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批判的批判[103]
（1900年1—3月）
“丘必特发怒了”[105]……大家早就知道，这种景象是很可笑的，威严的雷神的暴怒实际上只能引人发笑。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旧真理，他用了一大堆精选过的“愤怒”词句来攻击我那本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的书。
一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庄严地教训我说：“要叙述整个过程，就必须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仅仅求证实现论，是完全不必要的。”为什么在一本专门分析国内市场资料的书中，求证国内市场的理论竟是“不必要的”，这始终是我们这位威严的丘必特先生的秘密，他所谓“说明自己的理解”，“是指”……从《资本论》中摘引一些多半与事情不相干的话。“可以责难作者陷入了辩证的〈这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机智的范例！〉矛盾，即他立意要考察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但在求证理论之后，却得出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非常满意他的这种责难，三番五次地加以重复，看不见或不愿看见这种责难是建立在重大的错误上面的。我在第一章末尾说过：“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第29页）［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点吗？不，他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章末尾，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第29页）［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呢？不，他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其他一些题目，这些题目丘必特命令我必须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必须“叙述农业和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也必须叙述农民独立生产者所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指出上述每一个社会劳动部门中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大小”（第2278页）。要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响亮而毫无内容的空话！在叙述农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农业究竟如何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是在农民那里还是在地主那里，是在这一区域还是在那一区域等等。不弄清楚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书中也就要弄清这一点），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鼓吹的叙述就仍然是些陈词滥调。在谈论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之前，必须首先弄清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在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我整理手工工业一类的资料，也就是想弄清这一点；威严的批判家对这一切庄严地闭口不谈，而极其郑重地要我踏步不前，要我空谈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毫无内容的老调！俄国究竟什么样的农民算是“独立生产者”的问题，也需要切实加以研究，我在自己的书中也正是打算进行这种研究。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说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范畴搬到“农民独立生产者”经济上面去。一句话，只有在弄清了我指出的问题以后，研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提出的题目才有可能。在修正我的问题提法的幌子下，威严的批判家后退了，从分析具体的和有历史特点的现实，后退到简单地抄录马克思的话。
此外，决不能对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下的攻击不置一词，这个攻击最能说明我们这位批判家的手法。桑巴特教授指出（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德国的输出落后于德国工业的发展。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解释道：“这些资料恰好证实了我对市场的理解。”这岂不是很妙吗？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议论证明了一句名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争论实现论，而资本主义却和农奴制一样靠剩余劳动生存！如果这种举世无双的攻击再加上一些威严的吆喝，我们就会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批判”的全貌了。
但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在第2279页和第2280页中，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为了说明我的“不理解”，从第1章的几个地方摘录了一些话，抓住个别词句中的个别字眼，大叫大嚷说：“找到，交换，国内市场的理论，找到替换物，最后是补偿！我不认为这种定义的确切性会证明伊林先生对马克思‘出色的’实现论有清楚的理解！？”其实这种批判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嘲笑过的“批判”一模一样；有人拿起一本《乞乞科夫奇遇记》，开始“批判”道：“嚏—嚏—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找到，交换……我不认为这是清楚的……”[106]啊，这是多么毁灭性的批判！
我在本书第14页［注：见本卷第33—34页。——编者注］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克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资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这样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时，“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标出，然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现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无共同之处。”（第2282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什么。论据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他直接摆出〈原文如此！〉［注：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19页（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译文的不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als ob nur die absolute Konsumptionsf?higkeit der Gesellschaft ihre Grenze bilde’。”（第2286页）这个（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要把他的译文举出两三行就够了。第2284页：“如果每年正常的再生产表现为已知的数量，那么这也表现为……”（原文为：ist damit auch unterstellt）；第2285页：“问题首先是关于简单再生产。其次将表现为〈原文为：Ferner wird unterstellt〉不仅是产品按其价值来交换”等等。总之，毫无疑问，善良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坚信：unterstellen意思是表现，wird unterstellt是将来时。
至于威严的批判家的文笔，我就不谈了，他甚至用这样的句子来款待读者：“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于农业性工业。”（第2293页）］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怎样按其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是：“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论和马克思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不是很妙吗？我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始终是威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致命罪过在于“自由翻译”，或者也许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另一个地方所说的（第2287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只要稍微想一想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象尼古拉·—逊先生所干的那样。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后一种意见。我说过，资本主义“只是广泛发展了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在另一地方又说过，“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威严的丘必特大发雷霆说，“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现资本主义……这是每一个稍微识几个字的读者都知道的”（原文如此！），此外，他还说了“伊林先生的资产阶级眼界”以及其他一些使发怒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战增色的妙语。