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γ）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
　　[Ⅴ—190]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312页；第2版（1849年）第314页]
　　他应该说：任何劳动者每天的辛劳。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
　　“商品便宜了，但它们是人的血肉造成的。”（[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2页）
　　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实际上，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凡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场合都是如此——缩短工人为再生产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缩短工人为生产其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而缩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他的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并通过缩短这一部分而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作日的无酬部分，他的剩余劳动时间。为什么随着机器的使用，侵吞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欲到处都在增长，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这种现象我们将在第三章[101]中考察。[Ⅴ—190]
　　[Ⅴ—196]接第190页。
　　“但是，与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工人中每一个人完成的工作量也增加了。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艾释黎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页）
　　“工厂副视察员贝克（1843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报道说，他曾经看到几个女工；他相信，她们可能不久前刚满18岁，但被迫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在他列举的其他场合，女工们被迫整夜在70度到80度的温度[102]下劳动……
　　我（霍纳先生在1843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中说）遇到过许多刚满18岁的女工，她们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不停地劳动，如果不算一刻钟早饭时间和三刻钟的午饭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她们一昼夜劳动十五个半小时。
　　在女工中（桑德斯先生在1844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中说），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艾释黎，同上，第20—21页）
　　关于劳动力的早衰，换句话说，关于强制延长劳动时间而造成的未老先衰：
　　“1833年，我收到了郎卡郡大工厂主艾释华特先生的来信，其中有下列几行有趣的话：‘当然，现在您会问起关于那些老年人的情况，据说，他们在活到40岁或者刚刚过了这个岁数，就会死去或无力再工作。’请注意，对40岁的人就使用‘老年人’这个用语。”（同上，第12页）
　　“政府委员会委员麦金托什（专门派出搜集证据，以驳斥1832年委员会材料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他的1833年的报告中说：‘尽管我们对考察儿童的悲惨处境早有准备，但是仍然很难相信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年龄，他们竟未老先衰到如此程度。’”（同上，第13页）
　　（这些引文接第Ⅲ本笔记第124页以后的ｅ页[103]。）[Ⅴ—196]
　　[Ⅴ—190]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直接降低工资，尽管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用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使用新的机器时，如果大量生产还继续以旧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资本家就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因此，这里情况似乎是，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欺骗，来源于把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由于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时等于平均劳动的5/4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但是，资本家仍按平均劳动付给工资。因此，少量的劳动小时[在新的条件下]，等于多量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小时。资本家对于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是按平均劳动付酬的，但是按它的实际情况，即按较高的劳动出售的，而一定数量的这种劳动等于较多的平均劳动。
　　因此，根据假定，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工人只需要从事比平均工人较少的时间的劳动就够了。[Ⅴ—191]所以，实际上，他花费比平均工人较少的劳动时间，就生产了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这样一来，他就把较多的劳动小时作为剩余劳动给了资本家；只有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才使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余额。资本家只有出售时，才能实现这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实现这种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出售，而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甚至当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时，他能够实现超过正常剩余价值即超过同一生产部门其他资本家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余额，也只是由于工资并非按照这种劳动超过平均劳动的同一比例增加，因而剩余劳动时间总是相对增加。因此，这种情况也受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这个一般规律的支配。
　　机器——一旦被资本主义使用，已经不再处于其原始阶段，大部分已经不再只是比较有力的手工业工具——必须以简单协作为前提，而且简单协作（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对机器说来，比对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因素，在工场手工业中，简单协作只表现在实行简单的倍数原则，也就是说，不仅把各种不同的操作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工人，而且也有人数比例，即把一定数量的小组工人分配到各种操作上，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工人都从属于某一种操作。
　　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最发达的形式即机械工厂中，主要的是许多人在那里制作同一的产品。这甚至是它的基本原则。其次，机器的使用最初是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因为机器本身的制造——从而机器的存在——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厂为基础的。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机器本身的生产才在采用机器的基础上——在机械工厂中完成。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各种等级的劳动的分工；锉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现在却被刨床、切槽床和钻床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机械车床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第1卷第30—31页）
　　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分工在机械工厂内部重新出现，虽然规模很小；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机械工厂又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则废除了。最后，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
　　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
　　[Ⅴ—192]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这里已不用说关于机器的真正工作部分（即直接用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原料的部分）的力学定律的运用了。但是，上述增加生产力，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的特点在于，所使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在它被使用的这一形式上是劳动产品，例如把水变成蒸汽时就是这样。在动力，例如水，是自然形成的瀑布等等的地方｛顺便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法国人在十八世纪使水产生水平作用，而德国人则总是造成人工落差｝，把水的运动传到机器本身的媒介，例如水轮，就是劳动产品。而直接加工原料的机器本身也完全是这样。
　　因此，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机器具有价值；它作为商品（直接作为机器，或间接作为必须消费掉以便使动力具有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在那里，它作为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也就是说，它使产品由于加进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变贵。
