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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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底）aha品论天涯网

　　《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希望“消除对《工人思想报》倾向的许多误解和模糊看法（例如说我们“否定”“政治”等）”（《编辑部的话》）。我们非常高兴，《工人思想报》终于公开地提出了它似乎一直不想涉及的纲领性问题。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就是俄国先进工人的倾向”的说法（如编辑部在《增刊》中所作的声明）。不，如果《工人思想报》编辑部想走上述《增刊》所规划（目前只是在规划）的道路，那就是说，它错误地理解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所制定的、全体在俄国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所遵循的纲领；那就是说，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阶段比起来，它倒退了一步。
　　《增刊》的社论《我国的实际情况》（署名：尔·姆·）表述了《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详细地分析一下这篇社论。
　　社论一开头就表明，尔·姆·非常错误地描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的工人运动，暴露了他对工人运动的理解是极其狭隘的，暴露了他企图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尔·姆·在社论的开头就这样说：其实，“我国工人运动具有各种各样组织形式的萌芽”，从罢工协会一直到合法的（法律许可的）团体。读者会困惑地问道：就是这些吗？难道尔·姆·在俄国再没有看到工人运动更高级、更先进的组织形式吗？显然，他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组织形式的，因为在下一页他更加肯定地重述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当前运动的任务，俄国工人的真正工人事业，就是要工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他所列举的方法，又只限于罢工组织和合法团体！这样一来，俄国工人运动似乎就只限于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了！但是这绝对不符合事实！早在20年前，俄国工人运动就已经创立了广泛的组织，提出了较广泛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更详细地来谈这一点）。俄国工人运动创立了圣彼得堡“斗争协会”[66]、基辅“斗争协会”[67]、犹太工人联盟[68]这一类组织。但是尔·姆·说，犹太工人运动带有“独特的政治性”，是一个例外。这又不符合事实，假如犹太工人联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它就不会同俄国的一些组织联合起来，就不会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步骤。这一步骤清楚地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并不限于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为什么给《工人思想报》撰文的俄国社会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步骤，不愿意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呢？
　　这是因为尔·姆·既不了解俄国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也不了解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尔·姆·写道：“我国运动方向的最显著的标志，当然就是工人提出的要求。”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要求看作我国运动的标志呢？尔·姆·凭什么理由把工人的要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分割开来呢？尔·姆·在整篇文章中采取的这种做法，同《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在每号报纸中所采取的做法是一样的。为了说明《工人思想报》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说明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关系这个总问题。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因此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已愈来愈趋向于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俄国，情况也完全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在长达数十年的时期内一直脱离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脱离工人的罢工等等。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完全处于萌芽状态。1875年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些工人组织没有受俄国社会党人思潮的影响；这些工人组织要求给人民政治权利，想为争取这些权利进行斗争，可是当时俄国社会党人错误地认为，进行政治斗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但是，俄国社会党人并没有停留在自己不成熟的错误的理论上。他们前进了，他们领会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适用于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理论，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注：我们有位同志写了一本小册子《红旗在俄国。俄国工人运动史纲》。在这本书中，他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这本小册子即将出版。[69]］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1883年）以后，每次广泛的俄国工人运动都是直接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的，并且力求同他们结合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1898年春），是大踏步向这种结合迈进的标志。现在，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和一切觉悟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这种结合，巩固和整顿“社会民主工党”。谁不愿意了解这种结合，谁企图在俄国把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为地分割开来，谁就会给俄国工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事业带来害处，而不是带来好处。
　　我们再往下看。尔·姆·写道：“至于广泛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我们认为只有1897年彼得堡织工……的要求，是我国工人第一次不很自觉地提出的这类广泛的政治要求。”我们又要说，这是绝对错误的。《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刊登了这类言论，这表明：第一，它忘掉了俄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第二，它狭隘地理解工人事业，这也是不可原谅的。在1898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五月传单中，在《圣彼得堡工人小报》和《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进组织在1898年承认该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俄国工人都提出过广泛的政治要求。《工人思想报》忽视这些事实，向后倒退，这就完全证实了以下看法：《工人思想报》代表的不是先进工人，而是无产阶级中不开展的水平低的部分（尔·姆·本人在文章中也说到已经有人向《工人思想报》指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知道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尔·姆·也不知道这个历史。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懂得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尔·姆·也不懂得这种关系。为什么90年代的俄国工人没有象70年代的俄国工人那样建立自己的独立于社会党人的特殊组织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独立于社会党人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呢？尔·姆·显然是这样解释的：“俄国工人在这方面的修养还很差”（他的文章第5页），但是，这种解释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他只有权利代表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在90年代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运动的政治性质。