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司徒卢威先生所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论断，已显露出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的阶级根源。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作者说：“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合理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第11页）
　　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论断中。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注：说明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完全贯彻唯物主义、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坚持到底的具体例子，将在下面随时指出。］
　　作者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后，接着就批评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和值得注意的人物尤沙柯夫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恰当地批评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论断，指出这些论断是“毫无内容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间的非常突出的（对一般民粹主义来说）差别，还是值得谈谈的。司徒卢威先生指出了这个差别，称尤沙柯夫先生为“民族主义者”，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呢，则“从来与任何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人民真理的问题不仅包括俄国人民，而且包括整个文明世界的劳动者”。我觉得透过这一差别还可以看出小生产者双重地位的反映：一方面他是进步分子，因为照尤沙柯夫先生无意流露出来的恰当的说法，他开始“与社会分离”；另一方面他是反动分子，因为他在尽力维持自己小业主的地位并竭力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俄国民粹主义也能够把学说的进步的民主的方面和博得《莫斯科新闻》[96]同情的反动方面结合起来。至于后一方面，我想很难再比司徒卢威先生引用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描述得更明显的了。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有农民才是纯粹劳动思想的体现者。看来，这一思想已被所谓第四等级即城市无产阶级搬上了现代历史舞台，但它的实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农民也未必能认出它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般基础。是劳动权利，而不是神圣的劳动义务，不是汗流满面地谋得自己粮食的义务〈掩藏在“纯粹劳动思想”后面的原来就是这个东西！这是农民……为了服劳役而有谋得粮食的义务这种纯粹农奴制的思想吗？关于这种“神圣”义务的话是说给那些受这种义务压制和迫害的老马听的！！［注：作者大概也和小资产者一样，不知道西欧的劳动者早已跨过要求“劳动权利”的发展阶段，他们现在要求的是“懒惰权利”，即摆脱那种摧残和压抑他们的过度劳累的工作而得到休息的权利。］〉；其次是劳动的分立和劳动报酬，是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大力宣传，似乎这种报酬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的〈“这是什么？”——司徒卢威先生问道——“是纯朴的天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更坏。这是对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习惯于几乎白白为别人做工的雇农的惟命是从精神的称颂〉；劳动与生活分离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彼·司·）范畴，其表现是在工厂里呆上若干钟点而与工人的日常利益没有任何其他（？！——彼·司·）关系，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小生产者的纯粹小市民式的胆怯心理。他有时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却是与这个组织彻底“分离”的分子所进行的反对这个组织的重大运动〉；最后，没有定居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劳动场所经常变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农民劳动思想格格不入的。先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把自己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一起并树立了生活道德（对浸透先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的劳动，——所有构成农民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特点的这一切，都是工人无产阶级完全不熟悉的，因此，后者的生活虽然也是劳动生活，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既得权利的原则为依据的）、至多不过是抽象哲学的道德上面的，而农民的道德基础却是劳动、劳动的逻辑和要求。”（第18页）这里赤裸裸地表现了小生产者的反动性，他闭塞无知，因而不得不相信自己负有永世做老马的“神圣义务”；他具有“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他对自己那一点点产业恋恋不舍，生怕丧失这点小产业的心理迫使他甚至拒绝任何关于“公平报酬”的思想并反对一切“宣传”；由于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劳动者被束缚在一个地方，这点小产业使小生产者变成了野人，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闭塞无知和奴才性。对这些反动性的破坏，应无条件地归功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它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割断了劳动者与农奴制、与农奴制传统的一切联系。中世纪的剥削形式，是被主人对奴仆、当地富农和包买主对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宗法式的“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富翁”对自己的“伙计”等等个人关系掩盖着的，因此造成了极端反动的思想；而资产阶级则用“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的大老板”的剥削，即非个人性的、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因而打破一切荒唐幻想和空想的剥削，代替了和继续代替着这种中世纪的剥削形式。资产阶级破坏了除自己一小块土地什么也不愿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农民以往的孤独生活（“定居生活”），使劳动社会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开始用强力把生产者推上社会生活舞台。
