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九　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德国农村人口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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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
德国农村人口的经济地位

　　我们十分详细地研究了役畜的资料，因为只有这些资料（除了我们上面分析过的有关机器的资料以外）能使我们看到所谓农户的内部情况，它的设备和它的经营情况。其他一切资料，如土地数量的资料（我们已经引用过了）和牲畜数量的资料（我们马上就要引用），只是从外部描述了农户的情况，把明明存在的差别抹杀了，因为各类农户的土地管理情况以及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牲畜的质量和牲畜的生产率都是各不相同的。尽管这些差别的存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在作笼统的统计时通常都忘掉这一点，只有关于机器和役畜的资料，才使我们多少能看出这种差别，了解到这种差别（总的说来）究竟表明谁的优势。如果大农户使用得较多的是统计中仅仅提到的那些特别复杂和贵重的机器，那么很明显，统计没有提到的其他一切农具（犁、耙、大车等等），在大农户中，质量也一定更高，每个农户配备的也一定更齐全，利用得也一定更充分（因为农户规模较大）。耕畜的情况也是如此。小业主为了抵制大农户的这种优势，必然要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在生存竞争中，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小农具有这些品质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必然具备的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追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现代“批评家”）却把这种情形誉为节俭、吃苦耐劳的美德等等（参看黑希特和布尔加柯夫的著作），并把这一切归功于农民。社会党人却把这种情形叫作过度劳动（Ueberarbeit）和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把这一切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尽力擦亮农民的眼睛，让他们识破那些把低下的社会地位誉为美德，力图使它万古长存的马尼洛夫式的言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882年和1895年德国各类农民牲畜分配情况的资料。下面是这些资料的主要总结数字：


　　可见，大农户的牲畜在牲畜总数中的比重减少了，中等农户牲畜的比重增加得最多。虽然关于牲畜总数的资料是按价值计算的，但是我们还是讲牲畜的总头数，因为统计人假设各类农户每头牲畜的价值都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关于牲畜价值的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各种牲畜加在一起（把各种牲畜折合成大牲畜，也能获得同样结果。不过这样就需要我们重作计算，但这对结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改变）。这些资料是根据耕畜的数量来说明全部耕畜的分配情况，而不是根据耕畜的实际价值。大业主的牲畜比小业主的好，而且一定会比小业主的牲畜有更大的改良（根据农具的改良来判断），因此，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大农户的实际优势。
　　在谈到某几种牲畜时，应当指出，大农户牲畜的比重的减少，完全是由于商业性牧羊业的衰落。从1882年到1895年，绵羊的数目从2110万只减少到1260万只，即减少850万只，其中拥有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减少了700万只。大家知道，乳品畜牧业和肉品畜牧业是德国的商业性畜牧业中最发达的部门。因此我们引用了关于牛和猪的资料，结果发现，在这两个畜牧业部门中大农户（100公顷以上）发展得最快：大农户的牛猪在牛猪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这一事实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由于畜牧户的规模往往比农业户的规模小，因此，发展得更快的不是大资本主义农户，而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这是可以想见的。总的结论（关于牲畜的数量，而不是关于牲畜的质量）应当是：大业主由于商业性牧羊业的急剧衰落遭受的损失最大，他们没有能够完全弥补这种损失，而只是用大量增殖牛猪（同中小农户相比）的办法减轻了这种损失。
　　谈到乳品畜牧业，我们不能忽略德国统计中提供的那些十分有益的、据我们所知尚未被人利用的有关资料。但是这已牵涉到加工业和农业结合这个总的问题。由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事实又作了惊人的歪曲，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谈一谈。大家知道，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是农业中独特的资本主义进步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就说过：“在我看来，这种结合的意义被考茨基夸大得过分了，如果拿统计资料来看一下，以这种方式同工业联系起来的土地，其数量是微乎其微的。”（第3期第32页）论据非常牵强，这种结合的技术进步性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敢否认的，但是对于代表达一进步的究竟是大生产还是小生产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他干脆避而不谈。然而统计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切的回答，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只好在自己的著作中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花招来。他引用了兼营这种或那种加工业的农户（所有的农户，而不是各类农户！）的百分数，并且指出：“不应该认为兼营加工业的主要是大农户。”（第2卷第116页）恰恰相反，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正是应该这样认为。您的图表（没有提供兼营加工业的农户在同类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只能转移那些外行的或粗心的读者的视线。为了避免满篇都是数字，我们把兼营制糖厂、酿酒厂、淀粉厂、啤酒厂和磨坊的各类农户的数字计算在一起（从而也提供了农业和各种加工业结合的数字），得出如下的图表：


