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五卷——内政评论（19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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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0月）eN7品论天涯网

一　饥荒[110]

　　又是饥荒！近十年来，俄国农民岂止破产，简直是要死绝了，情况发展之快实属惊人，恐怕任何一次战争，不管这种战争是怎样旷日持久和激烈，也没有造成这样重大的牺牲。现代一切强大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农民：既有发展愈来愈快的世界资本主义，又有军事国家。前者已经造成了海外的竞争，并给那些在殊死的生存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少数农村业主提供了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具；后者在它的殖民地，在远东和中亚细亚执行着冒险政策，把这种大量耗费钱财的政策的重负完全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并且还用人民的金钱不断地建立新的“制止”和“控制”等警察措施来对付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愤慨。
　　既然饥荒在我国已成为通常的现象，自然可以预料，政府将努力制定它在粮食问题上的通常的政策并使之固定化。如果说在1891—1892年时，政府由于措手不及，起初还相当狼狈，那么，现在它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确切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了。7月份的《火星报》（第6号）上说：“当前人民灾难的乌云笼罩着我国，政府又在准备行使它施用暴力的卑鄙职能，克扣饥民的口粮，惩处不合乎当局心意的任何关心饥民的‘表现’。”
　　政府的准备非常迅速非常坚决。这些准备是按照什么精神进行的，这从伊丽莎白格勒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赫尔松省省长，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向所有胆敢报道和谈论伊丽莎白格勒饥荒，胆敢呼吁社会救济饥民，胆敢建立私人小团体和邀请个人来组织救济的人宣战。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在报上说，县里发生了饥荒，人民不断患病和死亡，他们食用的“粮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根本不能称为粮食。省长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进行了争论，并在报上登出正式的辟谣声明。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国报刊的一般状况，谁只要肯回忆一下，最近以来非常温和的报刊以及更温和得多的著作家所受的严重迫害，谁就会理解，省长同那些甚至没有担任官职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的这种“争论”意味着什么了！这简直是堵别人的嘴巴，这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声明，政府不能容忍报道饥荒的真实情况。但岂只是声明！可以责备其他任何人，但未必能责备俄国政府在可以“使用权力”时而只限于发表声明。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使用了权力，他亲临战场，同饥民作战，同那些不属于任何政府系统而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战，并且禁止一些赶来救灾的个人（其中包括乌斯宾斯卡娅女士）开办食堂。就象尤利乌斯·凯撒一样，奥博连斯基公爵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111]，于是电报立即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给全俄国的读者。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胜利，这个对一切尚有一点正义感，尚有一点公民勇气的俄国人的无耻挑衅，在最有关的（要是能这样说的话）人们中间，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击。在赫尔松省无疑有许多人一直知道这种掩盖饥荒和反对救济饥民的斗争的全部底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有教益的事件发表任何文章，或任何有关的文件，甚至连抗议无理禁止开办食堂的任何普通呼吁也没有。在政府执行它的威胁政策，解雇5月1日“旷工者”时，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在禁止知识界人士……救济饥民时，知识界却默不作声。
　　政府同那些敢于救济饥民的“煽动作乱者”初次交锋就取得了胜利，似乎大受鼓舞，立即转入了全线进攻。奥博连斯基公爵的英勇业绩已经成为指导原则，已经成为今后调整一切行政官员对待一切同粮食问题有牵连的人的法律（“有牵连的人”这个词是我国刑法典的专用术语，但我们已经看到而且下面还将看到，现在，未经准许的救济饥民活动，完全被当作刑事犯罪行为）。这样的法律很快就颁布了，这次是用《内务大臣给1901年受灾省省长的通令》（1901年8月17日第20号）这种简化的形式颁布的。
　　应当看到，这一通令将长期成为一个可资纪念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警察对人民的可怕的灾难、对饥民同救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接近害怕到了极点，同时，通令要坚决制止关于饥荒的任何“叫嚷”，并把救济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过遗憾的是，这个通令写得太长，官样文章晦涩难懂，大概会妨碍广大群众对它的了解。
　　大家知道，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取消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移交给了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这看来似乎更可靠得多了，因为选举因素取消了，对当局稍持独立态度的人现在不管事了，因而也不会再叫嚷了。可是，在奥博连斯基公爵讨伐以后，这一切又显得不够了：必须更严格地把一切事务交给内务部和直接执行内务部指令的官员掌管，必须彻底消除任何夸大的可能性。因此，怎样的县算是“受灾县”这个问题，今后将完全由内务部本身来决定［注：从被尔姆省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内务部是怎样决定这个问题的。据最近的一些报纸报道，该省仍然继续被认为是“丰收区”，虽然该省的歉收（按10月10日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的报告）比1898年的歉收还要严重。粮食收获量只有平均收获量的58％，而沙德林斯克县和伊尔比特县只有36％和34％。1898年政府曾拨出（地方资金不计在内）150万普特粮食和25万以上的卢布。而现在地方自治机关已经没有资金，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受到限制，歉收较1898年要严重得多，粮食价格7月1日就已开始上涨，农民已卖掉牲畜，可是政府仍旧固执地认为该省是“丰收区”！！］，显然，在内务部内还将建立起对付饥民的军事行动总部。这个总部将通过省长先生们指导那些掌握“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人（主要是县的贵族代表）的活动。倡议用军事行动对付饥民的奥博连斯基公爵，过去总得亲自到场，以便采取制止、控制和缩减的措施。现在这方面已经加以“整顿”，只消“县中央”管理局和彼得堡中央管理局之间互拍一下电报（好在每县已拨给了上千卢布的办公费用），就可以“去处理”了。屠格涅夫笔下的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不仅不亲自去马厩，就是对那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仆人也只是低声提示一下：“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112]现在我们这里也将同样“不加喧嚷地”、文静高雅地“去处理”关于控制饥民的过大胃口的事。
　　西皮亚金先生确信饥饿的农民的胃口过大，这可以从通令固执的语气看出，通令不仅固执地警告提防“夸大”，而且直接作了许多规定，以消除夸大的可能性。这位大臣直截了当地说，别急于编造缺粮户名册，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因此，他命令一定要在临分配粮食的时候再编造名册。其次，通令认为没有必要谈到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算受灾县，但却明确规定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认定是受灾县（例如，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通常有做工收入等等）。最后，大臣对饥民救济金标准作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极其明显地表明，政府想方设法要尽量削减这些救济金，而用一些丝毫不能防止居民死绝的小施舍来敷衍了事。实际上，标准量是每户粮食48普特（按该村的平均收获量计算）；凡是不少于这一标准者，就不是缺粮户。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不得而知。不过大家知道，在非饥荒的年头，即使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消耗比这多一倍的粮食（见地方自治局对农民收支的统计调查）。所以，根据大臣先生的指令看来，吃不饱乃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就是这个标准量也还要减少，首先要减少一半，要使约占人口半数的做工的人不能得到粮贷，其次，“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正是这样说的：“或任何”！！〉物质财富”，还要减少1/3—1/5—1/10不等。由此可以设想，政府打算贷给真正缺粮的居民的那部分粮食是多么微不足道！西皮亚金先生真是恬不知耻，他讲述了这一套令人难于想象的削减救济金的办法以后声明说，这样粗略的计算“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看来对此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当俄国政府的正式声明中，除了单纯的指令以外，还有那么一点解释这些指令的意图的时候，它里面几乎总包含着（这是一种法规，这种法规比我国的大多数法律还要稳定得多）两个基本论调或者两类基本论调。一方面，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一般的夸张的空话，表示当局的关心，表示当局愿意考虑当前的要求和社会舆论所表达的愿望。例如，谈到“防止农村居民中缺乏粮食这一重要事宜”，谈到“对当地居民的福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等等。不言而喻，这些老生常谈其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并不意味着要做什么好事情；但是这些话却和不朽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斥责被他肆意掠夺的农民时所说的不朽的话一模一样。附带说一下，受检查的自由派报刊常常利用这些老生常谈（部分由于幼稚，部分由于“职责”），来表明政府同它的观点原则上的一致。