　　因此，虽然我们在本章中专门考察可变资本和它自身赖以再生产的那个价值量之间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耗费在某一生产领域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想考察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以及和预付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但是，机器的应用，迫切要求在考察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同时，也考察资本的其他部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原则，即使用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能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从而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则，其依据是，由于应用了发明，使生产力提高了，即同等人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变便宜了，因而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是，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是靠更大量的投资，靠使用已有的价值，靠加进某种[新的]因素，因而，这种因素按自己本身的价值额增加了产品即商品的价值量。
　　首先，拿原料来说，自然，无论用什么方法对它进行加工，它的价值仍然和原来一样，也就是说，仍然和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价值一样。
　　[Ⅴ—193]其次，使用机器，使一定量原料所吸收的劳动量减少，或使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转化为产品的原料数量增加。
　　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那么，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不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它代表较小的价值量，它比较便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通过商品——以机器形式存在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加进产品中去——的工业消费才能够达到。
　　可见，不管是否使用机器，原料的价值仍然不变，而一定量原料转化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使用而减少了，因此，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变便宜，只取决于唯一的一种情况：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而这后一种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它的使用量由于应用机器而减少了。
　　随着机器脱离自己的幼年时期，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不同于它们最初所代替的手工业工具，它们日益增大和昂贵，需要更多的劳动时间来进行自身的生产，提高了自己的绝对价值，虽然相对说来，它们变得便宜，就是说，效率高的机器按它的功效来算比效率低的机器便宜，也就是说，生产机器本身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在增长程度上远远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绝对价值却不断提高，因而它把绝对增大的价值加进了它所生产的商品，特别是同手工业工具，或者，甚至同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所代替的简单的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具相比较。
　　因此，要使借助于较昂贵的生产工具生产的商品，比不用这种工具生产的商品较为便宜，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1）随着机器功效的增长，随着它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使一个工人可能完成许多工人的工作的程度，用机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从而商品的量，也增加了。因此，再现机器的价值的商品的量增加了。
　　机器的总价值只是在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参加生产的那些商品的总量中再现出来。这种总价值在单个商品之间分为相应的部分，单个商品的总和构成它们的总量。因此，这个商品总量越大，在单个商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就越小。尽管机器同手工业工具或简单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价值差额，但是，由于机器价值分到一个更大的产品即商品的总量上，加进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的价值部分。
　　花费同一劳动时间将1000磅棉花加工成棉纱的纺纱机，再现在1磅棉纱中的只是它的价值的1/1000，而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它只能将100磅棉花加工成棉纱，那么在1磅棉纱中再现出来的，是机器价值的1/100。所以，在后一种情况下，1磅棉纱本身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包含的劳动时间多9倍，价值大9倍，贵9倍。[Ⅴ—194]因此，只有在可以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机器才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应用。（见第201页上摘自罗西的引文）[Ⅴ—194]
　　[Ⅴ—201]｛接第194页开头部分。
　　“只有在使各个小组的工人都能充分工作并带来巨大成果的企业中，才有可能实行分工和使用大功率的机器。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大，用于工具和机器的相应支出就越小。如果两台功率相同的机器在同一段时间内进行生产，一台生产100000米布，而另一台生产200000米同样的布，那么，可以说，第一台机器比第二台机器昂贵一倍；第一类企业使用的资本比第二类企业多一倍。”（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34页）｝[Ⅴ—201]
　　[Ⅴ—194]（2）早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手工业等中一样，劳动工具（以及劳动条件的其他部分，例如建筑物）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劳动资料直接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完成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间接进入劳动过程。但是，它们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它们在劳动过程中被用掉的那一部分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的交换价值是同它们的使用价值一起在劳动过程中被耗费的。它们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保存下来，这个时期包括一系列劳动过程，它们在这些劳动过程中反复地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服务，也就是作为加工新材料的手段不断反复地为新的劳动服务。作为这种劳动资料的劳动工具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这种或长或短的持续时期的末尾才被耗费掉；在这个时期内，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反复出现。因此，劳动工具的交换价值只有在商品总量中才全部再现出来，劳动工具从进入劳动过程到离开这个过程的整个时期都是为商品生产服务的。所以，加进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只是劳动工具价值的一定的相应部分。如果一种工具能用90天，那么，每一天所生产的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工具价值的1/90。在这里，有必要在想象中进行某种平均计算，因为工具价值只有在它被全部耗费掉的那些劳动过程的整个时期内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而，工具的全部价值只有在工具参加这个时期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此，要计算出，工具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天都有多大的相应部分被耗费（这是假定），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生产的产品中再现出的工具价值有多大的相应部分。
　　由于使用机器，劳动资料具有巨大的价值量，而且表现为庞大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之间的上述差别日益增大，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特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安装着能使用12年的机械织机的工厂中，机器等的磨损在一天的劳动过程中是很小的；因此，在单个商品或者甚至在全年的产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很小的。在这里，过去的物化劳动大量地进入劳动过程，而资本的这部分只有相对来说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耗费掉了，即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因而作为价值的一部分再现在产品之中。因此，不论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器以及同它一起被利用的建筑物等等所表现的价值量多么大，同这个价值总量相比，它进入每天的[Ⅴ—195]价值形成过程，从而进入商品价值的部分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它使商品相对地变贵，但并不显著，而且比机器所代替的手工劳动使商品变贵的程度要小得多。所以，同样，不论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和用于活劳动（这些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活劳动）的资本部分相比是多么大，如果把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和同一商品消耗掉的活劳动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是很小的。机器和劳动加进单个产品中的价值部分，和原料本身的价值相比，也是很小的。