虽然如此，但是大家都知道（尔·姆·自己也谈到这一点），90年代的工人运动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先进工人随时随地使运动具有这种性质；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走的，因为他们向工人群众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能力为工人事业服务，取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而这些先进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其中许多人甚至还亲身参加过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明俄国革命运动从农民和密谋家的社会主义转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先进工人现在没有脱离社会党人和革命者而建立特殊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分离的时候，这种脱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一旦先进工人看到了工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种脱离就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了。先进工人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结合是极其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即90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
　　从下面可以看出，《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尔·姆·在谈到广泛的政治要求时写道：“为了使工人能够完全自觉地、独立地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必须由工人自己的组织来进行这种斗争，工人的这些政治要求必须建立在工人已经意识到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眼前利益上〈请注意这一点！〉，这些要求必须是工人组织〈行业组织〉自己的要求，必须真正是这些工人组织根据自己的愿望共同拟定共同提出的……”接着下面解释道，工人当前的共同政治要求暂时（！！）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和恢复1897年6月2日法令所取消的节假日。尽管如此，《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听到别人指责它否定政治竟还感到诧异！把政治归结为行业工会争取局部改革的斗争，这难道不是否定政治吗？这难道不是抛弃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宗旨吗？按照这个宗旨，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成为独立的工人政党，由这个党来争取民主，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我们一些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时髦的人物，竟极其轻率地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人珍视的一切，抛弃了使人们有权把工人运动看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所凭借的一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欧洲民主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经验教导我们必须设法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终于使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先进工人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他们对这无动于衷。这一切都去他的吧！我们要丢掉过多的思想包袱，摆脱过重过苛的历史经验，仅仅让一些行业工会（除了合法团体以外，目前在俄国还无法证明建立行业工会是可能的）“暂时存在”就行了，让这些行业工会“根据自己的愿望”拟定要求——“眼前的”要求，微不足道的改良要求吧！！什么话？这简直是鼓吹倒退！这简直是宣传瓦解社会主义！
　　请注意，《工人思想报》所谈的不仅仅是要地方组织自己拟定当地的斗争形式、局部性的鼓动内容和鼓动方法等等，——对这种想法谁也不会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都不打算在这方面限制工人的独立性。不，《工人思想报》是想完全抛开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任务，是想“暂时”“仅仅”争取“眼前的利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眼前的要求进行鼓动，以便组织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斗争，并且把这一点作为无产阶级的当前目标。《工人思想报》则想把无产阶级的斗争限制在为小要求作小斗争的范围内。尔·姆·明明知道，他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相违背的，却对谴责《工人思想报》的人作如下的反驳。有人说，推翻沙皇制度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尔·姆·问道：指的是什么工人运动呢？“是罢工运动？是互助会？是工人小组？”（该文第5页）对此我们回答他说：你只能代表你自己说话，代表你的集团和它所代表的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你不能代表俄国先进工人说话！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只有革命政党才能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一点尔·姆·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俄国工人运动不限于罢工斗争、互助会和工人小组，俄国工人运动早就希望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而事实上也实现了这个希望。这一点尔·姆·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
　　尔·姆·竭力把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知说成是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特别的见解。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尔·姆·写道：“关于专制制度这个概念……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多谈，想必每个交谈者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楚地了解这类名词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尔·姆·本人对这类名词的了解就是最不明确最不清楚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工人算不算是尔·姆·的交谈者呢？当然是的。如果是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非常明确地了解专制制度这个概念呢？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非常广泛非常系统地宣传一般政治自由的思想，必须进行鼓动，把专制制度这个“明确的概念”（在工人头脑中的）同每一次警察的暴行、官吏的压迫联系起来。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的，用纯粹地方性的宣传鼓动来反对专制制度能见效吗？把全俄国的宣传鼓动组织成统一的有计划的活动即一个政党的活动，不是绝对必要的吗？尔·姆·为什么不把组织系统的反对专制制度的宣传鼓动这项任务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呢？这只能是因为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了解最不明确最不清楚。
　　尔·姆·接着解释专制制度，说它代表着巨大的“人的力量”（按军事方式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和巨大的“经济力量”（财政资源）。我们不想谈他的解释的“不明确的”地方（“不明确的”地方是很多的），我们想直接谈谈最主要的地方：
　　尔·姆·向着俄国社会民主党问道：“这样说来，岂不是现在就要建议俄国工人把推翻这种人的力量和夺取这种经济力量作为自己现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组织的当前首要任务吗？（更不用说那些认为先进工人小组应该承担这项任务的革命家了）”
　　我们很惊讶，全神贯注地再三重读了这段奇文。难道我们弄错了吗？不，我们没有弄错。尔·姆·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这真不可想象，但这是事实。在尔·姆·的糊涂思想暴露之后，还能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吗？
　　尔·姆·把革命者夺取政权和革命者推翻专制制度这两者混淆起来了。
