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七　巴登农民经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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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巴登农民经济调查

　　赫茨写道：“在巴登37个村社的调查中，有许多详细而有趣的评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引述。这些评论大部分同上面提到的相似：有可取的，同时还有不可取的和无所谓的，但是在整整3卷的调查材料中，任何一份详细的支出预算，都不能使人得出‘吃不饱’（Unterkonsumption）和‘肮脏的、有失体面的贫困’的结论，等等。”（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上面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赫茨的这些话，照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正是他所援引的巴登的调查，最确凿地证明了小农的“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赫茨歪曲事实的做法同他笼统地评论“农民”的手法有密切的联系，从前，俄国民粹派惯用这种手法，现在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在土地问题上也来玩弄这种手法了。在西欧，“农民”这个概念比在我国更含糊（没有显著的等级标志），“一般性”评论和结论只能掩盖少数人相对的“富裕”（或至少是不挨饿）和多数人的贫困，这就为各种各样的辩护士大开方便之门。巴登的调查恰恰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各个农民类别，这是主张“详细探讨”的赫茨所不愿意看到的。从37个典型的村社中，又选出了典型的大农（Grossbauer）户、中等农户、小农户以及日工户，总共有70个农民农户（31个大农户，21个中等农户，18个小农户），和17个日工户，对这些农户的收支都作了极详细的调查。我们不可能把这批资料全部加工整理，但是只要举出下面这些主要的结果，就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大农户、（二）中等农户和（三）小农户的一般经济类型的资料（引自附录六：《进行调查的各村社收益计算结果一览》，同时我们把表中关于大农、中等农民和小农的资料分别列出）。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地产：（一）33．34公顷；（二）13．5公顷；（三）6．96公顷。对于巴登这样一个地产较小的地区说来，这些数字是比较高的，如果把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中10个拥有特大地产的农户（小农户也有43公顷，大农户竟达170公顷！）除掉，就能得出更符合巴登情况的数字：（一）17．8公顷；（二）10．0公顷；（三）4．25公顷。家庭人口：（一）6．4人；（二）5．8人；（三）5．9人（这里以及以下凡是未加说明的资料都是指所有的70户）。可见，大农的家庭要大得多，但是雇佣劳动在那里还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70户农民中，有54户使用雇佣劳动，即占农户总数3/4强，其中：大农户是29户（总户数是31户），中等农户是15户（总户数是21户），小农户是10户（总户数是18户）。由此可见，有93％的大农非雇用工人不可，而需要雇工的小农有55％。现在流行着一种认为雇佣劳动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没有多大意义的见解（“批评家们”竟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上述数字对于检验这一见解，是颇有益处的。在大农中间（它们的地产是18公顷，被划入5—20公顷这一类。这类农户在一切笼统评论中，都算作真正的农民农户），我们可以看到纯粹资本主义的农户：24个农户有71个雇工，几乎每户有3个雇工，此外27个业主一共雇了4347个工作日的日工（每个业主平均161个工作日）。威武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拿慕尼黑近郊大农“进步”的例子来驳斥关于资本主义使农民地位每况愈下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现在请把上述数字同慕尼黑近郊大农的地产规模比较一下吧！
　　中等农民的情况是：8个农户共有12个雇工，14个农户共雇956个工作日的日工。小农的情况是：2个农户共有2个雇工，9个农户共雇543个工作日的日工。半数小农有两个月（543∶9＝60日），即在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季节里，必须使用雇佣劳动（这些小农的地产规模虽然大些，但是他们的生产规模却比切尔诺夫、大卫、赫茨先生之流为之感动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人的生产规模小得多）。
　　经营的结果如下：31户大农的纯利润是21329马克，亏空是2113马克，这就是说，利润总共是19216马克，即每户平均619．9马克（除掉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的5个农户，则为523．5马克），中等农户的相应数目是243．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272．2马克），小农是35．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37．1马克）。可见，小农确实勉勉强强才能做到收支相抵，而且还要靠削减消费才办得到。调查提供了（《调查》第4卷第138页的《结果》）各个农户最主要产品的消费量。我们把上述各类农民平均消费量的材料引在下面：


　　威武的赫茨从这些数字中，既“没有发现”吃不饱，也“没有发现”贫困！我们看到，小农的消费比大农、中等农民要少得多，他们的衣食比日工好不了多少。例如，小农食用的肉比中等农民少三分之一，比大农几乎少二分之一。这些资料再一次证明，笼统评论的方法是多么无用，无视生活水平高低所算出的收益是多么虚假。我们单从上表最后两栏（为了避免把食品折合成货币的复杂计算），就可以看出，不仅小农甚至连中等农民的所谓“纯利润”也完全是虚假现象。只有象黑希特和克拉夫基这类地道的资产者，只有象我国批评家这类地道的伏罗希洛夫之流，才会玩弄这种虚假的勾当。其实，假定小农用钱购买物品的支出同中等农民相等，那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100马克，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亏空。假如中等农民的支出同大农相等，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220马克，假如他们不在吃的方面“克制”自己，同样会出现亏空。［注：切尔诺夫先生“反驳说”：难道大业主在吃的方面和其他支出方面，不是更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日工吗？