接着就从马克思那里引证了两段话：第一段讲的正是我所讲过的（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第二段讲的是流通方式产生于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相反（《资本论》第2卷第9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3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别的问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我在被指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资本论》第2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第2卷第93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来；马克思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眼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抓住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反复重述，即使是反对一个没有想谈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相互关系的论敌，也要这样做。我们让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里究竟是谁“不理解”，哪一种书刊才会有这类攻击。在一阵威严的吆喝声中，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不仅使出了“偷换的一手”，而且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我的书中反复讲过很多次，着重指出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行者。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一点也不反对（从他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来判断）。既然如此，那么他针对我的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这种说法发出的叫嚣，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商业资本不是表现商业的发展，即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吗？这些问题又始终是发怒的丘必特的秘密。
为了结束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那本书的理论部分的“批判”，我还要考察几处《商品拜物教》一文中满篇都是的威严吆喝和重大错误。
我在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取决于……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第26页）［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2284页）等等。既然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难道还需要说明吗？
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说，只存在发达的和完全形成了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略去不提的。
“伊林先生……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产品……而求助于国外市场。”（第2286页）对于读过我的《评论集》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读者，我就用不着说明这又是用上述手法玩弄的把戏了。这里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话是：“……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结论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所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着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品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2284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伊林先生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特点不谈，因而把它变为有计划的生产（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无疑就是生产的计划性），最后在国内顺利地实现了同一数量的产品。”（第2286页）“批判家”的这种新手法，就是把似乎资本主义能保证经常的比例性这个思想硬加在我的头上。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但这不是“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的那种比例性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所说的正是这一点）。我坦率地说：比例性（或适应）是理论上“假定”的，事实上它“经常遭到破坏”，要使一种资本分配由另一种资本分配代替而造成比例性，就“必须经过危机”（所有用了黑体的字，都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第26页［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必须经过危机来建立经常遭到破坏的比例性的那一页和那一节，却硬说这个论敌把资本主义变为有计划的生产，试问，对于这样的批判家，该作何感想呢？？
二
现在我们谈谈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专门批判我那本书中引证和分析的实际资料的。在这里，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范围内，我们是否能够遇到一些稍微严肃的批判呢？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国内市场建立的基本过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我的话说，“而单纯的‘分工’，大概不是社会分工，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批判家这样“滥用讽刺”，暴露了自己连社会分工和作坊内分工的起码差别都不懂：第一种分工造成（在商品经济情况下，——这是我直截了当地指出的条件，所以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到印度公社的分工，是和这位作者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毫不相干的词句的可悲缺点有关）单独的商品生产者，他们独立地和互不依赖地生产各种用以交换的产品。第二种分工并不改变生产者和社会的关系，只改变他们在作坊中的地位。根据这个原因，就我的判断，马克思也有时讲“社会分工”［注：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1卷第12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道：“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6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的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有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分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工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象乍一看去那样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所说的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评论集》第17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页。——编者注］）列举过了。”（第297页［注：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脚注1）在《评论集》中，分工只是作为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其次。我在那本书中把许多所谓“手工”业列入俄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是一个创举；我自然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特别是因为我是从某种专门的观点去研究它的）。因此，我预先就期待别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大的兴趣这样做，因为俄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437页［注：同上，第505—506页。——编者注］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教训：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佣工人数目和生产总额”（第2278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书中专门论述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一点只字未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一章多半都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题，这个秘密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认为我在第6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7章第12节重复过的结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以（1）技术、（2）经济和（3）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业结构？