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玩议会游戏（9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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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13日〔26日〕）N2P品论天涯网

　　我们已经多次（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前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8月6日以后在《无产者报》第14—17号上）阐发了我们对国家杜马的策略，现在应当对照帕尔乌斯发表的新观点（《火星报》第110号的《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一文的单行本）再作一次分析。
　　我们先来一步一步地探讨帕尔乌斯的基本论断。“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冒牌议会这个卑鄙和渺小的混合物作斗争”——他在文章的开头这样说，并且紧接着这个正确的论点，又提出了一个同样正确的论点：“推翻国家杜马……我们只有举行人民起义才能做到。迫使政府修改选举法和扩大杜马的权利，我们也只有举行人民起义才能做到。”说得好极了。请问，我们在国家杜马这个问题上的鼓动口号应该是什么呢？同这个卑鄙和渺小的混合物作斗争，我们的主要的和特别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呢？帕尔乌斯实质上也是这样提问题的，他说：“为了准备起义，我们这方面能够做的，就是鼓动和组织。”请看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对选举集会的态度问题的。
　　帕尔乌斯写道：“如果我们去妨碍这种集会，去破坏这种集会，那就只会为政府效劳。”
　　这样说来，帕尔乌斯是反对工人去妨碍一小撮地主和商人把选举集会上的讨论题目局限在卑鄙和渺小的国家杜马上吗？帕尔乌斯是反对工人利用选举集会来批评“卑鄙的”国家杜马和阐发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自己的口号吗？
　　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帕尔乌斯讲了上面这句话以后就改变了腔调。我们在他的文章中读到：“对于人家不肯自愿给予工人的东西，工人应当用强力去夺取。他们应当大批地参加选民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引文中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无产者报》编辑部）。不要议论选举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137]，而要把政治问题（帕尔乌斯大概是想说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因为选举福马还是伊万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提上日程。在那里，我们可以讨论政府的政策、自由派的策略、阶级斗争以及国家杜马本身。这一切都会使群众革命化。”
　　你们看，帕尔乌斯写的是什么。一方面，不应当妨碍特鲁别茨科伊们、彼特龙凯维奇们积斯塔霍维奇们的会议。帕尔乌斯在他文章的末尾明确地斥责了抵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应当参加集会：（1）用强力；（2）把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斯塔霍维奇们的集会“变成”“工人集会”；（3）不要议论集会原来要谈的问题（选举福马还是伊万？），而要讨论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即讨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当然也要讨论人民起义的必要性，讨论起义的条件，起义的任务、手段、方式、工具，起义的机关，如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等等。我们说“当然”，是因为帕尔乌斯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要在选举集会上宣传起义，但是他自己一开头就认为，我们应当最坚决地进行斗争，我们只有举行起义才能达到我们的最近目的。
　　显然，帕尔乌斯弄糊涂了。他同抵制思想作战，他建议不要妨碍集会和破坏集会，可是马上又同时建议用强力打入集会（这不是“破坏”吗？），把集会变成工人集会（这不是“妨碍”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斯塔霍维奇们吗？），不要讨论杜马的问题，而要讨论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的问题，这种问题彼特龙凯维奇们不想认真讨论，而工人和觉悟的农民则是非常愿意讨论而且一定要讨论的。
　　帕尔乌斯为什么弄糊涂了呢？因为他不了解争论的题目。他准备同抵制思想作战，认定抵制就是简单地丢开或放弃利用选举集会来进行我们的鼓动的想法。可是这种消极抵制不要说在秘密刊物上，就是在合法刊物上也是没有人宣传的。帕尔乌斯混淆了消极抵制和积极抵制，在谈论抵制时一点也不去分析第二种抵制，这就表明他对俄国的政治问题完全无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积极抵制”这一名词的相对意义，说明工人用不着抵制国家杜马，因为国家杜马本身就在抵制工人。不过这个相对的名词的真正内容，我们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确定了，还在一个半月以前，在国家杜马法还没有颁布以前，我们就已经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写道：“和消极回避相反，积极抵制就是要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稍往下一点又写道：“积极抵制”（我们给这个名词加上引号，表明它是相对的名词）“就是以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征集和组织革命力量。”［注：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
　　这说得十分明白，只有完全不懂俄国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糊涂得不可救药的人，象德国人所说的Konfusi onsra the（“糊涂顾问”），才会弄不清楚。
