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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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载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1905年7月至10月的列宁著作。
　　以1905年彼得堡1月9日事件为开端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向深广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这革命高涨时期，科学地分析政治局势，准确地估量阶级力量对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05年4、5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而单独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制定自己的策略。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充满了机会主义观点。这些观点的传播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削弱革命力量，把革命引上歧途。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严重障碍。布尔什维克为了贯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团结工人阶级队伍，集中全力准备全民武装起义，就必须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彻底揭露孟什维克的破坏行为和机会主义。本卷收载的文献主要反映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同孟什维克所进行的尖锐斗争。
　　本卷首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为了从理论上论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而写的。这一著作对于教育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和壮大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把革命引上正确的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列宁在这一著作中阐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孟什维克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俄国革命的本质特征，错误地认为象以往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在俄国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列宁对孟什维克这种僵死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从而不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说教作了有力的批驳。西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远不如资产阶级强大。二十世纪的俄国则不然，无产阶级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已先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本卷第4页）。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本卷第32页）在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害怕人民革命，它需要借助旧时代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它宁愿用改良的方法使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不坚决和不彻底。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它就会同专制制度妥协、勾结，反对革命。它的阶级地位使它不可能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基于这种分析，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本卷第34页）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在可能的同盟者的问题上忘记了农民，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惟恐无产阶级的斗争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列宁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他指出，农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它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本卷第81—82页）。因此，农民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找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农民，排挤和孤立想拿革命同沙皇制度做交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有真正最广大的规模。也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农民提高到自己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
　　布尔什维克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明确提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专制制度是党的最主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却只泛泛地一般谈论起义，而回避了武装起义是否必要、是否刻不容缓的问题。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策略时指出，革命的胜利，革命专政的产生，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当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孟什维克对起义问题只局限于“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不把武装起义作为行动的直接口号，这就是说教，甚至是出卖革命、背叛革命。
　　列宁在这一著作中详细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孟什维克认为“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他们提出的口号事实上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的胜利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口号。它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列宁指出，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同时又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本卷第113、112页）。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它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答。从前西欧的民主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而现在，当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人民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新见解。它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取得了崭新的意义。而这正是按照教条重复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原理的孟什维克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
　　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分歧之一，也是列宁在这一著作中着重论述的问题。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临时革命政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则上是容许的。列宁认为，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笼罩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无产阶级过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俄国革命是处于政治动荡的新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要“从上面”行动。列宁认为这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同时列宁也强调指出，“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仍然是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做的。孟什维克借口避免无产阶级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主张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放弃领导权，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列宁彻底批判了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立场，指出他们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以及其后不久所写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和农民》两文中，还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革命实践，明确区分了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讲清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本卷第284—285页）贬低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意义是荒谬的，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也是荒谬的。列宁指出，正在发生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为争取共和制、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而斗争。只有经过政治民主的道路才能使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公开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将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将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打好基础。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指出“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本卷第113页）。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要忘记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必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本卷第83页）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列宁对不断革命的思想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本卷第223页）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同半无产者结成联盟等一系列重要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些原理经受了俄国三次革命的检验，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列宁正是依据这些原理，并根据他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1915年作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天才结论。
