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七卷——改革的时代（1903年8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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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无疑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不管用这个字眼来说明当前的俄国多么令人惊奇。国内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同与内部敌人作斗争有关的方面是例外，尽管如此——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才经常不断地出现改革的企图，试图在最迫切、最首要的社会政治关系方面作一些改革。日益觉醒地奔向自觉的阶级生活的无产阶级，早就成了我国警察专制制度真正的、主要的、唯一毫不妥协的敌人。而同先进的社会阶级这样一个敌人作斗争，不能仅仅使用暴力，哪怕是最残酷、最有组织和最全面的暴力。对这样的敌人不容轻视并不得不作出让步，虽然这种让步从来是不真诚的，从来是不彻底的，往往完全是虚伪的、似是而非的，通常总在旁边设下掩盖得相当巧妙的陷阱，但毕竟是让步，毕竟是构成整整一个时代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那种标志着政治发展有下降趋势的改革，意味着危机已经过去，暴风雨已经平息，仍然是生活的主宰的人也着手实现自己的纲领或者（往往也有这种情形）实现他们的敌人遗留下来的纲领。不，这是标志着上升趋势的改革，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正在被吸引到斗争中来，危机只是刚刚开始逼近，每一次搏斗中都有数以百计的人离开战场，同时又会有数以千计的更激愤、更勇敢、更有训练的新战士涌现出来。
　　这样的改革总是革命的预兆和前奏。沙皇政府最近的那些一部分已经实施、一部分才刚刚提出的措施，无疑都属于这一类改革，例如：关于工人互助会的法令草案（这个草案政府还没有公布，只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解放》报道过），关于给残废工人发放抚恤金的法令，关于工长的法令。现在我们打算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最后一个法令。
　　这个新法令的主要内容是：工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有权派代表同企业主打交道，有权建立某种初级组织。实现这种权利，要经过警察方面无数次的批准，要受到他们难以置信的限制和约束。真是如此。首先应该注意到，按照新法令的规定，实现工人代表权必须征得工厂管理处同意并由它们提出申请，还须经过厂矿事务会议的批准。厂主可以给工人代表权，但是法令却丝毫没有规定他们承担这样的义务，而且厂矿事务会议甚至在厂主提出申请时，随便根据什么理由、即使毫无理由也可以不批准代表权的实现。因此，工人代表权能否实现，从一开始就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要由厂主和警察局决定。如果厂主和警察局觉得相宜、觉得合乎需要，他们就可以设立（在极其狭隘的基础上设立）工人代表机构。这就是改革的主要内容。附带说说，对于国营工厂中的代表机构问题，法令中只字未提：私营工厂的工人代表可以成为警察局手中的新爪牙、工厂中的新看门狗，而在国营工厂中，爪牙和看门狗总是绰绰有余的！警察局不要求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在这儿是不需要的。
　　其次，工人代表机构本身的形象也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工人被分裂了，被分成各个等级；关于究竟如何把工人划分为各个等级的条例，同关于按照新法令组织代表机构的所有一切条例一样，要由省长批准。厂主和警察局可以、而且当然会这样来划分等级，以便千方百计地阻碍工人的团结和联合，以便不仅在不同行业、不同行会之间，而且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技术等级、不同工资水平等等的工人之间，制造和煽起纷争。只有工人团结一致，工人代表机构才可能是并且常常是对工人有利的，因为我国文明所产生的受压制、受压迫、受工作压抑的雇佣奴隶，其力量的唯一泉源就在于他们的联合、他们的组织性、他们的团结精神。沙皇专制制度要给工人这样的代表权并在这样的条件下给予，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分裂工人，从而削弱工人的力量。
　　由警察局规定等级，就是要根据警察局制定的详细条例来选举工长候选人，而且选多少候选人，要听警察局的吩咐。批准哪一个候选人为工长，由工厂管理处自行决定，而省长随时有权解除法令中所谓“不称职的”工长的职务。