　　可见，在小农户中兼营加工业的农户的百分比很小，只有在大农户中百分比才比较大（在大地产中百分数特别大，它们半数以上都得到兼营的好处）。只要把这一事实同前面引用过的关于机器和役畜的资料比较一下，读者就会明白，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述名言是多么荒谬绝伦。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大农户是经济进步的代表者，小农户是经济退步的代表者”这一说法，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空想”（第2卷第260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绝大多数（甜菜和酿酒用马铃薯）是小农户生产的。”
　　正好相反，恰恰是大农户生产的：


　　这就是说，种植甜菜和加工业用马铃薯的农户的百分数，在小农户中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大农户中却相当可观，在大地产中尤其可观。绝大多数的甜菜，按播种面积来说，有83．7％是大农户生产的。［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关于加工业的论断的彻底……失败，是那样奇怪，以致我们不禁要问：布尔加柯夫先生所以失败，是不是因为他在摘录德国调查的图表时没有注意到，图表中所提供的兼营加工业的农户的百分数根本不是在同类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一方面，很难设想在一位严峻的学者的“研究著作”中竟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和武断的结论）。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图表同调查的图表（第40★页和第41★页）竟完全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哎，这些“严峻的学者”啊！］
　　关于“大农户”在牛奶业中所占的“比重”，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同样根本没有弄清楚（第2卷第117页），而商业性畜牧业的这一部门是全欧洲发展得特别快的一个部门，它同样是农业进步的一个标志。下面就是向城市销售牛奶和乳制品的农户的数字：

　　［注：① 我们列出这一栏，是想让读者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手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引用的就是这一栏（引自调查材料）！］

　　由此可见，大农户在这里也是领先：农户愈大，参加乳品商业的农村业主所占的百分比就愈高，而大地产所占的百分比最高（“大地产的退化”）。例如，向城市销售牛奶的大农户（100公顷以上）要比中等农户（5—20公顷）多一倍以上（3．4％和1．5％）。
　　大农户（按土地面积来说）也经营规模很大的牛奶业，这一点从每户平均拥有的奶牛头数就可以看出：100公顷土地以上的农户每户平均达36头，大地产竟达87头。明显的资本主义农户（20公顷以上）虽然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很小（5．52％），在向城市销售牛奶的农户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15．6％），但是供应城市牛奶的全部奶牛有41．5％集中在这类农户手中。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和商业性畜牧业的这一部门的资本主义积聚，是无可怀疑的了。
　　但是按土地面积划分农户类别的资料，还远远不能充分说明牛奶业的积聚。可以想象得到，一些农户土地面积相等但牲畜特别是产乳牲畜数量却不相等，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而且必然会有。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牛的总头数和供应城市牛奶的奶牛总头数在各类农户中的分布情况。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境况最坏的恰恰是中等农民农户，这类农户只把自己的极小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这是牛奶业中最盈利的部门）。与此相反，大农户的境况却非常有利，它们把自己的较大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注：这种差别决不能拿犍牛在牛的总数中所占比例大小不等这一点来解释，因为大农户的犍牛（至少用来耕作的犍牛是如此）在牛的总数中占的百分比，比中等农户要大。］但是境况更有利的是最小的业主，他们把自己的极大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可见，在这类农户中，已经兴办起一些专门的“牛奶”场，它们把农业置于次要地位，或者甚至根本不从事农业（在这类农户中有8998户向城市销售牛奶，其中有471户根本没有耕地，这些业主共有5344头奶牛，平均每户11．3头）。如果我们使用德国统计资料，把拥有一两头奶牛的农户划分出来，就能得出一份十分有趣的资料，可以看出在耕地面积相同的农户类别中，牛奶业积聚的情况。