　　那么，帕尔乌斯到底希望怎样呢？他建议用强力闯进选民集会，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起义，而“不要议论选举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请注意：是“不要”，而不是同时，不是一起），这正是建议积极抵制。你们看，帕尔乌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不幸：他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138]。他向抵制思想宣战，而自己却主张（在选举集会的问题上）积极抵制，也就是主张俄国政治报刊上讨论的唯一的那种抵制。
　　当然，帕尔乌斯可以反驳说他不一定要用相对的名词。这种反驳表面上好象很对，其实毫无用处。谈论的是什么，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我们不来争论字眼，但是在俄国，在采取行动的地方已经产生的政治名词，是一个既成事实，使人们不能不考虑。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如果想不理睬这些在采取行动的地方产生的口号，那只是暴露出著作家的最狭隘、最顽固的自负罢了。我们再说一遍：除了积极抵制以外，在俄国谁也没有谈过，在革命报刊上谁也没有写过任何别的抵制。帕尔乌斯完全有权利批评这个名词，对它的相对意义表示不同意或者作不同的解释等等，但是不理睬这个名词，或者歪曲已经确定的意义，那就是把问题搞糊涂。
　　我们在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帕尔乌斯说：不是同时，而是不要。帕尔乌斯所建议的，不是把选举福马还是伊万的问题同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起义问题同时提出来，而是不要讨论选举的问题，只谈阶级斗争和起义的问题。这个“不是同时，而是不要”的区别非常重要；这个区别所以需要谈一谈，尤其是因为，从帕尔乌斯文章以下的内容可以看出，大概他自己想改正说：不是不要，而是同时。
　　我们应当分析两个问题：（1）在选举集会上是不是可能“同时”既讨论选举伊万还是福马的问题，又讨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起义的问题？（2）如果可能，是应该同时讨论第一二两类问题呢，还是应该不讨论第一类问题而讨论第二类问题？知道俄国情况的人，恐怕不难回答这两个问题。要打入选举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就必须使用强力，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把警察和军队的反击压下去。在比较大的工人中心（只有在这些地方，工人社会民主党才能指望领导真正广泛的人民运动），警察和军队的反击将是极其猛烈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闭眼不看这种情况简直是愚蠢。帕尔乌斯自己说，“选举鼓动每分钟都可能变成革命的起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正是根据起义的任务，而不是根据影响选举，即把福马而不把伊万选入国家杜马这一任务来估量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整个杜马鼓动运动的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就应当是：武装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宣传和解释这些口号。所以，帕尔乌斯又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他期待“每分钟”都发生起义，另一方面，关于宣传起义，关于分析起义的条件、手段和机关，即关于杜马运动的“神经”，他又只字不提。
　　其次，我们看一看另一种可能在某些工人中心，特别是在不怎么大的工人中心发生的情况。假定用强力打入集会的试图并没有引起同政府的严重斗争，并没有发展为起义。假定这种试图在个别情况下成功了。那么，第一，不能忘记那个叫作戒严的制度。每当人民局部地战胜警察和军队的时候，政府总是以实行戒严作为对策，这一点恐怕连帕尔乌斯也不是不知道的。这个前景会不会把我们吓倒呢？不会，因为这个步骤会加速起义的到来，使整个斗争更加尖锐。这个前景会不会把地方自治人士和杜马复选人吓倒呢？无疑是会的，因为这会给逮捕米留可夫们造成方便，因为这会给政府提供借口去解散一部分选举集会，甚至可能解散所有的选举集会和整个杜马！这就是说，情况仍然是这样：一部分人希望起义，宣传起义，准备起义，鼓动起义，组织起义队伍等等，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想起义，反对起义的主张，斥责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等等。这“另一部分人”就是所有的解放派，也就是说，甚至是能够参加杜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左的分子，这一点难道帕尔乌斯不知道吗？？
　　如果帕尔乌斯知道这一点，那他也应当知道下面这一点（这是第二）。对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将不单是（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警察和军队，而且是地方自治人士本身、解放派本身。只有小孩才可以闭眼不看这一点。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提问题比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还要明确，还要直接。要么是准备起义，把起义作为鼓动和全部工作的中心，要么是转到杜马的基地上去，把杜马作为整个政治斗争的基础。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从《无产者报》第12号起就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和强调过的。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参加选举集会，正是为了而且也只是为了讨论选举福马还是伊万，选举彼特龙凯维奇还是斯塔霍维奇的问题，为了通过一个在杜马基地上进行的而绝不是靠起义进行的“斗争”（带引号的斗争，戴着奴仆的白手套进行的斗争）的纲领。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我们故意把他们连起来说，因为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在政治上把他们区别开来）当然不会反对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只有在不用比较大的强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种地方和那种时候！！ ），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不聪明的人愿意答应“支持”福马反对伊万，“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的话。但是，地方自治人士永远不会容忍把他们的集会“变成工人集会”，把他们的集会变成人民的革命集会，在他们的讲台上公开地直接地号召举行武装起义。