　　警察局的这全套把戏也并不太巧妙！工长的“职务”显然就是要对警察有利，要合警察的意；这一点法令中丝毫没有谈到，因为这样的条件是不明说的：都是暗中布置。既然地方警察局长、省长拥有撤换不合意的工长的不受监督的权利，那么暗中布置就再简单不过了。再说一遍：把这种工长叫作工厂看门狗不是更确切吗？警察局可以规定选举许多候选人，但只批准其中一个，例如，吩咐每100人或50人的一个等级中选出10个或5个候选人。有时候，这份选举出来的候选人的名单会不会变成一张应该受到特别监视、甚至应该予以逮捕的人的名单？以前这种名单只是由特务来制订的，而现在，这种名单也许有时要由工人自己制订了吧？提出候选人名单，对警察局来说，毫无危险，甚至毫无不便之处，因为被批准的总是坏蛋，再不就是一个也不批准，而要求重新选举。
　　新法令（同俄国大部分法令一样）在其企图使工长适合于担任警察“职务”方面，实在是过于热心了。候选人必须年满25岁。法令草案初稿规定的最低年龄是21岁，而政府最高阶层认为更为慎重的、对国家大事有远见的办法是再提高4岁，以便预先消除“工厂中最不安定的因素”，这种因素，“根据警察司的材料，是17岁到20岁这批人”（引自《财政通报》[154]摘要刊登的和《解放》全文刊登的财政部的解释）。不仅如此。工厂管理处和警察局都可以要求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即对每一个别企业规定：第一，更高的年龄限制；第二，工人在企业中连续工作的年限。比如，可以要求年龄至少40岁、厂内工作年限至少15年的人，才有权作为工长候选人！看来，热心保护警察利益的法令起草人有一个问题却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是否乐意担任工长这个“职务”？工长可是几乎同乡村中的甲长一样，要受警察局的随意摆布。工长可能变成只是向工人传达厂方的命令和说明的普通听差。肯定还会要求工长进行纯粹的特务活动，报告由他们召集并由他们维持秩序的各等级工人大会的情况。同时，法令规定工长脱产去履行职务的条文，却羞怯地避而不提工长是否领取报酬和向谁领取。难道法令起草人以为脱产的工长就不要求厂方付给自己这段“空闲”时间的报酬吗？他们真的会按照厂主和省长的意志，纯粹出于对工人的这些忠实朋友的好感而充当工长吗？
　　想把工长变成工厂看门狗的这种企图，从新法令的第3条中也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工长只有在有关履行雇佣条件事宜方面，才被认为是替各等级工人说话的全权代表。至于改变雇佣条件，工长连提一提的权利都没有！当工人的“全权代表”有多好啊，真是没说的。法令起草人是想有助于“弄清工人的真正愿望和需要”，“特别是在已经出现不满和骚动的时候”，即使从他们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定也是十分荒谬的。骚动十有九次正是由于要求改变雇佣条件而引起的，不让工长参与这种事情，那就几乎完全取消了他们的作用。法令起草人陷入了专制制度无数矛盾中的一个，因为赋予工人全权代表（真正的、而不是得到警察局允许的全权代表）以要求改变雇佣条件的权利，就等于给他们以言论自由，等于保证人身不受侵犯。
　　本来就根本谈不到把工长看成是真正的工人全权代表。全权代表应当只由工人选出，而不必经过警察局的任何批准。一旦选举他的工人对他投不信任票，就应立即免除他的全权代表职务。只要工人要求，全权代表就应到工人大会上去报告工作。而根据我国的法令，只有工长才有权召集选举他的那个等级的工人开会，并且按照企业管理处指示所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换句话说，工长也可以不召集大会，管理处也可以不提供地点和时间。其实，与其用这样的代表来画饼充饥地戏弄工人，倒不如根本不提工人代表的问题更为恰当。
　　工人大会使得专制制度惊恐万状（并且是理所当然的惊恐），于是它绝对禁止不同等级的工人在一起开会。新法令规定：“讨论有关几个等级的事情，只准召开由这些等级的工长参加的会议。”对资本家和对维护他们的警察政府来说，这实在是非常有利的：把技工、职员和高工资工人组成一些人数较少的小等级，把粗工和普通工人组成一些人数较多的大等级，只许召开由各个不同等级的工长参加的会议。然而这种计谋是背着主人筹划出来的：觉悟的无产阶级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人想把他们装入警察的那些小小牢笼之中，他们会鄙弃这些可怜的玩意儿的。工人们将不顾任何禁令，在一起开会讨论自己的事情，将举行自己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工长的秘密会议。
　　既然这种可怜的改革使工人代表机构的萌芽带有这样强烈的警察特务气息，那么觉悟工人是不是应该完全拒绝参加选举工长或者“等级”工人大会呢？我们认为不应该这样。拒绝积极参加当前的政治生活——无论它有多么丑恶——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我们能够，并且一定能够开展广泛的工人斗争，来反对新法令的每个恶毒的诽谤，来反对利用新法令进行的每种特务勾当；这种斗争将唤醒最落后的工人，将提高所有参加俄国警宪特式的工人“代表机构”的人的政治意识。祖巴托夫式的工人大会对工人的腐蚀作用，比起那些在当权者面前阿谀逢迎的工长对工人的腐蚀作用，还要大得多、直接得多，然而我们派觉悟的工人去参加这种大会，他们既教育自己，也教育别人，而这种祖巴托夫式的全部英勇史诗以可怜的破产而告终，它对社会民主党的好处比对专制制度的好处大得多，敖德萨事件[155]使人们对此毫不怀疑。