　　只有使用机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才有力量使代表大量过去劳动的产品（即巨大的价值量）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使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单个劳动过程内进行的价值形成过程的，只是它们的相应的较小部分。以这种形式进入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过程的资本是大量的，但是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它的使用价值被消耗和用掉的部分，从而应该补偿的它的价值部分，是比较小的。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全部地发挥作用，但是，它加进产品的价值只是它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的那一部分，而丧失的这种价值取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程度。
　　可见，要使较昂贵的工具生产的商品比那种较便宜的工具生产的商品便宜，或者说，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价值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要具备（1）和（2）两项所列举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条件，这些条件可归结为以下要求。第一个条件——这就是大批生产；它取决于一个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的商品数量比他不使用机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大多少；换句话说，取决于机器取代劳动达到何等程度；即取决于用于生产既定数量产品的劳动力的数量是否已缩减到尽可能大的程度，机器是否已代替了尽可能大量的劳动力，以及用于劳动的资本部分是否比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相对地小。第二个条件是，不论包含在机器中的资本部分多么大，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即机器加进单个商品的价值部分，也比包含在同一商品中的劳动和原料的价值部分小；这是因为在某一既定的劳动时间内，机器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它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却只是比较小的部分。机器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始终只是机器总价值的某一相应部分。
　　因此，必须修正对李嘉图的下列批判：
　　“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机器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上。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双袜子——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制造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Ⅴ—195]
　　[Ⅴ—196][在使用机器时]用于原料的资本部分，同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相比，比在简单分工时增长得无比迅速。此外，这里还要加上用于劳动资料、机器等等新的和较大的资本量。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辅助部分[104]同它用于活劳动的那一部分相比，也不断增长。
　　*  *  *
　　[Ⅴ—197]在新机器在该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以前，采用新机器的初步结果之一是，延长那些仍然使用旧的不完善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尽管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是高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即高于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出售的，但仍然是低于同类产品过去的、社会的、一般的价值出售的。由此可见，减少了的是生产这种一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那些使用旧生产工具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因此，如果[现在]再生产出这种工人的劳动力需要10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么，他在10小时内生产的产品已不再包含10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可能只包含6小时。因此，如果他劳动14小时，那么，他这14小时就只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14小时内，只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他的劳动产品也只具有10小时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如果工人独立地劳动，他就必须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如果他作为雇佣工人，从而必须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劳动，那么，凡是在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资本家所以能够取得平均剩余劳动，只是由于工人的工资降低到过去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就是说，在工人的已经增加的劳动时数内，他自己占有的部分更小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效率提高，而是因为效率降低；不是因为工人在较少的劳动时间内制造出同量的产品，而是因为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产品的数量减少了。
　　*  *  *
　　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力。
　　“根据培恩斯的计算，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蒸汽机和煤气，用款少于10万镑是不行的。一台100匹马力的蒸汽机带动5万个日产62500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1000个工人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机器的25万个工人所纺出的棉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75页）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被节省下来的250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代替他们的一个工人的劳动；不是来源于被代替的25万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1000个在业工人的劳动。正是他们的剩余劳动体现在剩余价值中。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在它被使用以前，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以前具有的这种价值，是它作为机器加进产品的唯一的价值。资本家购买机器时支付的，就是这种价值。
　　假定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那么，资本通过机器和通过使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降低单个产品价格的一切其他设备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就仅仅在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变便宜了，因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只是作为包含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从而[Ⅴ—198]在同样长的总工作日内，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了（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引起变化的情况，将在下面谈到）。上述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其结果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普遍地减少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因为，根据假定，机器生产的商品一般总是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这一点，即没有给他个人带来特殊利益的一般的结果，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促使他使用机器的动机。
　　第一，机器的应用，不论是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在纺纱业方面），从而首先使某种工业部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还是使从前只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某种工场手工业发生革命（如象在机器制造厂中那样），最后，也不论是用更完善的机器把以前的机器排挤掉，还是将机器的应用推广到某一个工厂中以前未采用机器的局部操作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机器的应用，使暂时还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了，也使他们的总工作日延长了。