　　司徒卢威先生在谈到尤沙柯夫先生的这段议论时说：“可见尤沙柯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指明了民粹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根源”（第18页），随后他在总结自己对民粹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叙述时又补充说，对“俄国的独特发展”的信仰构成“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间的历史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是“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间的意见分歧的自然继续”（第29页）。我觉得这后一论点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无庸争辩，民粹主义者所犯的最低级的克瓦斯爱国主义[97]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如尤沙柯夫先生）。同样无庸争辩，忽视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和他对有关直接生产者问题的提法，对于想代表这些直接生产者利益的俄国人来说，就等于完全屏弃西方“文明”。但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深的地方：不在独特发展的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所以民粹派中间也有过一些作家（而且是民粹派中间的优秀人物），正如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的，他们跟斯拉夫派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他们甚至承认俄国已走上了和西欧同样的道路。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个范畴是根本不能说明俄国民粹主义的问题的。民粹主义反映了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形成时代俄国实际生活中几乎还不存在的一件事实，即劳动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对立。它是通过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和利益的三棱镜来反映这个事实的，因此反映得不真实，不大胆；它所创造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利益的矛盾，而是枉然地指望另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纠正民粹主义的这个错误，说明哪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成为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的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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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的第2章。
　　作者的布局如下：他先提出使人不得不认为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的一般性见解，然后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最后则把得出的结论用来解释俄国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由于这一章的主题特别重要，我们打算比较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并把引起异议的地方一一指出。
　　作者一开头就完全正确地指出，把社会过程归结为“给自己提出目标”并“推动事变前进”的“活的个人”的活动的那个理论是一种误解的产物。当然，谁也从来没有想说“社会集团是与组成它的个人无关而独立存在的”（第31页），但问题在于“个人，作为具体的个人，是所有过去的和当代的个人即社会集团的派生物”（第31页）。现在把作者的意思解释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历史是由“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完全正确。可是，这些“思想和感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偶然出现的，而不是从一定社会环境（它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材料、客体，它从正面或反面反映在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上面，反映在代表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的利益上面）中必然产生的，能不能认真地维护这种意见呢？其次，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司徒卢威先生说：“我们把社会集团和个人分开，我们把前者看作在社会生活基础上产生的并体现在习惯和法律、风俗和道德以及宗教观念上面的人与人间的形形色色的相互关系。”（第32页）换句话说，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活的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清楚他们的现实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注：《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5页：“社会学应该从某种空想开始。”］。其次，因为这位社会学者对于合理不合理的看法本身就反映着（他自己是无意识的）一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从推论中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在他看来“纯粹”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产物，实际上代表的只是……小市民的观点和利益。
　　最后这一点——即关于个人作用或主观方法的特殊社会学理论，用空想代替了批判的唯物主义的探讨——特别重要，但它被司徒卢威先生忽略了，因此值得稍微谈谈。
　　我们试拿民粹派关于手工业者的流行议论予以说明。民粹主义者描述了手工业者的可怜生活，他的生产的微不足道，以及包买主对他的残酷剥削，指出包买主把绝大部分产品放进自己腰包，给生产者只剩下几文钱作为一天16—18小时的工作报酬，接着得出结论说：手工业者的生产水平很低，他的劳动受到剥削，这是当前制度的坏的方面。但是，手工业者不是雇佣工人，这是好的方面。必须保持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为此就要建立手工业劳动组合。这是十足民粹派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却不同。他了解手工业情况之后，除了提出这个情况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外，还提出这一手工业的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的问题，即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于是他看到这种组织就是商品生产，也就是通过市场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单独生产者的生产。个体生产者供他人消费的产品只有采取货币形式，就是说，只有预先经过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社会计算，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才能使生产者有权获得其他社会产品。而这种计算是在生产者的背后通过市场波动进行的。这些为生产者所不知道的、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市场波动不能不造成生产者间的不平等，不能不加剧这种不平等，而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占有货币＝社会劳动产品。因此，货币持有者、包买主有权有势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过一天算一天、至多过一周算一周的手工业者中间，只有他占有货币，即占有以前的社会劳动产品，这些产品在他手中变成资本，变成占有其他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生产者遭到剥夺和剥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无产者从属于有产者以及二者利益的对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对立给阶级斗争这一科学概念提供了内容。因此，生产者的利益完全不在于调和这些对立成分，相反，在于加深这种对立，增强关于这种对立的意识。我们看到，商品经济的增长在我们俄国也引起了这种对立的加深：随着市场和生产的扩大，商业资本逐渐变成产业资本。机器工业在彻底摧毁单独的小生产（它早已被包买主根本破坏）而使劳动社会化。赚钱制度在手工业生产中被手工业者的表面独立性和包买主权力的表面偶然性掩盖起来，而现在已日益明显和无可掩盖了。“劳动”过去在手工业中也参加“生活”，那不过是把剩余产品奉送给包买主，现在它正在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离”。这个社会十分坦率地把它推开，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基本原则：生产者只有找到乐于占有他的剩余劳动产品的货币持有者，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这样，手工业者[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未能理解的东西，即上述对立的深刻的阶级性，生产者自然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这种先进的生产者才能代表手工业者的利益。