　　专制制度开始谈论工人大会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对社会民主党关于集会完全自由的要求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专制制度开始谈论选举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工人群众介绍选举的意义和各种选举制度，揭露警察在选举中搞的种种诡计。这种介绍不只是通过书本和交谈来进行，而且要通过实践来进行：觉悟的工人可以利用俄国的、由警察控制的选举作例子，在参加这种选举［注：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应选举有组织的工人当工长；应该从没有组织的群众中提出恰当的候选人。］时训练愈来愈多的广大群众，让他们进行选举鼓动，召开大会，在大会上或在工长面前坚持自己的要求，对工长的活动组织经常的监督。专制制度谈论工人代表机构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传播关于真正代表机构的正确思想。只有包括许多工厂和许多城市的自由的工会才能成为工人的代表。工厂代表机构，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机构，甚至在西方，甚至在各自由国家里也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例如德国的领袖们，就不止一次地反对过工厂代表机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本的压迫太沉重了，解雇工人的权利——这一资本主义自由契约的神圣权利——又总是会削弱每个工厂的工人代表机构。只有把许多工厂和许多地方的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会，才能使工人代表不依附于个别厂主。只有工会才能保证采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采取的一切斗争手段。而自由的工会，只有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即在人身不受侵犯、集会自由、选举国民会议代表自由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
　　没有政治自由，任何形式的工人代表机构都只能是可怜的骗局，无产阶级照旧还会呆在监狱里，得不到为争取自己彻底解放而斗争所必需的阳光、空气和活动余地。现在，政府在这个监狱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窟窿眼权充窗户；而且这个小窟窿眼开得对那些看守囚犯的宪兵和特务倒比对囚犯本身更加有利得多。就是这样的改革，屠杀俄国人民的刽子手居然还想把它冒充为沙皇政府的善行！但是，俄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利用这个小窟窿眼吸取新的斗争力量，它一定会把这个万恶的全俄监狱的牢墙夷为平地，一定会争得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自由的阶级的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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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4]《财政通报》即《财政与工商业通报》(《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Ⅲ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r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299。
　　[155]指1903年7月敖德萨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是1903年夏天几乎席卷整个南俄并成为1905—1907年革命前兆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一个环节。罢工由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发动，起因是锅炉车间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采石场、水泥厂、软木厂、麻纺厂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
　　在工人当中有过一些影响的敖德萨祖巴托夫组织“独立工党委员会”，力图阻止这些罢工发展成为政治性罢工，但是他们的政策很快被工人们所揭穿。罢工运动的领导权集中到了敖德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有计划地出版传单。在传单中提出工人的要求并号召工人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它还派遣鼓动员到各个工厂，组织群众集会和政治性的游行示威。祖巴托夫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