　　但是，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却使最初采用机器的工厂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缩短了。如果在采用机械织机以后，手工织工的2个劳动小时，只等于社会必要劳动的1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还没有普遍采用机械织机织布以前，使用这种织机的织工的1个劳动小时，将会大于必要劳动的1个小时。它的产品比1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就等于简单劳动自乘了，即在这种劳动中实现了更高质量的织布劳动。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下面这个范围内的：采用机械织机的资本家，尽管出售1个小时的产品时低于从前1个劳动小时的水平，低于它以前的社会必要价值，但却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即高于他自己用机械织机制作这种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因此，工人为了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只要从事较少时数的劳动就够了；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着他的劳动在同一部门中成为较高质量的劳动而按同一程度缩短了；因此，这种劳动1小时的产品出售时，就可能高于旧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的工厂中2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如果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保持不变，还是那样长，那么，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就增加了，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甚至在工资提高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始终必须假定，在新的情况下，工人为了补偿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不需要耗费和从前同样大的相应的工作日部分。当然，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只是暂时的，一旦机器在这个部门普遍应用，使得商品价值重新归结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但是，这样同时又刺激资本家采用日益翻新的小改进，使他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高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无论在什么生产部门使用机器，并且不管机器生产的商品是否进入工人自身的消费，情况都是这样。
　　第二，从普遍的经验中可以知道，一旦机器开始被资本主义应用，——即一旦机器摆脱它们最初在许多部门出现时所处的发展的幼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只是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效率较高的形式，不过，后者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还是[Ⅴ—199]由独立的工人及其家庭来使用的，——一旦这些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为同工人对立的独立的权力，绝对劳动时间即总工作日，不是缩短，而是延长了。我们将在第三章[105]中考察这种情况。但在这里应该指出其要点。在这里必须把两个因素区别开来。第一：工人所处的、而且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条件。第二：促使资本这样做的动机。
　　关于第一点。首先——劳动形式改变了，劳动看来很容易，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了。由于肌肉力的减轻，劳动时间的延长起初在体力上还不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工人的技能已转移到机器上，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现在工人失去了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还占支配地位的技能，他们不能奋起抵抗，而资本则能以非熟练的，因而也更受它支配的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其次，现时作为一个决定因素进入[生产过程]的新的一类工人，改变了整个工厂的性质，而且就其天性来说，在资本的专制面前是比较顺从的。这个因素就是女工和童工。一旦工作日由于习惯被强制延长，那就会象在英国一样，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工人重新把工作日恢复到正常界限。因此，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的自然界限——夜工，是工厂制度的结果。
　　“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贫民习艺所〉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这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的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根源。”（《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艾释黎勋爵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上述引文的作者菲尔登说：
　　“随着机器的改进，工厂主的贪欲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求自己的工人付出比他们可能承担的更多的劳动。”（同上，第34页）
　　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并不是机器所有主的独特本性，它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因为现时工厂主正处于有利于追求这种欲望的状态，所以他们贪得无厌，是很自然的。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动力，如果它来源于人（甚至来源于牲畜），[Ⅴ—200]那么，身体只能在一天的一定时间内活动。蒸汽机等则不需要休息。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Ⅴ—200]
　　[Ⅴ—199]但是，这里还应加上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特别刺激上述欲望的特殊情况。
　　[Ⅴ—200]机器等等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被使用，在这个时期内，为了生产新的商品，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地反复进行。这个时期是根据对机器总价值向产品转移所作的平均计算来确定的。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就可以缩短用总产品补偿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的时期。假定按每天劳动12小时计算，这个时期是10年。如果工人每天劳动15小时，即工作日延长1/4，那么，一周就延长了工作日的1+（1/2），即18个劳动小时。按照假定，一周包含90个劳动小时；18/90是一周的1/5。这样一来，10年就可以节省1/5即2年。因此，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经过8年就可以得到补偿。
　　如果在这个时期内，机器实际上已损耗，那么，再生产过程就会加速；如果不是这样，而机器还能使用，那么，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比率就会增大，因为后者继续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因此，即使剩余价值没有增加（由于延长劳动时间，它一般来说已经增加），这种剩余价值同投资总额的比率，即利润[率]也增加了。这里还应当加上这样一种情况：在采用新的机器时，会不断地进行改良。因此，在机器的周转期结束之前，即它们价值的再现于商品价值之前，大部分旧机器或者部分地贬值，或者继续使用已完全不合算。它们的再生产时期越短，这种危险就越小，资本家就越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机器的价值之后，使用新的改良的机器，并廉价出售旧机器，而别的资本家使用这种旧机器仍有利可图，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较小的价值量进入他的产品。（关于这一点，在探讨固定资本时，还要更详尽地考察，也要引用拜比吉的例证。）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使用机器所需要和所决定的全部固定资本。
　　但是，对资本家说来，问题决不是单纯地为了要尽可能快地收回用于固定资本的价值量，防止它贬值以及重新使它处于可供支配的形式，而首先是使用这种资本来赢利——这种数量很大的资本所采取的形式有以下特点：一旦资本与活劳动的接触中断（对活劳动来说，它就是固定资本），它作为交换价值就会毁灭，而作为使用价值就变得无用。由于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尤其是同固定资本相比大大减少，由于剩余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一时间内使用的工作日日数，而利润取决于这种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因此利润率就下降了。当然，制止这种下降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尽可能地延长绝对剩余劳动，从而把固定资本变为获取最大限度的无酬劳动量的手段。如果一个工厂停止生产，那么，工厂主就认为似乎是工人偷窃了他的东西，因为在固定资本中他的资本取得了直接索取别人劳动的形式。所有这一切，西尼耳先生曾十分天真地表达过。他早在1837年就认为，[Ⅴ—201]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工作日——因而绝对劳动时间——必须不断增长。西尼耳在引用尊敬的权威人士艾释华特的话时说：
　　“在棉纺织厂和其他企业之间到处存在的劳动时间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原因：（1）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工作日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1页）
　　随着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的不断增加，
　　“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艾释华特先生告诉我：‘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同上，第14页）。
　　工人使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要知道，机器之所以存在，在机器上之所以投入这样大量的资本，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资本来榨取工人的劳动。工人一离开厂房，实际上就是对价值10万镑的资本犯了大罪。