威严的丘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片语，这个“批判”除去恶狠狠的吆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现在我们谈谈农民的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说过：赋税过去是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经站稳了脚根，赋税的这种意义就“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大肆攻击，使用了一大堆可怜又可怕的词句，如“商品拜物教”、把一切结合起来、“万能”、商品生产的威力等等，但是，唉！有力的词句只不过掩饰威严的批判家无力推翻我所作出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写道：“甚至伊林先生在许多方面与之相似的考茨基先生”……（不幸的“考茨基先生”竟和“商品拜物主义者”“相似”，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资本论》并且同被“资产阶级眼界”压服的伊林先生相似了！他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拳能不能恢复过来呢？）……“他也说：农民的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提高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第2288页）好极了，威严的批判家先生，但这同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赋税同其他各种需要的支出比较起来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毫不相干。这个问题考茨基并没有触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次显露出引证不当的卓越才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反驳是：“这个甚至根据家庭收支资料都不能解释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无马户从哪里拿25个卢布去交税”（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货币支出的25％，即100个卢布中的25个卢布，干脆改为25个卢布！），“有马户又从哪里拿10个卢布去交税？——决不能归结为：在农民全部货币支出中，赋税占收入〈？〉多大比重”。（第2290页）我劝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去领取优秀发明的专利证吧，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根本消灭论敌的最新最容易的“科学批判”方法。您的论敌在一本数百页的书里的一页上顺便提出了赋税支出在全部货币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问题；您只要把这个地方引一下，把别的问题悄悄加在论敌头上，您就能够辉煌地证明论敌是“商品拜物主义者”，这个无赖竟没有想到没有马的贫苦农民从哪里去拿25个卢布！其次，您对该书谈赋税同收入的比例、收入的构成和来源的其他几页可以撇开不谈，这样还证明了论敌的“资产阶级眼界”。真的，去领个专利证吧，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下面还有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利用这种发明的一个例子。我要请读者注意：这种“科学批判”的法宝是独一无二的。
问题还是发生在谈关于农民赋税问题的家庭收支资料的第101页［注：见本卷第130—131页。——编者注］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1/7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3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会产生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而且甚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呢？也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不同县份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家庭收支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意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们所以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是因为如果按每俄亩份地计算各种赋税额，那么它们差不多是均衡的……”如果批判家想核实这几句话，那他只要把第96页［注：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102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家庭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差不多是均衡的。
现在大家来欣赏一下批判家先生是用什么手法来消灭自己论敌的。他抓住我用了黑体的关于计算每一俄亩份地的税额的几句话；没有注意到（原文如此！）这几句话仅仅同家庭收支资料有关；硬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俄亩份地的税额在全体俄国农民中差不多是均衡的，他根据这个“结论”得意洋洋地谴责我不熟悉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出版物，并且举出两个表来证明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即在不同的村社、乡、县份内，每俄亩份地的税额是远远不均衡的。耍完这套把戏之后，批判家还补充道：“实际上，在一个得到同样面积份地的村社内部，税额不是差不多均衡，而是完全均衡。全部问题在于：伊林先生不知道他自己谈的是什么样的村社。为了结束伊林先生滥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情况”等等……（第2292页）我非常想知道，在科学书刊中能不能找到这类批评的另一个例子。
了解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用来“证明”我引用的家庭收支资料完全“无用”的手法之后，看来我们可以不提批判家用来对使用家庭收支资料本身表示不满的那些有力的（和无力的）词句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要求提供大量的家庭收支资料，他大概又要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因为我使用的记述具体农户的材料，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大量的。有关具体农户家庭收支情况的文献，我在被批判的那一节一开头就已指出，如果批判家能够补充或修正我所指出的东西，那我自然只有感谢他。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善于“批判”，而不涉及问题的本质！我曾经打算根据家庭收支资料和“大量资料”，把没有马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户的家庭人口、播种面积、租地数量和牲畜头数的平均数作一比较，来证明家庭收支表的典型性（我的书第102页［注：参看本卷第132页。——编者注］），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地称为“怪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乞科夫这几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型的，因为粮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国”，这种出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2291页）无怪乎伟大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解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古·—逊先生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三
在对偷换手法作了一番费力不讨好的说明以后，终于令人愉快地见到了一个切实的反驳，尽管这个反驳也是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显然认为极有说服力的威严吆喝（“拜物教”，“完全不理解”）表述的，尽管关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叙述，而更多要靠推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得非常对，我的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全部著作”。