　　俄国老一辈的革命者（民意党人）所争取的是由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他们认为，夺得政权，“党就能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即任命自己的人代替官吏），“就能夺取经济力量”（即夺取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并实行社会革命。如果按照尔·姆·的这些笨拙的话来说，老民意党人的确想“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理论。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和《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这两部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这种理论，并且指出了俄国革命者的任务：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其当前目标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但是，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呢？要对尔·姆·说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全体人民备受无权的痛苦，有产阶级（特别是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却可以任意左右官吏。工人阶级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无权；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受迫使政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家的压迫。
　　推翻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沙皇放弃无限权力，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来颁布法律，监督官吏的行为，监督国家资财的收支。这种由人民参与立法和管理的管理形式叫作立宪管理形式（宪法是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法律）。总之，推翻专制制度就是用立宪管理形式来代替专制管理形式。由此可见，推翻专制制度根本不需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而只需要迫使沙皇政府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争取民主的〈人民的、有利于人民的〉宪法”，如“劳动解放社”1885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上所说的那样）。
　　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这种夺取政权看作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但是，俄国工人阶级怎样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呢？《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甚至嘲笑了“劳动解放社”，因为“劳动解放社”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说：“那些即使目前还是未来俄国工人政党的萌芽的工人小组，也必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思想报》（见该报第7号和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认为由工人小组来推翻专制制度是可笑的！我们回答《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埋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同志式地同他们争论。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究竟是哪一方在非同志式地争论：是俄国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呢，还是“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前者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后者则不指出自己的论敌是谁，躲在角落里时而刺一下“写了一本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德文书的人”（即普列汉诺夫，他们毫无根据地把他和一些合法的著作家混为一谈），时而刺一下“劳动解放社”，断章取义地歪曲它的纲领，而又不能相对地提出自己稍微明确一点的纲领。是的！我们承认有同志的义务，承认有支持一切同志的义务，有容纳同志意见的义务，但是在我们看来，对同志的义务从属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义务，而不是相反。我们承认对《工人思想报》负有同志的义务，这并不是因为该报的编辑们是我们的同志，而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的（因而也是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工作，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才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同志。因此，当我们确实看到“同志们”离开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后退，“同志们”缩小和歪曲工人运动的任务时，我们就认为自己有责任非常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刚刚说过，《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歪曲了“劳动解放社”的观点，这一点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尔·姆·写道：“我们不想理解有些同志为什么认为‘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只是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我们的革命者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的手段。”）打开1885年“劳动解放社”出版并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转载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纲领的基础是：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劳动，使全部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尔·姆·歪曲这个纲领，不想理解这个纲领，这是很明显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开头说，“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的问题，尔·姆·就死死抓住这句话。但是要知道，“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俄国革命者和俄国整个革命运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是历史事实。“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说“劳动解放社”把工人运动仅仅当作一种手段吗？尔·姆·的这种“不理解”不过是证明他对众所周知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一无所知。
　　其次，“推翻专制制度”怎么能是工人小组的任务。尔·姆·不理解这一点。请打开“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看一看，那里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进一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广泛建立革命组织，是工人小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这些联系密切、结成一个严密整体的组织，并不满足于同政府进行局部冲突，在适当时机，它们将毫不迟疑地一致向政府展开坚决的进攻。”1898年春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各地组织所遵循的正是这个策略。这些组织证明了自己是俄国的巨大政治力量。如果这些组织组成一个政党，广泛进行反对极权政府的鼓动，并且利用一切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那么这个政党无疑地会实现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如果《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想”奉劝他们：先生们，学习学习吧，这些道理本身并不是很难懂的。
　　但是，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尔·姆·吧，在谈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我们把他撇在一边了。至于尔·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思想报》新的倒退倾向。
　　尔·姆·写道：“专制制度的末日可以看得很清楚。”“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一切生气勃勃的社会成员健康发展的条件之一。”读者也许以为，从这里总该得出工人阶级也必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吧？不，别忙。尔·姆·有他自己的逻辑和术语。他在斗争这个词前面加上“社会”两个字，就把斗争完全理解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尔·姆·描述了俄国许多居民阶层对政府采取的合法的反对派立场，最后断定说：“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一切觉悟和进步的居民阶层和集团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官僚专制制度作社会斗争。不仅如此，这种社会斗争由于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请注意这一点！〉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