　　因此，最初实行了夜工，后来“在我们的工厂通常每周劳动70—80小时”（同上，第15页）。
　　“一台蒸汽机或别种机器，每天只工作几小时或每周只工作几天，这就损失了功率。如果它们整个白天工作，那就会生产得多一些；如果日夜生产，就会生产得更多。”（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8页）[Ⅴ—201]
　　[Ⅴ—201]“生产网布的第一批机器很昂贵，最初的售价是1000镑到1200镑或1300镑。这些机器的所有主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是多些，但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时间限定为8小时，所以他们在产品的价格方面不可能同旧的生产方式竞争。这个缺点是由于机器最初的装置花费了大量资本造成的。但是，工厂主很快就发现，只要使用原来的同一资本，而稍微增加一点流动资本，他们就能使这些机器一昼夜工作24小时。”（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79页）[Ⅴ—201]
　　[Ⅴ—206]接第201页。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
　　总之，延长劳动时间的好处就在于：节约了用于建筑物和机器的追加开支。[Ⅴ—206]
　　[Ⅴ—201]第三，一旦机器的应用缩短了生产同一商品的劳动时间，就会使这个商品的价值减少，使劳动效率更高，因为这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产品量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只影响正常劳动的生产力。而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仍然表现在同一个价值量上。所以，一旦竞争把用机器生产的商品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水平，机器的应用所以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Ⅴ—202]利润，只是由于商品变便宜而使工资价值或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减少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延长工作日，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时，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由于采用机器，不仅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质量）提高了，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也增加了。时间的间隙由于所谓劳动紧凑而缩小了。因此，一个劳动小时所提供的劳动量，可能等于完全不使用机器或使用不那么完善的机器的平均劳动条件下的6/4个劳动小时的劳动量。
　　在已经采用机器的地方，由于对机器进行改良，同所生产的商品量和同所使用的机器数量相比，工人人数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在使用已改良的机器的情况下，代替两个或三个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劳动增加了，也就是说，只有在机器迫使工人增加自己的劳动和使他每一分一秒更紧张地劳动时，才能使一个工人完成以前两个或三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同一劳动小时内，劳动力被更快地消耗掉了。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工厂工人状况报告的起草者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关于劳动量随机器的改良而增加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劳动的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必须跟上机器的更快的速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作业量增大了，例如，走锭精纺机的纱锭数增加了，再加上使用的是双排纱锭，或者，一个织布工人要看管的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或三台机械织机。
　　“同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让儿童照看的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这是1836年的情况。约翰·菲尔登本人就是工厂主。
　　艾释黎勋爵（现在是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他于1844年3月15日所作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演说中确认：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同上，第6页）“1815年，工人——按12小时工作日计算——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必需步行8英里。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但是，照看走锭精纺机的工人所消耗的劳动量，不仅限于行走。他们还要做许多事情。1835年，一个纺纱工人每天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一个工作日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注：原稿如此。似应为1839年。——编者注]，一个纺纱工人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根据有经验的纺纱工人提供的报告，一个工人在同一段时间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Ⅴ—203]每个工作日内牵伸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同上，第6—7页）
　　“我这里有一份22个曼彻斯特纺纱工人签名的文件，他们证实20英里是他们必需步行的最低限度的距离，同时他们断言，这一距离通常还要大得多。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向我提供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它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加工起来更困难。”（同上，第8—9页）
　　“在梳棉间，劳动量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量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绞；1843年达到21000绞。1819年，机械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因为现在对所完成的工作要更加细心和更加注意。”（同上，第9页）
　　｛当机器使某个工厂主有可能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时，下面这种说法（即说明甚至在这时剩余价值也是来自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表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也是适用的：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而不管其他商品是否涨价。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此书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106]。）｝
　　工厂视察员报告表明，在（截至1860年4月为止）受工厂法约束的、从而每周劳动时间依法缩短到60小时的工业部门中，工资不是降低而可以说是提高了（如果以1859年同1839年相比）；而在下述工厂中工资无疑降低了，在这些工厂里当时
　　“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劳动尚未受到限制”。
　　这里指的是
　　“印花厂、漂白厂和染厂中的情况，直到1860年，这些工厂的劳动时间仍然和二十年以前一样，这些工厂的受工厂法保护的工人往往被迫一天劳动14或15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1—32页）[Ⅴ—203]。
　　[Ⅴ—204]接第203页。下列资料大体表明，随着最近二十年来工业的进步，工厂生产的各部门中的工资大大下降了。
　　印花业、染色业和漂白业（每周工作60小时）
　　1839年    1859年
　　染料研磨工…………………35先令    32先令
　　机器印花工…………………40先令    38先令
　　工长…………………………40先令    40先令
　　木板刻工……………………35先令    25先令
　　木板印花工…………………40先令    28先令
　　染色工………………………18先令    16先令
　　洗涤工和壮工…………16和15先令    16和15先令
　　花纹染色业（每周工作61小时）
　　1839年    1859年
　　浆纱工………………………18先令    22先令
　　漂白工………………………21先令    18先令
　　染色工………………………21先令    16先令
　　整理工………………………21先令    22先令
　　（同上，第32页）[Ⅴ—204]
　　[Ⅴ—203]在第一类[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中，生产比以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同时，工厂主的利润也增加了，工厂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
　　“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在既定时间内提高机器速度方面。这种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完成的工作量一样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9、10页。并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0页及以下各页）
　　[Ⅴ—204]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缩短了工作日，却没有减少英国工厂主的利润，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1）因为英国的一个劳动小时超过了大陆的一个劳动小时，前者是比后者更复杂的劳动形式，也就是说，英国工厂主同别国工厂主的关系，就象采用新机器的工厂主同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关系一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至80小时的工作日。而且英国的运输工具使工厂主几乎在厂内就可以把商品交给铁路托运，在厂内几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口。”（《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5页）
