　　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什么不满意革命自治，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普列汉诺夫现在跟布尔什维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革命自治会把许多人“弄糊涂”（《日志》第5期），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普列汉诺夫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大了，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这个口号太小了。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口号走得太远了，而我们则认为这个口号走得还不够远。普列汉诺夫一心想把孟什维克从“革命自治”往后拖，使他们在杜马中进行冷静的实际的工作。我们则一心想——不仅一心想，而且有意识地明确地号召——从革命自治再前进一步，承认建立完整的、有计划的、能采取攻势的起义机关即革命政权机关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实际上要把起义的口号从日程上撤销（虽然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他否定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没有起义和起义的环境，革命自治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和有害的儿戏。普列汉诺夫比他的志同道合的孟什维克稍微彻底一些。
　　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参加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怎样参加选举呢？不是为了只把人“弄糊涂”的革命自治。那就是说，为了参加杜马吗？但是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表现得特别胆怯。他不愿意回答，然而由于俄国有ｎ＋1个同志不仅希望“只管去读”这位“只管去写的”作家的日志，而且希望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一点明确的活动，由于这ｎ＋1个纠缠不休的记者要求他作出确切的回答，普列汉诺夫开始生气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求选举者知道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是一种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等等。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他这种怒气冲冲的声明更无济于事、更滑稽可笑的了。得了吧，普列汉诺夫同志！要知道你的朋友们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我们工人都会笑话你的，要是你真的当着群众的面鼓吹你那绝妙的纲领：参加选举吧，进行选举吧，但是不必过问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你们按照关于杜马选举的法令选举好了，但是不许你们去想（这是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这是在选举杜马代表。
　　为什么以前写文章条理很清楚而且对问题总是给予明确答复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他对十二月起义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从而对目前政治形势得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看法。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害怕把自己的想法彻底弄清，害怕正视现实。
　　目前，“杜马运动”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不管参加选举的本人的意志、意识、言论和诺言怎样，事实已经回答了选举和参加选举具有什么客观意义的问题。孟什维克中最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之所以害怕公开主张参加杜马，是因为参加本身已经决定了参加的性质。参加选举，要么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同他们串通一气，要么意味着玩弄选举。生活本身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5期中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正确的，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普列汉诺夫不逃避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他在《日志》第6期中将不得不承认前半句话也是对的。
　　政治现实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纲领”（1905年底或1906年初在圣彼得堡发行、提到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名字的胶印本）和他们自己的铅印声明（附有说明两个策略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和一本小册子^[139]中所刊载的唐恩的一篇文章）中所鼓吹的策略，这就是，不是为了选举杜马代表而参加选举的策略。再说一遍，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在报刊上提到参加杜马的主张。实际生活就这样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个“纯洁的”策略。至于为了“革命自治”、为了退出省选举大会等等而参加选举，现在连认真地谈也未必会谈了。事件最清楚地表明，这种选举的游戏，这种议会制的游戏，除了使社会民主党威信扫地、蒙受耻辱，不会给它带来任何东西。
　　如果上面的话还需要加以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党的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已经提供了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这是一个多数派和少数派混合的组织。它所采取的策略也是“混合的”，即至少有一半是孟什维克的：参加初选人的选举，以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中的影响，然后破坏选举，拒绝选举复选人。这种做法是再一次使用对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40]所用过的策略。这正是本着普列汉诺夫同志所推荐的办法作出的“第一步”：先参加选举，其他到时候再详细研究。
　　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果然不出所料地彻底破产了。初选人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一部分组织的委员当选了。正好在这个时候颁布了反抵制的法令^[141]。初选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为鼓动抵制而坐牢，要么选举复选人。郊区委员会的鼓动和我们党的所有组织的鼓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它无力应付它所推动的力量。初选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撕毁了自己的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并……选举了复选人。在这些复选人中间也有一部分是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组织的委员。
　　我出席了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会议，看到了这个极端困难的场面，当时社会民主党领导组织正在讨论该怎么办和如何处置这个已经破产了的（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问题。策略的破产是十分明显的，以致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成员也没有一个人发表赞成复选人参加省选举大会，或者赞成革命自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主张。另一方面，也下不了决心处罚那些不按照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的工人初选人。委员会只得不了了之，默认自己有错误。
　　参加选举，但是不好好考虑（甚至不愿好好考虑，根本不愿考虑，见《日志》第5期）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的普列汉诺夫策略，其后果就是这样。孟什维克的“策略”一接触现实就完全破产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策略”（不是为了选举而参加选举）只是一些动听的空话和美好的愿望。但愿望终归是愿望，空话终归是空话，实际出现的总是客观政治形势的不可改变的逻辑所决定的结果：或者是为了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选举，或者是玩弄选举。可见事件完全证实了我在《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短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的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第5页）［注：见本卷第153—154页。——编者注］
　　不妨让孟什维克或者普列汉诺夫分子来驳倒这个结论吧，不过不要讲空话，而要摆事实。要知道，现在我们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在自己的策略上都是自搞一套。为什么孟什维克在俄国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呢？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即没有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合并的孟什维克小组，没有准备开展一个“普列汉诺夫式的”或者自己的选举运动来应付后天，即3月26日这个星期天，就要在莫斯科举行的选举呢？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不愿意，而且我相信，也不是由于没有能力。而是由于，客观政治形势已决定，要么抵制，要么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莫斯科省的复选人当中有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已成定局。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普列汉诺夫同志，时间还来得及！孟什维克同志们，时间还来得及！告诉那些复选人该怎么办吧！［注：当我在3月24日《言语报》^[142]第30号上看到莫斯科通讯的时候，本文已经脱稿。莫斯科通讯中说：“就现在可以确定的材料来看，在当前省选举的角逐中，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政党的机会几乎相等：十月党人11票，加上工商业者26票和极右派政党13票，总共有50张完全确定的选票；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人22票，再加上无党派进步人士11票和工人17票，总共也是50张选票。因此，胜利属谁，要看9个态度还不明朗的复选人究竟靠拢哪个政党。”
　　假如这9个是自由派，而17个工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是多么希望这样），结果将是：立宪民主党人42票，右派50票，社会民主党人17票。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瓜分杜马代表席位的协定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务必在事前告诉他们，哪怕只此一次也好，让他们知道你们自己的策略。这些复选人是不是应当干脆退出省选举大会？还是退出大会去成立革命自治机关？还是交上空白的选票？或者最后，还是选举杜马代表？如果是，那又选谁？选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去演这出徒劳无益的毫无希望的幕布后面的戏吗？最后，还有一个你们孟什维克同志们和普列汉诺夫同志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要是这些复选人的选票将决定立宪民主党人当选或者十月党人当选，他们该怎么办？比方说，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Ａ—1个，十月党人是Ａ个，而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是两个，那怎么办？弃权［注：大概不必再加上这么一句，说如果这两个人选举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那实际上就是给黑帮分子帮忙。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就等于弃权，也就是等于消极地撤出战斗，让黑帮分子击败立宪民主党人。
　　附言：正文中有一处错误，说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省选举大会现在已经开过。黑帮分子取得了胜利，因为农民没有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顺便说一下，使我们获得这条消息的3月28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5号还这样报道：“《道路报》根据可靠方面消息报道：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昨天（在莫斯科）积极参加了选举，按照《人民自由报》上发表的名单投了票。”这是真的吗？］就等于帮助十月党人击败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只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且请求他们为了这一功劳而赏个杜马席位？
　　这决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结论。这决不是对孟什维克的无端攻击。这个结论就是现实本身。工人参加选举，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实际上就导致这种结局，而且只能导致这种结局。立宪民主党人正确地估计了彼得堡的经验：当时非党的工人房客为了不让十月党人取得胜利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立宪民主党人估计了这一经验，就直截了当地向莫斯科工人提出：只要支持我们，我们就把你们的一位复选人选入杜马。立宪民主党人要比普列汉诺夫本人更正确地了解普列汉诺夫策略的实际意义。他们的建议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选举所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复选人不是非党工人，而是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也会陷入那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置身事外，这就是帮助黑帮分子，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地，彼此默契或通过协定勾结起来。
　　的确，立宪民主党人现在亲吻普列汉诺夫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一亲吻的代价是很明显的。拉丁语里有个谚语说得好：Do　ut　des（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我吻你是要你用自己的劝说多给我拉几张选票。的确，也许你根本不想这样做；你甚至羞于当众承认曾经接受我们的吻。你想用各种真话和假话（特别是用假话！）来回避答复那些毫不客气、过于直率地触及我们暧昧关系的本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问题完全不在于你的心愿，你的心意，你的善良的（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是善良的）愿望。问题在于结局，而这种结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立宪民主党人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了解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他们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局：取得了工人的选票，和工人达成协议，使工人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负连带（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责任。
　　普列汉诺夫对自己所提出的策略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善良的愿望只能铺成地狱。社会民主党在选举问题上对群众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群众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工作等等（见普列汉诺夫的同伙唐恩在他的小册子中发出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尽管我们中间有人非常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客观条件却阻碍着这种愿望的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不能在群众面前高高举起（回想一下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例子），秘密组织不可能变成合法的组织，船帆从不带主要装备就投入伪议会急流的无能掌舵人手中掉下来了。实际执行的既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而是立宪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要知道你们的抵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和软弱无力的办法！立宪民主党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这样喊叫。那些企图用抵制的办法使杜马和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出丑的工人，那些把稻草人选到杜马中去的工人显然是错了！杜马决不会是稻草人的杜马，而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够了，先生们！你们太天真了，或者是假装天真。如果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那么形势就会不同，可是杜马终究将是一个稻草人。当工人们用选举稻草人这个绝妙的实例来象征未来的杜马，警告轻信的人们并且声明自己不对稻草人的把戏负责的时候，是有一种异常敏锐的阶级本能在指使他们的。
　　你们不了解这一点吗？让我们给你们解释解释吧。

二　初次选举的社会政治意义

　　俄国的初次政治选举具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和完全沉溺于立宪幻想的立宪民主党人却根本不能了解这次选举的实际意义。
　　首先我们看一看，聚集在立宪民主党人周围的是哪些阶级的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这次选举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宝贵材料，但还远远不够完备。然而，有些东西已经可以看出并且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下面就是我们根据《俄罗斯新闻》上关于到3月18日为止（即到彼得堡选举以前）选出的复选人的材料总结出来的数字：