　　可是，如果你更加留心地看看政府命令的另一种论调，那些并不那么一般也并不那么明显空洞的论调，那你就时时都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说明，完全是重复我国出版界最反动的报刊（例如，《莫斯科新闻》）所提出的论据。随时注意并指出政府同《莫斯科新闻》的一致，在我们看来是不无好处的（甚至对合法的活动家来说，也不是完全不能办到的）工作。例如，在上述的通令中，我们又碰到了最“野蛮的地主”发出的最卑鄙的指责，——说什么过早地编造缺粮户名册，会促使“某些殷实户主力图变卖存粮、余粮和农具来假装自己家计拮据”。大臣说，这是“过去几次粮食运动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因此怎么办呢？因此，大臣就从那些最顽固的农奴主的教诲中吸取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些农奴主在过去的饥荒年代曾叫嚷农民在骗人，他们现在也在这样叫嚷着，并且对产生于饥荒的伤寒流行病所引起的“喧嚷”忿忿不已。
　　西皮亚金先生从这些农奴主那里也学会了谈论什么道德堕落这套话，他写道：“非常重要的是要使……地方机关……能协助节约使用拨款，而主要是〈原文如此！！〉要防止轻率地把政府的救济金发给生活有保障的人，以致产生道德堕落的不良影响。”这个协助节约资金的不体面的指示因为下面这个原则性的训诫而得到了加强：“……把粮食救济金广泛分发给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每家全年24普特能够过得去吗？〉，而不管国库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毫无效果〈！〉，这种办法将会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观点来看，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必要的救济。”古时候一些颇有恻隐之心的帝王说过：“宁可宣判十个有罪的人无罪，也不要判处一个无罪的人有罪。”而现在沙皇最亲密的助手声明说：把救济发给每年有24普特粮食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救济。多么可惜，这个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直言不讳的堂皇的“观点”，竟因通令又臭又长而没有使广大公众看清其真正面目！唯一的希望是，也许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头鼓动会使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大臣通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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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令特别坚决地“攻击”私人慈善家：从各方面可以看出，那些同饥民作战的行政官员们，把私人的救济小团体、私人开办的食堂等等都当作“敌人”的最重要的阵地。至于为什么这种私人慈善事业老早就使内务部坐卧不宁，西皮亚金先生作了解释，他说得非常直率，真是令人感激不已。通令上说：“自1891年和1892年的歉收开始，以及在后来所有这类灾荒中，时常发现有些慈善家一面用物资救济灾区的居民，一面又力图挑起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同时，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加上不可避免的疾病和经济的破坏，都为反政府的鼓动造成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这些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通常，一听到严重歉收的消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就从各地汇集到受灾地区，这些人总是竭力设法同来自首都的慈善团体和机关的全权代表交往，那些代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接受他们当各地的助手，从而造成了维持秩序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困难。”
　　但是，俄国政府在俄国土地上愈来愈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在过去一个时期，只有青年学生被认为是受到特别保护的阶层：对他们曾建立了特别严密的监视，某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同学生的交往被认为是重大的罪过，任何小组和社团，即使它们只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也被怀疑有反政府的目的等等。在那时候，即在不太久以前，没有其他的阶层，更没有一个居民阶级被政府认为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政府的一些正式公报中，你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人数还要多得不可胜数的需要特别保护的居民阶级：工厂工人。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建立整套的机构来监视新的暴乱分子；在禁止政治上可疑人物居住的地区的清单中，除了首都、有大学的城市外，还出现了工厂中心区、村镇、县和整个省份。［注：例如，参看《火星报》第6号上所刊载的关于圣彼得堡被放逐者的秘密通报，这些人主要是著作家，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人”事件。然而，不仅禁止他们在有大学的城市居住，而且禁止他们在“工厂区”居住，而有些人只被禁止在工厂区居住。］欧俄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而不准不可靠人物居住，而其余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都有大批的“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以致连最偏僻的省份也不得安宁。［注：例如，见《火星报》第6号和第7号上的通讯，说到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反政府的“表现”甚至已经深入到神佑的城市，如奔萨、辛菲罗波尔、库尔斯克等。[113]］现在的情况是：按内务大臣先生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权威判断，即使是最偏僻的农村，只要存在着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还有疾病和经济破坏的情况，那里就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有利的条件”。可是，不经常发生这类“情况”的俄国农村是不是很多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应该立刻利用西皮亚金先生这个关于“有利的”条件的有教益的指示呢？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农村非常关心道听途说传来的消息，说城市无产阶级和知识青年在2月和3月间同政府的禁卫军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什么农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这一类的话等等，难道这不是给最广泛和最全面的鼓动提供了内容最丰富的纲领吗？
　　西皮亚金先生的有益指示我们应当加以利用，但对他的幼稚只能付之一笑。以为把私人慈苦事业置于省长的监督和管制之下，就能使“不可靠的”人物难于影响农村，这真是幼稚得可笑。真正的慈善家从不抱政治目的，所以制止和控制的新措施将主要落到那些对政府最没有危险的人身上。而那些希望让农民看清新措施的意义和政府对饥荒的态度的人，大概已经没有必要去同红十字会的全权代表联络，或晋见省长先生们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旦工厂环境成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想要接近这个环境的人，就不去同工厂的管理者打交道来了解工厂的制度，也不去晋见工厂视察员先生们以获得同工人举行集会的许可了。当然，我们一点也没有忘记，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因为从城市中吸引革命力量去进行这种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和不实际的，可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象政府的这些限制私人慈善事业的丰功伟绩，却完全可以消除我们的一半困难和解除我们的一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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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位大臣关于加强对慈善音乐会和演出等的监督的通令这样的“小事情”（同上面分析的通令比较而言），我们就不谈了（参看《火星报》第9号《新的障碍》）。
　　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政府按新条例确定和分配给居民的救济金同实际的需要量成怎样的比例。诚然，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报刊现在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开办私人食堂的人随着他们的活动的“被查禁”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可以向在新的严厉手段面前不知所措的俄国公众报道的，只有官方警察关于粮食运动顺利进展的记事，还有《莫斯科新闻》上相同性质的小文章以及有时转载的无聊记者同郑重其事地论述“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的某个庞巴杜尔[114]的谈话。例如，《新时报》第9195号上报道说，萨拉托夫省省长（原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省长）Ａ·П·恩格尔哈特接见了地方报纸的撰稿人，并且顺便告知该撰稿人，他以省长资格亲自在当地召开了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代表、地方官和红十字会代表的会议，并“分配了任务”。
　　请看情况是多么令人满意：赫瓦伦斯克全县（庞巴社尔先生说的）极需救济的只有400人（大概在西皮亚金先生和恩格尔哈特先生看来，其余的人，每户全年有24普特粮食就“过得去”了！），而且居民生活已有保障，病人经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健康。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相信《莫斯科新闻》呢，它在一篇专论（第258号）中要我们相信，“据12个受灾省最近报道，这些省内救济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许多县经过调查被认定是粮食歉收县，任命了县的粮食部门管理人员等等。看来政府的负责人员正尽一切可能给予及时的和充分的救济”。