　　在《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中，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所提供的极其丰富的政治材料，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失败。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正确估计革命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自己的策略决议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在实践上是否适当，力求使自己的策略口号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照亮革命发展的道路。
　　本卷收载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玩议会游戏》、《朋友见面了》和《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等一批文章，围绕着布里根杜马问题，痛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并继续批判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
　　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迫使沙皇政府在加紧进行镇压的同时，又用空头许愿和无关紧要的让步来破坏人民的革命斗争。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选举国家杜马（布里根杜马）的宣言。按宣言的规定，杜马是咨议机构，没有任何权力。享有杜马选举权的只是大地主、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布里根杜马一时成为俄国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列宁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布里根杜马的阶级实质是地主和大资产者同沙皇政府的妥协和勾结。沙皇政府想以完全无损于专制制度的所谓立宪的小恩小惠使地主资产阶级同人民分离而与专制制度妥协。站在沙皇和人民中间扮演经纪人角色的资产阶级则想背着正在斗争的人民窃取政权。列宁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既定路线和革命不断高涨的有利形势，为布尔什维克制定了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方针。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应当是最坚决地支持资产阶级左翼对杜马的抵制，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右翼的背叛行为。列宁要求把这种抵制变成积极的抵制，展开最广泛的宣传。中心的宣传口号是“武装起义，立即建立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本卷第177—178页）。孟什维克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反对起义，而提出“组织革命的自治”的口号来取代武装起义的口号。他们不懂得，在俄国不以武装起义推翻专制制度就谈不上“革命自治”。列宁揭露了孟什维克关于杜马问题的策略的荒谬性和欺骗性。他指出，“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就等于劝别人先捉住苍蝇再撒上灭蝇粉”（本卷第165页）。实行这种策略就是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从思想上和策略上解除革命者的武装。
　　1905年8月孟什维克在基辅召开南俄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肯定了“公民革命自治”的口号，号召在专制制度下全民选举立宪会议，宣称这种有组织的人民选举运动“会造成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起义”。列宁针对孟什维克这些谬论写了《〈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指出孟什维克所设计的“全民选举”不过是全民的滑稽剧或全民的骗局，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起义的决定因素是革命人民的军事力量。起义能否胜利要看革命鼓动和组织的成就如何，要看革命军队的力量和准备程度如何。建立革命军队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用臆造的“起义的新因素”或“自然而然地转变”这种空话来回避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这一困难任务是不能宽恕的。文章还指出，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永远会成为使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糟糕的历史文献。
　　革命的发展进程证明，列宁制定的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是正确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政府的布里根杜马闹剧以失败告终。后来列宁谈到抵制布里根杜马时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正确而且成功地采取抵制策略的范例。
　　本卷中的《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由防御到进攻》、《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等文和《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一信论述了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武装斗争问题。列宁高兴地指出，尽管机会主义者竭力反对，在现实斗争中武装起义已经逐渐成为人民真正的最迫切的需要，革命自会教训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列宁赞许一些城市的工人群众为回击政府的镇压而自发组织武装自卫的行动，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学习他们的榜样，领导群众，筹集武器，研究军事问题，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准备工作。在这些文献中，列宁还对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从组织队伍的方法到起义时这些队伍如何行动，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和《莫斯科事变的教训》等文评述了1905年9月19日在莫斯科开始的政治罢工。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抵制杜马、组织起义的号召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沙皇政府于8月23日同日本签订了和约，腾出手来对付革命。工人和农民遭到了更残酷的压迫。这一切，激起了革命运动的新浪潮。地处“真正的俄罗斯”地区中心的莫斯科打破了长久的沉寂，爆发了很有声势的政治罢工。列宁把它喻为“暴风雨来临时的第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个新的战场”（本卷第347页）。列宁同时指出，莫斯科罢工还不是运动的最高阶段，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战役之一，而只是小规模的前哨战。这次运动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但是，起义在不断发展，斗争在不断扩大，斗争形式愈来愈尖锐。列宁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援助群众”，“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胜利”（本卷第318页）。
　　列宁在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原则性斗争的同时，没有放弃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现统一的努力。本卷中的《色厉内荏》、《〈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和《关于党的统一的问题》等文表明了列宁在党的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列宁指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工人，对分裂局面极其不满，要求统一，这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统一。列宁反对建立一种既非布尔什维主义又非孟什维主义的“第三党”，反对无原则的调和主义，而强调只有在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实现统一。这个基础就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党章中规定了的充分保证少数人权利的原则。列宁在这些文献中提出了双方合并的具体条件，并明确表示：“或者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同党合并，或者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本卷第304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24篇。编入正文部分的有：《传单草稿》、《〈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短评》和《俄国的财政》等7篇。《附录》中除了《〈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外，都是新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