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九卷——致格列博夫（弗·亚·诺斯科夫）（190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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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9月11日

敬爱的同志：
　　您又说“中央委员会”希望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我也要再说一遍，这至少是不确切的。当您正式声明，那份人所共知的中央的宣言是全体中央委员（除一人外）一致通过的时候，我当即（就在1904年8月18日）答复说，这不是事实。不久前中央委员会里有九个中央委员，在宣言上签字的只有三个，而且这三个中央委员还完全非法地宣布奥西波夫同志不是中央委员，但奥西波夫同志写信向我声明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不同本人谈清楚就宣布一个同志辞职，这是非法的。您和您的两个同事为这种非法行为进行辩解所提出的两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你们说，奥西波夫同志已在中央上次例会上正式声明辞职。这不是事实，因为在5月底（即在2月或3月召开的这次例会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还是九个中央委员，这可以由三个中央委员签订的1904年5月26日协定及该协定的附信来证实［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26—432页。——编者注］。你们说，奥西波夫同志在中央那次例会以后，加入了一个地方委员会，而这是一个中央委员无权做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奥西波夫同志早就写信答复我说，他去该区参加地方工作，正是现在宣布他已辞职的那些中央委员提议的，而且他不是以委员会的正式委员的身分去工作的。其次，即使是一个中央委员参加了地方委员会，犯了一个违反党章的错误，那也大可不必为了纠正这个错误而一定要他退出中央委员会，而不是退出地方委员会。最后，您自己也不得不在给我的信中承认，三个中央委员的会议收到报告说，在关于奥西波夫同志辞职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奥西波夫缺席、甚至没有听取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就对这个争论问题作出决定，显然是令人愤慨的非法行为。当然，这三个中央委员可以指望掌握在编辑部手里的党总委员会站在他们一边，当然，这三个中央委员可以依靠他们同总委员会中的少数派正式签订的或默认的契约。但这也抹杀不了这种非法行为，相反，这些政治上不正派的做法还会加重这个错误。同样，三个中央委员受理特拉温斯基同志辞职，会前并没有事先通知全体中央委员，这也是非法的。您到现在都拿不出确切的材料，证明他是在什么时候和向谁提出辞职的。您想随便回答一下，敷衍了事，而这个回答简直是开玩笑：“去问国内的委员会吧”，您正是刚刚从这个“委员会”来（还是那个三人的委员会！），而我除了通过您，又没有办法同这个委员会联系！！
　　因此，我不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最近的一次会议（通过“宣言”的那一次）是合法的。所以，我完全有权不回答您所提出的要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建议。但我把这个建议不是看作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是看作三个党员提出的，因此，我认为有责任用充足的理由来回答这个建议，尤其是您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曾写信给您，表示希望我参加编辑部。
　　您认为，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可以保证党内实现我所希望的几乎全面的和平”。您的这个“几乎”很值得玩味！不错，我希望党内和平，我在1903年12月发表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编辑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1—98页。——编者注］中，就曾提出和平建议。1904年1月，在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又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建议［注：同上，第115—117页。——编者注］。可是，并没有根据我当时代表多数派提出的条件接受和平建议。应当指出，现在很时兴虚伪地谈论“和平”，把和平了解为完全向少数派让步，完全无视多数派，完全忘记代表大会；与此相反，我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却十分明确地指出我所说的党内和平是什么。我和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个同志一起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声明，我所说的和平是指从思想斗争中清除地位之争、无谓的争吵和不正派的斗争手段。我当时曾提议，把中央机关报交给少数派，把中央委员会交给多数派，同时，号召大家停止一切抵制活动，停止一切争夺地位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到代表大会上去，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讨论我们的意见分歧和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使全党能够公正地正确地分析自己的内部争论。我的这个号召遭到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嘲笑。他们作出不发表总委员会记录的可耻决定（不管总委员会的少数即两位中央代表怎样坚持），而三个中央委员现在也（偷偷地）同意这个决定，这我并不感到奇怪。谁利用俄国革命者实际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偶然事故，把思想不一致的人［注：这首先是指奥西波夫同志，其次当然是指我，因为让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等于让我退出中央委员会。］撵出中央委员会，用这种办法来建立虚假的和平，谁就不能不竭力向党员隐瞒及时建立真正和平的种种尝试。幸而我有根据相信，这种欺骗党的卑劣手法不会得逞，总委员会的记录终究会问世的。
　　在控制了总委员会的编辑部以讥笑的态度否定了我的和平建议之后，我当即指出，唯一正当的解决办法是召开代表大会。少数派（包括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是：控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在这些中央机关中，口头上代表整个党的利益，而实际上却力求不通过代表大会而按照少数派的利益来改组中央委员会；我不能认为这种策略是正派的斗争。我从来没有同主张这种策略的人达成过任何协议，而且也不认为有可能这样做。此外，从1月起，新《火星报》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是一个造谣诽谤和进行无谓争吵的中央机关报，一个论述混乱和向机会主义者献媚的中央机关报，一个制造私人纠纷和搜寻分歧的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是一个小组的机关报，一个贯彻新“方针”的机关报，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看到，就连起初维护“继承性”而现在不断污蔑旧《火星报》的编辑部本身也都看到了。试问，现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谈和平呢？如果和平是指从思想斗争中清除增补问题上的争吵，那我马上就可以表示完全同意和平，并重新提出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过的建议。但如果和平是指停止思想斗争，是指对新《火星报》的方针，或者更确切说，对该报没有任何方针的面貌采取调和态度，那只有无原则的人，或者伪善的人，或者把党的机关报看作印上字的纸张（有一个“调和派”把新《火星报》的文章叫作油墨——Druckerschwarze）的人，才会提议这样的“和平”。新《火星报》的编辑们把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对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进行迫害，搜寻同我的分歧，当作自己的几乎全部“原则”立场，现在他们又希望我加入编辑部，这就等于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对待自己写的东西很不严肃，他们制造了整个论战只是“为了增补”，增补一成功，他们就要把自己所有的新“原则”抛掉。至于我，我是反对这样一种不体面的设想的，即认为多数派可能不再为坚持自己立场、坚持坚定不移的方针、反对小组习气而进行党内斗争。我认为，同俄国日益增多的坚持原则的多数派一起进行这个斗争，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在我看来，这个斗争应当公开进行，因为冲突的经过十分之九都已公开，再继续隐瞒这个经过，就会毫无意义和毫无道理地拖延危机。