　　“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而且“……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赫瓦伦斯克县有农村居民165000人，而口粮只发了1000份。整个东南地区（其中包括萨拉托夫省），今年黑麦短缺34％。萨拉托夫省的农民耕地的总播种面积（150万俄亩）中，颗粒不收的占15％（按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15]），收成不好的占75％，而赫瓦伦斯克县以及卡梅申县是萨拉托夫省受灾最重的县份。所以，赫瓦伦斯克县农民总共缺粮在30％以上。假定缺少的粮食有半数落在富裕农民头上，他们还不会因此而陷入饥饿状态（但是这个假定很不妥当，因为富裕农民的土地好，耕作得比较好，所以他们所受的歉收灾害总要比贫苦农民轻）。即使在这样的假定下，饥民也应占15％，也就是说，应达25000人。可是却有人要安慰我们说，赫瓦伦斯克县的坏血病还远不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严重，伤寒病似乎只发生三起（说谎也要说得巧妙一点！），而且发了1000份口粮（大概是按照西皮亚金防止夸大……的一套方法计算和测量出来的）。
　　至于说到“工资收入”，西皮亚金先生为了避免夸大，在自己的通令中对它们计算了三次（第一次他指示不要把工资收入通常较高的县算作受灾县，第二次他指示把48普特的标准缩减一半，因为50％的做工的人“应该”是有工资收入的，第三次他指示把这最后的数字按各地的情况再缩减1/3—1/10），至于说到工资收入，在萨拉托夫省不仅农业的而且非农业的工资收入都减少了。地方自治局的上述报告说：“歉收的结果，也影响到了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的产品销路减少了。由于这些情况，手工业最发达的县份出现了危机。”灾情最重的卡梅申县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县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在从事有名的条格布织造业。在平常的年头，这个处在偏僻农村的行业所实行的制度就是最荒唐的：例如，6—7岁的小孩做工，一天挣7—8个戈比。可以想象，在严重歉收和手工业危机的年头，那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粮食的歉收在萨拉托夫省（不言而喻，在一切歉收省都是一样）引起了饲料的缺乏。近几个月来（也就是说，已是夏末了！）各种兽疫蔓延得很厉害，牲畜的死亡率大大提高。“据赫瓦伦斯克县的兽医报道〈这个消息引自曾叙述过上面提到的省地方自治局报告内容的同一份报纸〉，在解剖死亡的牲畜时，发现它们的胃里，除了泥土什么也没有。”
　　在谈及继续推进粮食运动的“内务部地方局通报”中还声明说，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县份中，“只有赫瓦伦斯克县自7月份起有两个村发现了好几起流行性坏血病，当地医务人员尽力制止这种疾病蔓延，同时，红十字会派出了两个医疗队前往协助，根据省长〈即我们已经谈到的那位Ａ·П·恩格尔哈特〉的报告，这两个医疗队工作得很有成效；根据内务部在9月12日以前掌握的材料，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其他各县中，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因吃不饱引起疾病蔓延的情况”。
　　说什么好象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那有没有经常性的缺粮呢？），好象没有发现疾病的蔓延，这种言论是否可信，我们只要把另外两个省的资料拿来对照一下就行了。
　　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克县和别列别伊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因此内务部地方局通报说，“根据省长的声明”，政府需贷给“食用粮”80万普特。然而，8月27日为讨论救灾问题召开的乌法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确定，除了贷给种籽（全省320万普特）和牲畜饲料（60万普特）外，这两个县还缺少粮贪220万普特，其余各县还需要100万普特。可见，内务部所确定的粮贷只等于地方自治机关所确定的四分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维亚特卡省在地方局发表通报以前，并没有被宣布为受灾的县份，可是地方局确定粮贷为782000普特。据报纸报道，这个数字就是维亚特卡省粮食会议在它8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计算出来的（这是按照8月18日至25日各县代表大会的决议计算出来的）。同是这些代表大会在8月12日左右所确定的粮贷额却与此不同，就是说，所贷的粮食是110万普特，所贷的种籽是140万普特。这种差别是从何而来的呢？8月12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西皮亚金先生在8月17日发表了同饥民斗争的通令。就是说，通令立即生效了，于是从各县代表大会（请注意这一点）——即由一般官员，尤其是由地方官组成的、取代了（按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不可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机关——所制定的数字中削减了23万普特粮食这样一个微小数目……难道说，我们真的会看到连地方官也被指责为自由主义者吗？这也说不定。至少不久前在《莫斯科新闻》上我们就读到过对某位欧姆·先生的这种指责，因为他竟敢在《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116]上提议在报纸上刊载省城市自治事务会议的会议记录（如果不准许报界代表出席这些会议的话）：
　　维亚特卡的地方官显然是由于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而“夸大”缺粮的严重程度，表现了不可宽恕的轻率，对这些地方官不应该加以特别的监视吗？［注：这里还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省长反对夸大的例子：
　　维亚特卡省省长在发给各乡公所的“公告”中指出，农民对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发放的粮贷的态度非常慎重。克林根贝格先生说：“在省内巡视时我深信，农民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目前情况的，他们害怕负担非万不得已的债务，所以下定决心耐心地等待来年上帝的帮助，争取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这使维亚特卡省省长相信，“任何传闻，不论是说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免费救济和可能免除债务和欠税，或者是夸大灾情，都不会扰乱沉着理智的维亚特卡省的居民”。省长认为有必要警告农民，“如果在复核粮贷决定时，发现户主虽然没有任何存粮，但今年收获的粮食足够全家食用和播种，然而这些粮食已经出售，并将所得金钱用于其他需要，那他就不能指望获得粮贷。按照新法律，所发放的粮贷将不采用连环保[117]责任制的办法，而是根据征收直接税的条例来追偿。所以申请并已获得粮贷的户主应该记住，他要独自一个人归还粮贷，谁也不会帮助他，而且追偿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所以一旦债台高筑，不但动产可能要全部卖掉，而且不动产也会被没收”。
　　可以想象，省长发表了这样的公告以后，乡公所的头头们是怎样对待申请粮贷的饥饿的欠税者的！］
　　但是，按照维亚特卡省地方自治机关（如果不是英明的俄国政府不让它再来管理粮食事务的话）的“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所确定的需要量还要大得多。至少，8月30日至9月2日举行的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所计算出的缺粮数比需要量少17％，饲料少15％。而需要量是10500万普特（常年收获量是13400万普特，而今年收获量是8400万）。可见，缺粮数为2100万普特。“今年省内310个乡中总共有158个乡收成不好。这些乡的男女居民共有1566000人。”是的，毫无疑问，在缩减实际需要量方面以及把救济饥民的整个工作变为施舍小恩小惠的假慈善事业方面，“政府当局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
　　但是，把那些集结在西皮亚金通令的旗帜下的行政官员们称为“假慈善家”，还是过于抬举他们了。他们和假慈善家的共同之处就是给的救济都非常之少，却要极力吹嘘。但是，假慈善家们充其量也只是把接受他们恩施的人看作能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的玩物，而西皮亚金的行政当局却把他们看作敌人，看作不法之徒（“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因而必须加以管制。这种观点在1901年9月15日圣上所批准的出色的《暂行条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是由20个条文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其中出色之处很多，我们尽可以把它算作20世纪初最重要的立法条例之一。我们先看看它的标题：《关于受灾区居民参加由交通部、农业部、国家产业部安排施工的工程的暂行条例》。大概这些工程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优待，所以“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领受特别的恩典？不然的话，新法律第1条大概不会重复说：“灾区的农村居民可以参加工程的施工”等等？
　　但是这些“优待”在法律的后半部中才谈到，而开头是确定整个事业的组织工作。有关机关“指定最适当的工程项目”（第2条），同时“得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第3条，按照狄更斯某些小说的章题，可以称为：“说明必需适应旧法律的新法律条文”）。工程的施工，或者是用预算资金，或者是用特别贷款，同时，工程的安排由内务大臣统管，他可以任命特派全权代表，并在大臣之下成立由各部代表组成的专门的“粮食工作评议会”，由副内务大臣任主席。评议会的职责是：（一）批准可以不按规定程序办理的事例，（二）审议关于资金用途的提案，（三）“规定工人报酬的限额，以及规定居民参加上述工程的其他条件，（四）按照作业地区分配成批的工人，（五）负责把成批的工人调往施工地点”。评议会的决定须得到内务大臣批准，“在有关场合”还须得到其他部门的大臣批准。此外，指定工程项目和调查所需施工人数由地方官负责，地方官将所有这些情况通知各省长，省长附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内务部，“再按照内务部的指示，通过地方官把工人遣送到各施工地点……”