　　［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2人）、立宪民主党（304人）、民主改革党（4人）、进步派（59人）、混和的自由派分子（17人）、犹太平等联盟^[143]（3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144]（7人）划为左派。把十月党人（124人）、工商党（51人）、立宪君主党（7人）、法制党（5人）、右派^[145]（49人）和君主派^[146]（54人）划为右派。］
　　尽管这份材料还很不完备，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彼得堡的选举只是更肯定了这个结论），俄国的一般解放运动，特别是立宪民主党，正经历着某种社会变动。这个运动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城市。运动正在走向民主化。城市居民中的“小人物”正在日益显露头角。
　　在土地占有者中间是右派占优势（假定无党无派中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半——这个假定与其说是太乐观，还不如说是太悲观了）。而在城市选民中间，左派却占大得多的优势。
　　地主脱离了立宪民主党，参加了十月十七日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党。可是，小资产阶级，至少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关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材料，在杜马召开以前要弄到这方面的材料也确实比较困难），显然正在走上政治舞台，显然正在转向民主派。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解放（和“解放派的”）运动中地主曾占主导地位，现在农民起义和十月革命已经把大部分地主完全抛到反革命方面去了。立宪民主党仍然是两重性的政党，其中既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自由派地主，但是现在自由派地主显然只占该党的少数。占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几乎万无一失地作出下面两个结论：第一，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成熟，并且明确地表现出对政府的反对态度；第二，立宪民主党正在变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议会”政党。
　　这两个结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是彼此一致的。第二个结论要比第一个结论狭隘得多，因为立宪民主党并不包括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而且它仅仅是一个“议会的”（自然也是伪议会的，傀儡议会的）政党。例如，关于彼得堡选举的意义，最初有狂热的激进的《俄罗斯报》谈过，接着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和杜马候选人纳波柯夫先生谈过，最后有《新时报》谈过，他们的供词十分相似，都认为这次选举与其说是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倒不如说是投票反对政府。立宪民主党人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成了（这是杜尔诺沃之流的功劳）最左的政党。真正的左派政党已经被暴力、逮捕、屠杀和选举法等排除在外了。一切不满的、气愤的、愤慨的、动摇的革命分子由于大势所趋和选举斗争的逻辑，不得不纠集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注：3月22日《评论报》^[147]说：“人们并不期望这个杜马作出创造性的工作，很多不同意立宪民主党纲领的人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到杜马中去，只不过是把神圣的事业加在他们身上，要他们付出巨大的劳动来清除我们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48]，即政府中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这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前面的图表中，我们把一切进步的复选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计算在一起，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两支巨大的力量在斗争：一支是拥护政府的力量（反革命地主、资本家和暴虐的官僚），另一支是反对政府的力量（自由派地主、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不坚定分子）。至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分子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这从彼得堡选举［注：在彼得堡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共得了160个席位，这只是特别明显地揭示了其他许多地区的整个选举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情形。彼得堡选举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的总的情况来看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许多见证人的坦率的供认也证明了这一点（“庶民”投票赞成“自由”等等），而且从比立宪民主党的报纸稍左一些的民主派的报纸普遍地转向立宪民主党阵营这个事实也可以间接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如果说目前组成立宪民主党核心的无疑地多半是些除了进行傀儡议会的清谈以外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的人，那么对于投立宪民主党人票的小资产阶级选民群众就决不能这样说了。一位立宪民主党人向立宪民主党的 （或半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的记者说（3月23日第401号）：“我们的情况实际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很多人投他们的票，是因为他们的政党是最反对政府的政党。”
　　这话说得很对。不过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和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它把许多比较落后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俄国立宪民主党却是一个真正落后的政党，不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主政党，由于真正民主的政党被迫离开了战场，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先进的善于斗争的民主派分子。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吸引了落在他们后面的人；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落在民主革命的后面，他们能吸引许多先进分子，只是因为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大部分都被监禁或者长眠了……［注：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报》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允许“左派”参加自己的会议。谢·阿—奇先生在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上写道：“这个党〈立宪民主党〉赢得选民的信任，还由于它允许一些极左派政党的代表参加自己的群众大会，在同他们进行辩论时取得了胜利。”就让阿—奇先生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同我们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吧。我们却对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于1906年3月在彼得堡集会上争论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总有一天，参加过这些大会的公正人士会说明这场争论的胜利者是谁。］这只是顺便提一下，好让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别太妄自尊大，竟拿自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提并论。
　　由于先进的民主派分子退出了傀儡议会的斗争舞台，立宪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自然就有可能控制这个所谓俄国国家杜马的傀儡议会了。如果看一看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注意一下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和后来在其他地方取得的胜利，大约估计一下农村复选人超过城市复选人的巨大优势，把农民的复选人同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并在一起，那么总的说来，应当承认完全有可能，甚至完全可以预料，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三　什么是人民自由党

　　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能够而且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立宪民主党本身。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个党的阶级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个党和资产阶级社会中某一个确定的阶级并没有联系，但是从它的成分、性质和理想来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动摇在民主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之间。这个党的社会支柱，一方面是大量的城市居民，也就是在著名的十二月起义的日子里在莫斯科积极修筑街垒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是自由派地主，他们一心想通过亲自由派官员同专制政府取得妥协，使人民同一切受命于天的压迫人民的人“不伤和气地”分享政权。立宪民主党的这个非常广泛、不固定，而且内部有矛盾的阶级支柱（从上面提供的立宪民主党的复选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它的纲领和策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的纲领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别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的最大胆的要求也不会越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政治方面，他们的纲领把民主制即“人民的自由”同反革命即专制制度压迫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同纯粹小资产阶级的和教授学究式的谨小慎微混为一谈。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是这样的：国家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权力归专制政府。君主制仍然保留。君主仍然有和人民代表机关同等的权力，有关颁布法令事宜，人民代表机关要和君主“协商”，要把自己制定的法令草案呈请君主批准。另一部分权力归地主和大资本家。他们掌握参议院，二级选举制和居住期限的限制必然会把“庶民”分子赶出参议院。最后，第三部分权力归人民，他们得到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为基础的众议院。干吗要斗争呀，干吗要内讧呢？犹杜什卡式的立宪民主党人时而举目望天、时而用责备的眼光看看革命的人民，又看看反革命的政府，说道：弟兄们！彼此相亲相爱吧！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让君主制和参议院既不受侵犯，“人民自由”又得到保障吧。
　　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立场的虚伪性是一目了然的，它用来替自己辩护的“科学”（教授式科学）论据的伪善也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用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这种虚伪性和伪善，那显然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的敌人常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庸俗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无疑是有一些最虔诚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党是“人民自由”的党。但是，他们党的两重性的和摇摆不定的阶级基础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他们的两面政策，产生他们的伪善和虚伪。