　　您写道，“许多委员会无疑也都希望”我加入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您这次说的显然也不是事实。在当前的斗争情况下，还没有一个委员会表示过这种愿望。表示过这种愿望的只有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小组和三个中央委员。这三个中央委员以为和少数派一起骂多数派，再和多数派一起骂少数派，是最英明的政策。我认为，我应当考虑的不是某些政客的意志，而是全党的意志，我们党已为自己确定了正式表达这种意志的方法：召开代表大会。我认为，一个在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定的路线并引导一部分党员去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者，如果他投到敌人方面去，他就再也没有权利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他讲的话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
　　您所说的“许多委员会”，虽然……与事实不符，却是发人深思、意味深长的。这说明您还有一点点党的良心，多少还能意识到党所指定的领导机关在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员和方针时，应当考虑党的意志。如果您的这种意识没有因为您采取混乱立场而模糊起来，那您会很容易地看到，要想真正了解真正是许多委员会的真正愿望，除了召开代表大会，就没有别的办法。但如果说，您谈到“许多委员会”就是表明您还有一点点党的良心的话，那同时，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您的这个良心是不安的：您害怕代表大会比害怕火还要厉害，因为您感到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党的意志是根本矛盾的。
　　我对您所采取的和解态度的虚假本质提出的这些一般看法，还可以从下面一系列事实中得到完全的证实。现在，三个中央委员称赞中央机关报“高明”，而在3月里，同样是这三个中央委员却遗憾地起草声明，说某些党的著作家（中央机关报现在的编辑部的大多数成员）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这三个中央委员一方面说要“和平”，另一方面却又解散了南方局[19]（中央代办员小组），原因就是其中有胆敢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三个中央委员一方面说斗争双方要和解，另一方面却同一方的代表举行会议，而把另一方撇在一边。这些私人契约涉及到全党的切身利益，但却被处心积虑地向党隐瞒起来，虽然完全不必这样保密。这些契约对党起了多么大的腐蚀作用啊！这些背着党进行的勾当，给整个党的生活带来多少相互的不信任和猜疑啊！今天，我正好接到俄国的一位同志的来信，谈到有关这种契约的传说：党内有人说，少数派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首先要求把唐恩和托洛茨基增补为中央委员，别的什么都不管；第二部分同意召开代表会议；第三部分只要求中央委员会发表一个宣言，这部分中有南方工人派（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创办一个通俗刊物就等于变相恢复被代表大会停刊的《南方工人报》）。我不知道，这些党内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可是，少数派是由各种不同的集团组成的，例如布鲁凯尔同志大概根本没有参与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增补问题上的全部争吵，“南方工人”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派别，——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凡是研究过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人都很熟悉。难道您看不出，某些集团瞒着党进行这种讨价还价的勾当是多么卑鄙吗？三个中央委员的虚伪手法使没有参与所有这些勾当的多数派对他们完全失去信任，这还有什么奇怪吗？那种首先把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人解职的“和平”，被看作是有步骤地伪造党内舆论的前奏，这还有什么奇怪吗？多数派预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总委员会当然也包括在内）可能勾结起来，硬把少数派安插到各委员会里去，不公布多数派的决议（彼得堡会议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会议的决议被压下来已不止一个月了），等等，这还有什么奇怪吗？
　　希望您现在能够了解，为什么在党内目前的形势下，根本谈不上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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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我在表决增补三个中央委员的问题时，曾经“弃权”，这不是事实。我坚决反对承认“选举已经算数”。这又是一种非法行为。三个中央委员全都应当研究我的抗议，只有在这以后，才能提出增补问题。党章规定，增补必须一致通过；对增补我并没有表示同意。因此，不把这个问题提交总委员会，就谈不上增补已经算数。总委员会的决定（如果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未经全体中央委员审查以前，就非法地把增补问题提交给总委员会的话）应该连同总委员会的记录一并发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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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我们两人没有见面感到遗憾，我没有同感。在我知道您对奥西波夫同志采取的不正当手法和对您自己的诺言（1904年5月26日协定）的态度以后，除了完全正式的纯粹通信联系而外，我不愿同您有其他任何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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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9]南方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是在列宁的直接帮助下于1904年2月在敖德萨成立的，成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伊·克·拉拉扬茨、K．O．列维茨基和普·伊·库利亚布科。南方局一成立就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同列宁保持直接的联系，成了团结俄国南方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它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解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党内分歧的真正原因，并为争取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斗争。1904年8月，南方局因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而被调和派把持的中央委员会解散。1904年9月举行的南方布尔什维克各委员会代表会议恢复了南方局。南方局与北方局、高加索局一起构成了1904年12月成立的全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核心。——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