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朋友见面了（1905年9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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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13日〔26日〕）DzV品论天涯网

　　最近，密切注视着俄国政治危机发展的外国报纸提供了许多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活动的很有意思的消息。
　　下面就是这些消息。“在彼得堡召开的贵族代表会议经过两小时的讨论”，在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上完全同意内务大臣的意见”。（9月16日的《福斯报》134）“根据俄国各省市传来的消息，大多数选民对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完全不感兴趣。”（同上）戈洛文（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同杜尔诺沃（莫斯科总督）就准许地方自治人士召开代表大会一事进行谈判。杜尔诺沃对戈洛文说，他完全同情地方自治人士，但是他已经接到让他尽力阻止大会召开的命令。戈洛文援引教授代表大会的例子。杜尔诺沃回答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无论如何应该规劝学生复课。”（9月17日的《法兰克福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已被批准于9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以讨论选举纲领，但是大会必须严格地局限于这个问题。”（9月18日的《泰晤士报》，圣彼得堡电）“戈洛文先生今天为商谈即将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事谒见总督。总督阁下表示准许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大会议程应局限于以下三个问题：（1）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2）组织选举运动的问题；（3）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参加饥民救济工作的问题。”（同上，莫斯科电）
　　朋友见面了，朋友谈妥了。戈洛文（地方自治派的领袖）和杜尔诺沃达成协议了。只有婴儿才会看不出协议是以双方让步，以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doutdes）的原则为基础的。专制制度作了些什么让步，这很清楚：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地方自治派（还是解放派？天晓得他们有什么分别！难道值得把他们区别开来吗？）作了些什么让步，这一点谁也没有讲。资产阶级有一切理由把自己同专制制度的谈判隐瞒起来。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详情细节，我们却非常清楚资产阶级让步的实质。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答应抑制自己的革命热情，——这种革命热情就在于彼特龙凯维奇在宫廷中被认为是一个过去的革命者……资产阶级答应以让价来回答让价[135]。让价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要价”有两种：在人民面前——两院制的君主立宪；在沙皇面前——召集人民代表，仅此而已（因为著名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不敢向尼古拉二世讲更多的东西）。资产阶级现在向专制制度答应在这两种要价上让价。资产阶级答应要效忠君主，诚实守法。［注：公历9月21日，国外的报纸发表了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到许多拒绝参加9月25日的代表大会的声明，拒绝的理由是代表大会的议程让政府大大地削减了。我们不敢担保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即使是传闻，也无疑证实了我们对戈洛文同杜尔诺沃谈判的意义的看法。］
　　朋友见面了，朋友谈妥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些朋友也开始见面和商谈了。交易所界的报纸《法兰克福报》（9月15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解放社”大概是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代表大会[136]。“会上决定把‘解放社’改为立宪民主党。这个提案是属于‘解放社’的地方自治人士提出来的，代表大会（或者是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随后选出了40名‘解放社’的成员来起草和审订党纲。该委员会不久就着手工作。”会上讨论了关于国家杜马的问题。经过热烈的辩论，决定参加选举。“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选的党员参加国家杜马不是为了从事日常事务，而是为了在杜马内部继续进行斗争。”在辩论中指出，广泛的（或全面的，weitgehender）抵制是不可能的，可是只有这样的抵制才有意义。（先生们，难道在你们的大会上没有人叫喊说：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无产者报》编辑部注）但是，大会认为国家杜马是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好场所。在大会的记录中写道：“一切真正的人民之友，一切自由之友进入国家杜马，只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立宪国家。”（请回想一下解放派斯·斯·吧，他向大家解释说，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重点在于扩大选举权，而对于地方自治人士来说，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来说，重点在于扩大国家杜马的权利。——《无产者报》编辑部注）“同时大会指出，杜马中的民主派代表在这个斗争中应该记住同现政府完全决裂〈黑体是原有的〉，不应该害怕这种决裂。大会的这些决定当然要刊印散发。”（《无产者报》编辑部现在还没有从俄国得到这张印出来的决定，也没有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解放派〈“解放社”的成员这样称呼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之中有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以地方自治活动家为首。因此他们的竞选鼓动在接近他们的、符合选举资格要求的社会各界中有很大的意义。毫无疑问，一旦国家杜马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解放派的坚强核心就会进入国家杜马，成为杜马的左派。如果这些激进派能够把温和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候选人和城市的候选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那就甚至可能宣布召集立宪会议。