　　（2）因缩短绝对劳动时间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劳动时间的浓缩得到了补偿，所以，现在一个劳动小时实际上等于6/5个劳动小时，或者还要多些。正如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出一定界限（工作日的自然界限）就会遇到自然障碍一样，浓缩的工作日也有自己的界限。因此，现在工厂在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下所实现的劳动量，能否在比如说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始终以相同的劳动强度提供出来，那是大可怀疑的。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
　　（不愿意在本厂使用两班各工作6小时的13岁以下的童工），
　　“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半日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第42—43页）。
　　不管怎样，缩短绝对劳动时间的这一结果向我们表明，工厂主怎样想方设法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它还向我们表明，机器不仅使单个工人有可能完成其他许多工人的劳动，而且还把他必须完成的劳动量增大了，这就使他的劳动小时具有较高的价值，并从而相对地减少了工人自身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Ⅴ—204]
　　[Ⅴ—205]如上所述，这是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工作机的台数而实现的。这部分地又是靠改变产生动力的机器的结构达到的，由于这种改变，重量相等的机器在费用相对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更多的机器，并且速度也更快了。
　　“因此，官方报告揭露的事实证明：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虽然按马力计算需要同过去一样的人手数量，但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完成的劳动量增加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20页）
　　“霍纳先生在他的截至1852年10月为止的报告中……摘引了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的来信，信中解释了蒸汽机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动机在燃料消耗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并且在这封信里说：‘不大容易提供确切的材料，来说明同一些发动机经过某些改良或全部改良后所做的功增加的情况。但是我确信，如果能够得到确切的报告，那么，结果将会表明，由蒸汽机推动的并且重量和过去相同的机器，现在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同上，第14页）
　　霍纳（《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的报告》）指出：“在1828年的报告中，列举了蒸汽机和水轮的数目及其马力。那时所列的数字对于实际利用功率的估计，比1850年或1856年报告中的数字要准确得多。在这些报告中，所有关于发动机和水轮的功率的材料，都按额定马力计算，而不是按实际利用马力或可能利用马力计算。100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由于锅炉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能当作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同上，第11页）
　　第四，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
　　正如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一样，它在许多场合下也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例如，当需要同时使用许多工人的收割、播种等等作业被播种机或收割机代替时，就是如此。当压榨机代替脚来压榨葡萄汁时，情形也是一样。当蒸汽机被用来将建筑材料提升到建筑物顶部或所需要的[Ⅴ—206]高度时，也是这样。
　　“郎卡郡的建筑工人的罢工（1833年）引起了蒸汽机的奇妙的应用。现在，后者在某些城市中被用来代替手工劳动，用来把各种建筑材料提升到要使用它们的建筑物的顶部。”（[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09页）[Ⅴ—206]
　　[Ⅴ—206]第五，为了抵制罢工等等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
　　罢工大部分是为了阻止降低工资，或者是为了迫使提高工资，或者是为了规定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同时，这里的问题总是（或多半是）关系到限制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量，或者关系到把这一剩余时间的一部分转给工人自己。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精纺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Ⅴ—206]
　　[Ⅴ—207]同样，正是
　　“在这种专制的联合会〈即工人联合会〉所施加的沉重压力下，才发明了印染和洗涤纺织品的自动机”。
　　（这里指的是使用蒸汽力推动的雕刻滚筒的印花业；借助这种滚筒，可以同时印出4到6种颜色的图案。）
　　在谈到新式织机的发明时，尤尔接着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器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41、142页）[Ⅴ—207]
　　发明这些新式机器的结果，或者是使以前的劳动形式成为完全多余的（例如，由于发明走锭精纺机，纺纱工人以前的劳动就成为多余的了）；或者是减少所需要的工人的数目，以及使新的劳动比以前的劳动简化（例如，使用精梳机，梳毛工的劳动被简化了）。
　　“棉纺织工业中最常见的罢工原因，是采用改良的机器，尤其是增加走锭精纺机的台数，结果，一个纺纱工人看管的纱锭数不断增多……工厂主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这种改良机器时，同自己的工人进行谈判，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工资，不过，由于机器功率的提高，他们的周工资不致减少，而得到提高……但是，这种契约却给未使用这种改良机器的那些工厂的厂主和工人带来损失。”（[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7—18页）
　　“1829年发生了大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某些工厂主安装了一些有400—500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由于有了这些机器，在这些机器上操作的纺纱工人虽然按完成的产品量得到的工资只是以前的3/5，但是，他们挣得的工资至少和在旧机器上操作的工人所挣的一样多。这次罢工使21家工厂停工，并使1万人失业达6个月之久。”（同上，第19页）
　　“海因兹和德勒姆公司（约克郡西部）工人的罢工（1833年），是发明梳毛机的原因，这种机器使这次罢工的那一伙主谋者的活动完全白费；这种机器给予他们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同上，第61—62页）
　　[Ⅴ—207]同样，“蒸汽的应用是人力的对头”（彼·盖斯克尔（外科医生）《手工业工人与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页）。
　　“工人人口的过剩使工厂主有可能降低工资的水平，但是，他们深信，在工资的任何一次大幅度降低后，紧接着就会由于罢工、长时间停工以及面临的其他重重困难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即使改良机器能使生产增加两倍，并且不需要增加工人，他们也宁愿放慢这种改良的进程。”（同上，第314页）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6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
　　在谈到“铁人”（自动走锭精纺机[107]）时，尤尔说道：
　　“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第2卷第140页]
　　“增加纺纱机台数的需要，即工联的决议所引起的这一需要，不久前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力学的强烈愿望……厂主把自己的走锭精纺机的台数增加一倍，就可以克服工人的懈怠或固执任性，而重新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这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同上，第134页）
　　纺纱企业的主人开始采取这种手段：
　　“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133—134页）
　　“铁人是……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Ⅴ—207]
　　[Ⅴ—207]“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先前的工厂主，周期地遭到自己的工人的倔强精神所带来的直接的重大损失，后者利用行情特别不好的每一合适的时机，提出自己的要求……迅速来临的危机阻碍了工厂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蒸汽及其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使事变的进程立即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盖斯克尔《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第34—35页）
　　[Ⅴ—208]第六，工人果敢地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他们因为工作日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建立产业改良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按厂主可能得到的利润来调整工资的原则，即要求在机器改良的情况下付给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则，是决不能接受的。何况，这一原则决不会只限于某一种利润。例如，1824年8月7日染色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在标语牌中宣称：他们的主人因提高染色的价格而得到的，要比工人所要求增加的相应数额高得多……这样一来，工资就完全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它或是吞没利润，或是变为利润税。”（同上，第43—44页）