为了更鲜明地刻画出我们的意见分歧，我要把表达两个对立观点的极端说法对比一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大概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他的反驳中看出），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少，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我认为正相反，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1）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注：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典》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是12世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典》起〈原文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这显然还是“啊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经太多了。］，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条件，就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又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国农民经济中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陈腐透顶的观点，在他关于移民和关于资本主义破坏了中世纪壁垒的言论中也暴露了出来。我把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同尼古拉·—逊先生作了对照，难道不对吗？他们两人都用一些反对“重视”移民观点的极其简单和一味否定的指责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要知道，这种结论只对那些满足于完全抽象的……陈词滥调的最原始的……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适用的。“重视”移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本来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经济学家难道会不重视每年的移民吗？如果从资本主义这个特殊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第一，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曲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在他所引证的地方我讲的正好相反。第二，一个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而不仅是详细引证并且往往是胡乱引证马克思的话）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在俄国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的地方说过，我关于农民分化问题的结论是和古尔维奇先生的结论完全一致的。［注：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著作家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移民问题。也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其次，我的话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在相信自己物神的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以说“消灭了”！然而，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的真正看法告诉人们，不去分析哪怕一个县的资料呢？要知道这对于专门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我还要保留这个意见，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使用怎样骗人的字眼（拜物教，创造奇迹的力量），而这些字眼是能把所有的人都吓住的，这一点谁会怀疑呢？［注：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本卷第279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态，即农奴生产方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原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第129页（见本卷第161页。——编者注）），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第152页（见本卷第189页。——编者注））这类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统计中提出的（第148页（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130页和第153页（见本卷第162页和第191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资本主义把世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农奴制形成以前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业者，可惜伊林先生没有讲到。”（第2293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2章、第3章，特别是第4章都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工商企业。很可能，我对这一过程的意见需要补充和修正；我不怀疑一切严肃和内行的批评家都能给予补充和修正，然而可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用简单的威严的吆喝完全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这未免不足吧！］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可以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谈谈事情的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农民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分类问题。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过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也还在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他发表一些以事实为根据的意见来阐明这个争论不休和极有价值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程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其次，我还指出：在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中极为通用的按份地分类法是完全不中用的，因为实际生活破坏了（村社内部）份地的平均占有，这只要回想一下出租份地、抛弃份地、购买和租种土地、工商企业和雇佣劳动同农业结合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就够了。“经济统计必须把经营的规模和类型作为分类的根据。”（第60页）［注：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地分类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汇总为一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同一数量份地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的村社。历史的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表明了上面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伊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手工业调查〈原文如此！〉，象德国所做的那样。”（第2289页）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村社的“历史”分类法的议论，同我说的按户资料分类法有什么相干呢？现代按户资料分类法用什么奇妙的手段可以“完全搞乱”早已查明的关于村社的历史资料呢？要知道，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就他背弃历史来说，才有权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历史的”这个字眼，因为如果按每个纳税人份地数量进行的村社分类法是属于40年前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眼前日益迅速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历史了。其次，完全不能解释的是，既然任何人都知道有许多分类法，有按播种面积、按役畜、按劳力、按雇工、按房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分类法，那么一位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并总是以预言家口吻谈一切事物的人，又怎么能写出“分类法有两种”（按份地的村社分类法和按份地的农户分类法）呢？既然争论的问题正在于按份地的分类法是不是事实的分类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么能这样武断和毫无理由地宣称只有按份地的分类法才是“事实的”分类法呢？我根据许多县份的情况指出：各农户之间的份地分配直到现在比较起来还是十分“平均”的（在不同县份或各类县份，20％的富裕户，占人口26—30％，占份地29—36％），而产业、役畜、播种面积、改良农具等等事实的经济指标的分配，各地毫无例外地都非常不平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想方设法来批判甚至摧毁我的论点，但一句话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当然，我不是一个统计学专家，一点也不妄想去解决分类问题。但是我认为，对于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而按户调查资料的分类方法问题，象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指出的，正是一个基本问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讲话的，决不只是一些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而且还有一切经济学家。不能设想，一个研究俄国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能够不使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因此，如果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和经济学家的工作各走各的路，那么它们两者都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按份地的分类法不是令人满意的事实的分类法，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自己也部分地承认了，他们提供了一些按役畜和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这些方法我在自己的书里也采用了。