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格得意地叫道：“原来要说的是这一点！”“由于贫穷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如果不是贫困和诱惑促使他出卖妻子和儿女，难道可以想象他会这样轻易地采取这种步骤吗？”（第163页）
　　善良的朗格多么热心，他竟保卫工人免受马克思的攻击，向马克思证明工人“为贫困所迫”。
　　请看，这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所达到的发现！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我们听了会不会对“贫困”的原因及其政治经济内容和发展进程有所了解呢？要知道，随便什么关系，甚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土地占有者同厂主和农奴的关系等等，都可以说成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朗格修正马克思观点的尝试，除了这类毫无意义的陈腐见解或天真想法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看朗格的信徒司徒卢威先生在谈论俄国农业的人口过剩这个具体问题时，用了什么东西来支持这种修正。
　　司徒卢威先生一开始就说：商品生产扩大国内的容量。“交换不仅通过生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彻底改组表现出这种作用，而且在生产技术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自然经济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保持着以前的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也表现出这种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期的活跃，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口过剩’；如果要拿这一点怪商品生产，那只能怪它第一是刺激物，第二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因素。”（第182页）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人口过剩也会产生，因为它具有非资本主义的性质。
　　这就是作者提出的论点。这些论点一看就令人惊奇，它们和朗格的论点一样地毫无根据，硬说自然经济的人口过剩不可避免，但又不说明它究竟是由什么过程造成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认为能够证实自己观点的那些事实。
　　1762—1846年期间的资料表明，人口的增殖总的说来是并不快的：每年的增长率为1．07％—1．5％。此时人口增殖较快的，据阿尔先耶夫说，是那些“种谷物的”省份。司徒卢威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对于原始形式的人民经济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增殖直接依赖于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而且这种依存关系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在起作用（第185页）。“土地面积愈大，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愈大。”（第186页）这个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这里仅仅根据一件事实，即欧俄中部各省在1790—1846年内人口增长最慢的是弗拉基米尔省和卡卢加省，就得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难道可以根据“土地面积”来判断居民的生活资料吗？（即使承认依据这样少量的资料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要知道，这些“人口”并没有把他们所取得的“天然肥沃”的产品直接归自己，他们是跟地主、国家分享这些产品的。这种或那种地主经济制度（代役租或徭役租，两种租的数额及其征收方式等等）对人们获得“生活资料”数量的影响，要比不归生产者绝对占有和自由占有的土地面积的影响大得无法比拟，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不仅如此。尽管有表现为农奴制度的社会关系，人们当时就已被交换联系在一起了，作者说得很对，“加工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即社会的全国的分工，在改革前的时代就已存在”。（第189页）试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认为生活在沼泽地带的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者或商贩的“生活资料”不如握有“天然肥沃的土地”的坦波夫省粗野农民那样充裕呢？
　　接着，司徒卢威先生列举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资料。他引证过的那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归之于“生活水平下降”（第189页）。作者得出结论说：
　　“我们所以谈到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事实，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俄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人口，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和社会法律条件下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因为这些条件对将近40％的人口的稍微迅速的增殖，都是非常不利的。”（第189页）既然农奴制的社会制度把这些生活资料直接送到一小撮大土地占有者的手里，而不给人民群众（要研究的却正是他们的增殖），那么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有什么关系呢？作者认为人口增加最少的，是土地不肥沃、工业不发达的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纯粹农业的省份，能不能承认这种见解有什么价值呢？司徒卢威先生想把这个事实看作“非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的表现，认为这种人口过剩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也一定会产生的，“是适合自然经济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甚至更有理由说，这种人口过剩是适合农奴制经济的，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对农民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而剥削的加重又是由于商品生产在地主经济中增长起来，因为地主开始使用徭役劳动来生产出卖的粮食，而不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作者举出的例子是反对他自己的，这些例子说明，决不能忽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发展阶段而按照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公式来建立抽象的人口规律。