　　这样，俄国各政党参加选举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协会联合会’也终于赞成参加了。只有犹太崩得鼓吹反对杜马选举，还有工人在各城市中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坚决反对把他们排斥在外的国家杜马……”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就是这样写俄国革命的历史的。他的报道可能有个别的错误，但整个说来，无疑是接近真相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事实，而不是预言。
　　他描述的事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指出过几百次，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在政权和革命之间充当经纪人，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想利用革命来保证自己取得政权。因此，在它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势必力求一面同沙皇，一面又同革命保持“友好”。它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它把有名望的戈洛文派去同杜尔诺沃讲友好。把专写粗制滥造作品的匿名作家派去同“人民”，同革命讲友好。前一种情况是：朋友们见面了，谈妥了。后一种情况是：他们伸出手来，亲热地点头，答应要做真正的人民之友，自由之友，发誓说他们参加杜马仅仅是为了斗争，纯粹是为了斗争，赌咒说他们要同现政府完全决裂，彻底决裂，甚至还许下诺言，说将来要宣布成立立宪会议。他们激进起来了，在革命者面前跑来跑去，为了取得人民之友和自由之友的称号向革命者阿谀逢迎，他们准备不管什么要求都答应，——也许会有人上钩！
　　果然有人上钩了。以帕尔乌斯为首的新《火星报》上钩了。朋友见面了，开始谈判订立协定。切列万宁叫道：应该要求参加杜马的解放派承担革命义务（《火星报》第108号）。解放派回答道：我们同意，完全同意，我们一定要宣布成立立宪会议。马尔托夫附和切列万宁说：应该施加压力，使大家只选坚决拥护自由民主代表机关的人（见维也纳《工人报》，译文载于《无产者报》第15号［注：见本卷200—201页。——编者注］）。解放派回答道：当然，当然，我们确实是最坚决的，我们要同现政府完全决裂。我们的赖德律－洛兰、帕尔乌斯大声吼道：应该提醒他们说，他们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应该迫使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解放派回答说：噢，是啊，我们甚至在会议记录中就写着我们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自由之友。帕尔乌斯要求说：应该成立政党。解放派回答说：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叫作立宪民主党了。帕尔乌斯坚决主张：应该有明确的纲领。解放派回答说：请你放心吧，我们已经让40个人去写纲领了，去多少人都可以，请放心吧！……最后，全体新火星派齐声说：应该签订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解放派的协定。解放派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戈洛文到杜尔诺沃那里去登门致贺。
　　是谁在这里当了滑稽演员，是谁受了别人愚弄？火星派在杜马问题上的策略的全部错误，现在已经造成了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火星报》向积极抵制的思想开战所起的可耻作用，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了。火星派的策略对谁有利，——现在已经用不着怀疑了。积极抵制的思想被君主派资产阶级中的多数给埋葬了。火星派的策略必然要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多数所埋葬。
　　帕尔乌斯胡言乱语，甚至说要同解放派（“民主派”）签订正式协定，要用共同的政治责任把解放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结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要根据明确的条件和要求去支持解放派，——这种荒谬的言论，这种可耻的言论，大概连新火星派都要竭力回避的。但是，帕尔乌斯只不过是较直率、较笨拙地表达了新火星派的基本思想。新《火星报》一直在精神上支持君主派资产阶级，斥责积极抵制杜马，为民主派参加杜马的主张进行辩解和辩护，在没有任何议会的条件下玩议会游戏。帕尔乌斯所提出的正式支持，不过是这种精神上的支持的必然结论而已。怪不得有人说：我们还没有议会，可是议会迷要多少有多少。
　　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已经暴露出来了。他们总是闭眼不看妥协的理论，不看解放派的这个基本政治理论，不看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这个最深刻最真实的表现。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的冲突，而不提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妥协，反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然而，正是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随着俄国革命的每一步前进，随着现制度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难以忍受的处境的逐月拖延，愈来愈显得重要，愈来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使得他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利用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的方法，对于通过我们的努力加剧这种冲突的方法，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是的，没有杜马也好，杜马召开之前也好，杜马召开时在杜马里面也好，我们都绝对必须而且永远必须加剧这种冲突。但是加剧这种冲突的手段，新火星派根本没有找对。他们不是打破窗户，让工人起义的自由空气畅流进来，使火焰燃得更旺，而是满头大汗地制造一些玩具似的风箱，向解放派提出一些可笑的要求和条件，以此煽起解放派的革命热情。