　　［注：② 1公亩等于1/100公顷。——编者注］

　　在拥有极少量耕地的农户（0—1/2公顷）当中，我们看到牛奶业高度积聚的情况，其中为数不足一半的业主（1944户中占850户），几乎集中了该类农户奶牛总数的9/10（11255头中占9789头），平均每户有11．5头。这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小”业主，而是一些年周转额大概（特别是那些邻近大城市的业主）可达到几千马克的业主，这些人不使用雇佣工人恐怕是不行的。城市的迅速发展使这种“牛奶场主”的人数不断增加，因而必然会有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物，拿个别小农因经营牛奶业和烟草业等等而“出人头地”的例子，来安慰受贫困压迫的广大小农群众。
　　我们看到，在1/2—2公顷这类农户中，为数不足五分之一的业主（7054户中占1200户）竟集中了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的奶牛（13773头中占5367头）；在2—5公顷这类农户中，不足半数的农户（11049户中占4690户）集中了占总数五分之三以上的奶牛（30275头中占19419头），等等，遗憾的是，根据德国的统计不可能把拥有更多奶牛的农户类别划分出来。［注：确切些说，靠德国统计资料，不可能整理出这方面的材料，因为调查的写作者们是分别搜集每个农户的材料的（根据农村业主填写的调查表）。顺便说一下，分别搜集每个农户材料的做法，使德国的农业统计胜过法国的统计，也许还胜过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这套方法不仅可以按土地面积，而且可以按牛奶业的规模、机器使用情况、加工业发展程度等等来划分出各种类型的农户。为此只要把统计资料更加仔细地整理一下就行了。这就是说，第一，不是根据一种标志（土地面积），而是根据几种标志（机器数量、牲畜头数、特种作物面积等等）来划分农户类别；第二，综合各种不同的分类，例如，把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再按牲畜头数等等划分出一些更小的类别。俄国地方自治局的农民经济统计[88]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从材料的广泛充实、划一确切以及整理和发表的速度来看，德国官方的统计比俄国官方的统计好，但是从个别资料完备和整理的细致来看，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却比欧洲的局部调查和考察好。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早就采取了挨户调查的办法，列出各种的分类图表和我们所提到的综合图表。欧洲人如果能深入了解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统计的进步。］但是，就是前面所引的资料也完全证实了下面这个一般性结论：资本主义农业的积聚程度实际上比我们仅仅根据土地面积一种统计材料所能想象的要高得多。这种统计把两种农户混在一起了，一种按其土地面积和谷物生产规模说来是小农户，另一种按其乳品或肉品畜牧业、葡萄种植业、烟草业和蔬菜业等等的规模说来是大农户。当然，同谷物生产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部门都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因此，即使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得出的大量结论也是完全有意义的。但是，第一，商业性农业的若干特殊部门恰恰在欧洲发展得特别迅速，特别具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特点；第二，在谈到个别例子或个别地区时，人们往往忘掉了上述情况，这就为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人作了示范表演的市侩辩护术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拿烟草业的业主作例子，这些业主按其总的经营面积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农”，但是按其烟草业的规模来说，却根本不是什么“小”业主，而且我们只要专门看一下烟草业的资料，就会看到，在这里也有了资本主义的积聚。例如，据1898年的统计，整个德国有139000户烟农，植烟面积为17600公顷，但是其中88000户，即占139000户的63％，一共拥有不到3300公顷土地，只占植烟总面积的1/5，而其余的4/5都集中在37％的业主手中。［注：《19世纪末的德国国民经济》1900年柏林版第60页。这是根据税务机关十分粗糙的统计材料算出的数字。至于俄国，我们有一份波尔塔瓦省三个县的烟草业分布情况的资料：种植烟草的农户共25089户，其中有3015户（不到1/8）在146774俄亩的粮食播种面积中占74565俄亩，即占一半以上，它们在6844俄亩的植烟面积中，占3239俄亩，即将近一半。如果按烟草种植园的规模把这些农户加以分类，就会看到，有324个农户（总共是25089户）各有2俄亩以上的植烟土地，它们在6844俄亩中共占2360俄亩。这都是一些大的种烟资本家，他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是人们常有所闻的。拥有半俄亩以上植烟土地的农户总共有2773户（略多于1/10），但是它们在6844俄亩植烟土地中却占了4145俄亩。见《俄国烟草业概况》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和第3编。］