　　司徒卢威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代时说：“我们在农奴制崩溃后的人口史中看到解放前也有过的那种基本特点。增殖力总的说来是与土地面积和份地成正比的。”（第198页）那个把农民按份地面积分类的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表说明：份地面积愈大，人口的增长就愈多。“在首先用来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的‘自己消费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况。”（第199页）
　　假如事实是这样，假如份地首先是直接满足生产者的需要，假如份地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唯一泉源，——那时，也只有那时，的确可以从这类资料中得出一般的增殖规律。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份地“首先”是满足地主和国家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没有如期得到满足，这些份地就会从占有者的手里夺去；同时这些份地要付出超过其收入的税款。其次，这不是农民的唯一资源。作者说，经营上的亏空必然会预先对人口产生惩罚性的影响。外出做零工吸去了成年男子，更加阻碍着增殖（第199页）。但是，如果租地或外水收入能够弥补份地经济的亏空，那么农民的生活资料对于“大力增殖”是足够的。毫无疑义，只有少数农民才会有这样有利的条件；但是在对农民内部的生产关系缺乏专门分析的情况下，无从看出人口的增长是均衡的，无从看出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于少数人生活水平较高。最后，作者自己把自然经济作为证明他的论点的条件，可是在改革以后，他自己也承认商品生产已广泛地渗入原来的生活。显然，要确定增殖的一般规律，作者的资料是绝对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个规律的前提是，改革后社会的生产资料“首先用来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规律对极端复杂的事实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毫无证据的阐述。例如司徒卢威先生说，解放后，把土地租给农民，对地主是有利的。“这样，农民可以得到的食物面积即生活资料就增加了。”（第200页）把全部租地这样直接归入“食物面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正确的。作者自己指出，地主把他们土地上出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攫为己有（第200页），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样租种土地（例如用工役抵租）是否恶化了租地者的生活，是否让他们担负了归根到底会缩小食物面积的义务。其次，作者自己指出，租得起地的只有富裕的（第216页）农民，这些地在他们手里，与其说是巩固“自己消费的”经济的手段，不如说是扩大商品经济的手段。即使已经证明，租地总的说来改善了“农民”的状况，可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贫苦农民由于租地而破产（第216页），即一部分人的改善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农民的租地中，显然交织着旧的农奴制关系和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作者把这两种关系都置于不顾的抽象论断，不仅对弄清这些关系没有帮助，反而把问题搅乱了。
　　最后还要谈谈作者还指出一个似乎能够证实他的观点的资料。也就是他找到的一个根据，说“地少这个旧词不过是学术界称之为人口过剩的那一现象的日常用语”（第186页）。可见，作者似乎是在依靠我国整个民粹派著作界。民粹派著作界确凿地证实了农民份地“不足”的事实，无数次地用人口增长、份地缩小、农民自然就要破产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的愿望。可是，民粹派这种“地少”的陈腐议论未必有什么科学［注：就是说，这种议论根本不能说明农民破产和人口过剩的现象，虽然“不足”这个事实本身，正如它由于人口增长而更趋严重一样，是不容争辩的。需要的不是肯定事实，而是说明事实从何产生。］意义，它除了可以当作“善意的言论”[100]在讨论祖国如何平平稳稳地沿着正确道路行进的委员会里发表之外，未必能有什么别的用处。这种议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的外部轮廓，不见图画的主要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是大量土地归“旧贵族”制度的代表所有，另一方面是依靠购买而取得土地，——这就是使得任何“扩大占有的土地”终究会成为可怜的治标办法的主要背景。民粹派关于土地少的议论也好，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也好，二者都忽视了当前具体社会经济关系，恰恰犯了抽象“简单”的毛病。
　　这样考察了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据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的关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他给自己的论据作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商品经济因素和其他一些从农奴制时代的社会制度继承下来的重要特点而复杂化的自然经济人口过剩的图画。”（第200页）当然，对于一个正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国家所发生的任何一件经济事实，都可以说，这是“由于商品经济因素而复杂化的自然经济”的现象。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由于自然经济因素而复杂化的商品经济的现象”。但这一切不仅不能提供一幅“图画”，甚至丝毫不能说明人口过剩究竟是怎样在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用来反对尼·—逊先生及其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理论的最后结论是：“我国农民生产的食物是不足的。”（第237页）
　　农民的农业生产直到现在仍把产品交给通过国家而取得赎金的地主，它是夺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活动的经常对象；最后，这种生产在“农民”内部的分布情况极为复杂，以至按总平均说来是正数（如租地），而对多数人说来却是负数，但司徒卢威先生却用“生产不足”这样一个抽象的、毫无根据的断语来把这个社会关系网象斩断戈尔迪之结[101]似地全部砍掉。不，这种理论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因为它只是把应该予以研究的东西，即农民在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掩盖起来了。马尔萨斯公式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白板，而不是在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组织中交织在一起的农奴制关系和资产阶级关系。