　　喝！我们总算讲清了新事业的全部“组织”工作。现在试问，到底需要多少润滑油才能使这架笨重的、纯俄国式的行政机器的全部轮子运转起来呢？请把这个问题具体地想象一下吧：直接同饥民接近的只有地方官一个人。就是说，他是掌握主动权的。他要写公文，给谁呢？9月15日暂行条例的条文说，给省长。但是根据8月17日的通令，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使命就是“把县的整个粮食部门交给一个负责人管理”（8月17日的通令指出最好任命县的贵族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争论”就此发生了，当然，根据“省的一般制度”第175条的六点中所阐述的非常简明的“原则”，争论很快就解决了，这一条规定了“解决各机关和各负责人之间……争端的程序”。最后，公文还是送到省长办公室，并由办公室着手作出“决定”。然后一并送到彼得堡，由专门的评议会加以审查。可是参加评议会的交通部代表，对修复布古鲁斯兰县道路这样的工程是否适当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于是又一纸公文从彼得堡到地方上旅行一次，然后再返回来。当最后关于工程是否适当等等问题将在原则上得到解决时，彼得堡评议会又要忙于在布祖卢克县和布古鲁斯兰县之间“分配成批的工人”了。
　　建立这样庞大的机构到底为了什么？因为这是一项新工作吗？绝不是。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公布以前，“根据现行法规”，兴办公共工程要简单得多，而同一个8月17日通令虽然谈到由各地方自治机关、各平民习艺所管理局及各省当局兴办的公共工程，但也并未预见到需要成立什么特别机构。看来，政府的“粮食运动”是这样的：彼得堡的司级机关挖空心思地想了整整一个月（自8月17日至9月15日），终于想出一套无限复杂的烦琐手续。但是，彼得堡评议会想必不会陷入夸大的危险，只有那些“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的地方官吏才抵制不住这种危险的压力。
　　但新的《暂行条例》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受雇的“农村平民”的法规。如果施工是在“他们定居的地区以外”进行，那么，首先，工人就要“在地方官的监督下”编成专门的劳动组合，由地方官指定一名工长维持秩序；其次，加入这种劳动组合的工人都列入专门的名册，这种名册“对于在册（法律用语：“入该册”）的工人来说，在调动和参加施工期间，便代替法律规定的居民证，在到达目的地以前，由押送工人的官吏保存，如官吏不在，则由工长保存，然后，交由施工主管人保存”。
　　凡是愿意离村的农民都有权免费获得普通的身分证，为什么要用专门的名册来替换这种身分证呢？对工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限制，因为工人持有个人身分证，他在选择居处，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及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对他更有利或更适当的工作时就会自由得多。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做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是由于爱玩官样文章，而且也正是为了限制工人，把他们看作一批批的农奴，“按清单”，按一种“档案册”[118]予以押送。例如，规定“由内务部特派的官员负责维持途中应有的秩序，并将遣送的成批工人移交〈原文如此！〉给工程主管人”。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先是名册代替身分证，随之而来的是“成批地遣送和移交”代替行动自由。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流放一批批的苦役犯吗？农民带了身分证可以随意通行的全部法律能说没有废止（也许是对“夸大”饥荒的惩处？）吗？难道用公款运送，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剥夺公民的权利了吗？
　　再往下看。工程主管机关中管理分配工人、发放工资等的负责人员可“按照工人家属所在地区的省领导当局的通知，在可能情况下，扣除一部分工资，寄给各家，作为维持这些家庭之用”。这是剥夺权利的新办法。官吏们怎么竟敢扣除工资呢？他们怎么竟敢干涉工人的家务，象代替农奴一样地代替工人决定他们愿意帮助谁和帮助多少呢？工人会容许不经过自己的同意而扣除自己挣得的钱吗？大概新的“苦役条例”的草拟者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上面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之后，紧接着又有一条写道：“按照内务大臣的命令，监督工人遵守工地应有的秩序这一任务，由各地地方官、独立宪兵团军官、警官或特派人员负责。”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农民“夸大”饥荒和“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而给予他们的剥夺权利的惩处！只是由普通警察，工厂警察和秘密警察监视全俄国工人，这是不够的，这里还制定了特别监督的法规。可以想见，政府在这一批批被严加防范地打发、遣送并移交的挨饿农民面前，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了。
　　既然如此，那能说9月15日的暂行条例不是暂行苦役条例吗？不加审讯就进行惩治，押解驱逐……俄国农民的愚昧和闭塞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限度。工人经常挨饿，不断地被驱逐出城市，这些都不会不产生影响。我国政府热中于用“暂行条例”来进行治理［注：常言说，任何傻瓜都会用戒严来进行治理。是的，在欧洲是需要戒严的，而在我国，戒严已成了普遍情况，并且还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辅之以暂行条例。其实俄国的一切政治事务都是根据暂行条例来处理的。］，但毕竟强中更有强中手。
　　我们可以利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在工人小组和农民中进行最广泛的鼓动。让我们散发这份条例的文本和说明这份条例的传单，让我们举行集会来宣读这个法律并结合政府的整个“粮食”政策来说明它的内容。我们要争取使每一个多少有觉悟的工人，不论他是怎样来到农村的，都能对“暂行苦役条例”有个明确的看法，并且能向所有的人说明其问题之所在，说明究竟应当怎么办才能摆脱这挨饿的、任人摆布的和无权的苦役。
　　那些善良的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称道各种劳动组合以及政府所许可或鼓励的诸如此类的合法团体，这份关于工人劳动组合的暂行条例倒可以成为一种经常的责备和严重的警告：责备他们幼稚，竟相信政府的许可或鼓励是诚心诚意的，而看不出“发展国民劳动”等等幌子下的最卑鄙的农奴制的本质；警告他们在今后谈到劳动组合和西皮亚金先生之流所许可的其他团体时，永远也不要忘记说明，而且要如实地说明按9月15日暂行条例组成的劳动组合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能说明这样的劳动组合，那最好是完全保持缄默。

二　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

　　随着新饥荒的发生，旧的、已经成为持久性的工商业危机就延续下来了，危机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抛到街头。工人的贫困真是骇人听闻，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和有教养的“社会”对这种贫困和对农民的贫困竟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报刊，都丝毫没有打算确定贫困工人的人数和贫困的程度，哪怕就象确定农民贫困的大致程度那样的试图也没有。没有采取任何有系统的组织救济挨饿工人的措施。
　　产生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决不是由于工人的贫困似乎暴露得少一些，表现的形式也不甚尖锐。的确，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居民，不大知道现在工厂工人的生活是多么苦，工人在地窖、阁楼和陋室中住得愈来愈挤，比往常更加吃不饱，他们把家里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破烂也卖给了高利贷者；的确，流浪者、乞丐、小客栈的住客、坐牢的人和住医院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这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大家”都习惯地认为在大城市中，小客栈和各种贫民窟里住满人是必然的；的确，失业工人完全不象农民那样被束缚在一个地方，他们不是自己到全国各地去找工作，就是被害怕失业者聚众闹事的行政当局遣送“还乡”。但是，尽管如此，每一个和工业生活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关心社会生活的人都可以从报上知道，失业现象还是有增无已。
　　不，上述的不同态度有更深的原因，这就是：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失业，这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完全不同的相互关系造成的。在农村，总的说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有许多过渡形态而非常错综复杂，农业经营时而兼营高利贷，时而从事雇佣劳动等等。这里挨饿的不是农业雇佣工人，而是小农；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同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一点所有的人，尤其是工人自己看得很清楚，小农通常却被看作（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独立农户，只是偶尔陷入某种“暂时的”从属地位。饥荒的直接原因是歉收，在群众眼里，这完全是天灾、神意。可是，因为这些造成饥荒的歉收自古以来就有，所以立法早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早就有了供应人民粮食的整套规章（主要是一纸空文），这些规章又定出了一整套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大部分沿用了农奴制时代和宗法式自然经济占优势时代的措施而不大合乎现代的需要，但是每次饥荒总还是使整个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动了起来。可是当权者力不从心，这个机构如果没有可恶的“第三者”，即一味“叫嚷”的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的帮助，它要进行活动就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饥荒同歉收的联系和农民的闭塞（农民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非常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所以落到这种破产的地步，完全是由于政府和地主的掠夺政策使资本的压力日益加重的缘故），使饥民们感到毫无办法，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被压迫阶级对自己所受压迫认识得愈差，他们向压迫者提出的要求愈低，有产阶级中乐善好施的人也就愈多，而同农民的贫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地地主对这种善行的反抗比较说来也就愈小。