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争取什么？[1]
（1904年7月底）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19个党员（其中包括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一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其他党组织的成员以及没有加入党组织的革命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观点的同志们的这次会议，讨论了我们党内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办法问题，并决定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发出下述呼吁。
同志们！党的严重危机正在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全面地和极严重地妨碍正常的工作，日益破坏党和党中央机关报之间的联系，而中央机关报则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小组的，主要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搜寻意见分歧，提出早就解决并已成为过去的老问题，向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献媚，在论述中表现出极大的混乱，无耻地渺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嘲笑党的组织和纪律，嘲笑大多数建立了党并在地方从事工作的革命者，根据无法证实的材料和未经核对的匿名者的报道恶毒地和吹毛求疵地讥笑党内各革命派委员会工作中的缺点，——这就是我们在新《火星报》[2]这个制造混乱的策源地上看到的一切，这就是已被代表大会否定的那个利用个人让步制造新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和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编辑部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然而，俄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时刻要求我们党把它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工人阶级的激昂的革命情绪和居民中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战争和危机、饥饿和失业日益严重地破坏专制制度的基础，可耻的战争[3]的可耻结局已为期不远，而这个结局必然会使这种激昂的革命情绪增长许多倍，使工人阶级同它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要求社会民主党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措施。建立团结一致的党组织，采取坚定不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使党内斗争在适当的应有范围内进行，从而使这种斗争不致破坏组织，不致妨碍正常工作，——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这些迫切要求无论如何也要立即予以实现，因为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声誉及其所取得的全部威信有完全丧失的危险。
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个步骤，我们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内各种派别集团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坦率的和直爽的态度。有的时候，为了事业的利益，要避而不谈局部的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党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时候，那就犯了最可悲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对少数派所作的个人让步并没有制止住混乱现象，争论的问题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人已经向全党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而只有萎靡不振和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幻想恢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幻想可能掩盖某种东西，隐讳某种东西，粉饰和隐藏某种东西。不，袖手旁观的政策，消极克制的政策，自由放任的政策在我们的党内斗争中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如果再支吾搪塞、耍手腕和默不作声，那不但是徒劳无益和令人蔑视的，而且简直是犯罪。我们先来直截了当地阐述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全部纲领，我们也号召加入党的或打算在一定条件下加入党的各种色彩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都这样做。只有采取十分明朗的和直爽的态度，才能给一切觉悟工人和全体党员提供合理地和果断地解决党内争论问题的材料。
我们站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立场上。我们认为，产生后来的一切错误和混乱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代表大会的少数派采取了错误立场，并且不顾党的意志而竭力坚持这种立场。这种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火星报》的旧编辑小组不是从别人那里而只是从我们代表大会上的和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那里寻求支持。第二，这种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以阿基莫夫同志为首）的联合，只是在选举中央机关这样的问题上才最终形成并造成了党的分裂。第一个错误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我们在新《火星报》的议论中看到的一切原则上的混乱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因为这些议论可能被认为是有原则性的。第二个错误所产生的结果是不顾党的意志而维护旧编辑小组，替违反党性的小组习气辩护和辩解，把庸俗的无谓争吵和小组内的吵架所惯用的方法搬到我们的争论中来，这不是善于尊重自己的党和尊重自己的党员采用的斗争方法。第一个错误在逻辑上必然造成这样的情况：一切倾向于机会主义的人，一切处心积虑地拖党后退并因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使它的论敌受了委屈而实行报复的人，一切表现了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倾向的人，一切喜欢用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态度否定组织和纪律的人，都团结在少数派的周围。第二个错误则造成国外小组对国内大多数工作人员的统治，使侨居国外的同志所特有的争吵变本加厉，少数派用这种争吵代替了说服的方法。
现在任何疑虑都消除了。对那些不只是口头上入党的党员来说，对那些实际上愿意维护我们工人运动的切身利益的人来说，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犹豫了。少数派已经宣布了斗争，它宣布了斗争并且正在全面进行斗争，因而我们只好应战，宣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维护党性，我们反对一切带有小组习气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旧编辑小组。为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利益，我们反对国外的无谓争吵。为了坚持我们运动中的革命无产阶级倾向，我们反对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倾向。我们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反对动摇、曲折路线和恢复早已过时的东西。我们为建立我们工人先锋队的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斗争，反对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瓦解组织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我们为使党的代表大会受到尊重而斗争，反对软弱善变、言行不一，反对嘲弄一致通过的协定和决议。我们为诉诸党内公论而斗争，反对新《火星报》和新的党总委员会[4]采取堵住多数派嘴巴并隐藏自己的记录的策略。