　　葡萄种植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总的说来，一个“中等”葡萄园的面积，例如在德国，是很小的，只有0．36公顷（344850个业主共有126109公顷葡萄园地）。但是葡萄种植者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49％的葡萄种植者（有20公亩以下的葡萄园）只占有全部葡萄园地的13％，30％的“中等”业主（有20—50公亩）占26％，20％的大业主（有1/2公顷以上）占61％，即占五分之三以上［注：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国，葡萄种植业发展得更迅猛得多（达到1800500公顷），葡萄园的集中程度也就高得多。但是这一点只能根据有关土地面积的一般统计资料加以判断，因为法国的材料不是按户统计的，无法知道葡萄园主的数字。在德国，有1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拥有12．83％的葡萄园地，在法国是57．02％。］。商业性蔬菜业（Kunst-undHandelsgartnerei）的积聚程度还要高得多。随着大城市、大火车站和工业区等等的增多，蔬菜业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迅速发展起来了。据1895年的统计，德国有32540户经营商业性菜园，共有23570公顷菜园地，平均每户不到1公顷。但是其中半数以上的土地（51．39％）集中在1932户业主的手中，即集中在只占总数5．94％的菜园主手中。这些大业主究竟有多少菜园地和其他农业用地，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得很清楚：1441户拥有2—5公顷菜园地的业主，平均每户有菜园地2．76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平均共有109．6公顷；491户拥有5公顷以上菜园地的业主，每户平均有菜园地16．54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平均共有134．7公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牛奶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协作的意义问题。赫茨把这种协作推崇为祛除资本主义的万应灵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这种协作（第21页，俄译本第62页；第89页，俄译本第214页）。虔诚地膜拜新上帝而照例叩破额头的切尔诺夫先生，竟编造出一套借助协作来实现“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的谬论。这种了不起的发现究竟有什么理论意义，我们下面再作简要的说明。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协作的崇拜者，总是喜欢谈论借助协作“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见上面的例子）。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借助协作究竟取得了什么实际成就。德国统计机关在1895年的农户和职业调查中，登记下了所有参加乳制品销售协作社（Molke-reigenossenschaftenundSammelmolkereien）的农户，以及每个业主用来提供销售的乳制品的奶牛头数。据我们所知，这恐怕是唯一的一份内容丰富的资料。它们不仅确切地说明了各类业主参加协作社的情况，而且还（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了所谓入社的经济规模，即每户投入协作社的那一部分经济的规模（生产供协作社销售的乳制品的奶牛头数）。现在把这些资料摘引在下面。这些资料按照业主土地面积的多少，把他们分为五类。

　　［注：① 布尔加柯夫先生声明说：“在这里，可从下列数字中看出大农户的比重”（第2卷第117页），并且仅只引用了这些数字，但这些数字说明不了“大农户的比重”，而是掩盖了“大农户的比重”（因为没有同其他数字的比较）。］