如果注意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地主反抗的加强，说庄稼人“道德堕落”的叫嚣的变本加厉，以及“充满”这种精神的政府采取纯军事措施反对饥民和慈善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法式的、世世代代奉为神圣的和似乎不可动摇的农村生活方式已在彻底衰退和解体，而那些最激烈的斯拉夫主义者[119]，最自觉的反动派和最幼稚的老辈“民粹派”却对这种农村生活赞美不已。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受到指责，民粹派指责我们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概念搬用到完全不适用的地方；反动派指责我们煽动阶级仇恨和挑拨“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我们对这些指责早已作过几十次的回答，不必再重复了，我们只想指出，俄国政府在估计阶级斗争的深刻性方面和根据这种估计而采取有力措施方面，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和在饥荒年头“以食物周济”农民的人有过某些接触的人——我们当中又有谁没有同他们接触过呢？——都知道，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人类的同情和怜悯的淳朴感情；都知道，不论什么样的“政治”计划都是同这些人格格不入的，这些人对阶级斗争思想的宣传始终持十分冷漠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派的农村观点进行激烈论战时提出的论据，说服不了这些人。他们说，这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农民在挨饿，所以应该救济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所未能说服的人，也许内务大臣先生的“论据”能够说服。他告诫慈善家们说，不，不是“简单地挨饿”，因此未得当局许可，绝不能“简单地”救济，因为这样会助长道德堕落和提出无理的要求。干预粮食运动，也就是干预上天和警察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保证地主老爷们拥有愿意几乎白干活的工人，保证国库有横征暴敛的税收。所以谁能细心地考虑一下西皮亚金的通令，他一定会对自己说，是的，我们农村正在进行一场社会战争，而且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不得不承认交战双方对开往敌国港口的船舶，即使是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也有检查其货物的权利！只有一点不同于其他的战争：这里的一方有义务永远工作和永远挨饿，它甚至根本没有战斗，而只是挨打……暂时是这样。
　　在工厂工业领域内，毫无疑问早就存在这种战争，而且没有必要在通令中向“中立的”慈善家说明，在没有探明深浅（即没有得到当局和厂主先生们的许可）之前，切莫涉水。早在1885年时，在工人中，甚至在中部地区，虽然那里的工人比首都的工人更接近农民，都谈不上有什么稍微明显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当时，工业危机使工厂的空气中充满了电，以致爆炸经常此起彼伏地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慈善事业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它始终是某些人的偶然的和纯个人的事情，而没有一点社会意义。
　　我们还要指出社会对饥荒的态度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不久以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这里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整个经济制度以至国家制度完全是靠拥有土地并独立经营土地的农民大众来维持的。甚至最不易上官方颂词之当的进步思想家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1891—1892年饥荒后出版的人人都记得的尼古拉—逊的著作[120]就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农户大批地破产，在所有的人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是难以想象的灾难，以致必须广泛展开能真正“医治创伤”的救济，就几乎成为普遍的口号了。结果又得要这位西皮亚金先生费神来消除最后的幻想了。没有人民的破产和贫困，“俄国”靠什么来维持，农业和工商业阶级又靠什么来生活呢？有人竟想不只是在纸上谈谈医治这种“创伤”——这岂不是对国家犯罪！
　　西皮亚金先生无疑将会促进这样一个真理的传播和深入人心：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业主是不管饥荒和危机中的大量牺牲者的，正如机车在其行进中不管被它压死的人一样。尸体卡住了车轮，火车就停下来，甚至（如果遇上蛮干的司机）可能因此出轨，但是，稍停片刻之后，它还会继续前进。你们听到几万几十万的小业主饿死和破产，同时，你们也听到祖国农业的进步，听到俄国地主派出了俄国农村业主赴英考察团，而且胜利地获得了国外市场，听到改良农具的畅销和牧草种植的推广等等。对俄国农村业主（同样对一切资本主义业主）来说，破产和饥荒的加剧不过是短暂的停滞，要是饥民不迫使他们注意的话，他们对这种停滞几乎是不屑一顾的。一切都照常进行，甚至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那部分业主的土地也在照常进行投机倒卖。
　　例如，萨马拉省的布古鲁斯兰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就是说，这里农民大众的破产和饥荒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可是群众的灾难不仅没有妨碍、而且似乎还促进了在农民中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下面就是我们在《低罗斯新闻》[121]（第244号）九月通讯中所读到的关于那个县的情况：
　　这些孜孜不倦的“善于经营的农夫”用自己的“积蓄”（和掠夺所得）这样贪婪地购买土地，必然会把那些在目前的饥荒中幸存下来的贫穷农民置于死地。
　　如果说富裕农民购买土地是资产阶级社会防止无产农民的破产和挨饿的手段，那么，寻求新的市场就是防止危机，防止工业产品充斥市场的手段。御用报刊（《新时报》第9188号）为同波斯的新贸易成就而兴高采烈，并热烈地讨论了同中亚细亚，特别是同满洲贸易的前景。制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大王，闻得铁路建设的蓬勃发展而喜形于色。已决定修筑的几条大铁路线有：彼得堡—维亚特卡，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奥伦堡—塔什干，政府已保证给予铁路贷款3700万（莫斯科—喀山铁路，罗兹铁路和东南诸铁路各公司）；计划修筑的路线有：莫斯科—克什特姆，卡梅申—阿斯特拉罕和黑海省的铁路线。挨饿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公款（如果国库还会有进款的话）自然不会“毫无效果地”（参看西皮亚金的通令）花费在救济金上，不，它们将落入工程师和包工头的腰包。这类盗窃公款的能手，在下诺夫哥罗德建筑索尔莫沃堤坝时，长年不断地进行盗窃，这些人直到现在才被下诺夫哥罗德的莫斯科高等法院[122]判罪（作为一种例外）。［注：遗憾的是，因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谈论这一次审判，虽然这次审判再三地表明这些工程师和包工头是如何胡作非为。对我们俄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同交通部喀山区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处长施纳肯堡相勾结，并串通六名包工头，在三年内（1893—1895年）向国库呈报了许多凭空伪造的工程和供货的帐单、报表和单据等等，从中为自己和别人“建立起了”成千上万的资本。不仅这些工程是虚构的，而且连包工头本身也是虚构的：普通的文牍员竟冒名包工头签了字！从下面情况可以判断这一伙人共搜刮了多少钱。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呈报了（据被告席上的“包工头”所供）20多万卢布的帐单，例如，其中把实际支出400卢布改成了4400卢布。有个证人证明说，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有时同女人，有时同他的顶头上司，同道路工程师大吃大喝，一餐就花掉50—80卢布。
　　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个案件是如何审理的和它的结果如何。得到秘密警察报告的警察局长“不愿提出诉讼”（！）。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交通部的事情”，于是秘密警察又不得不去找检察官。后来，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是窃贼们发生了争吵：亚历山德罗夫“没有分赃”给一个冒名包工头的文牍员。案件审理了6年，其间许多证人都已死去，而且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把最重要的情节忘掉了。甚至象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前处长洛赫京这样的证人都无法找到（原文如此！），不知道他是在喀山，还是出差到叶尼塞斯克城去了！读者不要认为这是个笑话，这是从审讯报告中抄录来的。
　　仅从下面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同这桩案件有牵连的绝不只是一些被告人：第一件事，告发人，那个最有德行的秘密警察，现在已不在警察局工作，他搞到了一幢房子，靠房租收入过活。第二件事，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处长，工程师马卡罗夫（修建索尔莫沃堤坝时曾任副处长），在法庭上竭力为亚历山德罗夫辩护；他甚至声明——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1894年春堤坝被冲毁，那是“该当如此”。根据他马卡罗夫的审查，亚历山德罗夫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富有经验、热情和细心！
　　结果：亚历山德罗夫被判监禁一年；什纳肯堡被判严重警告（因1896年的诏书而没有执行！）；其他人宣告无罪。国库的民事诉讼被驳回。我想，无法找到的洛赫京之流和在职的马卡罗夫之流总该满意了。］

三　第三种分子

　　“第三种分子”或“第三者”大概是萨马拉省副省长康多伊迪先生在1900年萨马拉省地方自治会议开幕词中的说法，用来表示“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各等级代表之列”的人的。这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早已引起我国反动派的注意，他们给这些可恨的“第三者”取了个绰号，也称他们为“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僚”。
　　总起来应该说，我国的反动派，当然，其中也包括全部高级官僚，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他们同反对派、同人民的“叛乱”、同教派、同起义、同革命家斗争的种种经验是很丰富的，以至他们经常“戒备着”，而且比任何幼稚的莽汉和“诚实的驽马”都更清楚地了解，专制制度同任何独立、正直、信仰自由、引人自豪的真才实学是不相容的。他们出色地吸取了充满俄国整个官僚制度的卑躬屈节和文牍主义的精神，对任何不象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123]一类的人，或者用更现代的比喻来说，不象套中人[124]一类的人，他们都采取怀疑的态度。