　　这些可爱的特点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中或许要比在它的纲领中表现得更明显。《北极星》杂志^[149]（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这家杂志上十分热心、十分成功地使立宪民主党思想接近《新时报》思想）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作了卓越的、绝妙的、无可摹拟的描绘。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如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杜马的候选人基泽韦捷尔先生），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150]“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
　　农民正在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当前，这场斗争即将进入最高潮，其尖锐激烈之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刻：地主想用机枪来对付农民打算夺取贵族霸占了几百年的土地的任何一点念头。农民则想夺取全部土地。就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一面说些又酸又甜的遁词，一面派考夫曼先生之流投入战斗，这班先生们要去证明，地主没有多少土地，问题其实不在土地上，一切都可以友好协商解决。
　　立宪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151]通过的策略决议充分说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客手腕。十二月起义以后，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和平罢工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任何威力，不宜再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了，这时突然冒出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好象是维纳维尔先生提出来的），说和平的政治罢工是一种斗争手段。
　　立宪民主党先生们，好极了，妙极了！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客手腕的精神和实质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否则资产阶级决不能取得政权，而且从来也没有取得政权。但同时又必须制止人民的革命冲击，使工人和农民不致取得（上帝保佑）完全的、彻底的民主，不致取得真正的而不是君主制的、“两院制的”人民自由。为此，每当革命正要胜利的时候，就必然出来阻挡革命的车轮前进，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比如说利用“教授们”对拉丁文进行“科学的”歪曲来使人民丧失必胜的信念，或者仅仅承认当时已经过时的革命斗争手段！这样既无害，又有利。说它无害，是因为磨钝了的武器显然不能使人民取得胜利，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政权，顶多只能稍微摇撼一下专制制度，帮助立宪民主党人替资产阶级争得一点点“权利”。说它有利，是因为这样可以伪装“革命”，可以伪装同情人民的斗争，可以骗取大批真心实意希望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同情。
　　动摇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实质，必然使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和两面性，使它鼓吹臭名远扬的妥协论（“人民有权利，但是批准这些权利则是君主的权利”），使这个党成为抱立宪幻想的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了解“立宪的实质”。小资产者总是惯于把纸上的空谈当成事情的本质。他们如不依附一个战斗的阶级就几乎没有能力独立地组织起来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远离当前最尖锐的经济斗争，当问题涉及到真正争取宪法和在实际上保障真正的宪法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宁愿把首要地位让给其他阶级。让无产阶级去为立宪基础而斗争吧，让玩偶小人在这个立宪基础（它是靠起义中牺牲的工人的尸体支撑着的）上去玩弄议会制吧，——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在趋向。立宪民主党是整个资产阶级意图的纯洁的、高尚的、升华的、甜美的、理想化的体现者，它始终一贯地执行上述方针。
　　你们把自己称为人民自由党吗？真是信口雌黄！你们是象市侩那样用人民自由招摇撞骗的政党，是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你们是自由的政党，因为你们想使自由受君主以及地主的参议院的支配。你们是人民的政党，因为你们害怕人民的胜利，也就是说害怕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害怕工人为争取工人的事业而斗争的充分自由。你们是斗争的政党，因为每当反对专制制度的真正的公开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激烈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躲到教授式的又酸又甜的遁词后面去了。你们是光说不做的政党，你们是许下诺言而不兑现的政党，你们是抱立宪幻想而不认真地为争取真正的（不是纸上的）宪法而进行斗争的政党。
　　当激烈斗争之后的沉寂来临的时候，当上面的撑破肚皮的野兽，“困倦的胜利者在休息”，下面的人“在磨剑”［注：斯基塔列茨的诗《四周静悄悄》：“琴弦断了！现在歌声也该停止了！我们在战斗前把话都说完了。这条恶龙，奄奄一息的野兽又复活了，于是剑声代替了琴声……四周静悄悄：在这恐怖的夜晚，没有半点往日生活的声音。下面是战败者在磨剑，上面是困倦的胜利者。撑破肚皮的野兽衰老憔悴了，它又看到下面有动静，那扇古老的门摇晃起来，勇士打碎了枷锁。”（见《1906年知识出版公司文集》圣彼得堡版第9辑第320页。——编者注）］，在重振旗鼓的时候，当人民群众中又开始有些骚乱和沸腾的时候，当新的政治危机和新的伟大战斗刚开始酝酿的时候，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正处在自己发展的最高峰，正沉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撑破肚皮的野兽懒得再振作起来，去认真地进攻自由派的清谈家（来得及！慌什么！）。在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的战士们看来，新的高涨时期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既要抓紧时机，又要把一切不满分子（如今有谁会满意呢？）的选票拉到手，又要象夜莺一般地歌唱。
　　立宪民主党人是革命的坟墓中的蛆虫。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蚀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土壤已经由十月的自由日子和十二月起义准备得很好很好了。我们决不想否定蛆虫在革命被葬送的时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因为这些肥壮的蛆虫给这块土壤很好地施了肥……
　　杜马中的农民将是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北极星》杂志上这样叫喊过。^[152]这句话似乎很有道理。大多数农民当然是赞成人民自由的。农民听到这些娓娓动听的至理名言，他们看到换上“十月党人的”各式制服的巡官、把人颧骨击碎的区警察局长和农奴主－地主。他们多半会站在人民自由这一边，他们会追求装饰得十分美丽的招牌，他们不会立刻识破市侩的骗局，他们是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他们将始终是立宪民主党人，直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人民自由还必须争取，真正的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是在杜马外面进行。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的时候……这时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就会分裂：小部分在经济上强有力的富农将坚决地站在反革命方面，一部分将主张同君主制和地主实行“妥协”、“和解”，友好地勾结起来，另外一部分将转到革命方面。
　　城市居民曾经在12月伟大斗争的时候修筑过街垒。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在3月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可是当目前的立宪幻想破灭的时候，城市居民一定会又抛弃立宪民主党人而转向革命。至于哪一部分城市居民将抛弃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而投入革命斗争，哪一部分农民将同他们联合起来，以及无产阶级在新的进攻中的劲头有多大，组织得好不好，进行得是不是顺利，这要由革命的进程来决定。
　　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政党。当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并且将在杜马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议会”胜利的时候，作出这样的论断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十分荒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如果用这种方法观察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征兆。它不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是力量大体相等的斗争双方互相冲击后产生的一种泡沫。实际上他们是天鹅、虾和狗鱼^[153]聚集在一起，既有夸夸其谈、目空一切、孤芳自赏、鼠目寸光、贪生怕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企图以最低的代价向革命赎身的反革命地主，还有坚强、精明、节俭、吝啬的小资产者。这个党不想也不可能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里取得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不想也不可能沿着某种明确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不愿意取得统治地位，而宁愿在君主政府和参议院中“供职”。他们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大资本和大财产的代表，形形色色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是站在这个党的外面的。立宪民主党是幻想建立一个洁白无瑕的、秩序井然的、“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古契柯夫和希波夫之流是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肮脏的货真价实的资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他们没有团结一致的真正革命的阶级作后盾。他们害怕革命。他们只是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只是通过憎恨撑破肚皮的野兽即专制政府这种消极的联系把所有的人，把全体“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现在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左。
　　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作用是过渡的、转瞬即逝的。他们将随着立宪幻想的必然的和即将到来的破灭而一起完蛋，正象同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十分相似的、就其性质而言也是小资产阶级的40年代末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完蛋一样。立宪民主党人的完蛋是给土壤施肥……或者使希波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继续得势，革命长期被葬送，出现“象样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或者促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四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作用和意义