　　尔·姆·的这些议论又充满了大量的糊涂思想和错误。
　　第一，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由于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语不加解释，他制造了社会党人所不该有的这种混乱。这句话既可以了解为（有条件地）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也可以了解为在这个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反对专制制度个别措施的斗争。
　　第二，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算作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并且说，我国工人应该进行“这种社会斗争”，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要我国工人不同专制制度作革命斗争，而是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把它和俄国最庸俗最贫乏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第三，尔·姆·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诚然，尔·姆·宁愿采取“同志式的”不指名的责难。但是，如果他指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的话就白说了］似乎不肯注意到合法的反对派，这简直是胡说。恰恰相反，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阿克雪里罗得把它叫作《宣言》的解说），都不仅注意到了合法的反对派，而且还非常确切地说明了合法的反对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现在来一一加以说明。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一般的自由派团体和自由派报刊是怎样“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呢？它们有没有进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进行这种斗争的只是一些往往出自自由派的博得社会同情的革命者。但是，进行革命斗争决不等于同情革命者和支持革命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决不等于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俄国自由派只是采取专制制度本身所许可的形式即专制制度认为对它没有危险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不满。自由主义反对派最突出的表现，也不过是自由派向沙皇政府请愿，请求吸收人民参加管理。自由派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警察对这种请愿的粗暴的拒绝，忍受了宪兵政府甚至对他们合法申述自己意见所施加的非法的野蛮迫害。把采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干脆说成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这简直是歪曲事实，因为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组织革命政党来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能够筹集经费和取得国外的俄国自由派的支持。尔·姆·不仅歪曲事实，而且还把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牵连在内。尔·姆·写道：“在这个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是俄国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这些阶层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团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共同利益，‘从来不忘记〈尔·姆·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府自己决定实行某项改革或者根据社会的正式要求实行某项改革，这两者的差别’有多么大。”如果象尔·姆·那样，以为这是对一切进行“社会斗争”的人们即对俄国整个自由派的评价，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正式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担任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担任独立的革命角色。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不可能是“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而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建立的革命政党。自由派一般只能作为而且应当作为革命工人政党的辅助力量的一个来源（这一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上述小册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正因为这样，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无情地嘲笑了“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说它们不懂得必须向政府提出正式要求，眼看着它们中间的革命者在专制政府的打击下牺牲。尔·姆·在这里也象在《增刊》的第二篇文章中那样，毫无意义地摘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在那里他企图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主义者，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充分评价这位“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书（由《社会民主党人》[70]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编成，用德文出版的单行本）中，充分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态度。《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只是暴露了自己不能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的长处和短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问题”决不在于自由派应该怎样进行“社会斗争”（我们知道，尔·姆·认为这种斗争就是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而在于应该怎样建立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依靠俄国的一切反对派分子，能够利用反对派的一切活动来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因为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的坚定不移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种政党的积极推动，自由派分子“就会依旧萎靡不振，沉睡不醒”（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23页）。尔·姆·说，我国“最进步的阶层”进行着“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尔·姆·的文章第12页），“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他的这种言论实质上是完全背离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只好郑重地劝告《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好好地想一下：他们想向何处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什么地方，是站在把社会革命的旗帜带到劳动阶级中去，并且想把它们组织成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者中间，还是站在进行“社会斗争”（即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派中间。所谓工人的“社会独立性”的理论，所谓“社会互助”和行业工会“暂时”只能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理论，所谓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团体等等同专制制度进行“社会斗争”的理论，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根本没有自由派所不承认的东西！要知道，《工人思想报》的全部纲领（如果可以说是纲领的话）实质上是要使俄国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自由派的尾巴！