（1900年《俄国财富》第8期第212页）这种反驳是袭用了陈旧的克里文柯－沃龙佐夫手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即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论据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谁说大生产优越不仅表现在技术上，而且表现在改善工人状况（即使是大体上好一些）方面，谁就遭到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说这种话。他们只是揭露那种以笼统评论繁荣（切尔诺夫先生论黑希特），或者以计算“收益”时抹杀消费缩减来掩盖小农状况的虚伪手法。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极力掩盖这种状况，不可能不支持关于工人可以成为“业主”、小“业主”可以得到很高收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揭穿这种谎言，告诉小农：他们若不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没有生路的。］不言而喻，小农消费的减少是同牲畜饲料的恶化以及土地生产力的不能充分恢复（有时简直是滥用土地）有密切的关系，难道这一事实不是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论点吗？马克思说：“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然而在现代的批评家看来，这段话却是不值一提的。
　　我们还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巴登调查的另一歪曲（批评家们总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歪曲了某一资料的这一方面，另一个则歪曲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引用巴登调查，看来他似乎很熟悉这些材料。但是他却干出下面这样的事来，在第2卷第271页上的引言里他这样写道：“认为农民的债务特别多，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这一见解，是文献中编造有关农民经济的神话时所遵循的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只有最小的、尚未稳固的所有者（Tagelohnerstellen）才债台高筑。例如，施普伦格尔对浩繁的巴登调查材料曾这样谈到他的一般印象〈他在注释里引用了这份调查〉：‘……在所调查的许多地区中只有日工和小农的债务比较多，但就在这些地区，大多数的负债情况也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第272页）真是咄咄怪事！一方面直接引用调查材料，一方面又只是搬出某个施普伦格尔所写的关于调查材料的“一般印象”。而施普伦格尔好象故意在撒谎（至少，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的那一段是如此，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施普伦格尔的著作）。调查的作者肯定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小农地产的债务达到了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肯定地指出：从负债这方面来看，小农的境况不仅比大农和中等农民坏（这一点施普伦格尔也提到了），而且比日工还要坏。
　　总之，应当看到，巴登调查的作者肯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大农户所能负担的债务的限度（即以不致引起破产为限度）比小农户要大一些。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有关大、中、小农的经营效果的统计资料，这一点就用不着再作特别的说明了。调查的作者认为大农户以及中等农户所能负担的、保险的（ｕｎｂｅｄｅｎｋ－ｌｉｃｈ）债务，可以相当于土地价值的40—70％，平均是55％。关于小农户（他们把拥有4—7公顷耕地或2—4公顷葡萄园与商业性作物园地者，都算作小农户），他们认为：“债务的限度……不能超过地产价值的30％，否则就不能充分保证按期支付利息和归还债款。”（第4卷第66页）在所调查的各个村社中（除了那些特定继承制[85]还在起作用的村社，如乌纳丁根和诺伊基尔希），负债的百分比（同地产的估计价值的比例）同农户的大小正好成反比。例如，在迪特瓦尔村社，土地在1/4公顷以下的农户负债的百分比是180．65％，1—2公顷的农户是73．07％，2—5公顷的农户是45．73％，5—10公顷的农户是25．34％，10—20公顷的农户是3．02％。（同上，第89—90页）但是光有负债的数字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于是调查的作者就作出结论说：
　　“可见，上面的数字材料证实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见解，即介于日工和中等农民之间〈处于中间〉的农民田庄所有者〈在农村里，通常称这类农村业主为“中间等级”——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ｎｄ〉，同地产比他们更多或更少〈原文如此！〉的农户相比，境况往往要更困难一些，它们虽然可以负担得了适当数量的债务，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有经常的副业（做日工等等）来增加收入，因此，即使负债不多，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还清债务……”至于日工，“由于他们有比较经常的副业，他们的境况往往比属于‘中间等级’的农户要好得多，因为许多地方的统计都表明，搞副业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纯收入（即货币收入），可以用来偿还甚至很高的债务”。（上引书第67页）［注：调查的作者公正地指出：小农靠卖东西得到现钱的情况是很少的，而他们却特别需要现钱，由于资本不足，牲畜的各种瘟疫以及冰雹等等对他们的危害就特别大。］最后，作者再一次重复说：小农户的债务甚至在可以负担的限度内也“不是完全保险的”，因此，“正是小农和接近小农的日工，在购买土地时……需要精打细算，特别小心”。（第98页）