　　自由派的报纸对我们说：总之，国家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设想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只是补充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尽管取得了眼前的胜利，如果他们在杜马中还是占少数，那么这种情况未必能使目前在俄国又在酝酿着的政治危机的进程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改变。这个革命危机的因素具有异常深刻的根源，决非改变杜马的人员构成所能扭转。广大的居民群众对待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政府对待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的态度也是再明确不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自然要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黑帮分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占优势，才会使俄国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发生某种程度的延缓。就是说，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处于少数地位，那么立宪民主党本身及其迷惑群众的手法的破产就会得到延缓。从目前来看，处于少数地位，保持反对派的地位，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这样，公众就会把黑帮分子占优势的原因，归之于政府对选举使用了高压手段。立宪民主党人意识到自己的反对派地位是“无害”的，所以，发表显示反对派身分的演说不妨慷慨激昂。当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论”比现在更加响亮，他们的“行动”又因遭十月党人的多数否决而始终暧昧不清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在那些政治上不开展的广大居民群众中的威信还可能蒸蒸日上。就是到了那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仍会有增无减，新的革命高涨仍会在继续酝酿，但是立宪民主党的空架子可能被揭穿得迟一些。
　　现在我们看一看另一个假设，如果相信现在立宪民主党报纸上作出的保证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更有可能性的假设。就假定立宪民主党人将在杜马中占多数，当然，这时立宪民主党人也象在现在的选举中一样，把各种非党的、“小党派的”以及其他的自由派分子联合在一起。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的意义和作用将是怎样的呢？
　　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的声明、他们的诺言以及他们那响亮的口号都是十分强硬坚决的。因此，对我们工人政党的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细心地收集所有这些声明，好好地记住它们，广泛地向群众介绍，必须使这些政治教育课程（立宪民主党人给人民上的）收到效果，使工人和农民真正知道，立宪民主党人许下了哪些诺言，他们又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这本小册子不过是一个被杜尔诺沃之流下令免去新闻工作职务的、正在各地流浪的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匆忙写成的评论，绝对不可能设想把参加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即使是最重要的声明和诺言都收集在这里。我只能根据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一些文章指出几点。
　　请看12月创刊、很快就被政府查封的《人民自由报》。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担任该报主编的是象米留可夫和盖森先生这样的立宪民主党的台柱。整个的立宪民主党要对该报的内容负责，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12月20日的《人民自由报》要读者相信：必须参加杜马。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究竟是怎样论证这一点的呢？《人民自由报》并不打算否认俄国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召开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这里的问题只是在于：由谁召开立宪会议。可能有三种答案：（1）现在的即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作为“同政府竞争的政权”的国家杜马。可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同意前两种办法，他们既不指望专制政府，也不相信起义能获得胜利。立宪民主党人接受第三种办法。正因为这是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最……的办法，所以他们发出参加杜马的号召。
　　请好好地记住这个结论，先生们！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向人民许下诺言，说要利用“同政府竞争的政权”，利用自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如果人民帮助立宪民主党取得这种优势的话）来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这是历史事实。这是重要的诺言。这是对带引号的“人民自由”党将怎样效忠于不带引号的人民自由的第一次考验。
　　近来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再说一遍，事实上几乎自由派所有的机关报，其中包括《俄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等等都向这个党靠拢了），已经看不到这种诺言了。现在光是讲杜马的“立宪职能”，已不再提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事了。在诺言必须用实际行动兑现的时刻愈来愈近的时候，却后退了一步，替自己准备了一条后路。
　　或许，这都是因为眼下禁令森严，不便公开谈论立宪会议吧？先生们，是不是这样呢？要知道你们的代表在杜马中将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你们可以再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你们可以要求召开……嗳，我说到哪儿去了？……你们一定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是吧？
　　好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可是我们不会忘记，立宪民主党人答应过要利用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满版都是这样的话：他们立宪民主党人将主持“政府”，他们将掌握“政权”等等。祝你们成功，先生们！你们在杜马中愈快地取得多数地位，你们的支票兑现的日子就会愈快地到来。请看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报》吧，为了祝贺“人民自由”党在彼得堡的胜利，这家报纸在3月22日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同人民站在一起还是反对人民？》这里就根本没有谈到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可是，尽管立宪民主党人从自己许下的诺言后退了一步，他们还有不少美妙的憧憬：
　　原来如此。把政府轰下台。把政府交付审判。召开真正的杜马。
　　《俄罗斯报》写得多么漂亮。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简直说得天花乱堕。糟糕的是，他们的报纸因为说了这些漂亮话正在遭到封闭……
　　先生们，我们要记住你们在彼得堡选举后的第二天许下的新的诺言，我们要好好地记住。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杜马，是为了把政府轰下台，是为了把政府交付审判，是为了召开真正的杜马。
　　现在我们撇开立宪民主党的关于杜马的诺言，谈谈政府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看法”。当然，谁也无法确切知道政府的“看法”，但是对此能作出判断的材料还是有一些的，即使在最乐观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也有。例如，报道向法国借款问题的消息愈来愈肯定地说：这次借款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已谈妥了。^[154]政府今后就更不用依赖杜马了。
　　其次，关于维特—杜尔诺沃内阁的前途，同一个《俄罗斯报》（或者《评论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建议政府：“同人民站在一起，也就是同杜马站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其实只能理解为调换某些人员。如何调换，可从该报的下面一段话里看出来：
　　“现在，象德·尼·希波夫这样一位人物的内阁，甚至对反动势力本身也是最有利的。只有它能防止政府和社会在杜马中的最后冲突。”但是，这家报纸指出，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预计会成立清一色的官僚内阁。《评论报》说：“如果政府不打算使杜马失去作用，那它就应当而且必须立即撤销杜尔诺沃、维特和阿基莫夫的职务，这一点已经用不着证明，人人都很清楚。同样清楚的是，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将来也不这样做，那就只能表明，‘控制和取缔’的宪兵政策就要用来对付人民代表，用来反对国家杜马了。做这件事，最合适的当然是那些本来就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了。十分明显，如果杜马持反对态度而杜尔诺沃先生仍然留在任上，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解散杜马。别的用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一点人人心里都很明白。交易所和国外也都清楚。”“反对”杜马，就等于“把国家这艘大船开入漩涡”等等。
　　最后，为了全面地说明情况，我们再援引3月21日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关于“官场”消息的一段报道，该报力求把这方面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得特别详细：
　　总之，这就是热心地直接参与“国事”的人的见解、观点和意图。一方面是斗争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答应把政府轰下台，召集新的杜马。政府则打算解散杜马，——于是出现了“漩涡”。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谁轰走谁，或者谁解散谁。另一方面是妥协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希波夫的内阁可以防止政府和社会的冲突。政府认为，让他们去说，甚至也可以把某某人交付审判，可是要知道，大臣们并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我们特意专门摘录这些投机事业参加者本人的意见，而且是原话照引，我们没有添加自己的任何看法，否则会削弱这些证人的供词给人的印象。这些供词把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实质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
　　或者是斗争，那么进行斗争的将不是杜马，而是革命的人民。杜马指望夺取胜利的果实。或者是妥协，那么受骗的一定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讲求实际的人是不会过早地谈论妥协的条件的，只有性急的“激进分子”有时会因为多嘴而泄密，比如说：要是以“诚实的资产者”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官僚内阁，那就可以使双方都不吃亏地谈妥……于是，立宪民主党的理想很快就会实现：放在第一位的是君主制；放在第二位的是地主和厂主的参议院以及执行参议院方针的希波夫内阁；放在第三位的是“人民的”杜马。
　　不言而喻，这种二者择一的办法正象对社会和政治的前途作种种推测一样，只能指出主要的和基本的发展路线。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错综复杂的解决办法和路线，——斗争中有妥协，妥协中又有斗争。例如米留可夫先生在3月24日（星期五）的《言语报》上是这样，正是这样谈论立宪民主党已经可以断定的胜利的前途的。据他说，把我们当作革命家并宣布我们是革命家，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先生们，一切都要看实际情况（我们“可爱的辩证论者”是可以教训一下有产者的政权的），要知道，希波夫在10月17日以前也是“革命家”。如果你们愿意公平地、友好地同我们妥协，那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不得不对你们用一点来自下面的压力，小小地利用一下革命，吓唬吓唬你们，用革命人民的一些打击来削弱你们，那你们就会变得老实些，——可是很可能，妥协将对我们更有利。
　　可见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掌握政权，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显然不信任它，工人和觉悟的农民憎恨它。政府手中有大量的武力。唯一的弱点就是缺少金钱。可是很难说，也许在杜马召开以前又会弄到借款。按照我们的假设，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是反对政府的。它希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它要的“谎价”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党纲：君主制和参议院以及民主的众议院。它的实价是什么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想来无非是希波夫内阁之类的要求吧，难道不是吗……不错，希波夫是反对直接选举权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许可以谈得拢。杜马的斗争手段是拒绝给钱。这样的手段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没有杜马，钱照样可以弄到；第二，根据法律规定，杜马对财政的监督权小得可怜。另一种手段就是：“他们要开枪啦”，——你们总还记得卡特柯夫所描绘的自由派对政府的态度吧：让步吧，否则“他们”要开枪啦。^[155]但在卡特柯夫时期，“他们”只是一小撮英雄，除了刺杀个别人物以外，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现在，“他们”是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在10月表现出有能力组织全国范围惊人地步调一致的发动，在12月又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顽强的武装斗争。现在，“他们”还包括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也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虽然他们的斗争暂时还是分散的、不自觉的而且步调也不一致，但是农民群众中的觉悟分子愈来愈多，只要条件适宜，自由之风（现在防备穿堂风可太难了！）轻轻一吹，他们就能够带领千百万群众起事。“他们”所能做到的已经不是刺杀大臣。“他们”能够把君主制、任何拟议中的参议院、地主土地占有制乃至常备军都一扫而光。“他们”不仅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且一定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旧制度的最后的避难所——军事专政的压迫减轻了的话（这里说最后的，不是根据理论上的估计，而是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
　　这个问题的各个因素就是这样。至于如何解决，还不能预先作出绝对准确的估计。至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切觉悟的工人和觉悟的农民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无疑是：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面临这个任务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将是怎样的，这种策略应当是怎样的，这并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意识，而是由处于争取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必然是这样的：在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的胜利之间随机应变，不让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完全彻底地摧毁另一方。如果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摧毁了革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革命。如果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反对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农民完全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从而把君主制及其一切附属物也一起消灭掉，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都会立刻离开他们而投到革命方面或者反革命方面去，在他们的党内只会剩下一两个为“专政”叹息、在拉丁文词典里寻找对应的拉丁词词义的基泽韦捷尔。简单说来，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务使革命人民支持立宪民主党。所谓“支持”，就是要革命人民这样行动：第一，完全服从立宪民主党的利益，服从它的指示等等；第二，不能太坚决，不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太激烈。革命人民不可自行其是，此其一；不要彻底战胜、粉碎自己的敌人，此其二。总而言之，整个立宪民主党以及任何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将来必然要执行这个策略，同时，自然也要用包括“科学的”研究［注：象发现专政在拉丁文中就是强化警卫之意的基泽韦捷尔先生那样的研究。］、“哲学上的”糊涂观念、政治上的（或政客的）卑鄙行为以及“书刊批评的”哀鸣（按别尔嘉耶夫方式）等等思想意识方面的大批货色，来论证、维护和证实这个策略。
　　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决不能以支持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一点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毫无用处的。
　　当然，有人会反驳我们：怎么？你们要否认你们的党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承认的东西？你们要否认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革命的、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知道这是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骚乱主义、毫无意义的革命主义。