　　第七，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废料等的利用。如果借助机器能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阶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品。
　　劳动的连续性总是随着机器（一般说也就是固定资本）的应用而增大。
　　其次，机器向一些工业部门提供更丰富的劳动材料，对于这些工业部门说来，这种机器的产品就是原料。例如，十八世纪手工织布工人常常苦于无法获得他要加工的材料（棉纱）。由于这种原因，经常发生长时间的停工，使他们陷于“贫困”。
　　“现在，由于改进纺纱机而得到的好处，并不在于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而在于市场通常供应不足以及棉纱生产不断增长，这就使工人可以在全部劳动时间内工作。”（盖斯克尔《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第26—27页）
　　采用机器的主要结果之一是：
　　“在同一部门中可以经常在全部劳动时间内工作。”
　　对于自己劳动的小业主说来，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全部劳动时间内工作。对于资本家说来，这就使他可以迫使别人在全部劳动时间内工作。
　　这里，纺纱机解决了向织工供应棉纱的问题，而1793年（康涅狄格州的）伊莱·维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则解决了向纺纱工人供应棉花的问题。种植场主有足够的黑人来大量种植棉花，但是，要把棉纤维和棉籽分离开则感到人手不足。因此，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所生产的原料的数量，而且提高了比如说一磅棉花的价值。
　　“把一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平均需要一个工作日……维特尼的发明使他的这种机器的所有者用一个工人一天就可以把[100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有更大的提高。”
　　[Ⅴ—209]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形。
　　“对印度说来，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陆路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使用普通的手工轧棉机[Churca]，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使用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两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第171页）“16台〈上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推动，每天能轧一吨棉花，也就是完成以前750人一天平均的轧棉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艺术协会上所作的报告》）
　　使用机器可以加工那些用手工加工效果很差的材料。
　　“对便宜商品的需要〈约克郡西部的毛织品〉，给予这种生产以强大的推动力，而这种生产的节约，主要不是靠改良机器和节省劳力，而是靠使用劣等毛纤维和废毛料，后者用大功率的机器重新加工成原来样子的毛，然后或是再加工成织造低级呢绒用的毛纱，或是掺入新羊毛，加工成织造较高级呢绒用的毛纱。这种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英国那样盛行，虽然在比利时也相当普遍。”（《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4页）
　　“大量节约材料，也屡见不鲜；例如，从使用手斧劈木板过渡到用锯来锯木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自然的要素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便宜，以至许多本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却引起注意，因为目前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形式会是有利的。”（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72—73页）
　　其次，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废料如此之多，以至它们本身可以很容易地重新成为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交易品。
　　[Ⅴ—210]第八，代替劳动。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
　　这一点适用于机器，同样也适用于简单协作和分工。制造一种产品使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可以做他以前在两小时内所做的工作，那么，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以前两个人所做的工作；而以前完成这项工作，却需要两个同样时间的工作日。因此，缩短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一切手段，同时也就使生产同样成果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在使用机器时，是仅仅在上述工人人数减少的程度上有差别，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斯图亚特（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中说：
　　“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第1卷第1分册第19章第123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同上，第122页）
　　*  *  *
　　｛商品价格和工资[108]。关于蒲鲁东的愚蠢见解，我们将在另一处来谈。但是，法国的优秀经济学批评家之一欧仁·福尔卡德先生对蒲鲁东的答辩，却和蒲鲁东的论断一样荒唐可笑。福尔卡德说：
　　“如果蒲鲁东……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109]这个反对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产某物只得到80，却被迫要支付100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
　　｛这就是说，工人即使能收回他加进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根本不存在利润和体现剩余劳动的任何剩余价值形式，他也不能买回任何物品。福尔卡德依据这种看法，就认为他懂得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蒲鲁东的愚蠢见解就在于，他以为工人用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买回的商品价值应高于包含在这些货币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应高于本身的价值出售，因为出售时实现了利润等等。但是福尔卡德讲得非常好，如果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工人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那么，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相反地，如果工资足以买回工人加进产品中的全部价值，那么，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和资本都不存在了。实际上福尔卡德的下述说法不仅适用于“工人”，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生产者。｝
　　他说：“工资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付。”
　　（总之，福尔卡德实际上持有下述总的看法：如果一个生产者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那么，他就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付。这是因为商品除已加进的劳动外，还包含不变资本。）
　　“事实上，成本价格除了包含[工人的]工资以外，总是还包含某种别的东西，[出售价格除了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以外，也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
　　｛这种说法十分庸俗。福尔卡德是想说，除了最后的劳动所追加的和体现在商品中的东西以外，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
　　“例如包含原料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往往要支付给国外的。”
　　（即使原料的价格不是支付给国外，这也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福尔卡德[Ⅴ—211]由于完全误解而提出的反驳意见仍然是一样的。全部实质在于，工资所购买的总产品中的那一部分，并不包含来自原料等价值的任何一点价值，虽然任何一件商品就其本身来看都是由最后的劳动所加进的价值和同这种劳动无关的原料等等的价值组成的。产品中转化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的整个部分也是这样。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或者本身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或者通过同不变资本的其他形式交换而得到补偿。）
　　“蒲鲁东忘记了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他忘记了这种增长对一切工作者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对企业主如此，对工人也是如此。”（《两大陆评论》1848年巴黎版第24卷第998—999页）
　　福尔卡德竟想用这种毫无意义的词句来回避问题的解决，而他无疑还是“最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们打算在这个地方立即对蒲鲁东的全部废话一并加以考察。｝
　　*  *  *