　　尔·姆·有些话特别奇怪。尔·姆·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政治警察之所以叫作政治警察，就是因为它迫害专制制度的敌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正因为如此，目前还没有变成自由派的《工人思想报》，才象俄国全体革命者、社会党人和全体觉悟工人那样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政治警察残酷地迫害社会党人和工人，专制制度拥有“严密的机构”和“机灵能干的国务活动家”（尔·姆·的文章第7页），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胆小怕事的可恶的自由派的结论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工人，还缺少斗争的准备，必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报刊等等的“斗争”上，因为这是“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不只是反对政治警察的斗争。社会党人和每个觉悟工人的结论是，工人政党也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建立“严密的机构”，从先进工人和社会党人中培养出“机灵能干的革命活动家”，从而使工人政党真正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并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吸引到工人政党方面来。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斜坡上，并且将沿着斜坡一直滑向前一种结论！
　　还有，尔·姆·写道：“这些纲领〈即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工人参加”厂主立法会议、工厂事务会议和城市社会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第15页）如果不强调议会的好处，工人怎么能知道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呢？如果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不谈这些问题，那不是支持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不问政治吗？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自治机关，那么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机关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实际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尔·姆·说道：“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对待这种〈专制〉政府的态度……正如工人对待厂主的态度一样易于理解。”这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工人中的先进部分是觉悟程度并不低于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工人思想报》想把这两者分开是荒谬的，有害的。这就是说，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造就了和独立地提供了人才。但是《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根据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具有政治觉悟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把这些先进分子拖回来，使他们踏步不前！尔·姆·问道：“工人进行哪种斗争最合适呢？”他自己回答道：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工人“正在进行”的斗争！！！很难找出一句更加突出的话，来表达热中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感染的这种毫无意义、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了！最合适的是可能的，而可能的就是现在有的！这正象一个人准备走上一条遥远而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会遇见许多阻碍和许多敌人，这个人问道：我应向何处去呢？回答说：最好去可能去的地方，而可能去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正在去的那个地方！这正是虚无主义，不过这不是革命的虚无主义，而是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表现出这种虚无主义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尔·姆·“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的”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不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只是指“争取改善全体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党人。在一切国家里都有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尔·姆·写道：“最后，简单谈谈我们对工人社会主义的理解。”读了以上的说明以后，读者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种“理解”了。这简直是伯恩施坦那本“时髦的”书的翻版。我国“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不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工人自主的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尔·姆·是怎样理解社会“斗争”和“政治”的，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直接回到俄国某些合法著作家的“公式”上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尔·姆·没有确切地指出这个目的，却首先指出要发展行业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便谈了一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部生产资料完全社会化。但是他却用最显著的黑体字刊印了伯恩施坦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只是现代社会进一步的高度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实质，反而把它们弄模糊了。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尔·姆·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也就是说，尔·姆·没有向工人说清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含糊不清、令人莫解的话。最后，尔·姆·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把生产转归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的一切事务会议，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机关，以及参加国家的总的代表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情况如何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庸俗化。
　　我们不想再详细分析《增刊》上的其他文章。关于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的那篇文章，我们已经谈过了。至于《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宣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抓住不放，而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和德国觉悟工人坚决反对的伯恩施坦主义，这里不想细谈。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比较起来它倒退了一大步。至于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最好让德国人来讲。我们只指出一点：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比德国的差得多。伯恩施坦虽然有许多错误，虽然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有明显的倒退倾向，但是他还有一定的头脑和一定的良心，他不自己另立新理论或新纲领，不要求修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且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声明接受倍倍尔的提案，这个提案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我们俄国的伯恩施坦派怎样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及伯恩施坦的百分之一，他们甚至干脆不想知道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189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宣布《工人报》是党的机关报，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出版物全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旧”纲领为依据的。我们的伯恩施坦派好象也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屏弃这些旧见解而另立新见解，那么从道义上来讲，他们对于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曾经倾全力来筹备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现在大部分被关进俄国监狱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就有责任直截了当地公开声明，究竟不同意谁，究竟不同意什么，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新见解和新纲领来代替旧见解和旧纲领，而不要一味躲在角落里笼统地刺“我们的革命家”。