　　可见，小农参加协作社的为数甚少——3—5％，就是说，这个数字看来甚至比最低的资本主义农户的比重小。相反，明显的大资本主义农户参加协作社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等农户高出2—6倍。而大地产参加协作社的却最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奥地利的伏罗希洛夫——赫茨幼稚到什么程度，他在驳斥考茨基时说：“包括最大的一些协作社在内的德国农业收购联合社（Bezug-svereinigung）有105万个农村业主参加”（第112页；俄译本第267页，黑体是赫茨用的），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不仅大业主（土地超过20公顷的业主共有306000个），而且农民也参加了协作社！赫茨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假设（所有大业主都参加了协作社！），他就会看到，要是大业主全部参加协作社，那就是说，其他各类农户参加协作社的比重就很小了，这正好完全证实了考茨基关于大农户在协作组织方面也比小农户占优势的结论。
　　但是，更有趣的是关于生产供协作社销售的乳产品的奶牛头数的资料：这种奶牛绝大部分，差不多有四分之三（72％）属于经营资本主义牛奶场的大业主，每户平均有10头、40头、甚至80头（在大地产中）奶牛。现在请听听赫茨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敢肯定，协作社恰恰给小业主和最小的业主带来了最大的好处……”（第112页；俄译本第269页，黑体是赫茨用的）天下的伏罗希洛夫都一模一样，俄国的也好，奥地利的也好，都是如此。如果伏罗希洛夫拍着胸脯，加重语气地说：“我们敢肯定”如何如何，那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肯定的恰恰是不存在的东西。
　　在我们结束对德国农业统计资料的考察时，让我们看一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按经济地位分类的概况。当然，我们只是考察真正的农业（即德国统计代号的A1，而不是A1—6，也就是说，不把渔民、伐木者、猎人同农民计算在一起），再就是要研究一下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的材料。德国统计把这部分人口分为三大类：（a）独立户（即私有主、租地者等等）；（b）职员户（总管、领班、监工、办事员等等）；（c）工人户，最后这一类又分为四小类：（c¹）“在父亲或兄长等户主的农场中工作的家庭成员”。换句话说，这是本户工人，他们不同于属于（c）类其余3小类的雇佣工人。因此，在研究人口的社会成分（及其资本主义演进情况）时，显然不应当象往常那样，把这些本户劳力同雇佣工人归为一类，而应当把他们同业主（a）划为一类，因为这些本户劳力实质上也是占有者，是享有继承权等等的业主家庭成员。下一个小类（c²）男女农业雇工（KnechteundMagde）；（c³）“农业日工或其他工人（羊倌、牧工），他们自己拥有土地或租有土地”。这就是说，这一类是业主兼雇佣工人，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的类别，必须单独划分出来。最后，（c⁴）“同前，但自己没有土地，也不租别人土地”。这样，我们就得出三个基本类别Ｉ．业主——土地占有者和业主家庭成员；II．业主——土地占有者兼雇佣工人；III．没有土地的雇佣工人（职员、雇工和日工）。下面就是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村人口［注：我们指的只是“积极”人口（这是按法语的说法；按德语的说法是“erwerbstha-tige”），即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包括仆役和那些不是经常参加农业劳动的家庭成员。俄国的社会调查太不发达，以至连表达“active”、“erwerbstha-tig”、“occupied”这一概念的专门术语还没有创造出来。扬松在整理有关彼得堡居民职业的资料（《1890年圣彼得堡调查》）时，使用了“独立的”这一术语，但是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因为所谓“独立的”，一般都指的业主，这样一来，就把是否参加行业（广义的行业）活动，同人们在某一行业中的地位（业主兼工人）混淆起来了。也许可以用“生产人口”这一术语。但是这也不确切，因为，拿军人、食利者等等阶级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生产人口”。也许，用“从业”人口这一术语较为恰当，它可以表示参加某一种“行业”（＝有收入的）活动的人口，以别于那些依靠“从业人员”生活的人。］按这三类划分的情况：


