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卷——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1905年4月7日〔20日〕）-品论天涯网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IbJ品论天涯网

（1905年4月7日〔20日〕）IbJ品论天涯网

　　《前进报》第1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43页。——编者注］上曾经提到马克思就土地问题对克利盖进行的反驳。这不是在1848年，而是在1846年，—ъ同志的那篇文章说错了。马克思的同事赫尔曼·克利盖，当时还很年轻，1845年迁居美国，并且在那里创办了《人民代言者报》（《Volks-Tri-bun》）[45]，宣传共产主义。然而赫尔曼·克利盖进行的这种宣传，竟然使马克思不得不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坚决抗议他损害共产党的声誉。马克思对克利盖路线的批判，在1846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46]上发表，并且在梅林所编的马克思文集第2卷转载，这一批判对现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意义是很大的。
　　问题在于，土地问题当时也被美国的社会运动的进程本身提到首位，正象俄国现在一样，而当时谈的恰恰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谈的是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创造初步的基本条件。这后一种情况，在把马克思对美国“土地平分”的思想所抱的态度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现代农民运动所抱的态度两相对比时尤其重要。
　　克利盖在自己的杂志中没有提出任何材料供人们研究美国制度的具体的社会特点，弄清当时力求废除地租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正性质。克利盖（正象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反而用冠冕堂皇的大话粉饰土地革命问题。克利盖写道：“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机会，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14亿英亩国有土地）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注：请回想一下，《革命俄国报》[47]自第8号起，关于土地从资本流向劳动、关于俄国国有土地的意义、关于平均使用土地、关于吸收土地加入商业周转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写了些什么吧。和克利盖一模一样！］，那么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页。——编者注］
　　马克思反驳这个意见时说：“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工商业各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注：同上。——编者注］
　　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套真正的美国土地平分计划：把大量土地从商业周转抽出来，赋予土地所有权，限制土地占有量或土地使用量。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批判了空想主义，指出宗法制度转为工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认为运动参加者的空想会使马克思否定整个运动本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完全不是这样。早在马克思刚刚从事写作时，就善于从运动的表面华丽的思想外衣里抽出运动的实际进步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批判的第二部分即题为《〈人民代言者报〉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中写道：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华丽的词句来谈论大地主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代言者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Konze）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于是，为了把土地留作‘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160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之间以及和其他人将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较高，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14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160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875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一共有4375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25年增加1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40年。这14亿英亩在40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4400万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10个人中有1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群岛就有700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52000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的意向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么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全人类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这就是我的小屋，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这就是我的家园，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行会师傅和农民吧！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批判充满了辛辣和讥讽。他所驳斥的克利盖的那些观点，也正是我们现在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所看到的观点，这就是：空话连篇，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说成是最高的革命理想，不懂得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当时还只是个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交换与商品经济的作用。他说，农民将来要进行交换，如果不是交换土地，就是交换土地的产品，这就什么都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许许多多方面都适用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但同时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否定”这个小资产阶级运动，并不是采取学理主义的态度忽视这个运动，并不象许多书呆子那样害怕接触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弄脏自己的手。马克思虽然对这个运动的思想外衣的荒谬性加以无情的讥笑，但他力求以冷静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确定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历史内容，确定那些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梦想和理论为转移，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必然会产生的这一运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者支持这个运动不是进行斥责，而是表示完全赞同。马克思站在辩证的观点上，也就是全面地考察这个运动，既看到过去，也看到将来，指出对土地私有制的攻击有革命的一面。马克思承认小资产阶级运动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的初步形态。马克思对克利盖说，你梦想通过这个运动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结果不是友爱，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孤立；不是农民的份地不可割让，而是土地卷入商业周转；不是打击投机掠夺者，而是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地。而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对土地私有制的打击，将促进今后对一般私有制的必然打击；下层阶级要求改革的革命行动，虽然暂时还只能给以远非人人都能享受到的狭隘福利，但是它将促使最下层阶级今后必然会采取的要求改革的革命行动，真正能保证一切劳动者都享受到充分的人的幸福。
　　马克思反对克利盖时对问题的提法，应当成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榜样。当前俄国农民运动具有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要用全力来说明这一点，并且要同一切“社会革命党人”或朴素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种种幻想进行无情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无产阶级要专门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力求经过一切民主主义变革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常的、一刻也不容忽视的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对农民运动不屑一顾，那就是一种最不可救药的庸人习气和学究作风。不，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支持这个运动，发展它，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自觉性和明确阶级性的运动，推动它前进，和它齐心协力地一同走到终点，因为我们的路程比任何农民运动的终点远得多，我们的终点是完全结束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世界上未必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农民那样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压迫和凌辱。这种压迫愈暗无天日，农民现在的觉醒就愈有力量，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愈锐不可挡。觉悟的革命无产阶级就是要全力支持这种冲击，使它彻底摧毁这个古老的、可咒诅的、专制农奴制的奴才似的俄国，使它造就出自由而英勇的一代新人，建立起一个新的共和制的国家，我们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在这里自由地开展起来。

载于1905年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53—60页

　　注释：

　[45]《人民代言者报》（《Der　Volks－Tribun》）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12月31日在纽约出版。——50。
　　[46]《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alis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
　　列宁在正文中提到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页。——50。
　　[47]《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是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