　　其实，如果对那些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不是按其职位，而是按其学识和品格来评价的话，难道这不会在逻辑上必然地导致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自由地讨论这些学识和这些品格吗？难道这不会彻底破坏专制俄国唯一赖以支撑的等级和官阶的特权吗？让我们听听这位康多伊迪先生是怎样说明他不满的理由的：
　　他说：“有时各等级的代表没有充分可靠的根据，就听信那些不过是地方自治局雇佣人员的知识分子的话，只是因为他们引证科学或援引报刊写作者的箴言。”怎么？不过是一些“雇佣人员”，竟教训起“等级代表”来了！顺便说一下，副省长先生所谈到的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实际上是无等级的机关的成员。可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渗透着等级性，因为按照新的条例，各地方自治机关的无等级性大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为了简明扼要起见，的确可以说，俄国有两个统治“阶级”：1．行政当局，2．各等级代表。第三种分子在等级的君主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日益破坏着等级的基础，并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所以第三种分子将竭力扩大它那狭小的范围，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位康多伊迪先生说：“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等级代表的人，他们的幻想只带有虚幻的性质，但是，假定这种幻想有政治倾向作为根据，那就会具有有害的一面。”
　　假定有“政治倾向”——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其实是确信有这种倾向的。而凡是从医生的医疗事业的利益出发，从统计人员的统计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考虑各统治等级利益的设想，可以说，在这里都被称为“幻想”。这些幻想本身是虚幻的，但是要看到，它们会助长政治上的不满。
　　而另一个行政官员，中部一个省的省长，却提出了对第三种分子不满的另一个理由。据他说，他所管辖的那个省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一年年愈来愈脱离地方自治机关条例[125]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这一条例要求当地居民管理有关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事务；然而由于大多数土地占有者对给予他们的权利漠不关心，所以“地方自治会议仅仅成了一种形式，而由在性质上远不合乎要求的地方自治局来主持事务”。这就“造成在各地方自治局下面设立庞大的办事机构，并聘请许多专家——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保健医生等等来地方自治机关任职，这些人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开始表现出愈来愈大的独立性，这特别是通过在省内召开各种代表大会，在各地方自治局下设立各种委员会而达到的。结果地方自治机关的全部事务就落到那些同地方居民毫不相干的人的手中”。虽然“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心地十分善良，十分值得尊敬的人物，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职务只是看作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他们对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关心也只是以对他们是否有切身利益为限”。“按省长的意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事务中，雇员不能代替东家。”这个理由既可以称为更狡猾的，又可以称为更率直的，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它。这个理由之所以可为狡猾，是因为它对政治倾向避而不谈，而且企图把自己判断的根据只归结为地方的利益和需要。它之所以更为率直，是因为它把“雇员”同东家截然分开。这是俄国的基特·基特奇[126]之流历来的观点，他们雇用任何一个“教师”时，首先总是以这种职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所有真正的业主都是东家，那个经常赞扬俄国的阵营的代表就是这样告诫人们的，这个阵营赞扬俄国的巩固、独立、超越一切阶级的政权，赞扬它的政权消除了人民生活受私利支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被议会制度腐化的西方国家中是常见的。既然东家是业主，那么他必须也是医疗“事业”、统计“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业主：我们这位庞巴杜尔不知羞耻地作出这个结论，直率地承认各有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不知羞耻地——而且这也是特别可笑地——承认这些“专家们”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是的，不言而喻，除了采取严厉措施而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才智上的优势了……
　　就在不久前，我国的反动报刊有了一个重新号召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的绝好机会。知识分子不愿被人轻视为单纯的雇佣者，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不是执行一定社会职能的公民），这就常常使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时而同集体辞职的医生发生冲突，时而同技术员等发生冲突。最近各地方自治局同统计人员的冲突简直象流行病一样到处蔓延。
　　还在5月的《火星报》（第4号）上就已经指出，（在雅罗斯拉夫尔）地方当局早已对统计存有戒心，所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三月事件以后，终于对统计处进行了“清洗”，并建议处长“今后录用大学生时须严加挑选，要选绝对可靠的人”。在《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的暴乱》这篇通讯（6月《火星报》第5号）中，描述了被认为可疑的统计的一般情况，以及省长、厂主和地主所以不喜欢它的原因。弗拉基米尔的统计人员因发电报对安年斯基（他于3月4日在喀山广场遭到毒打）表示同情而被解雇，这在事实上就是关闭了统计处，同时，因为其他城市的统计人员拒绝在不能保护自己工作人员利益的地方自治机关中供职，地方宪兵队不得不出来充当被解雇的统计人员和省长之间的调解人。“宪兵来到了某些统计人员的寓所，要他们重新提出在统计处任职的申请书”，但是他的使命完全失败了。最后，在《火星报》8月那一号（第7号）上刊载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的文章，说“帕沙”罗将柯先生（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解雇了不执行记日志的“指令”的统计人员，由于这次解雇，统计处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提出辞职，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纷纷写抗议信（发表在同一号《火星报》上）。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哈尔科夫的帕沙哥尔坚科先生（也是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进行了干预，并对“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声称，他决不会容忍“工作人员在地方自治局内召开与职责问题无关的任何会议”。后来，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出要求解雇他们中间的一个密探（安东诺维奇）的愿望，地方自治局就已解除了统计处处长的职务，因而又引起了所有统计人员的辞职。
　　这些事件在地方自治机关所有从事统计业务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多大的波动，这从维亚特卡的统计人员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统计人员曾经企图充分说明他们不愿参加运动的理由，并因此在《火星报》（第9号）上被公正地称为“维亚特卡的工贼”。
　　可是，《火星报》所指出的当然只是若干事件，远非全部冲突，据合法报纸报道，这些冲突还发生在彼得堡省、奥洛涅茨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在这里我们把同时解雇数名统计人员的事件也算作冲突，因为这些事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骚动）。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各省当局的多疑和肆无忌惮达到了何等地步：
　　总之，这的确是说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原委和说明对“第三种分子”的监视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无怪乎反动的报刊要向新的“叛乱者”猛扑了。《莫斯科新闻》发表了一篇带毁灭性打击的社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的罢工》（9月24日第263号）和Ｈ．Ａ．兹纳缅斯基先生的专题文章《第三种分子》（10月10日第279号）。该报写道：“第三种分子”“目中无人”，他们“以一贯持反对态度和罢工”来回答“必要的工作守则”的试行。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负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纵容了工作人员。
　　我们也相信，专制制度的忠实警犬（大家知道，卡特柯夫“本人”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他能用自己的精神长期“感染”《莫斯科新闻》）的这些哀号和呻吟，会使许多尚未完全理解专制制度的人“醒悟过来”，认识到专制制度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利益，同不盗窃公款和不叛卖的一切真正公共事业的利益是绝不相容的。
