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五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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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入列宁1901年5月至12月的著作。
　　这一时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发生大饥荒，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工业停滞，经济萧条，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资本加速集中，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榨和镇压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懑和反抗。1901年春，俄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5月7日彼得堡的奥布霍夫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变成了工人同军警的激烈搏斗，震动了全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活跃起来。革命临近的征兆日益明显。俄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由于经济主义的泛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仍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大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因此，继续批判经济主义，为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扫除障碍，依然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重要任务。
　　列宁在本卷所收的著作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制定了党在革命形势下的政策和策略，批驳了经济派和其他一些非无产阶级理论家的错误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首篇著作《从何着手？》是作为《火星报》社论发表的重要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政治鼓动的性质与内容、组织任务和在各地同时建立全俄战斗组织等三个问题，发展和全面论证了他早在被流放期间提出的建党计划。列宁反复强调建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革命力量、能够领导运动的革命政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本卷第2页）。对于“从何着手”建立这样的政党的问题，列宁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本卷第6页）。这个报纸应当是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的报纸，应当是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国性运动的全俄报纸，应当是揭露沙皇政府、号召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报纸。列宁还着重指出，这个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本卷第8页），报纸的地方代办员网将成为党组织的骨干，有了分布广泛而且组织严密的党，就能够坚定有力地进行革命工作，善于避免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时又善于利用敌人的迟钝而攻其不备。列宁在这里所阐述的建党思想和计划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论证。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批驳了经济派对《火星报》的攻击，强调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列宁指出，经济派搞不清运动中的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相互关系；不懂得“思想家”应当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别人更早地解决运动中遇到的一切理论、政治、策略和组织问题，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自觉的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在于缺少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有革命毅力和组织才能、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而最大的不幸则是经济派把这种缺点当作特殊的美德加以维护。列宁深刻地揭露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表现。他指出，经济派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不掌握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跟在运动后面作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善于领导运动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列宁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确定了《怎么办？》一书的大纲。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答圣彼得堡委员会》、《国外情况》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各国外组织联合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1901年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有几个彼此独立的组织：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的国外部，国外著作家集团的“斗争社”以及崩得的国外委员会。革命斗争需要革命力量的联合。列宁的火星派一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行联合。1901年6月，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为筹备“统一”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预备会议。经过斗争，火星派取得胜利。会议达成协议，除共同承认反对沙皇政府、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外，还一致同意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作斗争。预备会议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重弹经济主义老调。在9月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联合会的代表又要求修改和补充日内瓦协议。联合会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完全退到机会主义立场上去，破坏了联合的基础。《火星报》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随后，这两个组织单独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列宁在本卷关于联合问题的文献中揭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本性、联合没有成功的原因和经济派力图掩盖“统一”代表大会破裂真相的卑劣手法。列宁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强调指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本卷第247页）。
　　本卷中的许多政论文章揭露了沙皇政府的警察统治，揭示了人民革命情绪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指出了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前景。
　　《危机的教训》一文联系俄国的经济现实分析了资本主义痼疾——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列宁写道，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本卷第74页）。列宁指出，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危机一到来，资本家就会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并且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新的激战》一文高度评价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反抗精神，指出这种反抗精神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源泉。文章论述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指出要改变把劳动力变为商品这个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的条件，就必须进行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列宁从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同警察的搏斗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同沙皇警察和军队进行巷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列宁号召工人必须作好准备，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同专制制度作坚决斗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要求工人支持任何反对专制制度的抗议和斗争，使各阶层居民正在高涨的抗议高潮汇合成统一的反专制洪流。