翻来复去地讲这个明显的真理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对帕尔乌斯和《火星报》只好这样做。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必然会反对这样利用他们的集会，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生意人当然也不会使用强力来反对，而是会采取比较安全的“和平的”迂回手段。除非答应不把他们的选举集会变成工人集会，除非答应不利用他们的讲台来号召举行起义，否则他们决不会同那些向他们许下诺言，说“人民”会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支持斯塔霍维奇反对格林格穆特的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们知道工人要来参加他们的集会（而这一点他们几乎总是会知道的，因为群众性的示威是掩盖不住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会直接向长官告发，另一些人会劝社会民主党人不要这样做，第三种人会跑去向省长担保，说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要杜马，愿意参加杜马，他们经常通过“忠实的伙伴”司徒卢威先生之口来斥责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第四种人会建议改变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第五种人，即那些最“勇敢的”、政治上最圆滑的人，会悄悄地说他们很喜欢听工人讲话，会感谢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会点头哈腰地奉承“人民”，会用美丽动听的、充满感情的言词叫所有的人相信，他们永远支持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人民，他们不同沙皇在一起，而同人民在一起，“他们的”彼特龙凯维奇早就说过这一点，他们“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演讲人的说法，国家杜马是“卑鄙和渺小”的，但是，用那位如此适时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同天主教徒的福尔马尔式的联盟这种议会标本搬到没有议会的俄国来的最可尊敬的议员帕尔乌斯的美妙的话来说，应该“不妨碍选举鼓动，而扩大这种鼓动”；所谓扩大，就是不要愚蠢地拿国家杜马的命运去冒险，而要让全体人民“支持”选举福马而不选伊万，选举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而不选斯塔霍维奇，选举斯塔霍维奇而不选格林格穆特等等。
　　总之，地方自治人士愈是愚蠢，愈是胆小，他们在自己的选举集会上听信帕尔乌斯高论的可能性就愈小。地方自治人士愈是聪明，愈是勇敢，这种可能性就愈大，而帕尔乌斯也就愈有可能充当支持福马反对伊万的角色，受人愚弄。
　　不，好心的帕尔乌斯！在俄国还没有议会的时候，把议会制的策略搬到俄国来，就是很不光彩地玩议会游戏，就是从革命工人和觉悟农民的领袖变成地主的走狗。同罗季切夫和彼特龙凯维奇秘密勾结，支持他们，反对斯塔霍维奇，以此代替在我国不能公开存在的政党间的临时协议，就是在工人中间散播腐蚀剂。公开地在群众面前活动，社会民主党现在还不可能，而激进的民主党是部分地不可能，部分地不愿意，甚至更多地是不愿意，而不是不可能。
　　针对地方自治人士－解放派所提出的直接而明确的口号：反对关于起义的罪恶鼓吹，主张在杜马中和通过杜马进行工作——我们应当回敬以另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口号：打倒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叛徒解放派之流的先生们，打倒杜马，武装起义万岁！
　　把起义的口号同“参加”选福马还是选伊万这件事结合起来，就只能是以鼓动的“广泛性”和“多面性”为借口，以口号的“灵活性”和“敏锐性”为借口来制造混乱，因为实际上这种结合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实际上，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言，表示“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假定有可以这样做的例外情况），这并不是向人民群众公开发言，而是一个受愚弄的工人领袖向一小撮出卖工人的叛徒作幕后发言。从理论上来看，或者说从我们的策略的一般原则来看，把这两个口号结合起来，在今天，在目前，就是一种变相的议会迷。对于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起义不是绝对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口号。我们在1897年把这个口号放在一边，1902年我们提出这个口号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准备，直到1905年1月9日以后，我们才把这个口号作为直接号召提出来。我们没有忘记，马克思在1848年是主张起义的，而在1850年则斥责关于起义的妄想和空谈[139]，李卜克内西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前痛斥参加联邦国会的行为，而战后自己也参加了帝国国会。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曾立即指出，如果发誓拒绝将来在杜马的基地上进行斗争，那是可笑的［注：参看本卷第162页。——编者注］。我们知道，在起义的条件不存在时，在根本谈不到人民起义的那一整个时期中，不仅议会，就是对议会的拙劣可笑的模仿，也能成为整个鼓动工作的主要中心。
　　但是我们要求清楚明白地提出问题。如果你认为，对俄国来说，起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就请你说出来，并且公开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将根据具体的条件全面地、平心静气地加以评价和讨论。但是，既然你自己说“每分钟”都可能发生起义，说起义是必要的，——那我们就要而且将来还要把各种各样反对积极抵制杜马的议论痛斥为可鄙的马尼洛夫精神。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就应当正是把起义当作我们围绕着杜马而进行的整个运动的中心口号：我们就应当揭露每一个回避这一起义口号的解放派分子身上的“法兰克福议会清谈家”的待价而沽的灵魂。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合法的中心来进行合法的斗争以实现起义的目的，而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是不能代替这个中心的。