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6卷——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nkJ品论天涯网

　　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出版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那个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当前的日常利益作出反应。”（第63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对马尔丁诺夫的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这种说法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济派”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派”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过去的。因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典型。对于这一选择，无论《〈工人思想报〉增刊》的作者们，还是“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们，或《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都没有理由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往下将予以证明。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注：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用词）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注：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政治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顺便指出，《工人事业》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马尔丁诺夫在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难），这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如果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即使用普特或印张计算一下（这是他们所爱用的方法），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较一下，那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显然，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提出一些清楚表明他们惶惑不安的心情的论据。他们写道：“《火星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考虑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载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通讯。”（《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这真是一个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的论据！］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动本身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曙光》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第3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和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给编辑部的指示”为止，始终都贯穿在《工人事业》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是用同一个观点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注：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能够“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况，可是《工人事业》终于认为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我们在下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证这种任务彻底实现。］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曾经写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只要政府出动警察和宪兵”，“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8月第7期第15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根据“联合会”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所作的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据各种长篇大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贬低到怎样的地步了！但联合会该是多么幼稚，竟以为靠放弃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也说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岂不更合乎逻辑吗？
　　联合会认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67]）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竟哪一个好些，因为在我们看来，两个都很糟糕。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甚至是不自觉的，是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毫无差别。假使联合会说“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么，对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经济派”，对于1898—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派”的确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就算他们都采用过！）政治鼓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认甚至推荐过这种政治鼓动！《工人事业》本来应当坚决斥责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经济派”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帮人称为“经济派”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破口大骂我们又是“捏造者”，又是“捣乱者”，又是“圣使”，又是“诽谤者”［注：这是《两个代表大全》一书的原话；该书第31、32、28、30页。］；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注：《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啊，这些诽谤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象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43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和“造诣很深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68]，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很早以前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为制定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却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他们表面上是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注：《工人事业》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而实际上却把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当作一种新东西奉送给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的含义不过是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仔细分析一下自己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大的重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43页）具体要求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一次问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派，这是不是诬蔑他们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有责任不仅根据经济斗争，而且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象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而马尔丁诺夫却用另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规定政治斗争必须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所谓争取改良的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经济的（甚至仅仅是工厂的）改良当作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义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概会实行“让步”吧？［注：第43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经济方面，专制政府出于需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产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经济改良对我们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看得特别重要，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样的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话，因为这些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会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可不是“经济派”啊！我们不过是象伯恩施坦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尔·姆·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一样屈从于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凡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都是“空话”！我们不过是要表明，似乎工人群众不能够（并且同那些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强加于他们的人的愿望相反，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甚至绝对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
　　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援引的关于消除失业和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来说吧。从《工人事业》自己的诺言来看，它正在致力于制定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以法案的形式吗？〉”，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极力说明失业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在蔓延”，揭露警察“摧残饥民”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曙光》则把论述饥荒问题的那一部分《内政评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68—286页。——编者注］印成了单行本，作为鼓动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一个，真是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多么可怜的教条主义者啊！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重复一次，而是要来特意感谢马尔丁诺夫提出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经济派”之间的一切局部的意见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注：《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有一次，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罗蒙诺索夫何其多啊！”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比如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无权的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才子。你们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怎样“凭自己的头脑”正在接近阿克雪里罗得早就说过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避而不谈的），就能看出他正在开始理解，例如我们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第9期第61、62、71页；参看《工人事业》编辑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第22、23—24页）等等。但可惜只是“正在接近”和只是“正在开始”，仅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还在说什么“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三年来（1898—1901年），《工人事业》一直在努力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竟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意思！可能这也是由于社会民主党“象人类一样”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这不过是小小的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幸，正是这种不幸促使他们马上就来着手“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实际上，可以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作例子。比如说，理论家写关税政策的研究著作，“号召”为通商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签名上书帝国国会，要求不增加谷物税。采取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到各工厂和各私人住宅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术语”来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宣传员，而把分送签名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
　　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语单词：Verballhornung。按俄文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尔霍恩是16世纪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注：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霍恩修正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把东西改坏的那种“修正”时，就说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你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如何“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就不禁想起巴尔霍恩的故事来……
　　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了说明，《火星报》“也象普列汉诺夫在15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39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偏重宣传任务而忽视鼓动任务。”（第52页）假如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种新发明的术语），那就是说《火星报》偏重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社会改良的要求，——假如允许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水平的旧人类的旧术语再使用一次的话）。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低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派”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说成是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和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人所特有的。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顺便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就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号召工人积极加以干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1月11日关于“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而且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作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做法吗？
　　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自发性的崇拜。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即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细菌”的干预，不需要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社会党人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识，反而拜倒在自发性面前，唠叨说，——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先生们，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的觉醒却没有使你们“碰到”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要知道，你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注：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30—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枯燥无味……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69]第69页和第70页）］，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脚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派”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派作了对比。不过，一般讲来，在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就在谈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作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影响。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对两个方面的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开始实现《信条》这一著名的纲领：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碰到政治制度”），而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的是恐怖手段！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尽管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取决于那些怀有最善良的愿望或者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的意识。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无论是公开的自由派还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都打心眼里同情恐怖手段，并竭力助长目前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一产生，它就把全面促进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纲领中，并且力求摆脱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早在1897年底就确切地预见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拟定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7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注：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只是领导工会斗争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能否想到：要达到这种“转变”，我们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全面的政治鼓动呢？……“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前途：社会民主党放弃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因而……剪去自己的翅膀……”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的意思，是《火星报》“放弃”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比《工人事业》所做的多得多，而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不为此而缩小自己的政治任务。］中，就象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从上述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顶住“经济主义”的自发性的《工人事业》，也没有顶住恐怖主义的自发性。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的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4页），但是，它却推崇这种手段的“激发性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注：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71]。（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但我们只是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试从“经济派”最“关切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解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经济派”好好“碰一碰”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碰一碰”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所以，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象是工联书记，而不象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第39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注：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行动纲领，而1848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得更多。］（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新指示中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是的，这些话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象西欧一切资产者一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吧。说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们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是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所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因素”，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公认的大胆“计划”！莫非是他们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的确，请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40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对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足够的积极的能去推翻政府的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顺便说说，这也还是我们熟悉的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当然是指革命力量（“推翻”政府的力量）。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时，各社会阶层必然是各行其是，“所以很清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派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当前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第41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72]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碰到整个政治制度不中用的问题。我们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起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消极作用……我们只能打消他们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种种希望”（黑体是我们用的），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对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问题一窍不通。如果读者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真正含义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和缺乏修养，或者由于信念而往往局限于这种政治）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63页）。啊，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善于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8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70年代，甚至在50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愿意阅读秘密报刊，愿意从中学习“怎样活和怎样死”——一个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的信上的话^[73]——的人民阶层，现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若干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注：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我们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巧妙的把戏”吗？难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的宣传工作的性质”［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俄文版第16—17页。——编者注］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起初工人应当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后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派”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读者只要看一看《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两篇文章^[74]（该信作者们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注：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3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有人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什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我们劝这些人仔细想想以上这些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个不同的阶级相敌对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显然是向“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在同一个组织内顺利地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说过必须到农村去开展阶级斗争（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8号［注：同上，第5卷第77—81页。——编者注］），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注：同上，第82—83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75]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安分守己的作家、对老教授和学者以及对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横加摧残”的暴行（第5号，《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一文）^[76]；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注：同上，第70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7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9号）^[77]。谁把这个策略看作是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同自由主义妥协，那也就暴露出他自己完全不懂《信条》这个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屈从于自由主义，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社会民主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任务。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动听的字眼是《工人事业》在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这种责备不过是论战手法，说什么这些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意用各种各样最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说这是“露骨的诽谤”（《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故弄玄虚”（第33页）。《工人事业》倒象丘必特^[78]一样（虽然它还不大象丘必特），它所以发怒，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气急败坏地谩骂，恰巧证明它自己没有仔细思考对方思维过程的能力。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是否打算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打算最终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它从来没有这样打算过，因为它坚决采取一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不是马车夫。我们不是“经济派”，《工人思想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巧妙和“机灵的”手法，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法的机关报，人们通常都给它一个“有何吩咐？”^[79]的雅号。
　　在《工人事业》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注：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80]、《俄罗斯新闻》^[81]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82]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一大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写出来的货色才能在全俄到处畅销，通行无阻；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些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干吧！
　　《工人事业》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12号上的那封“经济派”来信的作者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次春季事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反而使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缺乏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绪，善于领导运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积极地同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支持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派”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在德国，没有一次政治事件不是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关于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派”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主义妥协！），关于颁布法令禁止“淫秽”书籍和画册的问题，关于政府对教授人选施加影响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这种“矛盾”大大越过了《工人事业》的理解力，以至它只好高举双手喊道：“故弄玄虚”！的确，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最重视的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本身，本身以政治性质，我们想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主义“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总想要多花些力量（同“经济派”相比）到各个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中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它能有一天搞明白这个巧妙的把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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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67]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4月通过了关于政治斗争手段的决议，其引言部分有如下的论点：“经济斗争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最好的手段，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应当开展政治鼓动，使之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但是没有任何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23页）——57。