　　先生们，别忙。首先我们要提醒你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关于支持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一个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正是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例如普列汉诺夫，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且特别强调“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的策略时，他就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太一般化了：不论对1870年的俄国，还是1906年的俄国，或者任何时候的俄国，以及对非洲、美国、中国、印度都笼统运用这一原则，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整个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是反动派，为了孤立反动派应当同谁联合，应当怎样联合（或者不是联合，而是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普列汉诺夫不敢作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实践上，他的策略正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就是要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要社会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反动派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已经引用过的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立宪民主党人要把政府轰下台。好极了，这正是反对反动派。立宪民主党人要在组织希波夫内阁的条件下同专制政府讲和［注：也许有人会对我说：这是谎话，这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评论报》的胡说。请原谅，据我看，这是真的。信口开河的《评论报》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当然是大致的真话，不是一字不差的十分准确的真话。谁来解决我们的争论呢？引证立宪民主党人的声明吗？但是对于政治，我不相信空口无凭的言论。根据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吗？不错，这个标准我是相信的。谁要是全面地研究一下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政治行为，谁就应当承认《评论报》上所说的基本上是真话。］。这太卑鄙了。这是最恶劣的一种反动行为。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反动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吗？一点也不错。但是要知道，那些要求全部没收地主土地的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不希望这样做，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两部分从事的政治活动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都是大相径庭的。就目前而论，对我们来说，究竟支持哪一部分更重要呢？一般说来，我们能不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支持前者呢？这样会不会等于背叛后者呢？或者，你们也许要否认：在政治上准备容忍希波夫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也能容忍考夫曼？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可是，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议会的政党呀！
　　不对。立宪民主党不是统一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是议会的政党。它不是统一的，因为有许多能够把斗争进行到底的而不是只会妥协的人也投了它的票。它不是统一的，因为在它的社会支柱（从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到反革命的地主）内部矛盾重重。它不是强大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政党，不愿意也不可能参加1905年底在俄国爆发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更加炽烈起来的、更加尖锐的、公开的国内战争。它不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即使它的理想得以实现，在按照它的理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力量也决不会是他们，而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它不是议会的政党，因为我国没有议会。我国没有宪法，只有立宪的专制，只有立宪的幻想，那种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有害而立宪民主党人十分卖力地散布的立宪幻想。
　　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俄国革命的目前形势的特点正是这样：客观条件把坚决的、议会外面的争取议会制的斗争推到舞台的最前面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立宪幻想和议会儿戏更有害、更危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反对派政党，可能比公开的、彻头彻尾反动的政党更危险，更有害。只有根本不会辩证地思考问题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是奇谈怪论。的确是这样，既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议会制的要求已经完全成熟，既然这个要求也是以全国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变为依据的，既然政治发展已经把认真实现这个要求提上日程，那还能有什么比假装实现这个要求更危险、更有害的呢？公开的反对议会制的主张并不危险。它注定要完蛋，它已经完蛋。想使它复活的企图，只会使居民中最落后的阶层革命化，在这种意义上，这种企图倒是起了最好的作用。于是实行“立宪专制”，制造和散布立宪幻想，就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从专制政府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唯一明智的政策。
　　因此我肯定地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对专制政府的这个明智政策的帮助，比《莫斯科新闻》还要大。例如在俄国有没有立宪君主制这个问题上，《莫斯科新闻》和自由派报刊进行过争论。《莫斯科新闻》说：没有。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异口同声地说：有。在这一争论中，《莫斯科新闻》是进步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是反动的，因为《莫斯科新闻》说的是实话，揭露了幻想，有什么，说什么，而立宪民主党人说的是谎话，即使是心地善良的、好心好意的、真心诚意的、漂亮的、严正的、科学地整理过的、按基泽韦捷尔的方式粉饰过的、符合社交礼节的谎话，但毕竟是谎话。在目前的斗争时刻（由于这个时刻的客观条件），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谎话更危险、更有害了。
　　现在我要稍微离开一下本题。不久前我在一位很有学问、十分友善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寓所里作过一次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发生了争论。主人说：请你这样设想一下，我们面前有一只猛兽，一只狮子，而我们两个是送给它吞食的奴隶。我们进行争论是时候吗？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最英明、最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他把这叫作“孤立反动派”，我们不就应当这样做吗？我回答道：例子举得很好，我也借用这个例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奴隶主张找武器来向狮子进攻，而另一个奴隶在斗争正进行的时候，望着挂在狮子胸前的上面写着“宪法”两个字的围嘴，大声喊道：“我反对暴力，无论是从左面或者从右面来的”，“我是议会党党员，我站在宪法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形下，一头泄露了大狮子的真实目的的小狮子，在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方面，要比那个被狮子吞食、散布对狮子围嘴儿上写的宪法的信仰的奴隶更有用，难道不是这样吗？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人们在发表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流行的议论时，往往由于一般的抽象的原则，而忘记了具体时期的特点，即：一方面争取议会制的坚决斗争正在酝酿成熟，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在玩弄议会制，而且把它变成反对议会制的一种斗争工具。当议会外面的最后的搏斗即将来临的时候，工人政党如果把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支持抱立宪幻想的政党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犯罪。
　　假定我们俄国现在已经确立了议会制。那就是说，议会已经成了统治阶级和统治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成了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不存在真正的革命运动，经济条件及其他条件在我们假设的这个时期没有引起革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任何革命高调都不能“引起”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议会斗争，对社会民主党说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工人政党应当十分认真地进行议会斗争，参加“杜马”的选举和参加“杜马”本身，应当使自己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成立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顺利地发挥它的职能的条件。这样，在议会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反对一切更右的党派就无疑成了我们的义务。这样，在共同选举中，如在省选举大会上（在间接选举时）就决不能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不仅如此，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里支持希波夫之流而反对真正的无法无天的反动分子也成了我们的义务。那时我们就会说：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
　　在现在的俄国还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公认的、真正的议会制度。现在俄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显然不是议会的形式，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显然不是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党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就等于自杀；相反，应当把对于进行非议会式的活动，哪怕是自发地、分散地、不自觉地进行活动（如农民运动的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真正重要的任务，其他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个任务……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起义是有现实意义的；议会制只是一种玩具，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斗争场所，——与其说这是真正的让步，不如说这是一种钓饵。这就是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否认或者轻视议会制，泛泛地空谈议会制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问题在于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具体条件，现在，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自由主义的君主派自己并不否认杜尔诺沃有可能干脆解散杜马，或者颁布一道法令使杜马名存实亡，然而同时他们又公开宣称争取议会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起义，正象一切基泽韦捷尔、米留可夫、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以及其他小市民英雄所说的，是空想，是无政府主义，是骚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革命主义。
　　假定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参加杜马选举的决定，选出了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为了不让黑帮分子获胜，就不得不（既然已经参加了这一出荒唐的选举闹剧）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就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的协助下被选入杜马。试问：值不值得这样做？在这里我们会占到便宜还是会吃亏呢？首先，我们不能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广泛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同立宪民主党达成的选举协议的条件和性质。千百万份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散布资产阶级的谎话，谈论经资产阶级歪曲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我们的传单以及我们在各个声明中的保留条件，会成为沧海一粟。实际上我们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不敢作声的附庸。其次，我们达成协议，就一定要默默地或者公开地正式地（反正都是一样）在无产阶级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即承队立宪民主党人比其他一切分子都要好，承认立宪民主党杜马对人民有帮助，而且还要替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用此后的“声明”来推卸我们对立宪民主党的某些措施所承担的责任，这还是一个问题，而且声明毕竟是声明，选举协定却已经成了事实。难道我们有理由（哪怕一点点，哪怕是间接的）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责任吗？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无数个证据，说明他们自己正是同德国立宪民主党的教授，正是同“法兰克福的空谈家”一模一样吗？这些人不仅能使杜马，甚至能使国民立宪会议从发展革命的工具变成瓦解革命的工具，变成了窒息（从精神上）革命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立宪民主党，那就是犯了错误，而我们的党做得很好，它抵制了杜马的选举。
　　支持立宪民主党现在也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我们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妥协分子和变节分子在战争期间甚至比敌人还要危险。希波夫至少没有自命为“民主党人”，向往“人民自由”的“庄稼人”也不会跟着他走。如果“人民自由”党先签订一个关于立宪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互相支持的条约，之后又同专制政府签订一个用那个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立宪会议的协定，或者把自己的“活动”缩小到发表一些响亮的演说和夸大的决议，我们就会处于难堪的地位了。
　　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这就等于说：蒸汽的任务不是推动轮船的蒸汽机，而是帮助轮船能够鸣放汽笛。锅炉里有蒸汽，汽笛就要鸣放。革命有力量，立宪民主党人就要鸣放汽笛。汽笛是可以假放的，在争取议会制的斗争史上，出卖人民自由的资产阶级分子曾经多次假放汽笛，愚弄那些对任何“首届代表会议”都天真地寄予信任的人。
　　我们的任务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而是利用这届杜马内部的以及与这届杜马有关的冲突，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进攻敌人，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我们应当根据杜马内部及其周围的政治危机的发展，采取对策。对于估计社会情绪，对于更正确、更确切地判断“沸腾的时刻”，整个杜马运动应当对我们有重大作用，但只是起显示征候的作用，而不是起实际的斗争场所的作用。我们要支持的不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不应当重视立宪民主党，而应当重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农民中间那些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子，因为他们必然会对立宪民主党人感到失望，从而产生战斗情绪，——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取得的胜利愈彻底，这种情形就来得愈快。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反对派的杜马给我们的这种延缓的机会（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为无产阶级要很好地聚集力量）来组织工人，揭穿立宪幻想，进行军事进攻的准备。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杜马闹剧又引起新的、巨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目的决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将来顶多不过是革命人民的不大响亮的传声筒），而是推翻专制政府，把政权转交给革命的人民。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起义中取得了胜利，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会马上发表文告，响应革命政府关于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宣言。要是起义遭到镇压，——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元气大伤的胜利者，也许只好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平分政权，尝到甜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就会通过决议，对在真正的立宪制度那么可能那么接近的时候诉诸武装起义的“蠢举”，表示遗憾……只要有尸体，就总能找得到蛆虫。