　　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攻击“第三种分子”的做法和对“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这种简单描述，应该成为重要的一课。我们看到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看到这种激昂情绪不仅造成了大学生中革命精神的空前高涨［注：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各地传来消息说，大学生的骚动又趋于激烈，在基辅、彼得堡和其他城市都举行了集会，在敖德萨成立了革命大学生小组等等。也许历史将要求大学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起先锋作用吧！不管怎样，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必须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我们应该尽快设法提高他们的觉悟、热忱和组织程度。］，而且使农村开始觉醒，从而也加强了那些（作为一些集团）迄今尚不大容易作出反应的社会集团的自信心和斗争的决心，我们对我们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无穷力量就应该更有信心了。
　　激昂的社会情绪在俄国全体人民中，在一切阶级中正日益增长，所以我们的任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发挥所有的力量，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阐明，他们有农民、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同盟者，让他们学会利用此起彼伏的如火如荼的社会抗议。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使人类摆脱经济奴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特殊任务，同时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并且把社会各阶层中那些被西皮亚金先生和康多伊迪先生这一伙人竭力推往不满分子行列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仅把欧洲思想长期发展所形成的颠扑不破的革命理论用之于我们的运动，而且接受西欧和俄国的先驱者所遗留给我们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经验，而不是去盲目照搬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我们西方的那些受害较少的同志已经开始摆脱种种机会主义了，这些机会主义严重地阻碍我们走上胜利的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当前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但也最能收到成效的革命任务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俄国知识分子过去所未能战胜的敌人摧毁，并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大军的行列。

四　两篇贵族代表演说

　　《莫斯科新闻》第268号（9月2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评论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奥廖尔召开的传教士代表大会（大会在9月24日结束）上的演说。社论说：“这是一件重大而可悲的事实，是迄今未有的，这种只有在我国社会道德堕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的事实，预示俄国将会遭到许多空前未有的灾难……”既然在贵族代表这样一些县里的一流人物，省里的二流人物中间，也出现了“社会道德堕落”的现象，那么“遍及俄国的精神鼠疫”哪里还会绝迹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斯塔霍维奇先生（正是他曾经要奥廖尔的贵族担任酒类专卖的征税官：见《曙光》第1期，《时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52—378页。——编者注］）发表了维护信仰自由的激烈演说，同时还“不知深浅地，甚至可以说厚颜无耻地提出了这样的提议”［注：同一期《莫斯科新闻》。请读者原谅我对《莫斯科新闻》的偏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看来，不管怎样，这是俄国最有趣、最首尾一致和最讲究实用的政治报纸。因为绝不能把最多只是选登一些有趣的简单事实，只是空自感叹而根本不进行“深入探讨”的刊物称为真正的“政治”刊物的。我并不否认，这可能很有用处，但这不是政治。新时报式的刊物也同样不能称为真正的政治刊物，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它是非常有政治性的。它没有任何一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任何信念，而只是善于迎合时势的调子和情绪，不论当权者有什么旨意，它总是屈从，同时，对社会舆论则总是附和叫好。而《莫斯科新闻》则执行自己的路线，它不怕（它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在政府的前面，不怕涉及（有时是很公开地涉及）最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份有用的报纸，是革命鼓动所不可缺少的合作者！］：
　　不言而喻，就象《莫斯科新闻》幼稚地把斯塔霖维奇先生封为罗伯斯比尔一样（苏沃林先生在《新时报》上写道：我早已认识的乐观的米·亚·斯塔霍维奇竟是罗伯斯比尔！读起他的“辩护”词来不能不令人发笑），斯塔霍维奇先生也同样幼稚地向神父们提议通过“适当的程序”申请信仰自由。这正如在区警察局长代表大会上提议申请政治自由完全一样！
　　恐怕没有必要向读者赘述：“大牧首主持的僧侣集会”，在听到至圣的主教奥廖尔的尼卡诺尔、喀山神学院教授尼·伊·伊万诺夫斯基、《传教士评论》杂志[127]的编辑和发行人瓦·米·斯克沃尔佐夫、传教司祭和大学硕士B．A．捷尔纳夫采夫以及米·亚·诺沃谢洛夫的“重大异议”后，拒绝了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提议，这“不仅是由于报告的内容，而且也由于报告同地方传教士代表大会的任务相抵触”。真可以说是“科学”和教会的联盟！
　　但我们所以对斯塔霍维奇先生发生兴趣，自然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和始终一贯的政治思想的人的典型，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味揩公家的油的最“乐观的”俄国贵族的典型。警察的专横和对教派的刑讯迫害给整个俄国生活，尤其是给我国农村生活带来的“道德堕落”，达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甚至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甚至贵族代表也热烈地谈论起信仰自由来了！
　　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演说中谈到的那些情况和丑恶现象终于把最“乐观的人”也激怒了，下面就是几个小例子。
　　发言者说：“你现在到兄弟会传教士图书馆去借一本法律手册，你就会看到，第2卷第1册第783条这一条除了责成区警察局长要注意根绝决斗、诽谤、酗酒、违章狩猎、公共浴堂男女混浴等现象以外，还责成他监视反对正教教义的争论，监视引诱正教教徒改信其他宗教或加入分裂派[128]的行为！”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法律条文，除了发言者所列举的那些职责外，这一条文还责成区警察局长担负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职责。当然，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这个条文正如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说，简直是件怪事。可是对庄稼人来说，在这怪事的后面却隐藏着bitterer　Ernst——令人痛心的实情，即下级警察认定天高皇帝远因而胡作非为的情形。
　　下面是我们举出的具体例子以及“奥廖尔正教彼得保罗兄弟会理事会主席兼奥廖尔正教教区传教士代表大会主席，大司祭彼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正式反驳（《莫斯科新闻》第269号，引自《奥廖尔通报》[129]第257号）：
　　《莫斯科新闻》在转载这件事时说，斯塔霍维奇先生在演说中只举了两件事实。可能是这样。然而这毕竟是事实！根据正教兄弟会报告的“正式资料”（来自区警察局长！）所作的反驳，只是证明了那些连乐观的贵族也感到愤慨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是完全属实的。毒打事件是发生在教堂里还是发生在“村庄的某处”，是发生在半年前还是发生在18年前，这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不过也许有一点改变了：大家知道，最近对各教派信徒的迫害更加残暴，而传教士团的成立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至于说地方司祭能同这些穿农民短装的审问官不发生关系，大司祭，您最好不要在报刊上说这种话了。［注：斯塔霍维奇先生在反驳正式修正时写道：“我不知道兄弟会的正式报告中说了些什么，但可以断定，佩列韦尔泽夫司祭在代表大会上讲述了一切详情，并说明民事部门已知道了〈原文如此！！！〉这一判决的情况，对我亲自提出的问题：那神父知道不知道呢？——他回答说，也知道。”无需再作解释了。］真让人好笑！当然，“地方司祭”从来没有“同意”用酷刑惩治犯罪行为，正如神圣的宗教裁判所从不亲自惩治而是假手于世俗的政权，从不杀人见血而只是施用火刑一样。
　　第二个事实：
　　这个反驳真是无与伦比！随便交换意见时脱口而出！这倒也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官方人士正式说出的话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既然说这些“心里”话的神父是“最受尊敬的传教牧长之一”，那这些话就更有意义了。“上帝开恩被流放到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去了”——这些漂亮的话决不比都主教菲拉列特根据圣经为农奴制所作的辩护逊色。
　　再说，既然已经提到了菲拉列特，如果不谈一下1901年《信仰和理智》[131]杂志［注：在此我们要向寄给我们该杂志的单行本的来信者致谢。我国的统治阶级常常不惜以本来面目出现在监狱的、教会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专门刊物上。我们革命者早就该着手系统地利用这个政治教育的“丰富宝库”了。］所刊载的“自由主义学者”给哈尔科夫大主教至圣的阿姆夫罗西的信，那就不公正了。作者的署名是“前僧侣荣誉公民耶罗尼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辑部大概是对他的“高深学问”望而生畏，而给他取了个绰号“自由主义学者〈！〉”。我们仅转载这封信的几段话，这封信再三地向我们指出，政治思想和政治抗议正无形地渗透到有时无法预料的广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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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贵族代表的演说，就我们所知，我国报刊没有登载。还在8月间，一位编辑部不认识的来信者就把这篇胶印的演说稿寄给了我们，上面用铅笔标明：《一位县贵族代表在讨论大学生事件的贵族代表私人会议上的演说》。现将这篇演说全文刊载如下：