　　小农的这位资产阶级顾问倒真不错！一方面，他让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抱有希望：“即使第一代不行，第二代也要”买上一小块土地，克勤克俭从土地上获得一大笔“纯收入”；另一方面，他又劝告穷人在没有“经常的副业”，也就是在资本家老爷不需要定居的工人的情况下，购买土地时要“特别小心”。然而，“批评界的”一些笨伯，竟把这种自私的谎言和这些陈腐的滥调当作最新科学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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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引的关于大、中、小农的详细资料，看来，甚至也会使维·切尔诺夫先生明白，他感到如此可怕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范畴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资本主义的演进不仅使西欧国的一般经济制度彼此更加相近，甚至使俄国同西欧也更加相的各近了，德国农民农户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原来同俄国是相同。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书刊曾作过详细论证的农民分化过程，在俄国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它还没有具备比较完备的形式，例如，还没有分化出独立的、人人都一目了然的大农（Ｇｒｏｓｓｂａｕｅｒ）类型。在俄国，很大一部分农民遭到大规模的剥夺，成批地死亡，掩盖了我国农民资产阶级的“起步”。在西欧，这一过程在农奴制废除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参看考茨基《土地问题》第27页），它一方面早已消灭了农民农户和“私有主”农户（按我们的说法）之间的等级界限，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当定型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19世纪的法国时写道：“农民分裂成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第2卷第176页）不过，作者以为这种“分裂”就此为止，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止地前进的过程。］但是，如果认为既然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新型农村居民，这一过程就中止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一过程还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当然，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有时发展得快些，有时发展得慢些，并且依农艺条件等等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在继续发展，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说明这一点，但就从上面所引的关于小农的资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不仅是农业工人，而且农民也愈来愈多地从农村往城市里跑，单是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但是，农民必然破产之后，才会往城市里跑。而在破产之前，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必然经过一场拼死的斗争。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料，关于“纯收入”多少以及各类农民消费量的资料，都极为明显地说明了这一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刻苦勤奋”和极其节俭，“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分化出少数富裕的、殷实的业主（多半只分化出为数极少的这样的业主，因为总是没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如靠近首府，铺设铁路，发现某种新的获利较高的商业性农业部门等等），而大多数人却更加贫困，他们由于经常挨饿和劳动过度而损害了劳动能力，土地愈来愈贫瘠，牲畜愈来愈瘦弱。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形成了少数依靠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户，而大多数人却日益需要找点“副业”，即变成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工人。关于雇佣劳动的资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各种小生产者变为小资本家这一在现代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趋势。
　　我们十分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规避而且也不可能不规避这一方面的事实。农民的分化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充分估计这些矛盾，就必然会承认小农的境况是毫无出路的和毫无希望的（置身于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之外，就是毫无希望的）。无怪乎这些最深刻然而发展得最不成熟的矛盾竟没有被提起，他们企图回避小农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事实（只有不老实的或愚昧的人才会否认这个事实），避而不谈农民资产阶级雇用雇佣工人以及贫苦农民从事雇佣劳动的问题。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提出一整套“农业发展理论的试验”，但却用雄辩的沉默［注：或是用下面这种同样雄辩的遁词：“……工业雇佣工人拥有一小块土地，这种工农业结合的许多事例……”不过是“国民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枝节〈！？〉；把这看作是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丧失独立发展的新表现，暂时还没有〈？？〉任何根据，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例如，在德国，从事工业者的土地总共只占农业面积的4．09％）”（原文如此！第2卷第254—255页）。第一，几十万工人拥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土地，并不能说明这个“现象涉及的范围不大”，而只能说明资本主义使小农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无产阶级了。要知道，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虽然他们人数极多，在550万人中占320万，即占58．2％，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总共”只占有5．6％的农业面积！聪明伶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小地产和小农业的一切“现象”都是“枝节”，“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呢？？在德国550万个耕作者中间，有791000人即有14．4％的人，是工业雇佣工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这样的工人总共有743000人，占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总数的22．