　　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里产生了这种倒退倾向，这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单单说这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编辑们的个人品质，单单说这是由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对工人社会主义产生了狭隘的理解，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两种人，一种是民意党人，他们责备社会民主党人逃避俄国革命运动传统的政治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论战；另一种是俄国自由派，他们也不满意革命运动从民意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这两种人的论战，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民意党人把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密谋活动时，只能一般地反对政治，有时也的确这样反对过（因为当时这种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占优势）。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中，社会民主党人常常能够听到为革命者放弃恐怖手段感到惋惜的论调。那些贪生怕死、在紧要关头不支持打击专制制度的英雄的人们，假仁假义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不问政治，一心只想再有一个政党为他们火中取栗。自然，社会民主党人恨透了这种人和他们的言论，并到工厂无产阶级中去进行规模虽小却很重要的宣传工作。这个工作在开始时有狭隘性是不可避免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狭隘言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狭隘性吓不住那些念念不忘俄国工人运动的远大历史目的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讲一些狭隘的话，那有什么要紧呢，他们的事业总是广阔的。他们不搞无益的密谋活动，不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巴拉莱金之流[71]来往，而到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中去，并促进这个阶级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逐步扩大，这种狭隘性是会自行消失的。事实上结果大体也正是这样。宣传已经开始转向广泛的鼓动。广泛的鼓动自然会使觉悟的先进工人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革命组织（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犹太工人联盟）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很自然地要求合并，而且终于如愿以偿，它们联合起来并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看来，旧日的狭隘性现在已经失去任何基础，它将被彻底消除。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鼓动工作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民主党人接触到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最不开展的部分；要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具有分散的手工业的性质，各个城市的小组和小组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外学识比较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眼光比较远大的同志间的联系又非常差，这自然会使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这个（十分必要的）方面被过分夸大，使个别人忘掉其他方面，特别是每遭到一次失败，作战队伍的行列里就要减少一些最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牢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性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可悲地背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夸大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一方面。再加上对那本时髦的书的迷恋，对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无知，以及标新立异的幼稚妄想，——这就是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的全部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谈谈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与水平低的部分的关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意义问题。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条件最好的那部分工人。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象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正当有教养的社会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极坏，在工厂中从事着使人变蠢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从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物。因此，报纸如果想成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只有这样，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从而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
　　继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之后有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社会主义，加入工人小组，阅读社会主义的书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和前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还不能独挡一面地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等水平的工人可能会看不懂党的机关报上的某些文章，会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报纸应该降低到广大读者的水平。相反，报纸正应该提高他们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只要致力于地方实际工作，极其关心工人运动的动态和当前鼓动中的问题，他一举一动就应该想到俄国整个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拥有大量中等水平的工人读者的报纸，必须把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同每一个地方性的狭隘的问题联系起来。