五　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

　　分析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同当前时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估计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及工人政党的任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已经公布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策略决议草案中可以看出，由于估计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潮。除了请读者自己去参看这两个决议外，我们想在这里谈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孟什维克的第一个决议而写的，它提供了许多材料，可以用来检查、补充和阐明我们在上面所表述的关于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论点。因此，我们现在把这篇文章全文援引如下（鲁·布兰克《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问题》，1906年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1号）：
　　以上就是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仔细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解放》杂志和立宪民主党的最近的合法报刊的人都很熟悉“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典型的论断和这种论断的一切出发点。在这里这种论断是这样拼凑起来的：估计目前的政治策略，应该以对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的估计为基础。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对前一个时期的估计，谈谈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题外话　
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谈话

　　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
　　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
　　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注：别尔嘉耶夫先生！《北极星》杂志或《自由和文化》杂志^[156]的编者先生们！你们又有题目大喊大叫了，又可以……大作文章反对革命者的“无赖行为”了。说什么把托尔斯泰叫作小市民！！——就象一位通体漂亮的太太^[157]说的那样：啊，这太可怕了。］？）。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
　　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一切要素。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158]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
　　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
　　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时，是把“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对付无产阶级，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参议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注：例如，试比较1906年《俄罗斯新闻》第1号上对农民协会的活动的评论，——这是向杜巴索夫告发革命民主派，说它怀着普加乔夫式的意图，赞同夺取土地，建立新政权等等。连《无题》杂志（第10期）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也数落《俄罗斯新闻》不该发表那样的评论，而且公正地把它同《莫斯科新闻》等同起来。遗憾的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责备《俄罗斯新闻》的时候好象是在替自己开脱。《无题》杂志维护农民协会，可是并不谴责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不知道，用这种不太公正的方法同《俄罗斯新闻》论战是由于“畏惧当局”呢，还是由于布兰克先生是这个机关刊物的撰稿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终究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
　　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撇开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撇开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159]、“青年派”^[160]、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161]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162]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
　　《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
　　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智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用群众的名义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智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杂志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的时期（tolle　Jahre），思想和理智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
　　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分析两个时期的特点（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歪曲了真相。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
　　请看，这位立宪民主党骑士多么庄严地断定：“旋风在原地盘旋，在原地平息了。”自由派的市侩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杜巴索夫之流之所以还没有把他们吞吃掉，恰恰是因有这阵旋风的缘故。你说“在原地”？是说1906年的春天俄国还处在1905年9月的原地吗？
　　在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之流都在“自觉地、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拖俄国倒退，将来也要拖俄国倒退，使它回到1905年9月的局面，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因为在旋风时期，无产者、铁路工人、农民和哗变的士兵以火车头的速度推动整个俄国前进了。
　　如果这个没有理智的旋风真的平息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只好去研究脸盆镀锡的问题了。
　　但是，布兰克先生没有料想到，旋风是否平息了的问题是一个独立的、纯科学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预先解决策略中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当前策略中的许多问题。布兰克先生没有根据对一些材料和见解进行一定的分析就得出结论，说目前没有产生旋风式运动的条件（假如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那么它在确定策略的时候就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再说一遍，因为确定策略是不允许只是以对某种道路的“偏爱”为根据的），——不，他只不过是发表他那种高深的（高深到无远见的）信念，说别的结论是没有的。老实说，布兰克先生对“旋风”的看法完全同维特和杜尔诺沃先生之流的看法一样，同毕洛夫先生之流以及早就把1848年说成是“没有理智的一年”的其他德国官僚的看法一样。布兰克先生关于旋风平息了的说法，不是科学的信念，而是庸人的胡言乱语，在他们看来，任何旋风和一切旋风都是“思想和理智的消失”。
　　布兰克先生硬要我们相信：“社会民主党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孟什维克的新策略正在把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引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走的道路。
　　你们瞧，布兰克先生不知为什么把议会道路说成是“出发点”了（虽然议会道路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出发点）。据布兰克先生说，议会道路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正常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道路。布兰克先生没有料想到，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重复充斥于德国自由派报刊上的、一个时期曾被伯恩施坦派仿效的资产阶级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自由派资产者把斗争的某一种方式看成是唯一的方式。这些充分说明他是象布伦坦诺那样来理解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只有在客观条件从历史日程上撤销了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议会制真正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和社会斗争的主要场所的时候，欧洲社会民主党才走上了而且才可能走上议会道路，这一点也是布兰克先生料想不到的。他甚至也不想一想俄国有没有议会和议会制，就武断地说：社会民主党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资产阶级的心里只有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的理性躲避一切非议会的斗争方式，躲避一切公开的群众发动，躲避一切真正的革命。资产者出于本能，总是迫不及待地把任何伪造的议会制公开宣布为真正的议会制而加以接受，以便制止“令人头晕的旋风”（这种旋风不仅对于许多容易发昏的资产者的脑袋是危险的，而且对于他们的腰包也是危险的）。难怪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对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问题——可不可以认为俄国的议会斗争方式具有重大意义、认为“旋风”式的运动已经消失的问题——也一窍不通哪。这种一窍不通的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是十分明显的：可以采取和平的罢工或者其他的行动来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但是不要考虑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毁灭性的斗争，也不要考虑举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君主制的起义。
　　谈到杜巴索夫胜利的时期，布兰克先生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布兰克先生，你知道吗？俄国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象亚历山大三世的时代那样适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句话。这是事实。正是在这一时期，旧的俄国民粹主义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对未来充满幻想的看法，它已经对俄国的经济现实作了许多研究，为俄国思想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得最快，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是的，我们革命者决不想否认反动时期的革命作用。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的形式是会改变的，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创造时期会变成这样的时期：表面上四处平静，被苦役和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群众默不作声或者在沉睡（看上去是在沉睡），生产方式特别迅速地革命化，人类理智的先进代表的思想在总结过去并且建立新的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欧洲，1848年的革命被镇压以后的时期的特点是空前未有的经济进步和思想探索，后者至少产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总而言之，“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来临，有时就象一位政治活动家被投入监狱能促进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一样。
　　我们的这位资产阶级庸夫俗子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说法带有所谓牢狱的或者杜巴索夫的性质。他不谈根本问题：俄国革命是被镇压下去了还是在走向新的高涨？社会运动是不是从革命的形式转变到迁就杜巴索夫主义的形式了？形成“旋风”的力量消失了没有？资产阶级的理性是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它认为革命都是无理智的旋风，而改良才是思想和理智的来临。
　　请看一看他的关于组织问题的颇有教益的议论。他郑重地对我们说：思想和理性的“首要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俄国革命的狂飙突进时期发生的事情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
　　你们看，立宪民主党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暴风雨时期破坏了组织和组织性（请看司徒卢威在《新时报》上，对不起，是在《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反对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自发势力、混乱状态等等的文章），而杜巴索夫所保护的思想和理性的时期则是建立组织的时期。革命是坏事，它起破坏作用，这是暴风雨，是令人头晕的旋风。而反动是好事，它起建设作用，这是顺风，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时期。
　　立宪民主党的这位哲学家再次诽谤革命，并暴露出他对资产阶级的有局限性的形式和条件的无限迷恋。暴风雨破坏了组织！这是何等荒谬！在俄国革命旋风时期，即革命的诽谤者认为一切原则和观念都被遗忘，理智和思想都已消失的6个星期中，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许多自由而自主的组织，你们说，在俄国史或世界史中，有哪6个月或6年能与之相比！全俄总罢工是什么呢？你们认为这不是组织？这种组织没有向警察局登记，它不是经常性的组织，你们不愿把它计算在内。再拿政治组织来说。工人、普通群众从来没有这样乐意地加入政治组织，没有这样大量地扩大政治协会的人数，也没有建立过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独特的半政治性的组织，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吗？但是，你们有些害怕无产阶级的政治性的组织。你们是真正的布伦坦诺主义者，认为工会是对资产阶级最没有危险的（因此是最体面、最正经的）组织。我们就来看看工会组织吧，我们会看到，同一切庸夫俗子所谓在革命时期工会组织遭到轻视的胡说八道相反，俄国从来没有象这一时期建立了这样大量的工会组织。无论《新生活报》或者《开端报》这些社会主义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报纸都登满了一批批新工会组织成立的消息。象家庭仆役那样一些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小市民进步时期的几十年内几乎毫无行动的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也表现了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再拿农民协会来说。现在极端鄙视农民协会的立宪民主党人到处都有，他会说什么这是一种半虚构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是的，先生们，我倒想看看，要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得同讨伐队，同农村中的无数卢热诺夫斯基、里曼、菲洛诺夫、阿夫拉莫夫、日丹诺夫之流进行斗争，你们立宪民主党的组织会留下多少踪影。农民协会在革命旋风时期以飞快的速度增长着。这是真正人民的群众性的组织，它当然会接受农民的一些偏见，迁就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正象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但是它无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实在的群众组织，从根本上说无疑是革命的组织，它能够采取真正革命的斗争方法，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农民的政治创造的范围，它把那些憎恨官僚和地主的农民推上舞台，而不是把那些往往喜欢制定各种使革命农民同自由派地主妥协的计划的半知识分子推上舞台。通常对农民协会的轻视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的革命主动性并且害怕这种主动性。农民协会在自由的日子里曾经是最强大的实体之一，可以肯定地预言：如果卢热诺夫斯基和里曼之流不再杀害成千上万先进的农民青年，如果又吹来一阵自由的微风，那么这种协会就会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它将是这样一种组织，现在的立宪民主党的委员会与之相较不过是一粒尘土。［注：农民协会作为一个非阶级的组织当然也含有瓦解的因素。农民起义愈接近胜利，这一胜利愈彻底，离农民协会瓦解的日子也就愈近。但是在农民起义胜利以前，并且为了取得这个胜利，农民协会是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组织。这一组织的作用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才会发挥完毕，而无产阶级组织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富有生命力，立宪民主党组织的作用则是阻碍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这一革命的准备时期，在崩溃、停滞、杜巴索夫统治时期大放异彩。换句话说，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但从此也就最后耗尽了农民自己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从此才将发挥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当立宪幻想破灭时，立宪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也就会立即失去自己的反对派的作用。］
　　概括说来，人民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以及农民的组织者的创造性，在革命旋风时期要比在所谓的安定宁静的（牛车似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千百万倍。布兰克先生之流的反对意见是资产阶级官僚对历史的歪曲。在善良的资产者和清白的官僚看来，“真正的”组织只能是那些老老实实地向警察局登记并且规规矩矩地遵守一切“暂行条例”的组织。他不能想象在没有暂行条例的条件下可以有什么计划性、系统性。因此，当立宪民主党人讲到对合法性采取浪漫主义的藐视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采取贵族老爷式的卑视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些响亮词句所蒙蔽而忽略其真正用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只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
　　最后，我们来看看布兰克先生的立宪民主党“理论”的最后一点：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布兰克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因为这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来歪曲马克思的一个典型例子。正象布伦坦诺、桑巴特、伯恩施坦之流一样，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正在关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进行着伪造马克思的“细致工作”。
　　没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以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在“旋风”时期忘记这一点了吗？你们错了，或者是你们有意地拿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既包括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也包括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甚至主要是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概念来代替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看看《新生活报》吧，你们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号上都谈到工人民主派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一致行动、达成战斗协议的问题。该报是用最有力的词句来谈论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的作用的。立宪民主党编造谎言，说马克思主义者排斥不同意见，是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与这些谎言相反，他们却完全承认非党的协会和组织的作用［注：见我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见本卷第123—130页。——编者注）］，但仅仅是非党的革命组织的作用。被我们的政治上的布伦坦诺主义者巧妙地掩盖起来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究竟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哪些分子能够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是那些接受君主主义自由派纲领，完全陷入立宪幻想，对革命时期、对历史创造的革命方法表示庸俗的愤怒、指责和遗憾的分子呢？还是那些接受把农民起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纲领（不是农民同地主妥协），接受使民主派得到彻底胜利的纲领（不是民主的众议院同参议院以及君主制妥协）的分子呢？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目前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分子“合击”呢，还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分子“合击”？