　　当然，我们决不能仅仅以批评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为满足。我们还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错误根源是什么呢？两个论敌（尼·—逊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中，谁对人口过剩的解释是对的呢？
　　尼·—逊先生是根据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化“腾出”大量工人这个事实来解释人口过剩的。然而他只举了大工厂工业增长的资料，而对同时发生的、表现社会分工深化的手工业增长的事实未予注意［注：改革后，我国手工业的增长和许多新的手工业的出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在说明“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时，对这一个与其他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一同发生的事实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他把自己的解释搬到农业上来时，甚至不试图确切地描述农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和它的发展程度。
　　司徒卢威先生回答这一点时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是同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第183页）但他和尼古拉·—逊先生一样，认为农民“经济的技术几乎没有进步”（第200页），因此也就拒绝承认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去寻找另外的解释。
　　司徒卢威先生回答尼·—逊先生时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这样造成的：资本掌握了生产，减少了必需（对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来说）工人的数量，因而造成了多余的人口。马克思关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人口过剩说道：
　　尼·—逊先生没有证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他没有把人口过剩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只是匆匆地和不完全地指出私有经济的资本主义演进，根本忽略了农民经济组织的资产阶级特性。司徒卢威先生应该纠正尼·—逊先生叙述中的这一非常重大的缺陷，因为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占统治但还很不发达的情况，自然会得出国内市场没有或缩小的理论。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去把尼·—逊先生的理论用于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具体资料，反而犯了另一个错误：完全否认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
　　资本侵入农业经济是改革后全部历史的特点。地主改用了（至于改用的快慢，那是另一个问题）自由雇佣劳动，这种劳动得到了极广泛的传播，甚至决定了农民的大部分外水的性质；地主提高了技术，并使用了机器，甚至垂死的农奴制经济制度——出租土地给农民以换取工役——也由于农民的竞争而起了资产阶级性的变化。农民的竞争使租地户生活恶化、条件更加苛刻［注：例如见卡雷舍夫的著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第2卷第266页）。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统计材料汇编》中指出，农民在缴纳粮垛租[102]后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同上，第5章第9节：关于农民用劳动补缴分成租的问题。］、工人数目减少。在农民经济中十分清楚地显露出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富人”扩大耕地，改善经营[参看瓦·沃·《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不得不采用雇佣劳动。所有这些都是早已肯定的公认事实，连司徒卢威先生自己也提到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再拿俄国农村中最普通的情形来说明。“富农”从“村社”那里，确切些说，从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本村社社员那里，夺得一块最好的份地，用那些“占有份地”的农民的劳动和农具经营这块土地，这些农民债务缠身，不得不按照民粹派所酷爱的村社原则（为了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依附于自己的恩人。富农的地当然比破产农民的地经营得好些，而且需要的人手也比这块土地掌握在几个小业主手中的时候少得多。这种事实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一点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能够否认。他们的理论的独特性只是在于他们不愿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事实，不愿看到这些事实意味着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他们忘记了资本的原始形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忘记了资本总是把现成的生产技术过程接收过来，然后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因此他们不了解：他们“维护”（当然只是在口头上）现代农业制度，使其免受“未来的”（？！）资本主义的侵袭，其实只是维护中世纪的资本形式，使其免受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资本形式的侵袭。
　　可见，不能否认俄国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正象不能否认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一样。但是，象尼·—逊先生那样忽视资本的发展程度，显然十分荒谬。他出于偏激而把资本的发展说成几乎已告完成，因此编造了国内市场缩小或没有的理论，而实际上资本虽然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它的形式比较起来还是很不发展的；它要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要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完全分离，还须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而农业资本主义的每进一步又都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国内市场正是由农业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个市场在俄国不是在缩小，相反地，正在形成和发展。