　　最后，中等水平的工人之外就是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广大群众。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在西欧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人比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应该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那就荒谬了。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用别的宣传鼓动手段，如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这是主要的），来影响这些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以此为限，很可能在启发水平低的工人的觉悟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对于党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要到最需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做教育工作，要派合法的活动家去开荒，再让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对水平低的工人进行鼓动，当然应该充分发挥每个鼓动员的个人特长，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书中说道：“不要把策略同鼓动混淆起来。鼓动的方法应该适应个人的和当地的条件。应该让每一个鼓动员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进行鼓动：有的鼓动员靠他鼓舞人心的本领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有的靠他辛辣的讽刺，有的靠他会举大量例子，等等。鼓动既应该照顾到鼓动员，也应该照顾到听众。鼓动员应该讲得使人能听懂，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不只是适用于对农民的鼓动。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话。鼓动应该因人而异，但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政治活动则应该是一致的。”（第2—3页）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代表的这些话，对鼓动在党的总的活动中的作用作了绝好的评价。这些话表明，担心建立一个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会妨碍鼓动工作，会把鼓动工作推到次要地位或者束缚鼓动员的自由，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只有有组织的政党才能广泛地进行鼓动，才能在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为鼓动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材料），才能通过每一个地方的成功的鼓动来教育俄国全体工人，才能把鼓动员派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和人群中去。有鼓动才能的人，只有在有组织的政党中，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这无论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由此可见，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
　　但是，这种夸大活动的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甚至力图完全抛弃其他方面的做法，会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如果听到有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只是把工人当作推翻专制制度的工具，听到别人要他们提出恢复假日和行业工会的请求，而不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的当前任务，他们就可能真的被腐蚀。这种工人常常可能落入（而且肯定会落入）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种种小恩小惠的圈套。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即很不开展的工人，在《工人思想报》的鼓吹影响之下，可能被资产阶级反动透顶的思想所迷惑，即工人除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假日（“眼前的利益”）之外，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关心别的东西；工人群众只能够而且只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主动精神”来从事工人事业，不必使工人事业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必把工人事业变成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先进事业。再说一遍，最不开展的工人可能被这种思想所腐蚀，但是我们深信，俄国先进工人，那些领导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党整个活动的工人，那些被关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到东西伯利亚的监狱和流放地的工人，一定会愤怒地驳斥这类理论。把整个运动归结为争取眼前的利益，就是投不开展工人之机，就是投其所好。这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先进工人的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群众的自发的抗议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正因为如此，必须特别注意《工人思想报》提出另一种方针的企图，并且应该大力反对。显然，《工人思想报》为了迁就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而竭力回避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但是没有提出自己的方针，在这个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摇头，指望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工人思想报》集团的成员自己会容易地摆脱这种狭隘性。但是，当那些做过有益的预备阶段的工作的人，居然抓住机会主义的时髦理论，开始在全欧洲吵吵嚷嚷，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换一种说法，就是当那些一直为一桶蜜辛勤劳动的人，居然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焦油一勺勺倒入蜜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倒退倾向！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当前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都有确切的表述），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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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66]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央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中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10。
　　[67]指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7年3月根据基辅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这个代表会议认为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都应以彼得堡组织为榜样称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斗争协会联合了若干社会民主党小组，共有会员30多人。它同彼得堡斗争协会建立了联系。彼得堡斗争协会曾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的手稿寄给基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阅读。基辅斗争协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它的一个特别小组在1897年出版了两号全俄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它的非法书刊在南俄各城市广为流传。基辅斗争协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1898年，在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不久，协会被警察所破坏。未被逮捕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很快恢复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地下组织。——210。
　　[68]犹太工人联盟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10。
　　[69]小册子的作者是尔·马尔托夫。列宁所说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标题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小册子于1900年10月在国外出版。——214。
　　[70]《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列宁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总标题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刊载在评论集第1—4集上。——226。
　　[71]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