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就是说，政府“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发动了内战，拿出了戒严作为对民主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种条件下还郑重其事地挂起国家杜马这块“准议会”招牌，开始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和彼特龙凯维奇们一起玩议会游戏，那就不是什么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扮演滑稽角色的知识分子的政客手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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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我们指出了帕尔乌斯整个立场的主要的骗人之处，现在只要简单谈谈这种欺骗的某些最明显的表现就可以了。帕尔乌斯写道：“在选举以前或选举以后，由于国家杜马的关系，就为政党的存在建立了合法的基础。”不对。实际上现在是为政府伪造选举建立“合法的基础”。这一基础叫作：（1）地方官（农民的选举完全由他一手操纵）；（2）防卫措施（逮捕米留可夫）；（3）戒严。什么时候在事实上，而不是在著作家的口头上为“政党的存在”（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起“合法的基础”，那我们一定会重新研究整个起义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为了争取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自由天地，起义只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决不是永远必需的手段。
　　是的，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因为，如果说帕尔乌斯忘记了特列波夫，特列波夫却没有忘记帕尔乌斯。帕尔乌斯所谓的议会协议（这在议会制的国家中，有时对社会民主党人是必要的），在现今的俄国，在1905年9月，就是最卑鄙地玩议会游戏。革命的叛徒现在把解放派同革命者订立协议提到首位。革命的拥护者则把社会民主党人同所有的革命民主派即起义的拥护者订立协议提到首位。如果新《火星报》、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附注：我们提到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写文章说，《火星报》的策略比《无产者报》的策略好。固然，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一个字也没谈到新火星派的决议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的躲闪和规避只是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自己的过错。］现在同解放派（关于解放派建立政党的事情，请看前面的《朋友见面了》［见本卷第238—240页。——编者注］一文）订立“议会”协议，那我们就要公开宣布，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对现实的任何嗅觉，应当把他们抛弃。那时我们就要同革命民主派在共同鼓动起义、准备和举行起义的基础上订立协议。
　　我们已经通过对新火星派决议的分析（列宁《两种策略》）指出《火星报》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而《无产者报》则在提高和激发革命的农民［同上，第28—29页。——编者注］。
　　亲爱的帕尔乌斯，请便吧！去同彼特龙凯维奇们（民主派）和斯塔霍维奇们（自由派）一起组织抗议和起义吧，——我们各走各的路。我们将同革命民主派一起来做这件事。不过，最可敬的“议会协议”英雄们，你们也该修改自己的口号了。不要用“起义是必要的”这个口号，而要说：“起义，如果可能的话，应当用来补充抗议的不足。”那时所有的解放派都会同意你们的意见了！不要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口号，而要提出这样的口号：“政府应当保证投票，如果可能的话，保证直接、平等、普遍和无记名投票。”先生们，请便吧！我们会耐心地等待帕尔乌斯、彼特龙凯维奇、斯塔霍维奇和马尔托夫“组织人民的抗议，如果可能的话，组织人民的起义”来保卫米留可夫。先生们，在我们这个“准议会制的”时代里，保卫米留可夫先生本来就比保卫千千万万个被逮捕被殴打的工人要切合时宜得多！……
　　帕尔乌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独立地把自己的代表送进杜马。”然而，他写道：“如果选举委员会不能建立，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帕尔乌斯认为，尽管有资格的限制，“在个别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来的”。“一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全国的政治口号。”
　　谢谢你至少把问题说得这样明白了。不过，先生们，为什么就到此为止了呢？《俄罗斯报》早已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那就是所有这些经常向杜尔诺沃先生们苦苦求教的斯塔霍维奇们、彼特龙凯维奇们以及其他革命叛徒。《火星报》为什么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不从言论转向行动呢？为什么不把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提出来作为国家杜马的候选人呢？试一试吧，先生们，做一次实验吧，experimentum in corpore vili［拿无价值的生物体做实验。——编者注］。试一试吧，那时我们立刻就会看出我们当中谁是对的：是你们认为这些候选人会成为“全国的口号”对呢，还是我们认为这些候选人在目前只能扮演小丑的角色对？
　　这种议论自然会引出一个论断，就是（积极）抵制的策略表明不相信“我国的革命力量”（原文如此！），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以温情的资产阶级方式提问题的典型例子，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起来反对。帕尔乌斯的议论是资产阶级的议论，因为他看不到杜马的阶级实质，即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的妥协。帕尔乌斯的议论是温情脉脉的空话，因为他（哪怕只是一刹那间）把解放派所说的愿意“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这种谎言信以为真了。可敬的帕尔乌斯落后了大约三年。当自由派还没有机关刊物，没有秘密组织，而我们两者都有的时候，我们曾经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发展。历史是不会把这笔功劳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勾销的。但是现在自由派已经从政治上的婴儿变成了政治上的主要生意人，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表明自己叛变了革命。现在不集中主要注意力来揭露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的叛变，而去提醒他们有“责任”管理（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大事，——这就是变成解放派的走狗！只有解放派才会认真地在国家杜马中寻找“我国的革命力量”的表现。社会民主党知道，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制止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并不是“我国的革命力量”，帕尔乌斯同志，不知道这一点是很难为情的。现在，在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同地主作斗争的农民才是革命力量。