　　《农奴主在活动》一文分析了沙皇政府关于把西伯利亚的官地分给贵族地主的新法令的反动实质，指出这一法令的目的是满足农奴主的欲望和在西伯利亚建立专制制度的可靠支柱。《同饥民作斗争》、《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以及《内政评论》总题下的《饥荒》、《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等文论述了危机和饥荒给俄国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沙皇政府的饥民政策，对沙皇政府力图掩盖灾情的严重性、克扣饥民口粮、削减本来就微不足道的救济金、禁止私人慈善家救济灾民并且镇压日益不满和愤慨的劳动群众等等罪恶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列宁尖锐地指出，沙皇政府关于救济饥民的通令不是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同饥民作斗争；关于饥民参加工程施工劳动的条例是把饥民当作农奴、当作“造反者”的一种新的惩罚法，是刑法的补充。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将使人民更快地认识到这一真理：“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本卷第290页）在《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一文中，列宁还提出了有步骤地作好全民起义的准备的要求。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分析了沙皇政府财政大臣维特的秘密《记事》和尔·恩·斯·（司徒卢威）为它写的序言，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实质作了深刻的阐述，着重批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懦性和动摇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地方自治机关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贵族地主）代表的组织。列宁认为，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对60年代革命运动所作的无伤自己的让步，是加在沙皇制度这一四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既无关重要，又受沙皇政府的约束和限制，稍有越轨便会受到迫害。地方自治人士不满意专制统治，渴望立宪，争取政治自由，不时揭露沙皇官吏的反动。但它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一个“强大的”或多少独立的因素，只是一个辅助的因素。实质上，地方自治机关是专制制度用来引诱人们放弃真正宪制、分化和离间政治改革要求者的一种手段。俄国自由主义者无视地方自治机关的本质和局限性，把它看作是立宪自治的萌芽，提出了“权利和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一心想通过合法活动来争得政治自由。列宁揭露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幻想，揭穿他们用“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来骗人的把戏。列宁指出，他们不提出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只是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来吓唬沙皇政府，以便捞得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尽管如此，列宁明确提出，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压迫的斗争，不管它是因为什么事情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必须尽力使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相互补充；同时决不放弃对俄国自由派的幻想和动摇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以及《内政评论》总标题下的《第三种分子》和《两篇贵族代表演说》等文中，列宁继续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争取和利用一切同盟者的策略问题。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学会利用俄国全体人民中的激昂的社会情绪，支持包括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反抗专制统治的呼声和活动。列宁指出，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它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把社会各阶层中对专制制度不满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
　　本卷中篇幅最大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是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一部专著。俄国的谢·尼·布尔加柯夫、维·米·切尔诺夫和德国的弗·奥·赫茨、爱·大卫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批评”马克思的土地理论，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适用于农业，力图用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来取代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透彻地批驳了他们的论据，指出他们的理论基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它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普遍规律”。布尔加柯夫等人把劳动者的贫困归咎于自然界，认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造成食物不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企图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回避土地问题的实质，掩盖农奴制残余、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农民贫困的现实。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本卷第210页）
　　布尔加柯夫歪曲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把级差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联系起来，并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列宁维护并阐释了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学说。他指出，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理论摆脱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羁绊，“马克思的批评家们”的错误在于片面地解释“垄断”这个概念。列宁阐明，资本主义农业中存在两种垄断，即土地经营的垄断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除了由于土地经营的垄断所产生的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也是必要的。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批驳了“批评家们”所维护的“小农经济稳固论”。他们硬说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小生产富有生命力，而且比大生产优越。列宁揭露他们用来论证的统计方法是反科学的。他根据对俄国、德国和丹麦的农业经济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以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适用于农业，农业中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受奴役和生活贫困的处境。因而，劳动农民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列宁的这部著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土地纲领和对农民的政策的理论根据。
　　本卷正文最后一篇文献《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是一个提纲，却十分精辟。它集中反映了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内容、社会阶级实质、世界观根源和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的重要观点。
　　《附录》中的《对梁赞诺夫的〈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编辑《火星报》的工作情况。列宁批评作者的主观主义观点、不善于分析局势以及过高估价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本卷中《机密文件》一文和《附录》中的10篇文献是《列宁全集》第1版未曾收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