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95年底—1899年1月）
第一版序言
作者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早就由民粹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提出，而我们的任务是要批判民粹派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不能只限于分析对方观点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觉得，只举出说明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些事实是任意挑选出来的，而把说明相反情况的事实剔除了。我们觉得，对俄国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整个地加以考察并试作一番描述，是必要的。不言而喻，这样广泛的任务，如果不加下列一些限制，一个人将难以胜任。第一，从本书的标题就已看出，我们只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不涉及国外市场的问题和对外贸易的资料。第二，我们只谈改革[2]后的时代。第三，我们所采用的主要是而且几乎完全是内地纯俄罗斯省份的资料。第四，我们只专门研究过程的经济方面。但是，虽然有了上述的一切限制，留下的题目仍然非常广泛。作者决不是不知道研究这样广泛的题目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作者认为，要阐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问题，指出社会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考察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而把对这个过程的更专门的研究留待以后探讨。
本书计划如下。在第1章中，我们尽可能简短地考察一下抽象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这可算是本书其余部分即事实部分的引言，而在以后的阐述中可以不必多次引证理论。在以后的3章中，我们力图说明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在第2章中，将分析地方自治局[3]关于农民分化的统计资料；在第3章中，将分析关于地主经济的过渡状况即地主经济的徭役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资料；在第4章中，将分析有关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借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资料。再往后的3章，将阐述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在第5章中，我们将考察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即农民小工业（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各最初阶段；在第6章中，将考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资料；在第7章中，将考察大机器工业发展的资料。在最后一章（第8章）中，我们试图指出过程的上述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一过程作一次总括的叙述。
附言[4]。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在本书中未能使用卡·考茨基在其《土地问题》（1899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1篇：《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注：有俄译本。］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所作的精辟分析。
这部书（我们收到它时，本书大部分已经排好）是继《资本论》第3卷[5]之后最新经济学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杰作。考茨基探讨了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向”，他的任务是把现代农业中的种种现象当作“一个总过程的局部表现”（序言第Ⅵ页）来考察。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俄国在经济方面或在非经济方面都有它很大的特点，但这一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西欧和俄国竟相同到如此程度。比如，整个资本主义现代（moderne）农业的标志是日益发展的分工和使用机器（考茨基的书第4章第2、3节），这种情况在改革后的俄国也是引人注目的（见下面第3章第7节和第8节；第4章，特别是第9节）。“农民无产阶级化”（考茨基的书第8章标题）的过程到处表现为小农各种雇佣劳动的日益扩大（考茨基的书第8章第2节）；与此同时，我们在俄国看到了有份地的雇佣工人这个巨大阶级的形成（见下面第2章）。小农所以能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不是由于农业中的小生产技术高超，而是由于小农把自己的需要降到低于雇佣工人的需要水平，而在劳动紧张的程度上则大大超过雇佣工人（考茨基的书第6章第2节；考茨基不止一次地说：“农业雇佣工人的境况比小农好。”第110、317、320页）；在俄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见下面第2章第11节C[6]）。因此，西欧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下列各种现象的评价一致是很自然的：例如俄国话叫“外出做农业零工”或德国人称“流浪农民的农业雇佣劳动”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192页；参看下面第3章第10节）；或者象工人和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和工厂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9章第5节；特别是第343页；以及其他许多页。参看下面第8章第2节）；资本主义大工业迁移到农村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187页。参看下面第7章第8节）。至于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有一致评价（散见考茨基书中各处，特别是第289、292、298页。参看下面第4章第9节）和一致承认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比前资本主义关系进步（考茨基的书第382页：“das Gesinde〈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的雇农，奴仆〉和die Instleute〈“介乎雇农和租地者之间的人”，以工役换取租地的农民〉被不做工时是自由人的日工所排挤，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参看下面第4章第9节4），就更不用说了。考茨基十分肯定地认为：从村社过渡到共同经营现代大农业“是想都不用想的”（第338页）；那些要求在西欧巩固和发展村社的农学家，决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想用租给工人小块土地办法束缚工人的大地主利益代表者（第334页）；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地主利益的代表者想用分土地给农业工人的办法把他们束缚住，并企图把有关措施定为法律（第162页）；对于用培植手工业（Hausindustrie）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来帮助小农的一切企图，“应该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第181页）。我们认为，鉴于民粹派的代表者最近有把西欧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分开的企图（见瓦·沃龙佐夫先生1899年2月17日在俄国工商业促进会中的声明[7]，1899年2月19日《新时报》[8]第8255号），强调一下两者观点上的完全一致是必要的。
第二版序言[9]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10]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11]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12]。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13]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14]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15]，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16]和劳动派[17]），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18]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19]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注：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1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 作者 1907年7月 |
注释：
[1]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助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了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1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
[2] 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可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5—303页）和列宁的《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5。
[3] 地方自治局是沙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中地方自治会议的执行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等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6。
[4] 列宁在第1版序言后面加的这篇附言是1899年3月17日（29日）从舒申斯克村寄出的。4月27日（5月9日），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提到，这篇附言送晚了，受到了书报检查机关的预先检查，似乎被删改了。由于手稿没有保存下来，被删改的情况无法查明。——6。
[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于1894年出版。恩格斯为它写的序言所注日期是1894年10月4日。——6。
[6] 由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再版时作了增补，书中章节稍有变动。在第2版中，此处所指在第2章第12节C，见本卷第141—142页。——7。
[7] 指瓦·巴·沃龙佐夫在1899年2月17日俄国工商业促进会讨论题为《不能使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调和吗？》的报告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西欧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代表人物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接近俄国民粹派。参加讨论的还有下列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安·阿·伊萨耶夫、米·米·菲力波夫、亚·亨·施坦格、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尼·瓦·列维茨基等。1899年2月19日（3月3日），《新时报》简要地报道了这次会议。——8。
[8] 《新时报》（《Ｈ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8
[9]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于1908年2—3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2章中增添了分析1896—1900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11节）；引用了证明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的新材料；分析了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国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并且不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据计算，在第2版里共增添了24条脚注（见本卷第6、27、41、131、133、137、155、178—179、192、241—242、248、351、408、410、427、457、466、479、483、489、491—492、505—506、507、529页），新写了两节（见本卷第121—123、459—464页），加了一个表（见本卷第469页），新写了8段正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3处大的补充（见本卷第267—271、194—195、196—197、260—261页），还作了约75处小的补充和修改。在第2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本卷第471页的插图就是他在第2版上所作修改的手迹。列宁在第2版序言的脚注中曾提到，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1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1907年底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都是研究1905—1907年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的。——11。
[10] 指1895—1896年俄国发生的几次大罢工，包括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和意义特别大。这次罢工是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有3万多工人参加。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关于缩短各类工厂工作日的法令。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认为它开辟了俄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11。
[11] 指1901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运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五一”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5月7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三个小时的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11。
[12] “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12。
[13]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3。
[14]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3。
[15] 1907年6月3日的政变（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3。
[16]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4。
[17]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14。
[18]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14。
[19] “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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