^[68] 指悉·维伯和比·维伯合著的《工业民主》一书。——58。

^[69] 《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刊物，1901—1902年在瑞士出版，共出了两期。列宁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2页）
　　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创建的。列宁认为该社是一个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又在群众中毫无根基的集团。除《自由》杂志外，自由社还出版了《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宣传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支持彼得堡经济派反对火星派。1903年，自由社停止活动。列宁在《关于“自由社”》一文中对自由社作了专门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71。

^[70]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1897年12月写给《工人报》的第二封信（已编入《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小册子）中，阐述了俄国工人运动今后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纯粹经济斗争的前途和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前途。——73。

^[71] 即1901年2—3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线是当年1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183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参看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3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1901年二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75。

^[72]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82。

^[73] 这是彼得堡一个织布工人给《火星报》的信中的话。该信刊登在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信里说：“……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带领我们前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我们没有书。在前一个星期日，我们召集了11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着手？》一文，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我们很想向你们《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85。

^[74] 指彼·伯·司徒卢威1901年2月和5月在《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发表的文章《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火星报》登载司徒卢威的文章和曙光杂志社刊印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附有司徒卢威（尔·恩·斯·）写的序言和注释）这两件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司徒卢威于1901年1月达成了共同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当年春天就暴露出根本不可能同民主反对派继续合作下去，于是和司徒卢威的联合也就解体了。——88。

^[75] 《俄国报》（《Россия》）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1899—1902年在彼得堡出版。主编是格·彼·萨宗诺夫。该报在资产阶级阶层中销行甚广。1902年1月由于登载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而被政府查封。——90。

^[76] 指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谈谈当前的事件》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栏中的大学生风潮要闻，以及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上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论毫无意义的幻想》和短评《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
　　“毫无意义的幻想”是189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时申斥他们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力的用语。——90。

^[77] 指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和10月《火星报》第9号分别发表的两篇评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和《维亚特卡的“工贼”》。——91。

^[78]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据说他性情暴戾，动辄发火，一动怒就投掷轰雷和闪电。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91。

^[79] “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首次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为《有何吩咐报》。——92。

^[80] 《圣彼得堡新闻》（《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1703年创办的第一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底停刊。——92。

^[81]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92。

^[82]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230页）。——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