　　其次，我们从这种即使是很一般的对我国农业资本主义［注：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下面要详细论述，要从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分别论述。］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并没有囊括农村的一切社会经济关系。除它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是这样（例如出租割地换取工役和实物，——这里具有农奴制经济的各种特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通过实物“相互效劳”，通过使生产者束缚于土地、而不是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的方式来剥削生产者），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法律方面更是这样（必须“占有份地”；束缚于土地，即没有迁徙自由；向地主缴纳赎金，同样是一种代役租；在法庭和行政管理方面服从拥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等等）；这些关系无疑也导致农民破产，造成失业，造成束缚于土地的雇农的“人口过剩”。现代关系的资本主义基础不应当掩饰这些依然具有巨大势力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尚未被消灭的“旧贵族”阶层的残余。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即“俄国的落后”被民粹派看作“幸福”［注：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财富》中的用语。］，这不过是爵高位显的剥削者的幸福。当前的“人口过剩”除了具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农奴制的特征。
　　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和司徒卢威先生认为“人口过剩”具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特征的论点加以比较，就可看出前者并不排斥后者，相反地，而是包括在后者之内，因为农奴制属于“自然经济”现象，资本主义属于“商品经济”现象。司徒卢威先生的论点一方面没有确切地指出究竟哪些是自然经济关系，哪些是商品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倒退到毫无根据和毫无意义的马尔萨斯“规律”上去。
　　由于这些缺点，以后的叙述自然也就不能令人满意。作者问道：“我国的国民经济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根据什么原则才可能得到改造呢？”（第202页）这又完全是学究式地提出的古怪问题，这种问题提法和肯定现实不能令人满意而要替祖国选择更好道路的民粹派先生们惯常的提法完全一样。“我国国民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它进行组织和“改造”是由“支配”这种经济的资产阶级决定的。不应该提出可能改造的问题，而应该提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应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提出问题，作者在维护这种理论，反驳那位证明尼·—逊先生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瓦·沃·先生时，曾绝妙地指出这位“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起源。如果按上述意思把问题的提法改变一下，就可以保证作者不发表我们在第202—204页上所看到的那种关于“农民”的自相矛盾的议论了。
　　作者首先说道：农民的份地不足，即使农民靠租地弥补了这个不足，“很大一部分农民”始终还是入不敷出；不能把农民当作整体来谈，因为这等于谈虚构［注：“哥卢别夫先生在他那些出色的论文中所下的论断的主要缺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摆脱这种虚构。”（第203页）］（第203页）。由此直接得出结论说：
　　“无论如何，生产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第204页）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同前面没有任何联系：农民内部形成着敌对阶级，因此，作为整体的农民是虚构的，为什么这不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呢？作者没有根据任何资料，没有对“生产不足”[然而这并不妨碍少数人靠牺牲多数人富足起来]或农民分化的有关事实作过任何分析，而只是出于对马尔萨斯主义的偏爱，就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接着说：“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俄国农民是直接有利的和得益的。”（第204页）我们真是困惑不解：作者刚才还严正地（而且是极正确地）指责民粹派不该谈论“虚构”的一般“农民”，而现在又把这种虚构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既然这个“农民”的内部关系是少数人在“经济上”日益“巩固”，而多数人无产阶级化，既然少数人在扩大占有的土地，日益富裕，而多数人总是入不敷出，日益破产，那怎么能笼统地谈论过程的“有利”呢？作者也许想说这个过程对两部分农民都是有利的。如果这样，那么，第一，他就应该弄清每个集团的状况，分别加以研究；第二，既然集团之间存在着对抗，那就必须明确地指出，是从哪个集团的观点来谈“有利”。这个例子又一次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客观主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含混不清的。
　　尼·—逊先生对上述问题持有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产品将以商品形态来生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注：尼·—逊先生补充说，“不管怎样”，这种提高“是合乎愿望的，是需要的”。］就无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论文集》第266页），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又来反驳这个意见。
　　第一，他说，承担现代危机全部重负的农民是为本身消费而生产粮食；他们不出售粮食，反而补购粮食。尽管粮价下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这种农民（如果拿有一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来说，那他们约占50％，如果拿无马的农民来说，那至少也占25％）无论如何是有利的。