　　这样，整个积极人口减少了，虽然减少得不多。我们看到，在这中间有地的人口（I+II）减少了，无地的人口（III）却增多了。这就清楚地表明，农村人口尤其是小土地占有者遭到剥夺的过程正在发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一小块土地的雇佣工人是归入最小的业主之列的。其次，在土地占有者中间，业主兼工人在减少，业主在增多。因此，我们看到，中等类别在消失，两极在增多，即中间的类别在消失，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日益尖锐化。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被剥夺的人在增加，土地占有者在减少。在业主中间，直接占有企业的人在增加，在户主的企业中工作的人在减少。（后一种情形大概同下述事实有关：农民家庭的劳动成员多半得不到户主的任何报酬，因此他们特别愿意往城市里跑。）
　　如果研究一下以农业为副业的人口的材料，我们就会看到，这部分人口（积极的或从业的）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即增加了434000人，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业主家庭的劳动成员，这些人增加了397000人（从664000人增加到1061000人）。业主人数增加了40000人（从2120000增加到2160000）。有地工人增加了51000人（从9000人增加到60000人）。无地工人减少了54000人（从351000减少到297000）。在13年中，从664000人增加到1061000人，即增长了59．8％，这样巨大的增长再一次证明无产阶级化的增长；那些只把农业当作副业的农民，农民家庭成员的人数增长了。我们知道，这些人的主要职业首先是雇佣劳动（其次才是小商业、手工业等等）。如果把农民家庭中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劳动成员和只以农业为副业的劳动成员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1882年总共为2559000人；1895年为2960000人。这一增长很容易给错误的解释和辩护性的结论提供借口，尤其在雇佣工人总的来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其实，这一总数的增长，是由于农民家庭中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成员减少了，而以农业为副业的成员却增多了，后者在1882年只占农民家庭劳动成员总数的21．7％，而在1895年已达到35．8％。这样，关于全部农业人口的统计十分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出两个无产阶级化过程，也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所指出的，而机会主义批评家用千篇一律的词句力图加以否认的两个无产阶级化过程：一方面，农民日益丧失土地，农村人口不断遭到剥夺，他们不是往城市里跑，便是从有地的工人变为无地的工人；另一方面，农民的“副业”发展了，也就是说，农业和工业结合的现象增多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步，这势必引起贫困的剧烈增长（延长工作日、饮食恶化等等）。如果只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立的：无地的工人增加了，农民－土地占有者家庭的劳动成员也增加了。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或者忽略其中的一个过程，都容易犯极大的错误，布尔加柯夫的著作正是集这种错误之大成。[89]最后，职业统计还向我们表明，职员人数也有显著的增加［注：关于这一事实，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说了一句平淡无奇的俏皮话：“军队在减少，军官的数目却在增加。”这种对大生产劳动组织的见解是多么简单化啊！］：从47000人增加到77000人，即增加了63．8％。在无产阶级化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增长了，这就需要有职员，而且机器使用得愈多，加工业愈发达，需要的职员也就愈多。
　　可见，以“详细探讨”自吹自擂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德国的统计材料。在职业统计中，他只是指出了无地工人的增加和有地工人的减少，以为这就是“农业劳动组织发生变化”的标志（第2卷第106页）。而德国整个农业劳动组织的这一变化，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不可理解的现象，同农业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和整个演进毫无联系。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相反，德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大生产的进步。关于机器使用情况、有役畜农户的百分比、役畜的质量、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牛奶业的发展等等资料，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大生产取得这一进步的同时，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被剥夺的过程进一步发展，小农户和以副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愈来愈多，中等农民愈来愈贫困，他们的经营条件恶化得最厉害（无马户和用牝牛耕作的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最多），因此他们的整个生活条件和土地的管理质量也降低得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