我们的斗争纲领本身就确定了斗争方式和斗争的最近目的。第一种方式就是进行全面的和最广泛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如果不是少数派进行充满无谓争吵的斗争，使我们党内产生那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并宣扬多数派同少数派停止斗争的（已经遭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组织正当的嘲笑的）臭名远扬的“调和态度”，那这一点也就用不着再谈了。只有懦弱、疲惫或偏执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成年的党员会存在这些他所不应有的幼稚观点。可以而且应当谈论使党内斗争在党的范围内进行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不只是用劝告来达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建议不再去维护在代表大会上在全党面前所维护过的东西和被认为是为党的切身利益所必需的东西，如果敢于当众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只会遭到大家的蔑视。
斗争的第二种方式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方式，我们认为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完全支持那些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员会[5]。我们认为应该特别谈一谈新《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它的公开的或隐蔽的走卒用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虚伪论据，而他们是竭力想把这种（与党员的义务难以相容的）论据隐藏起来的（如国外同盟[6]和《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这样做的，后者的宣传只有一部分被一些委员会揭穿和揭露）。第一个论据是：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单是少数派提出这种论据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它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须知少数派这样说，也就是承认党是反对它的，承认国外小组是把自己强加于党，承认它得以维持下去只是由于离俄国远和真正的革命家在国外活动有困难。谁对党忠诚，谁真心愿意共同工作，谁就不害怕而是希望召开代表大会来消除混乱现象，使党和党的负责集体步调一致，并消除不应有的含糊思想。用分裂来吓唬人，只能清楚地表明心里有鬼。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如果必须互相（而不是单方面）让步，如果有时要求党内各部分之间协商并缔结协定，那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是可能的和允许的。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革命者，都不会愿意留在一个完全靠人为地拖延召开代表大会来维持共处局面的党内的。
第二个论据是：不召开代表大会还有可能和解。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还不知道。赞同这种意见的人都是在幕后进行活动的。这种幕后的阴谋活动只会大大地增加彼此间的不信任，只会加深敌对情绪并使情况模糊不清，现在难道还不是抛弃这种活动的时候吗？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当众提出和解计划，难道不正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只能令人发笑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吗？谁要是认为和平就是把少数派中意的人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谁就不是希望和平，而是希望多数派加强斗争，谁就不理解，党内斗争已经超出纯粹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范围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了。谁把和平了解为停止争论和斗争，谁就是回到旧的小组时期的心理状态，因为党内永远会有争论和斗争，只是应当使它们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这一点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办到。一句话，不管怎样玩弄这个不召开代表大会的和平口号，不管怎样玩弄这种使斗争双方和解而又不使任何一方满意的思想，你们一定会看到，这种天才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只能是束手无策，没有主意，不知道该要求什么和争取什么。既然连普列汉诺夫这样有威望的（过去有威望的）人通过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来扑灭初燃的火焰的计划都遭到惨败，那么现在难道还能认真地谈类似的计划吗？
第三个论据是：召开代表大会可能是弄虚作假。彼得堡委员会已经反驳了这一论据，指出这是一种诽谤[7]。地方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打了那些人一记耳光，这些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在背地里提出责难，尽管少数派控制了党总委员会这个最高机关和党机关报，不但掌握了公开揭露它所怀疑的舞弊行为的工具，而且掌握了用行政手段来纠正事实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家都明白，如果确有其事，少数派早就大喊大叫了；总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证明过去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而且担保将来也不会有[8]。《火星报》使用这个论据，这又一次表明目前该报已经用卑劣的谩骂代替了论战，从而迫使我们向全体党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有党吗？我们是想学社会革命党人的样子[9]，仅仅满足于门面和招牌呢？还是应当撕破一切伪装？
第四个论据是：意见分歧还没有澄清。新《火星报》已经对这个论据作了最好的回答，读了这个报纸党就会知道，现在是在搜寻意见分歧，而不是在澄清它们，混乱现象正在无止境地加剧。只有召开代表大会，让全体同志在会上公开地和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才能澄清极其混乱的问题和混乱的情况。
第五个论据是：代表大会会占用一些人力财力，耽误正常工作。这个论据也是极其可笑的，因为不能设想代表大会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会比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浪费还大。
不，所有这些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论据，不是证明态度虚伪，就是证明对情况无知和怯懦地怀疑党的力量。
我们的党又患了重病，但是它能够痊愈，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党。我们认为治疗办法就是进行下面三项改革，我们将采取一切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这些改革。
第一，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第二，使国外地方组织（同盟）真正受全俄中央组织（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