　　是的，假使这种农民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并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生产率的提高对他们当然是有利的。可是要知道有一匹马和没有马的农民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连自己目前用原始农具、粗耕方式等等进行的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到提高技术。技术的提高是商品经济增长的结果。既然在商品生产发展的现阶段上，甚至要补购粮食的农民都必须出售粮食，那么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这种出售更是必需的了（作者自己也承认自然经济必然向商品经济过渡），而提高了耕作技术的业主的竞争必然迅速地把他们剥夺干净，使他们从束缚于土地的无产者变成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我决不是想说这种变化对他们是不利的。恰恰相反，既然生产者已经落入资本的魔爪（对该类农民来说，这已是无可争辩的既成事实），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是能得到充分自由，可以更换雇主而不受任何束缚。但司徒卢威先生和尼·—逊先生所争论的完全不是这样的见解。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接着说，尼·—逊先生“忘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通过技术上和经营制度或耕作制度上的改变才有可能”（第206页）。尼·—逊先生的确忘记了这一点，但这个见解只能使贫穷农民即“无产阶级类型的”农民必然遭到彻底剥夺的论点更有力量。改进技术需要闲置的货币资金，而这些农民连糊口的粮食也没有。
　　第三，作者最后说，尼·—逊先生断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迫使竞争者减低价格，这是不对的。司徒卢威先生正确地指出：要减低价格，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要赶上西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按社会必要劳动水平出售产品]，而且要超过西欧。这个反驳意见很有道理，但它丝毫没有谈到这种技术的提高究竟对哪一部分“农民”有利和为什么有利的问题。
　　“总的说来，尼·—逊先生这样害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没有道理的。”（第207页）他所以这样，在司徒卢威先生看来，是因为他把农业的进步仅仅看作使工人愈来愈被机器排挤掉的粗放农业的进步。
　　作者很恰当地用了“害怕”一词来形容尼·—逊先生对农业技术发展的态度；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害怕是荒唐的。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论证所涉及的并不是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
　　尼·—逊先生好象在十分严格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然而他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和加工工业的演进截然分开，就是说，他承认资本主义在后一演进中的进步作用即劳动社会化，而不承认它在前一演进中的进步作用。因此，他“不害怕”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害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事情的社会经济方面和这个过程在社会各个阶级中的反映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在下述意见中特别鲜明地叙述了这个论点：“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戈尔德温·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103]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资本论》第1卷第780页脚注237［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7页脚注（237）。——编者注］）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小生产者在农业中的命运和他们在加工工业中的命运是相同的，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是在两种情况下形成的［注：着重参看第24章第4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第773—7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813页。——编者注）。］。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忽视了这些阶级，忽视了这些阶级在我国农民中的形成，根本不打算对这些阶级的对立的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十分确切的考察。
　　但司徒卢威先生完全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不仅不纠正尼·—逊先生的上述错误，反而自己重复了这个错误，以超阶级的学究的观点来谈论进步对“农民”如何“有利”。这种要驾凌于阶级之上的企图使得作者的论点模糊到了极点，以致可以从中得出资产阶级的结论：他提出了这些改革一般“有利”的论点，来反对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使生产者的状况恶化这个千真万确的论点。这正象有人在谈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器时，用进步一般如何“有利和得益”的论据，来驳斥浪漫主义经济学家关于机器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的理论一样。
　　民粹主义者大概会这样来回答司徒卢威先生的见解：尼·—逊先生所害怕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资产阶级性。
　　农业技术在我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是同资产阶级性联系着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民粹派对此表示“害怕”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资产阶级性已是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在农业中劳动也已受资本支配。因此，应该“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而是生产者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资产阶级性，还没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性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因此，不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相反地，应该希望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彻底发展。
