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色厉内荏（1905年7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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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报》第104号登载了一篇短评，评论我们的杂文《倒退的第三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无产者报》第6号）。在这篇杂文里我们心平气和地说，新火星派分子以党的名义占用了印刷所、库房和经费，而不愿意把党的财产交出来。这些话竟使得《火星报》勃然大怒，说出了一些崩得用来骂人的、令人难忘的“污秽的话”。《火星报》殷勤地把“肮脏的拖把”和“造谣中伤的懦夫”等等安在我们头上。这正象恩格斯以前形容某一类流亡者的论战那样：“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Jedes　Wort—ein　Nachttopf　und　keinleerer）[67]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法国的一句格言：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现在就请公道的读者冷静地考虑一下：喧嚣是怎样引起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新火星派，要他们交出党的财产，但是他们不回信。他们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已经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从新火星派的这种不承认来看，也只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认为不应该交出党的全部财产，而应该交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是太明显了，甚至连《火星报》自己现在也在短评中谈到“分配党的全部财产的可能性”。我们亲爱的反对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回信给中央委员会呢？不然，无论你们的用语多么有力，事实总是事实：多数派公布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把一切全部公布出来，而你们没有向任何人作过关于你们动用党的财产的任何报告，没有公布过任何记录，只是一味谩骂。请你们在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们这种行为会给有思考能力的公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其次，中央委员会转到代表大会这方面来，《火星报》是不高兴的。这很自然。但是中央委员会发生转变已不是第一次了。一年以前，即1904年8月，中央委员会曾经转到了少数派方面。一年以前我们曾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是合法的。请问，我们那时对党的财产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把印刷所、库房、经费都交给了孟什维克。《火星报》怎么骂都行，但是这个事实仍旧是事实。我们作了报告，把财产交给了我们的反对者，希望用党内方法进行斗争，争取召开代表大会。我们的反对者却躲避代表大会，不向任何人作任何报告（除了对自己的拥护者以外，而且对他们也不是公开的，因为，第一，没有“代表会议”的记录，第二，别人既不知道会议的议程，也不知道会议的权限，即它的决议对孟什维克本身的约束力）。
　　我们党内斗争的结果造成了分裂；现在只是一个党同另一个处在组织－过程中的党的斗争。现在只要综览一下分裂以前的斗争历史，任何人（当然是指那些根据文件来研究自己党的历史，而不只是象许多来自俄国的人那样听信传闻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斗争的一般性质。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的多数派把全部形式主义的特权，把全部官僚主义的机构统统交给了自己的反对者：先交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接着交出了党总委员会，最后又交出了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交出的只是代表大会。结果，布尔什维克又恢复了党（或者象新火星派自然会认为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党），完全在党的工作者自己同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全部党的机关——首先是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68]，其次是《前进报》，最后是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与此相反，我们的论敌抓住不放的却恰恰是我们出于怜悯心而赠送给他们的形式主义的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机构！的确，请大家看一看，难道“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赠送给他们的吗？《无产者报》称自己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孟什维克是不承认的，但是党内的多数派明确而肯定地表示认可，而多数派的成分是大家都知道的。《火星报》称自己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现在不仅布尔什维克不承认（我们已经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代替了这些决议），而且孟什维克也不承认！！妙就妙在这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自己就推翻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章。新火星派现在死死抓住的那个名称就是已被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所推翻了的！
　　普列汉诺夫本人虽然在原则上从来不能同新火星派取得完全的一致，但是他对他们作了无限的个人让步，对布尔什维克则进行了数不胜数的攻击，因而过去和现在新火星派总是对他感激不尽。现在甚至连他也公开说，代表会议给了各中央机关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要同这些机关永远断绝关系[69]。而新火星派继续自称为“中央机关报”，谩骂那些指出他们的整个党的立场不仅不正确而且极端不光彩的人。这种使我们不得不大费唇舌的谩骂，正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种不光彩处境后心理上的必然反应。我们要提醒一点，甚至连那位多次表示在原则上同情［注：手稿上“同情”二字之后勾掉了托洛茨基的名字。——俄文版编者注］斯塔罗韦尔、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同情新火星派的倾向，特别是同情他们的代表会议的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立场不太成体统，或者正确些说，是太不成体统了（见《解放》杂志第57期）。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工人，对分裂局面极其不满（谁能感到满意呢？）并且准备“随便在什么地方”寻求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我们完全理解并且绝对尊重这种心情。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们每一个人，单有这种心情是不够的。“随便在什么地方”这种说法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缺乏主要内容：知道结束分裂局面的手段。任何痛切的言词，任何建立一种既非布尔什维主义又非孟什维主义的“第三派”的企图，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更乱。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例子，已经用两年的经验实际地证明了这一点。卡·考茨基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党的分裂情况的了解多半是根据一面之词，让他们用痛切的言词去搪塞吧。他们不了解真相还是情有可原的，——当然，硬要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妄加议论是不可原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一定要学会鄙弃那些善于用痛切的言词来搪塞的、摇来摆去的、空谈“和平”而不能为和平做出一点实际事情来的人。能使党和平和统一的现实道路不是仓促达成协议，因为这样会引起新的冲突，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而是要切实地全面阐明两个部分的策略倾向和组织倾向。在这方面我们对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是再满意不过了。它表明新火星派无可挽回的瓦解。革命粉碎了他们策略上的尾巴主义。他们的“组织－过程”成了大家的笑柄。同他们分裂的，一方面有普列汉诺夫，他显然是被代表会议“教育过来”了，他不仅认识了代表会议的组织意义，而且认识了新火星派的原则性。同他们分裂的，另一方面还有阿基莫夫，他宣称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诺言或者“原则”［注：“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诺言或者‘原则’”这句话在手稿上是“他们关于民主制、主动性等等等等的一切言论”。——俄文版编者注］都是“空话”（《最新消息》[70]第235号）。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更加紧密地团结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代表会议自己则瓦解了另一个方面。我们只想奉劝“调和派”：同志们，请研究一下分裂的历史，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调和主义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做旧皮囊里装新酒[71]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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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67]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亨·海涅的诗《宗教辩论》，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的第2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中曾经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2页）。列宁从恩格斯著作中摘录这句话时写道：“用这句话来形容马尔托夫派是再恰当不过！”（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127页）。——136。
　　[68]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是布尔什维克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设的组织中心，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04年底成立。在这个时期，党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孟什维克把党的中央机关夺取到自己手中以后，又在各地党组织间进行瓦解分裂活动，破坏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此同时，俄国国内的革命局势则要求把党的力量团结起来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战斗统一。客观形势提出必须尽快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但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的党的中央机关对此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展开了斗争。1904年8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日内瓦召开的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这次会议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奋斗的纲领。1904年9—12月，在俄国召开了南方、高加索和北方这3个区域的多数派委员会代表会议。在三个会议上，根据列宁在日内瓦初步拟订的名单，选出了由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尼·利亚多夫、彼·彼·鲁勉采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马·马·李维诺夫和谢·伊·古谢夫组成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常务局在列宁领导下进行了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138。
　　[6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5年5月29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说：“代表会议给了我们党的中央机关以致命的打击，使我不能不辞掉中央机关报编辑和党总委员会第五名委员（由合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职衔。”这封信载于1905年6月1日（14日）《火星报》第101号，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予以转载。——138。
　　[70]《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э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140。
　　[71]旧皮囊里装新酒意思是把新的内容硬塞在旧的形式中，或硬要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耶稣为说明新的规范不应受到旧的教规的限制，曾打譬喻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会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囊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保全了。”——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