　　帕尔乌斯那篇出色文章的妙论中的妙论，就是他关于无产阶级支持解放派的条件的说法。帕尔乌斯写道：“对于想要得到我们支持的反对派候选人，必须要他们承担一定的政治要求。”（这不是俄语，而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蹩脚译文，但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的要求可以是，例如：（1）在杜马内部要求立即解散杜马，并在普遍……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2）在这个要求没有实现以前，拒绝给政府以任何军费和财政拨款。”
　　真是一步不如一步了。谁滑了一脚，跌倒在斜坡上，就会身不由己地滑下去。我们那些站在党内两个部分以外的超人，如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大模大样地无视他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要对之负责的新火星派的决议。这些超人自以为比“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要高明，其实，他们比两者都不如，因为他们除了有多数派的一切缺点以外，还兼有少数派的一切缺点和变节者的一切缺点。
　　拿帕尔乌斯来说吧。他一直是同《火星报》走在一起的，甚至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和1月9日事件使他暂时看清《火星报》的机会主义立场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帕尔乌斯还希望自己被看作一个“调和派”，这大概是因为他在1月9日以后开始提出临时政府口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来纠正他，指出他的口号中的空谈成分。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帕尔乌斯在1月9日事件的影响下这样喊道。不要人民，要自由派的杜马！这就是现在他在8月6日以后提出的“策略”的实质。不，同志，我们制定自己的策略，不会根据一时的情绪，不会屈从于一时的东西！
　　帕尔乌斯现在为自由派臆造出了“新的”条件。可怜的新火星派，他们为了臆造出同解放派达成协议的“条件”，是多么辛劳呀！斯塔罗韦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见他那被第三次代表大会撤销了的决议）臆造出了一些条件，但这些条件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因为无论是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中，或是在现在，任何一个新火星派分子在写到同解放派的“协议”时都完全没有提出这些条件。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在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了另外一些更为严格的条件。新火星派分子帕尔乌斯在道义上要对这个决议负责，——但是超人的著作家们同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参加下制定的某些决议有什么相干呢？超人们对党的决议是满不在乎的！
　　在新火星派关于对反对派政党的态度的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社会民主党“要求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人”：
　　帕尔乌斯建议同解放派达成“协议”和答应“支持”解放派，而根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这些条件的整个第二部分帕尔乌斯是不承认的。他甚至避而不谈解放派在杜马中应当向谁“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问题。当然是向沙皇要求了，不是吗？为什么不自己来召集立宪会议呢？为什么，最可敬的“议会协议”的英雄们？抑或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反对“恩赐”了？
　　帕尔乌斯把解放派从这一“条件”下解放出来，大概是因为要召集杜马和因为“愈坏愈好”的策略有害吧（但是，好象是在嘲弄读者，帕尔乌斯同时又说，如果杜马有了立法权，那就更坏，也就是说，好的一步，即解放派正在争取的一步，就是坏的一步！！ ）。
　　好心的帕尔乌斯，你为什么忘记了这个条件呢？难道你不同意现在向彼特龙凯维奇、向斯塔霍维奇、向罗季切夫、向米留可夫、向司徒卢威提出这个极好的要求吗？
　　好心的帕尔乌斯，你为什么忘记了这些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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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7] 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泛指任何人，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还是李四”。——251。
　　[138] “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这句话源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253。
　　[139] 这里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和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两篇著作中的有关提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和第8卷第465页）。——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