　　喜欢引用和歪曲马克思的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听说过马克思在1848年怎样无情地抨击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分子吗？^[163]要知道，他们不是可怜的国家杜马中的而是国民议会中的妥协分子，他们是比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坚决”（在口头上）得多的民主主义者。
　　过了15年左右，在普鲁士“宪法冲突”^[164]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议工人政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可是后者一点也不比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好些。^[165]你们是不是认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相矛盾和首尾不一？你们是不是认为这就证明了他们在“革命旋风”时期也几乎失去了“思想和理智”（大多数伯恩施坦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都有这种看法）呢？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马克思是在革命斗争时期最严厉地抨击了立宪幻想和立宪妥协分子。当革命“旋风”的全部力量已经用尽，当德国立宪民主党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完全出卖了革命，当起义已经肯定无疑地被镇压下去，经济繁荣已经使再一次举行起义成为没有希望的行动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并没有表现出胆小怕事和对起义失去信心！），他们才认为议会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你们既然已经进入议会，那就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支持变节分子伊兹哥耶夫去反对希波夫，支持希波夫去反对杜尔诺沃。在争取真正议会制的斗争中，再没有什么比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更加危险的了。
　　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引证马克思的话，那你们就不妨证明一下我们的杜马已经是自由俄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而不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你们会说，只要经过一些小小的改革，遮羞布就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而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正是这种转变，甚至不是小小的而是巨大的“转变”。
　　好极了。但是，不过，你们只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试问，现在的杜马在目前已经越出自己的范围而转变成政权机关了吗？你们中间那些这样想的人，竭力要人民也这样想的人，你们中间那些直接散布最有害的立宪幻想的人，简直就是反革命分子。而那些设想“杜尔诺沃留任是为了解散杜马”［注：《俄罗斯报》和《评论报》。］，或者懂得没有“议会”外面的、革命的压力就什么也得不到保障［注：帕·米留可夫在《言语报》第30号（3月24日）上发表的《冲突的因素》，这是妥协者的极有趣的“信条”。］的人，是自己暴露出自己立场的动摇性。他们自己的供认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暂时的政策，而不是真正维护革命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的政策。这些供认表明，目前日益成熟的新的革命危机一旦爆发，大批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就会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杜尔诺沃之流的先生们对杜马的嘲笑将促使他们去构筑街垒。就是说，全部区别只是在于：你们打算用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个任务来限制、束缚、缩小这一不可避免的新的战斗，而我们要用一切计谋、一切努力、我们整个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来扩大这一战斗的范围，使战斗越出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把它扩大到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取得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用革命的方法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你们认为我们俄国根本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唯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力量。你们有这样的看法，只是因为你们目光短浅，你们满足于对政治现象作表面的观察，你们看不到，也不了解“立宪的实质”。你们这班只顾眼前的政客是最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因为你们只看到民主派的暂时利益，而看不到它的更深远、更根本的利益；你们只看到暂时的任务，而忘记了明天的更重大的任务；你们只看到外表，而看不到内容。只要有同城市贫民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农民，俄国就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不可能没有。只是由于里曼和卢热诺夫斯基之流的活动，这个民主派隐藏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揭穿的。或者是镇压制度照旧存在，里曼和卢热诺夫斯基之流照常“干他们的勾当”，立宪民主党杜马仍然胡说八道，那么广大公众就会马上看清楚这个杜马和这个统治杜马的党是多么渺小可怜。一定会发生剧烈的爆发，参加这一次爆发的当然不会是作为政党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人民中的那些构成革命民主派的分子。或者是镇压制度被削弱，政府作某些让步，立宪民主党杜马自然就会因为政府实行初次的让步而开始心肠发软，会容忍比希波夫更坏的东西。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的本性（在“旋风”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就暴露无遗了。但是，第一次吹来自由的微风，镇压的第一次削弱，必然又会使成千上万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组织、协会、团体、小组和机构相继出现。而这种现象会同样必然地使“旋风”再一次出现，使10月和12月的斗争重演，不过规模会更加广泛得多。那时，现在神气十足的立宪民主党人又会惶惶不安了。为什么呢？因为蛆虫总是寄生在尸体上而不会寄生在活人身上的。
　　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终究会让人民，用杜尔诺沃的话来说，“尝尝”“人民自由”的滋味，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进行真正的斗争，去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也就是不带引号的、不同专制制度妥协的自由。这一斗争必然还要进行下去，但是进行这一斗争的是别的政党，是别的社会成分，而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由此可以了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羡慕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而是继续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即将来临的真正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斗争上。
　　布兰克先生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高作用的话。为了阐明马克思的真正见解，应当补充一句：还有最高的叛卖作用。马克思在他的各种著作中的各种不同地方曾经无数次地讲到这一点。在当前政策上倾向布伦坦诺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些指示。普列汉诺夫同志甚至想不出，自由主义民主派会出卖什么。普列汉诺夫同志，答案十分简单：“人民自由”党已经出卖了而且将来还会出卖人民自由。
　　布兰克先生告诫我们不要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我们要问这位英明的立宪民主党人：你指的是思想、理论、纲领、策略路线方面呢？还是指的是阶级的物质利益方面呢？我们两者都指。是谁在什么时候把你的朋友司徒卢威先生推到反革命方面去的呢？司徒卢威先生早在1894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了，他当时在自己的《评述》中就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布伦坦诺主义的保留意见。尽管我们有几位同志力图把司徒卢威先生从布伦坦诺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但他还是终于跑到布伦坦诺主义方面去了。此后在《解放》杂志，非法的《解放》杂志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反革命的调子。试问，这是偶然的吗？恰恰是“旋风”时期，恰恰是人民的革命主动性，激起了司徒卢威先生创办一个发表反动怨言的典型机关刊物《北极星》杂志，这是偶然的吗？
　　究竟是谁把商品经济的一般小生产者推到反动派和反革命方面去的呢？是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地位。小资产者在世界各国，在任何政治局势中，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他希望摆脱资本的压迫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小私有者的地位。这一任务实际上没有解决，从现代社会的本身结构来看，小资产者的动摇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认为：可以设想工人或者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起义农民表现出的革命主动性，不会把某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动派方面去。只有小市民的骑士们才会对这一点感到惋惜。
　　难道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或者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这样设想的，例如认为，农民起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彻底实现了从地主手中无偿地“夺回土地”（普列汉诺夫的口号），而又可能不把五分之三的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革命方面去吗？这样我们不是应该同立宪民主党人在“合理的”农民纲领上讨价还价了吗？普列汉诺夫同志，你是怎么想的？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是怎样看的呢？
　　现在且看我们的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议论的尾声吧：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
　　这句话表明了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全部实质和用意：要无产阶级服从立宪民主党人，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影响他们。不要看不到这一点。布兰克先生很善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他不是谈立宪民主党人，而是谈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是谈“目前”，而不是谈整个的起义。但是，只有小孩子才会看不出，这正是转移视线，布兰克的结论的真正用意正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我们已经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贯轻视比立宪民主党更左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明他从自己的立宪幻想的维护者的立场出发，把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轻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只须指出：立宪民主党人根本反对武装起义，而不是仅仅反对不恰当地选择“时机”（令人惊奇的是，这两者常常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对立宪民主党人倒特别有利，使他们能以关于起义时机的议论来掩饰对起义所采取的否定态度）。要证明这一点是最容易不过的，只要看一看非法的《解放》杂志就行了，司徒卢威先生在1905年春天和夏天，在1月9日以后和10月9日以前，在该杂志上反对武装起义，证明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事变有力地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驳倒了。事变表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的、作为口号提出的把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才能为俄国争得对自由和立宪制度萌芽的承认。只有那些完全孤立的、在俄国没有支持者的社会民主党人（象普列汉诺夫）才灰心丧气地谈论十二月起义，说什么“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相反，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起义是对剥夺自由的人的一种必要的反击，起义已经把整个运动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证明同军队斗争是可能的。象考茨基那样公正的、没有入迷的、谨慎小心的见证人也是承认后一种情况的。
　　现在就来看看布兰克之流先生们的说教的真正用意：如果立宪民主党（它从来不是革命的政党）不同情起义（它不论在目前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反对起义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应当考虑起义。不对，布兰克先生！无产阶级不论在整个起义问题上，还是在起义时机的问题上都一定要重视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过恰好不是重视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重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重视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党派，而是重视革命共和主义的党派，不是重视满足于伪议会的空谈家，而是重视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对待起义的农民群众（他们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起义”。是的，他们从来就没有而且永远不会赞成起义。他们害怕起义。他们想得很天真，以为起义问题是由他们的愿望决定的，是由他们这些避开最尖锐、最直接的斗争的中间分子的愿望决定的。多么荒唐啊！专制政府在准备国内战争，目前就在特别有系统地准备国内战争。由于有了杜马，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新政治危机正在酝酿着。无伦在农民群众或者无产阶级中间还有大批有斗志的人，他们坚决要求的是人民自由，而不是妥协，不是打了折扣的人民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还是不举行起义难道能由某个政党的意志决定吗？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西欧的小市民幻想缓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号召后者不要把前者的代表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主张社会和平，带着极深的精神上的不满情感驳斥非科学的、狭隘的、阴谋家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的大变动思想。俄国的小市民也是这样，他们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半途上幻想缓和专制制度和人民自由之间的矛盾，号召革命者即一切坚决彻底地维护人民自由的人不要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主张走立宪的道路，带着真正的、被哲学唯心主义加强的不满情感驳斥非科学的、狭隘的、阴谋家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的起义思想。觉悟的工人对西欧的小市民说：大变动的问题不是由中间分子而是由两极对立的尖锐化决定的。觉悟的工人对俄国小市民（立宪民主党人是政治上的典型小市民）说：起义不是由自由派的意志而是由专制政府的行动以及革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和愤怒情绪的增长决定的。西欧的小市民们对无产阶级说：不要排斥小农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要孤立自己，只有反动派企图孤立你们。无产者回答说：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妥协和矛盾缓和等等，这对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会立即在实践中起到极其有害的影响。但是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广大的小资产者群众，劳动群众，因为他们能够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不幻想妥协，不迷恋于小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巩固，不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
　　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甚至不是前夜而是中途），在俄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小市民对无产者说：反动派要孤立你们，你们也应当孤立反动派，不要排斥有教养的、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希望实行改良的立宪民主党人。无产者回答说：为了争取真正自由的真正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人民代表机关同专制制度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政治和平”和立宪幻想，这样来模糊人民的公民意识。而这些妥协分子，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屈服于暂时的情绪和暂时的印象的人，现在叫喊无产阶级有被孤立的危险的人，决不是人民，决不是群众，决不是力量。真正的群众是革命的农民，是真正的城市贫民。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这些群众，我们要号召他们抛弃立宪幻想，号召他们进行真正的斗争，号召他们举行起义。在决定起义时机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十分认真地考虑到这些群众（决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的情绪和觉悟提高的过程，但是有鉴于立宪民主党的暂时得势，有鉴于立宪民主党议会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杜巴索夫的议会制）的虚假声势，我们一定要时刻不忘，迅速增长着的、大概不久就一定会到来的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
　　不久前在欧洲有一个时期，社会自由主义者，小资产者妥协分子声势赫赫，喧嚣一时，硬要无产阶级接受他们的联盟和协议。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集团上了圈套，被暂时的政治所迷惑，创立了臭名昭彰的伯恩施坦主义等等。过了一两年，“社会和平”的乌云终于完全消散，而社会民主党内坚持无产阶级观点的革命派的立场之正确也十分清楚了。
　　目前在我们俄国，所有人都被立宪民主党的得势和未来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弄得头昏目眩。危险的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集团也会被这种华丽的外表弄得眼花缭乱，一味地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灵活态度”的政策，而不愿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明确地指出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指出它的立宪幻想的危害性以及它的“妥协”策略的巨大危险性。过些时候，可能不要几年，也许只过几个月，乌云就会消散，现实一定会证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上，将不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激怒无产阶级的、证明社会民主党内部有某种弊病的、称赞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词句了。