　　为了更详细更确切地指出司徒卢威先生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时所犯的错误的根源，我们极其概括地来描述一下与引起各种议论的技术改革一同产生的阶级形成过程。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把粗放农业和集约农业严格分开，认为尼·—逊先生误入迷途的根源在于他除了粗放农业而外什么都不愿意知道。我们要设法证明：尼·—逊先生的基本错误并不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的形成，在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条件下和在粗放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实质上是相同的。
　　对于粗放农业不必多谈，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在这里是资产阶级挤掉“农民”。我们只指出两点：第一，技术进步是商品经济引起的；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业主必须有闲置的过剩的［对他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言］货币资金。从哪里可以弄到这些资金呢？显然不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取得，只能来自流通形式的转变，即商品——货币——商品转变为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换句话说，这些资金完全来自资本，来自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来自“寄食者、盘剥者、商人”等等，而幼稚的俄国民粹派认为这些人不属于资本主义而属于“掠夺”（似乎资本主义不是掠夺！似乎俄国的现实还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掠夺”的一切形式——从最简陋最原始的盘剥到最新最合理的经营——的相互联系！）［注：民粹派先生们还用一个极妙的手法来抹杀“人民生产”即“人民的”高利贷和盘剥行为是我国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盘剥者把自己的“储金”存入国家银行；他们的存款使银行有可能依靠人民财富、人民储金、人民进取心和人民信用能力的增长而向英国人借钱。“国家”用这些借款来帮助……（这是多么没有远见的政策！这是对“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多么可悲的忽视！）……资本家。现在请问，假如国家不把这笔款项（资本家的）用来扶助资本主义，而用来扶助“人民生产”，那么在我们俄国存在的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民生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我们要指出尼·—逊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古怪看法。他在第233页脚注2中驳斥了《南俄农民经济》的作者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因为后者指出，机器使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增加整整一倍，即平均每个工人由10俄亩增加到20俄亩，因此，“俄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规模太小”。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得落后的小农户遭到剥夺。尼·—逊先生反驳说：明天技术还可能使耕作面积增加两倍。那时60俄亩的农场就要变成200俄亩或300俄亩的农场了。用这样的论据来否认我国农业具有资产阶级性的论点是十分可笑的，这正象有人用今天的蒸汽机“明天”还要换成电机来证明工厂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样。“腾出来的千百万劳动力的下落也不清楚”，——尼·—逊先生在传讯资产阶级时这样补充说，但他忘记了除生产者自己外，是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们的。在资产阶级农业中使用机器，同在资产阶级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
　　总之，就粗放农业的发展来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无疑会使“农民”变成农场主（农场主就是农业中的企业主，资本家）和雇农、日工。现在我们来看看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情况。司徒卢威先生正是盼望这一过程对“农民”“有利”。为了不致在我们描写这一过渡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妥当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我们现在就引用受到司徒卢威先生高度赞扬的亚·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注：我国著作界通常把他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和把尼·—逊先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性的学说也不熟悉。他在《经济评述》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同通常的资产阶级建议毫无区别。如果说他对俄国现实的观察比民粹派先生们清醒得多，那么根据这一个理由，波·契切林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生也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了。］的著作《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
　　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书的第4编第3章中考察了粗放地区和集约地区的“农业技术在蒸汽机运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他对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的这种变化的描述。欧俄的中部想必属于这类地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预料，这个地区也将发生司徒卢威先生认为必将在全俄发生的那种变化，即变成工厂生产发达的集约农业地区。
　　现在我们来看看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谈的（第4—7节，第440—451页）。
　　粗放地区［注：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人们通常把粗放地区理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第439页脚注）。他认为这个定义不对，他指出粗放有以下几个特征：（1）收成极不稳定；（2）作物单一；（3）没有本地区内的市场，即没有加工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职业的单一性使市场无法存在。居民贫困，第一，由于经营规模太小；第二，由于交换缺乏：“除食物由农民自己生产外，其余的需要可以说完全靠原始手艺即我们称之为手工业的产品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