正是在现在，当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而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们也都不否认的时候，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就特别必要了。然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不是去进行批判，而是发表下面那种冠冕堂皇但是毫无内容的言论：“需要汇总对农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详细计算的地方自治局汇编，以便每个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么一本汇编，来检查伊林先生、波斯特尼柯夫和古尔维奇的‘结论’。”（第2292页）是的，当然“需要汇总”，但是要使这些话不流于空谈，要使汇总真正能够回答现代俄国经济制度和这个制度的演进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就必须提出和全面讨论关于汇总方法的基本问题，而且这种讨论一定要在整个著作界进行，而不能仅仅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中间进行，尤其是不能在某个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局的四壁之内进行。这个问题我在自己书里已经提出来了，并且试图加以解决。至于解决得是否正确，当然不由我来判断，不过我有权利作出如下结论：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威严，但是他对这个问题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而是毫无理由地维护常规惯例，维护1885年就已经陈腐了的观点（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8页［注：见本卷第83—84页。——编者注］脚注2，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一文，他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我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
最后简单谈一谈“正统思想”，这样做不会是多余的，因为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扮演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这样，尽可能准确地明确我自己的立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我一点也不想把波·阿维洛夫先生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相提并论，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前者在同一期《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波·阿维洛夫先生在附言的末尾说道：“伊林先生拥护‘正统思想’。不过我觉得对于正统思想，也就是单纯地解释马克思，还有许多地方……”（第2308页）我认为我用了黑体的那几个字大概是笔误，因为我完全肯定地说过，我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正是在波·阿维洛夫先生所谈的那篇文章里，在“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1899年《科学评论》第8期第157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9—70页。——编者注］）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例如，在哲学上不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是站在新康德主义[107]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上是站在那些硬说马克思的某些学说“有片面性”的人们方面，等等。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中主义者的“批判”（这些人所以有权利称为“批判”的拥护者，只是因为在哲学史上康德及其信徒的学说都被称为“批判主义”、“批判哲学”）。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还提到了一些著作家（第1569页脚注和第1570页脚注［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58—59页。——编者注］）。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特或施塔姆勒［注：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1899年的《科学评论》）对施塔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Б．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答应在1900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要大得不可比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书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知道德国人的争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注：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归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1899年第10期和1900年第2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1899年第5期和1900年第3期上的论文）。前者5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对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得住）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108]。所以，奇怪的是听到了司徒卢威这样的话：“干脆闭起眼睛不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的所谓〈也许不是所谓吧？——弗·伊·注〉‘资产阶级的’批判，而重复和转述马克思学说，现在这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生活》第2期第305页）不仅“干脆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这是老生常谈。但是，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司徒卢威竟然能够（请注意，在俄国书刊中）发现重复马克思的“害处”（原文如此！），难道过去和现在就没有看出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的害处吗？得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不可宽恕地“闭起眼睛不看”现代的“思想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是多么遥远啊！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末尾表示了一个特别的愿望，要我对所谓的“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我的答复是：目前我特别关心的是哲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现代折中主义的思潮问题，我还没有失去将来对这一思潮提出系统分析[109]的希望；而追赶折中主义的每一条“基本错误”和“基本矛盾”……我（请尊贵的“批判家”宽恕我！）实在没有兴趣。因此，我暂时只能表示一个相反的愿望：让新的“批判思潮”完全明确地表现出来，不要只作暗示。这一点进行得愈快愈好，因为这样思想混乱就愈少，公众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的新“思潮”之间的差别。］
| 载于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第611—636页 |
注释：
[103] 《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是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帕·尼·斯克沃尔佐夫恶意攻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作的答复。列宁于1900年1月他的流放期将满的时候在舒申斯克村开始写这篇文章，而于1900年3月从流放地返回后写完。文章刊登在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上。它是列宁出国以前在俄国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563。
[104] 《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563。
[105]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563。
[106] 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的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您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您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566。
[107] 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584。
[108] 这里指列宁自己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著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中对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判。——585。
[109]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思潮作了系统的分析。列宁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于1908年写成，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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