　　对这篇演说不需多加解释了。发表这篇演说的显然也是一个还相当“乐观的”俄国贵族，这个贵族不知是由于喜欢空谈，还是由于自私自利，对“现存制度”的“平和的文化的发展”极为崇拜，而对“革命家”却感到气愤，把他们和“蛊惑者”混为一谈。但是，如果仔细地看看，就会发现，这种气愤近似于老人（所谓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见解）的唠叨抱怨，而老人大概总是愿意承认他所抱怨的东西中也有好的因素。在说到“现存制度”时，他不得不附带说明：“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他对“官僚独裁”的混乱现象，对“一切个性和尊严受到经常不断的、长期的迫害”心中早已愤愤不平，他不能不认为，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是来自行政当局，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承认面临全国的灾难而“袖手旁观”是有失体面的。诚然，“人民大众”‘单方面”对大学生所表示的同情仍旧使他感到惊恐，他那贵族的脆弱的头脑似乎感觉到有“蛊惑人心”的危险，也许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危险（让我们以坦率来回敬他的坦率吧！）。但是，对这位极端厌恶俄国的恶劣的官场作风的贵族代表，如果用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来检验他的观点和感情，那就不明智了。我们用不着耍手腕，无论对他或者是对其他任何人；例如，当某个俄国地主激烈攻击对工厂工人的非法剥削及压榨时，我们一定会顺便对他说：“老兄，你还不如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吧！”我们一分钟也不会对他隐瞒，我们现在站在而且将来还是站在对现代社会的“业主”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但决定政治力量配置的不仅是最终目的，而且是最近目的，不仅是一般观点，而且是直接的实践必要性的压力。凡是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文化的发展”和“官僚独裁的压迫制度”之间的矛盾的人，迟早总会从生活本身中得出结论：不消灭专制制度，就不能消灭这种矛盾。作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一定会帮助——他会有怨言，但还是会帮助——那个善于调动威慑（不仅这个党这样看，而且所有一切人都这样看）力量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党。要成为这样的政党，我们再说一遍，社会民主党就应该清除一切机会主义的污垢，在革命理论的旗帜下，依靠最革命的阶级，在所有的居民阶级中进行鼓动和组织活动！
　　在向贵族代表们告别时，我们要对他们说：再见吧，我们明天的同盟者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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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0]这一篇评论曾以《同饥民作斗争》为题出过两版单行本。第1版是作为《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的抽印本出的；第2版是由基什尼奥夫的火星报秘密印刷所刊印的，印数为3000册。——268。
　　[111]“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出典于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中的《凯撒传》。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47年在小亚细亚的吉拉城下一举全歼了帕尔纳凯斯的军队后，踌躇满志地用拉丁文写了三个音节简短、音韵相同的词：Veni，vidi，vici（“我来了，看了看，战胜了”），向他的友人报捷。
　　列宁把奥博连斯基公爵同凯撒相比，含有讽刺意味。——269。
　　[112]“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总管》。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是一个道貌岸然、举止文雅、不露声色地处罚下人的“文明”地主。有一天招待客人，他发现仆人费多尔没有把酒烫热，就镇静自若地按铃叫来另一个仆人，低声吩咐：“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意即把费多尔拖进马厩鞭笞一顿。——271。
　　[113]实际上，辛菲罗波尔通讯（关于“五一”游行示威）载于《火星报》第7号，库尔斯克通讯（《对彼得堡三月事件的反应和学生与农民中的风潮》）载于《火星报》第8号。——275。
　　[114]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
　　这句话里的“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出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另一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是作者虚构的愚人城的市长瓦西里斯克·鲍罗达夫金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中宣扬所有市长对市长的权利与义务等应思想一致，在治理万民的手段方面不存分歧，以免百姓人等妄生侥幸之心。——277。
　　[115]指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向1901年8月29日开幕的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提出的报告。1901年8月29日《萨拉托夫日志》第187号报道了报告的内容。列宁在这里转述了报告的某些论点。——278。
　　[116]《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Приаэовский　Край》）为俄国报纸（日报），1892—1916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它的前身是1889—1891年出版的《顿河原野报》。——280。
　　[117]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281。
　　[118]指省级地方机关编制的档案材料，其中记载着往西伯利亚流放的犯人的详细情况。——284。
　　[119]斯拉夫主义者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农奴制度发生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社会思想派别，代表人物有阿·斯·霍米亚科夫、伊·瓦·和彼·瓦·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伊·谢·和康·谢·阿克萨科夫兄弟、尤·费·萨马林等。斯拉夫主义者提出所谓俄国历史发展有其不同于西欧的特殊道路的理论，并说唯独斯拉夫人才具有的村社制度和正教是这一道路的基础。斯拉夫主义者还认为俄国的历史发展会排除革命变革的可能，因而他们不仅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而且对西欧的革命运动都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斯拉夫主义者主张保持专制制度，认为君主应重视舆论，建议召开由社会各阶层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杜马），但是反对制定宪法和对专制制度加以形式上的限制。在农民问题上，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农民在人身方面得到解放和通过向地主交纳赎金的办法把土地分配给村社。在准备1861年改革的过程中，斯拉夫主义者同西欧派接近起来，加入了统一的自由主义阵营。——288。
　　[120]指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一书。该书于1893年在彼得堡出版。——290。
　　[12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291。
　　[122]高等法院是沙皇政府在1864年司法改革以后建立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渎职案件、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以及特别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沙皇根据司法大臣的推荐任命。在俄国的几个省内设有高等法院。——293。
　　[123]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的主人公。他是一个九等文官，成年累月地抄写公文，收入微薄，一生含垢忍辱，对一切都逆来顺受。——294。
　　[124]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94。
　　[125]指1890年6月12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的俄国《省县地方自治机关条例》。——295。
　　[126]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296。
　　[127]《传教士评论》杂志（《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е　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宗教界的神学杂志（月刊），1896—1898年在基辅、1899—1916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兼出版者是瓦·米·斯克沃尔佐夫。该杂志纠集了最反动的宗教界人士，攻击脱离了正宗教会的各教派的信徒。——302。
　　[128]分裂派也称旧教派、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国正教分裂出来的教派，1906年以前受沙皇政府的迫害。——303。
　　[129]《奥廖尔通报》（《Ор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温和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876—1918年在奥廖尔出版。——303。
　　[130]史敦达派是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一个教派。该教派是在新教影响下产生的，后来同浸礼教派合并。——305。
　　[131]《信仰和理智》杂志（《Вера　и　Раэум》）是哈尔科夫神学校的神学哲学杂志，1884—1916年出版，每月出两期。该杂志持极端反动的立场，疯狂反对民主运动和进步思想。——305。
　　[132]自由言论是俄国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出版社。该社曾在国外出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的列·尼·托尔斯泰的著作和反对沙皇政府迫害教派信徒的小册子，并于1899—1901年在瑞士出版《自由思想》杂志，1901—1905年在英国出版《自由言论》杂志。——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