　　现在我们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把这两种论断比较一下。
　　民粹主义者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此他说，我从对现代制度抱反感的手工业者的“感情”谈起，从他们建立美好制度的思想谈起，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谈论什么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这位神秘主义者回答说，的确，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而我在研究手工业中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问题（您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怎样创造了和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并且我手里有一个可靠的标准，证明我谈的是“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这个标准就是：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诚然，我从来不说“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但是，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您说您在谈论“活的个人”，但实际上您当作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您把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您，您也脱离了生活［注：“实践无情地使它（“新的历史道路的可能性”）缩小”；“可以说，它正在日益减少”。（彼·司徒卢威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16页）减少的当然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能性，而是幻想。幻想减少，倒是好事。］。不仅如此，请您看看，您装进这个木偶头里的是些什么东西，您宣扬的是些什么措施。您向劳动者介绍劳动组合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个组织。您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您看不出这个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这些办法丝毫不能消除生产资料（货币也包括在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集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广大居民群众备受压迫的现象，至多不过使一小群手工业者升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您是从劳动者的思想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司徙卢威先生。他指出民粹派关于“个人”的论断空洞无物后接着说：“社会学实际上总是力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想要说明历史演进中某个重大关键的任何尝试都使人确信这一点。谈到‘历史人物’和‘伟大人物’时，总是力图把他说成是某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那个时代的代表，把他的行动、他的成败看成过去全部事物进程的必然结果。”（第32页）这种想要说明社会现象即建立社会科学的一切尝试的总趋势，“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演进的基本过程的学说上面。既然个人不算数，那就需要找出另一种因素来。这种因素就是社会集团”（第33页）。司徒卢威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说在完成着社会学说的总意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不仅如此，阶级斗争理论第一次完全而彻底地贯彻了这个意图，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程度。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给“集团”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这个概念本身很不明确，可以作各种理解，既可以把宗教现象也可以把民族志、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现象看作区分“集团”的标准。而在上述每一领域中都可以用来区分这些或那些“集团”的固定标志是没有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面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按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基础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的客观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和“品德高尚”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信条，这种道德的范例，我们已从那位空谈历史的迷途和“科学光芒”所指明的道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看到了。正是这些论断被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打破了。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内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代替了。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仅仅存在着特殊的，即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也有自然界的规律，对这种观点的批驳也就确切说明了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主观主义者关于一般“社会”的论断，这种毫无意义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弄清楚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概括为几种独特的社会机体）的论断，已被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研究代替了。第二，“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归结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天真幼稚、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事例”（第33页），“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领域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除上述一切论据外，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主观主义者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反驳：“社会学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们称之为个体的东西是第一性事实，因为个体（无须进一步解释）这一概念本身和适合这一概念的事实是漫长的社会过程的结果。”（第36页）这是很正确的思想，但是，作者的论证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因此更需要谈谈。他引用了齐美尔的观点，后者在其《论社会分化》一书中证明了个体的发展和这一个人所属的集团的分化成正比。司徒卢威先生用这个论点来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个体发展和社会分化（“多样性”）成反比的理论。司徒卢威先生反驳他说：“在未经分化的环境中，个人就其单一和无个性来说……将是‘和谐的完整的’。”“现实的个人不可能是‘一般人体所固有的一切特点的总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完满的内容超过了现实个人的力量。”（第38—39页）“要使个人能够被分化，个人就应该处在已分化的环境中。”（第39页）