9％。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照例又歪曲了他所引用的统计资料。由于疏忽，他从德国调查材料（《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中引用了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而非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即工业雇佣工人）总共只有1．84％的耕地面积。791000个雇佣工人拥有1．84％的耕地，25000个地主却拥有24％的耕地。这能说是一个极小的“枝节”吗？］避开了上述两个问题！他说：“凡是完全或者主要依靠农民家庭自己劳动的农户，都可以算作农民农户；农民农户也很少能不依靠他人的劳动，如请邻居帮忙或雇日工，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那当然了！〉它的经济面貌。”（第1卷第141页）赫茨这个人更为天真，他在他那本书的一开头就说明：“在下面的叙述中，我所说的小农户或农民农户，都是指的只有业主、业主家属和最多有一两个工人干活的农户。”（第6页；俄译本第29页）但是问题一涉及雇用“个把工人”，我们的这些小市民很快就把他们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挂在嘴边的农业“特点”忘记了。在农业中雇一两个工人并不算少，即使他们只是在夏天干活。但问题主要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只有最富裕的、殷实的业主才能雇用工人。一些市侩骑士们却喜欢把这些业主的“进步”和“繁荣”说成是广大居民的繁荣。为了替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找到一个更合乎情理的根据，这些骑士们郑重其事地宣称：“农民是和无产者一样的劳动者。”（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288页）这位作者对“工人政党愈来愈失去它们原先所固有的仇视农民的本性”（原先所固有的！）（第289页）表示满意。要知道，有了这种“原先的”观点，就“忽略了农民的财产并不是剥削工具，而是投入劳动的条件”这一事实。请看，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的确，我们不禁要说：先生们，就是歪曲，也要有个限度！这位布尔加柯夫先生写了长达800多页的两大卷“研究著作”，满篇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调查、记述和专门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至于引文引得是否准确，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明了），但是他一次也没有，的的确确一次也没有想考察一下拿财产当作剥削工具的农民同拿财产“只是”当作投入劳动的条件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一次也没有引用系统的资料（我们看到，在他所引的那些文献里就有这种资料），来说明雇用工人的农民、不雇用工人但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以及当雇工的农民这三类农民的经营类型和生活水平等等。此外，我们看到，他还引用了一些同大农有关的事实，一些既肯定某些农民进步又肯定另一些农民日益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评论，来证实“农民农户的进步”（全部农民农户！）。他甚至把“殷实的农民农户”的形成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复元”（原文如此！）（第2卷第138页；参看第456页的一般结论），似乎殷实的农民农户并不是资产阶级企业主农民农户的同义语！他为挣脱这种矛盾的罗网所作的唯一的尝试，就是发表了如下这段更加混乱的议论，他说：“农民当然不是一个单一体；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大概是在谈到农民的工业雇佣劳动这一无关紧要的枝节时提到的吧？〉；这里分化的倾向和拉平的倾向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个别利益的这些差别甚至对立，难道比工人阶级各个阶层之间、城乡工人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参加工会和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更大吗？只有完全无视工人等级中的这些差别（这些差别竟使一些研究者从第四等级中分出第五等级），才会把貌似单一的工人阶级同多成分的农民对立起来。”（第288页）分析得多么深刻啊！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的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时髦的“批评界”［注：我们提醒一句，拿工人阶级的貌似单一作为论据，是爱德·伯恩施坦及其所有信徒的惯技。关于“分化”，问题，司徒卢威先生早在《评述》里就发表过一段深奥的议论，他说：既有分化，也有拉平，在客观的研究者看来，这两个过程是同样重要的（正如谢德林笔下的那位客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伊贾斯拉夫打败了雅罗斯拉夫也好，雅罗斯拉夫打败了伊贾斯拉夫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参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现代牧歌》。——编者注））。货币经济在发展着，但是自然经济也在恢复。大工厂生产在发展着，但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也在发展着（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88页：“家庭工业……在德国还没有垮台的迹象”）。“客观的”学者，应该努力收集各种细小的事实，指出事情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一本又一本、一页又一页地翻阅所有的著作（就象歌德笔下的瓦格纳[86]那样）”，但却根本不要使自己形成始终一贯的观点，根本不要对整个过程得出一个总的概念。］根本缺乏科学的原则性，说明它实际上有抹杀“阶级”概念和取消阶级斗争思想的趋势。农业工人每天挣50戈比；雇用日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每天挣1卢布；首都的工厂工人每天挣2卢布；外省作坊的小业主每天挣1．5卢布。凡是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分析清楚，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究竟属于什么阶级，这些“阶层”的社会活动应该具有什么倾向。可是，对于学院科学界人士或现代“批评家”来说，这却成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深奥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