　　是的，在任何时候，只要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我们都必须支持资产阶级。但是，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支持过去一直是（请回忆一下《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对《解放》杂志的态度），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首先而且主要是无情地揭露和痛斥这个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虚伪的行动。如果说我们能够影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只有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工人面前，在觉悟的农民面前的每一个言行都成为对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叛变行为、一切错误的惩罚，成为对没有履行的诺言、对已被实际生活和行动推翻的漂亮话的惩罚的时候，这种影响才是现实的。这个资产阶级昨天还向全欧洲叫嚷抵制杜马，今天就已经卑躬屈节，收回了自己的诺言，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重新作出了决议，和所有的杜尔诺沃谈妥了合法的行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在精神上支持这些骗子手，这些专制制度的走狗，不应该让他们得以解脱，不应该让他们用新的诺言（当杜马由咨议的杜马变成立法的杜马时，这些诺言也一样会烟消云散）来纠缠工人。不，我们应该痛斥他们，应该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把立宪同特列波夫调和起来、把社会民主党同解放派调和起来的妥协分子是必然还要叛变、一定还要叛变的。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工人证明和说明，例如根据资产阶级在抵制问题上欺骗人民这一点向他们说明，所有这些彼特龙凯维奇和他们一伙人已经完全是羽毛丰满的卡芬雅克们和梯也尔们了。
　　假定，我们完不成在这个杜马出现之前就把它破坏的任务。假定，杜马已经召开了。那时在杜马里也必然会发生立宪冲突，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不力求取得政权的。那时候，我们也必须支持这种愿望，因为立宪制度也会给无产阶级一些东西，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会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基地。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同新《火星报》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恰恰是从这里才开始。这个分歧不是要不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而是在革命时期用什么来支持它，如何对它施加压力的问题。替他们的叛变行为辩护，或者闭眼不看这种行为，急于同他们订立协议，忙着玩议会游戏，要求他们许下诺言，承担义务，这样，你们所得到的就只能是他们对你们施加压力，而不是你们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们已经活到了革命的时代。单靠文字来施加压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议会来施加压力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能够施加真正的、而不是儿戏般的压力的只有起义。当内战波及全国的时候，人们用军事力量，用直接战斗来施加压力，而任何用别的方式施加压力的试图都是可怜的空话。还没有那一个人敢肯定说，起义的时代在俄国已经过去了。既然这样，那么凡是回避起义任务，凡是托词否认起义任务的迫切性，凡是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当中“让掉”要他们参加起义的要求，——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向资产阶级缴械，都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仆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在严重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放下武器，还从来没有不和敌人较量一下就向压迫和剥削的可恨遗物让步。这就是目前我们施加压力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压力。谁也不能预言斗争结局如何。要是无产阶级战胜了，革命就得由工人和农民来完成，而不是由戈洛文们和司徒卢威们来完成。如果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就会因为在这一斗争中帮助了专制制度而得到新的立宪的奖励。那时候，也只有在那时候，才会开始新的时期，出现新的一代，重演欧洲的历史，议会制将暂时成为整个政治的真正的试金石。
　　你们想现在就施加压力吗？那就准备起义，宣传起义，组织起义吧。只有起义才能使杜马滑稽剧不致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而将成为燃起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火焰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开端。只有起义才能保证我们的“联合议会”成为非法兰克福式的立宪会议的序幕，保证革命不会仅仅以3月18日（1848年）而结束，保证我国不但将有7月14日（1789年），而且还有8月10日（1792年）。只有举行起义，而不是要解放派签字具结，才能保证解放派当中会出现个别的约翰·雅科比，他们终将抛弃戈洛文式的奴颜婢膝的卑劣行为，在最后时刻加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队伍，为革命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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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5] 以让价来回答让价系引自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诗《两名自由派》。这首诗发表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239。
　　[136] 指1905年8月23—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解放社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该社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并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共同建立立宪民主党。1905年10月12—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立宪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党的纲领。——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