　　从这段叙述中看不清楚齐美尔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的。但从司徒卢威先生的转述来看，对问题的提法也犯了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的毛病。抽象地议论个体的发展（和福利）对社会分化的依存关系，是完全不科学的，因为要规定一种适合于一切社会结构形式的相互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分化”、“多样性”等等概念本身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看把它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主要错误，也正在于他论断中的抽象教条主义，他企图泛谈一般“进步”，而不去研究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的“进步”。司徒卢威先生在提出自己的一般论点（上面摘录的）来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时，重复了他的错误，没有叙述和阐明具体的进步，而陷入了模糊的空虚的教条的泥坑。举个例子来说，“个人和谐的完整性在内容上是由集团的发展程度即分化程度决定的，”——司徒卢威先生这样写道，并给这句话加了着重号。可是应该怎样理解集团的“分化”呢？农奴制的消灭是加剧了还是削弱了这个“分化”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后者（《何谓进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回答大概是前者，因为他援引的是社会分工的扩大。一个指的是等级差别的消灭；另一个指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可见，这个术语很不明确，甚至可以把它安到两个相反的东西上去。再举个例子。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可以算是“分化”的削弱，因为专业工人之间的细密分工中止了。然而不容怀疑，正是在后一情况下，个人发展的条件有利得多（对工人来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问题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作者自己承认个人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对抗（米海洛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他补充说：“但生活从来不是由绝对矛盾组成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流动的，相对的，同时各个方面都是经常互相影响的。”（第39页）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提出集团和个人之间的绝对的相互关系，即与一定社会形态的严格规定的发展阶段无关的相互关系呢？为什么不把全部论证用来说明俄国演进的具体过程问题呢？作者有这样提出问题的企图，假使他把它贯彻下去，他的论证就会大为增色。“只有分工（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学说，这是人类的堕落）才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个人而正当地反对了现代的分工形式。”（第38页）这说得真妙；只是应该把“分工”二字换成“资本主义”，甚至更狭窄些，换成俄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贸易关系和世界交换的巨大发展，广大居民群众的经常流动，摧毁了氏族、家庭和地域性公社自古以来的束缚，造成了在西欧现代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发展，“不同的才能……丰富的社会关系”［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8页及以下各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在俄国，这一过程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充分显示出来的，当时旧的劳动形式异常迅速地破灭，劳动力的买卖占了第一位，使农民脱离了宗法式的半农奴制家庭，脱离了使人愚钝的农村环境，并以纯粹资本主义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代替了半农奴制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地主阶级被平民知识分子排挤出“社会”，著作界激烈地攻击对于个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中世纪束缚等等。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这一点民粹派大概是不会争辩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条件造成的问题。在农奴制度下当然不会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民粹主义者欢迎“解放的”改革，没有觉察到自己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样陷入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些历史学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透过“解放的”面纱来看农民改革，没有觉察到这种“解放”只是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代替封建的剩余产品。在我们这里情形也完全一样。正是“旧贵族的”经济制度把居民束缚在一个地方，把他们变成各个世袭领主的一群奴仆，造成了对个人的压制。其次，也正是资本主义使个人摆脱了农奴制的一切束缚，使他变成商品所有者（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他和其他任何商品所有者是平等的），独立地和市场发生关系，同时造成人格的提高。民粹派先生们听到别人说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故作震惊，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进步福利”（它是改革后俄国的标志）的物质条件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社会学”一开头就讲“个人”如何反对俄国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俄国一时脱离正道的偶然现象，他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不了解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了条件，使个人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反对。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司徒卢威先生的论证需要作怎样的修改。应该完全把问题引到俄国现实的基础上来，弄清楚现实情况如何，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无怪乎民粹派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学建立在不去分析现实而发出“可能如此”的议论上面；他们不能不看到现实在无情地打破他们的幻想。
　　作者用下面的表述结束他对“个人”理论的分析：“个人在社会学看来是环境的作用”，“个人在这里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它的内涵要靠对社会集团的研究来提供”。（第40页）后面这个对比非常恰当地强调了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因为主观主义者谈论“个人”时总是预先规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即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的社会活动），就是说，他们悄悄地用自己的空想代替了“对社会集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