六　结　论

　　我们在谈论立宪民主党政策的最典型的表达者布兰克先生的观点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孟什维克同志们的观点。但是，从上述一切可以自然地得出关于他们的立场的结论。立宪民主党人对他们过分热心的赞扬，已经表明他们正在犯某些错误。如果目前几乎占俄国全部政治报刊的十分之九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如果这种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开始经常不断地今天称赞普列汉诺夫，明天称赞波特列索夫（《我们的生活报》），后天又称赞全体孟什维克的决议，这本身就是一种虽然是间接的却是可靠的标志，说明孟什维克同志正在犯或者准备犯某些错误。要整个资产阶级报刊的舆论截然违反能够十分敏锐地辨别风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只是间接的标志。本文前面也直接说明了孟什维克决议草案中出现的那些错误。这里不便详细地分析这些决议，我们只能简略地谈一谈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一问题有关的最主要的东西。
　　孟什维克的错误在于：他们完全没有说明，甚至显然完全忘记了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严守阶级观点的，是坚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估计时局的，是仇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诡辩和欺骗的，所以在俄国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不会忽视这个任务的。如果忽视这个任务，他们就不再是争取完整的人民自由的先进战士了，就不再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性的战士了。如果忽视这个任务，他们就会无可奈何地跟在事变后面跑，而这些事变现在正是使立宪幻想成为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工具，正象不久前欧洲的“社会和平”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引诱工人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主要工具一样。
　　立宪幻想，这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继第一次之后还会有第二次）被镇压和立宪民主党获得选举胜利以后必然来到的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的标志。立宪幻想，这是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数百万份报纸趁社会主义报纸被迫沉默的时机，向人民头脑中灌输的政治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毒素。在我们面前有到“民间”去特别是到工人阶级中间去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同志报》^[166]。该报第1号为立宪民主党唱起了赞美歌：“它〈立宪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保证〈……嘻！嘻！保……证！〉……捍卫农民〈象考夫曼那样？〉和工人〈那当然罗！〉的利益，捍卫俄国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果它在国家杜马中获得多数票，那个为害人民的现政府必定下台，将由新人〈用穆拉维约夫之流来代替维特？〉管理国家，而这些新人将倾听人民的呼声。”是的，是的……倾听人民的呼声！……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啊！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这种恬不知耻的资产阶级谎话无不表示愤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无不主张必须最坚决最有力地反对这种资产阶级腐蚀工人阶级的论调。这种论调特别有害，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拥有无数的报纸，而我们呢，虽然一再尝试创办一个最温和、最谨慎、最稳重的社会主义报纸，但是连一份报纸也没有办成。
　　其次，不能不认为，这种资产阶级谎话，这样模糊人民的革命觉悟，其性质决不是偶然的举动，而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此外，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如果杜马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可以说是立宪幻想的活生生的化身，是立宪幻想的发源地，是政治生活中最引人瞩目的那许多方面（照小资产者的肤浅的、唯心的观点看来，这些方面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质，或者至少是主要现象）的集中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竭力影响无产阶级的全部资产阶级报刊和全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连续不断的进攻，而且有享有第一届（请允许我这样说）“议会”的全部荣誉和负责把工人阶级完全变成立宪民主党的附庸的全俄代表机关。请回忆一下上面援引的“官场”意见：如果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赢得了社会人士对杜马的信任，并且使整个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杜马身上，那就好了。杜马应当成为防治革命的膏药，——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同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事实。《北极星》杂志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布兰克之流说，与其是使思想和理智都消失了的革命旋风，不如是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改革。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说，与其用不可靠的军队对付工人和农民，不如在杜马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讨价还价。真是：智者所见略同（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
　　大家在谈到我们的时候，都说我们在诽谤自由派。远在我们在《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上“痛击”《解放》杂志最初几期^[167]的时候，人们就称我们为诽谤者了。所谓诽谤，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已经完全被现实所证实了。因此，如果现在人们责备我们诽谤“人民自由”党，我们既不惊奇，也不难受。
　　每一个政治时期都向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提出独特的任务，这个任务已被提上日程，而且总是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会主义阶层弄得含糊不清，他们用各种办法使这个任务退居次要地位。现在，这个当前的独特的政治任务就是同立宪幻想进行斗争，这个任务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完成，如果这个党不愿意背叛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主要的利益的话，它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总是满足于新鲜事物的暂时光辉，满足于一时的“进步”，我们应当看得更远更深一些，应当立即指出这种进步中哪些方面是倒退的基础和保证，是表现了已取得的成就中片面的、狭隘的和不巩固的东西，因此必须在其他形式下、在其他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愈彻底，立宪民主党杜马愈有可能和愈临近，立宪幻想就愈危险，照旧掌握全部政权的专制政府原封不动的甚至变本加厉的反动政策同“人民”代表机关之间的矛盾就愈尖锐。这种矛盾十分迅速地引起新的革命危机，而且比以前的一切革命危机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明确得多、尖锐得多。我们在1906年确实经历着——用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的恰当说法——革命的翻版。1905年的历史似乎在重演，又首先从独揽大权的专制制度开始，接着是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席卷全国的、空前强大的反政府运动，最后是……谁知道最后是什么？可能是夏季（1905年）自由派的代表团去晋见沙皇的“翻版”，而带的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呈词或决议；也可能是1905年秋季高涨的“翻版”。企图预测革命未来步骤的确切形式和日期是可笑的。重要的是注意到运动无比广大的规模和全体人民的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重要的是不应忘记，即将到来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决不是议会危机。杜马中的“议会”斗争是不大的阶段，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火车站，从立宪到革命的铁路上的“立宪民主党站”。由于现阶段社会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杜马中的斗争决不能决定人民自由的命运，它不能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因为这个“议会”显然是交战双方所不承认的，无论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或者无产阶级和农民都不承认。
　　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估计到目前历史阶段的所有具体特点，坚决承认并且经常向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的头脑灌输这样的思想：现代俄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依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它要废除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创立新法制。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之流召集的并得到那些可敬的人士捍卫的杜马，将在运动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它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运动的主要形式。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已经提出并且广泛散布的相反意见，是对人民的欺骗，是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空想。
　　同这一点有联系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支持的问题。在这方面，孟什维克的决议也有一部分不够全面，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党同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竭力把自己的党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这是弥天大谎。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概念时有丝毫的含糊，那就是在帮着圆谎。我们必须根据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各党各派作出的十分明确的估计，来决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具体政治任务。在这方面的当前基本任务，正在于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前者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完全有觉悟的，并且抱有许多偏见等等，但是能坚决地和始终不渝地反对农奴制俄国的一切残余，后者则会同反动派进行各种各样的妥协，在每一个危急关头提出自己的反革命意图。毫无疑问，在俄国是有非常广大的革命民主派阶层的，它们的非组织性、它们的非党性和它们所受的目前高压政策的压制，只能把最不细心的和最不善思考的观察家引入迷途。现在，为了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同这种民主派，并且只应当同这种民主派“分进合击”，最无情地揭露现在“居于首位的”立宪民主党的不可靠性。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抱定宗旨要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应当不仅善于随时揭露各种各样的立宪幻想，不仅把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划分出来，而且应当确切地、直接地断定这个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条件，并向群众清楚地指出这些条件，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中向群众指出并且阐明这个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究竟应该表现在哪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孟什维克同志们在自己决议中就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所说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彻头彻尾的空谈。
　　布兰克先生在自己文章中提到1848—1849年的法国“社会民主党”。这位最可敬的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这是在自我讽刺。要知道，现在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重犯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质上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浸透了立宪幻想和对“议会”斗争方法的迷信，认为在一切条件下，甚至在革命的条件下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获得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纯粹是“立宪民主党式的”议会成就，却遭到了被马克思嘲笑过的那种可耻的惨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编者注］
　　如果我们的党轻率地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各种各样的选举联盟，达成协议和妥协，如果我们的党忽视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如果我们的党在主张接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把他们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即立宪民主党人当作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我们的党忘记了在象我们所处的这种时代必须认真地准备好运用议会以外的斗争方法，那么我们的党也就很有可能遭到同1848—1849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伪社会民主党一样的悲惨命运。
　　我们没有理由羡慕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在人民中，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对杜马的迷信还十分强烈。必须把它们铲除掉。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胜利愈彻底，它们被铲除的日子就来得愈快。我们祝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吉伦特派^[168]的胜利！一定有愈来愈广大的人民群众跟随他们，一定有干劲更大的革命阶层涌现出来，这些阶层将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把我们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完全的胜利，开辟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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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39] 指1906年2月由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收了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费·伊·唐恩的《国家杜马和无产阶级》这两篇文章。——246。

^[140] 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令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政府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予以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247。

^[141] 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于1906年3月11日（24日）颁布的沙皇3月8日（21日）诏令。这个专门对付抵制策略的法律规定：凡煽动抵制国务会议或国家杜马的选举或煽动群众拒绝参加以上选举者，判处4—8个月监禁。——247。

^[142] 《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49。

^[143] 犹太平等联盟即争取犹太人充分权利协会，是根据一批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倡议于1905年3月在维尔纳成立的。联盟的纲领提出了联合所有俄国犹太人为争取充分权利而积极斗争的任务。联盟加入了协会联合会，参加了1905年5月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上，联盟采取了和协会联合会不同的立场，主张参加杜马选举运动，在杜马中坚持要求解决犹太人的问题。1907年5月联盟停止活动。——252。

^[144] 波兰民族主义者是指波兰几个资产阶级党派的复选人。——252。

^[145] 右派是指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许多黑帮组织。这些组织中最大的是1905年10月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252。

^[146] 君主派是指1905年秋成立的俄国君主党。该党坚决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地位，它的社会成分是贵族以及最大的官吏和地主。君主派后来并入了1906年成立的贵族联合会。——252。

^[147] 《评论报》是《俄罗斯报》被查封后使用的一个名称，见注73。——254。

^[148] 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54。

^[149] 《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257。

^[150] 从1906年1月开始，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积极进行国家杜马预选运动。2月8日（21日）该党阿尔巴特分部召开大会，讨论尼·尼·舍普金关于党纲的报告。参加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尖锐批评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亚·亚·基泽韦捷尔在回答社会民主党人时声称：“不管他们怎样极力使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词变得温和，他们也是不可能得逞的。专政是一个拉丁词，用俄语说，意思就是‘非常警卫’，要说随便什么地方能被它诱惑，唯独莫斯科却不会。”
　　非常警卫和正文里说的强化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258。

^[151] 指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1月5—11日（18—24日）在彼得堡举行。关于党的策略问题，代表大会决定把马·莫·维纳维尔在1906年1月11日（24日）的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作为党的宣言予以通过。这个宣言的基本论点是：承认政治罢工是同政府进行和平斗争的手段。宣言说，党认为“有组织的代表会议”即国家杜马是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代表大会实际上站到了同政府勾结的立场上。——259。

^[152] 指彼·伯·司徒卢威的《政论家的短评。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大会和召集国家杜马》一文（载于1906年2月18日（3月3日）《北极星》杂志第10期）中下面一段话：“所有将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真正农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被选进国家杜马的，在杜马中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真正党员，因为在俄国这个党是坚定和一致地坚持有利于农民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议会大党。”——261。

^[153] 天鹅、虾和狗鱼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寓言说，天鹅、狗鱼和虾拉一辆大车，天鹅向天上飞、狗鱼向水里拉、虾则向后退。结果大车原地不动，无法前进。——262。

^[154] 1906年春，沙皇政府的财政状况陷于危急境地。为了镇压革命运动，也为了在对杜马的关系上保持行动自由，沙皇政府千方百计企图在召集杜马以前借到一笔外债，为此在1905年底派遣前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佐夫赴巴黎进行活动。1906年4月中，沙皇政府同法国签订了借款的条约，款数为84300万卢布，合225000万法郎。——268。

^[155] 指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柯夫的文章《对与3月1日事件有关情况的剖析》。该文载于1881年3月6日（18日）《莫斯科新闻》第65号。3月1日事件即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271。

^[156] 《自由和文化》杂志（《Свобода　и　Кульур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6年4月1日（14日）作为《北极星》杂志的续刊在彼得保开始出版。该刊编辑是谢·路·弗兰克，积极参加该刊工作的有彼·伯·司徒卢威。该刊共出了8期，由于印数急剧下降，于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停刊。——289。

^[157] 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该书第1部第9章。——289。

^[158] 《无题》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无题派宣称自己是西欧的“批判社会主义”的思想上的拥护者，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后，《无题》周刊停刊，出版该杂志的一批人加入了左翼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291。

^[159] 航运补助金问题是指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94。

^[160]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94。

^[161] 《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　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出版的统一的机关报（日报）。该报是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后在彼得堡出版的，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编辑部编辑。该报于1905年12月6日（19日）创刊，12月8日（21日）出版第3号时被政府查封。接替《北方呼声报》的是1905年12月18日（31日）出版的《我们的呼声报》。《我们的呼声报》只出了1号，第2号被警察在印刷厂拆了版，没有出成。——295。

^[162] 《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295。

^[163]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7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6月1日—11月7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6页、第8卷第46—50页和第5卷第13—543页）。——304。

^[164] 指19世纪60年代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预算冲突或所谓的宪法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普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304。

^[165]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恩格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恩格斯的《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马克思的《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的《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87、88、89、93—94、95—98页）。——304。

^[166]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14。

^[167] 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后来集结在《解放》杂志周围的一批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其最著名的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列宁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司徒卢威作序和注释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1899年）》一书而写的，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解放》杂志最初几期受到载于《火星报》上的列宁下列文章的批评：《新罢工法草案》、《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司徒卢威先生被自己的同事揭穿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93—401页，第7卷第20—28、179—186页）。——316。

^[168]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让·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后变成了反革命力量。——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