作了以上的说明之后，关于我们纲领的这三个基本要点，要说的话已经不多了。至于《火星报》旧编辑部现在已经在实际上表明自己没有用处，我们认为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现在，不是火星派过时了，象马尔托夫同志在选举失败后所发现的那样，而是《火星报》旧编辑部过时了。现在，一个小组已向全党提出了挑战，再不公开说出这一点，那就只能说是虚伪了。至于那个把自己变成第二个（如果不是第三个的话）中央机关而且完全不把党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的国外组织的不正常状况，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最后，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我们认为，对这一点的绝对保证，就是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它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充分的“舌头自由”。必须提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必须使各委员会有权得到（通过全党运送机构）它所需要的党的出版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必须暂时停止中央委员会用劝告以外的方式来影响各委员会人选的权利。我们在这里就不来详细探讨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不是拟订党章草案，而只是制定总的斗争纲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央曾向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建议的出版不满分子的著作的措施，用党章固定下来，使不满情绪正当地表现出来，使戒严状态的模糊的幻影（搞增补活动的英雄们造成的）完全消除，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
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少数派只能在代表大会上为中央机关的人选作斗争，而不要在代表大会以后用无谓争吵来妨碍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党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必须争取做到这一点。最后，在总的纲领中，我们只是简略地提一下我们认为党章应该作的一些局部的修改，例如：把总委员会从仲裁机关变成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机关，按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要求来修改党章第1条，把一切工人组织和一切在小组活动时期单独存在并希望加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团体列入党的组织，如此等等。
我们提出这个我们党内斗争的纲领，同时请一切党组织和党内的一切派别的代表也就它们的纲领问题发表意见，以便有可能逐步地、认真地、慎重地和合理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我们没有党了——我们编辑部宫廷政变的参加者自己这样议论着，他们利用自己离俄国远，俄国的工作人员经常变换，而他们自己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觉醒的各委员会正在积极地行动起来，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这批力量可以使衰老的著作家集团恢复活力，也可以代替它们，我们有革命家并且愈来愈多，他们比任何编辑小组都更珍视培养他们的旧《火星报》的方针。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新《火星报》的任何诡计和拖延，任何摆老资格的恶毒谩骂，都无法阻止这个党作出坚定不移的最后决断。
我们就是从我们党的这些新生力量中吸取必胜的信心的。
| 载于1923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 第9卷第1—12页 |
注释
[1] 《我们争取什么？》是《告全党书》（见本卷第10—17页）的初稿。
根据列宁的提议，1904年7月30日—8月1日（8月12—14日）有瑞士日内瓦郊区召开了一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市、维•米•韦利奇金娜、谢•伊•古谢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伊•克•拉拉扬茨、米•斯•奥里明斯基、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莉•亚•福季耶娃等19人。会议的各项决定很快又得到另外3名布尔什维克——瓦•瓦•沃罗夫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赞同。因此，由列宁起草并经这次会议通过的《告全党书》是以22名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表的。这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
《告全党书》是布尔什维克为争取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1。
[2] 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1。
[3] 指1904—1905年日俄战争。——2。
[4] 党总委员会（1903—1905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5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
正文中所说的党总委员会隐藏自己的记录的策略，是指1904年6月5日（18日）党总委员会以4票多数通过决定，反对公布总委员会会议记录。——4。
[5] 根据列宁1904年8月2目（15日）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信，当时已有彼得堡、特维尔、莫斯科、图拉、西伯利亚、高加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里加和阿斯特拉罕等11个委员会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大部分刊登在1904年出版的尼•沙霍夫的《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这本小册子中，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年俄文版第41—244页。——5。
[6]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5。
[7]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4年6月23日（7月6日）通过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这个决议揭露了党内的混乱状况和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瓦解组织的活动，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唯有它才能挽救党免于分裂，唯有它才是党的观点的真正忠实的表达者。决议说，在彼得堡委员会看来，所谓代表大会将是中央委员会安抽的一伙私人这种说法是荒谬透顶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年俄文版第85—86页）。该决议曾登载于尼•沙霍夫的小册子《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6。
[8] 指党总委红会1904年6月5日（18日）通过的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给党的地方委员会增补委员的权力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党的委员会没有义务接纳中央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为自己的成员”。——6。
[9] 参看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的论述：“社会革命党人‘各抒己见’，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解释，玩弄‘实际’统一的假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5页）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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