　　机器、建筑物等等在不使用时的花费。有一个工厂主，他的棉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全部开工，约须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130包美国棉花。他曾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诉苦说[110]，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约为6000镑（每周约合120镑）。他指的首先是同我们这里无关的（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些固定的开支，即地租，这是一笔最大的固定开支项目，无论机器是否开动都要交纳（在上述场合，地租是2450镑）；其次，是保险费（工厂和机器的火灾保险在上述场合要花费477镑；生产过程中的棉花的保险费为123镑）；这笔财产的税款｛根据1861年统计，工厂和机器的税款（包括济贫税在内）为310镑｝；再次，是经理、会计和经纪人的薪金（在上述场合为625镑）；接着是看门人、守夜人、工程师和临时修理机器的工人的工资（250镑），（这种修理机器的临时工作属于机器保养费）；还有，用于厂房取暖和临时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150镑）；最后“机器的折旧费”（1200镑，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关于最后一项花费，这位郎卡郡的纺纱厂主指出：
　　“许多人可能以为，既然工厂和机器停工，它们就不会磨损……这里所说的价值的补偿，不包括一般的磨损和每个工厂主在他的工厂开工时常备的机工修配组所能修复的损坏（如刀再磨快）。这里指的是有时不可能修复的那种磨损，例如拿刀来说，这种磨损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这里所说的还包括对这样一些损失的补偿，这些损失常常是由于旧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造成的。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厂的机器设备至少每十五年或二十年就完全更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期间内，发明也没有停止，并总是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新的推动。同样，天气和自然破坏力并不因蒸汽发动机停止使用而不发生影响。”
　　这个家伙说：
　　“毫无疑问，许多工厂主拥有可供使用的雄厚储备，但是，大多数郎卡郡工厂主却没有闲置资本。平常他们一获得利润，立即就用来扩充自己的工厂和购置机器，所以，他们通常感到流动资本不足，而不是有余。”（《泰晤士报》1862年11月26日第12版）[注：在这段话的旁边有马克思的亲笔批注：“改进机器同磨损有关。”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以后所说的“无形损耗”。——编者注]
　　[Ⅴ—212]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从日内瓦版翻印）。
　　“新资本                                       旧资本
　　（1）机器                                     （1）工人生活资料基金
　　（2）机器年保养费                             （2）工具及其保养费
　　（3）原料                                     （3）原料。”
　　｛不言而喻，新资本中也有用于工人生活资料基金的支出。舍尔比利埃在这里谈的，只是被机器代替的那些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
　　“在这两栏中，不应把保养和管理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计算在内。旧资本同它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按正比增加。如果使用一定数目的工人时这一资本为100，那么，工人人数增加一倍，它就变为200。新资本则不受这种增长规律的支配，因为用于机器所使用的动力的费用，同这种机器代替的工人人数相比，并没有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按比例增长。因此，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新资本总额无论怎样超过旧资本，这种超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量的方面总是落后，即赶不上机器所代表的和机器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增长的比例。一台代替两个工人的机器，也许昂贵一些；要是代替4、10、20个工人，机器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这种有利的结果，只是在拥有大量已积累的资本时，即在这一资本足以装备用来代替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机器和足以储备与这些工人相适应的原料数量时才能取得。这里正如在某种新的分工的情况下一样，节约又同以前实现的追加资本联系在一起。财富的任何积累，都为加速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手段。”（同上，第28—29页）
　　｛第一，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时，必须考虑资本积累的条件。在这里，应当指出，正如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又是积累的原因。
　　第二，机器或者是实际代替一定数目的工人，即取代他们的位置（这总是发生在这种场合：一种劳动不是新的并且从前不是用机器完成的），或者是潜在地代替某一数量的工人，这一数量将是我们取代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例如，当我们说，要生产出棉纺织工业今日的产品量，需要成百万的工人（见霍吉斯金的著作），这时我们指的是取代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当我们说，由于使用机械织机，某一数量的织布工人被抛向街头，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时，指的是被机器代替的工人。这是很大的区别。机器一旦被用作某一生产部门的基础（而且已不再感到工场手工业的竞争），就只是随着机器的改良而把工人排挤出去。但是，生产是在机器已实行某些改良而这种改良尚未达到更高程度的基础上扩大的。
　　例如，如果过去在手工织机上操作的是10个人，现在在机械织机上操作的是20个人，如果一台机械织机代替10台手工织机，那么，这20个人生产的就等于以前200个人生产的。但是，这20个人并没有排挤即没有取代这200个人。第一台机械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和9个工人]。但是其余19台机械织机上有19个人在劳动。因此，不能以不采用机械织机[要完成新的生产量]会需要200个工人为理由，断言生产力的增长使180个人被代替。只是生产力增加了9倍而已。
　　如果发明了一种新的机械织机，在这种织机上10个人可以做旧织机上20个人所做的工作，那么，这20个人就被10个工人所代替，也就是说，有10个人被抛到街头。如果这种机械织机的台数又增加到20台，那就又要有20个人来操作，而按照过去的规模[要完成新的工作量]则需要40个人。如按照最初的规模，就需要400个工人。但是，并没有400个人被代替，这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第一台机械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第二台只排挤了两台[最初的机械织机]。因此，生产力增长的比例是20∶1。
　　总之，不管怎样，生产力增长了19倍。如果在所有部门中都取得这样的发展，那么，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缩短19/20。因此，如果原来这需要[12个小时中的]11个小时，那么，现在则需要11/20小时，而他所余下的全部工作日，即11+（9/20）小时，则属于资本家了。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不是均衡的和普遍的。
　　其次，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剩余劳动量不取决于机器所代替的工人，而取决于机器所使用的工人。舍尔比利埃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机器的生产率（以及机器的便宜），不仅取决于它所代替的工人人数，而且取决于劳动中它所辅助的工人人数。或者，这些说法在[Ⅴ—213]一定意义上是一样的。｝
　　｛一旦机器劳动缩短了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商品进入工人的消费。那时，除上述情况外，可以用于生产不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劳动量，即用于生产代表剩余劳动的商品的劳动量增加了。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上层阶级的基础扩大了，同时这个阶级的消费也随着扩大了。但是，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也扩大了，即活材料的量也增长了，上层阶级就是靠这种活材料的血和汗而生长起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上述商品不进入工人消费，那么，或者是[上层阶级的]消费变得便宜，或者是劳动被游离出来而投入使用它的新领域。｝
　　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价值在已生产的商品总量中的分配。
　　不变资本就其价值的相对量成为（与总资本成比例地）参与决定利润率的因素来说，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时完全不应该考虑在内。因此，在绝对剩余价值、协作、分工等部分里，我们是把它作为无差别的量Ｃ来考察的。而在考察机器时，我们却不得不专门研究不变资本。不过这丝毫也不矛盾。这里应该指出以下两个因素：
　　（1）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即这些商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减少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ａ）包含在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如果有原料的话）中的过去的劳动时间；（ｂ）最后加进的活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借助这些劳动资料而物化在这种原料中的劳动。
　　旨在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减少商品价值的一切方法，都不影响进入生产的原料的价值（至多在生产规模扩大时，原料得到节约）。进入商品价值中的过去劳动的这一部分，在这里当然与我们完全无关。上述一切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对过去劳动发生作用的活劳动。
　　这样一来，我们要考察的，只剩下过去劳动中由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等等）构成的部分。这部分过去劳动在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并没有增加。（相反，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由于它们的集中，由于它们使用的社会性质而变得便宜了。）但是，在使用机器时，事情却不同了。这时出现了某种特殊的情况。在这里，活劳动的减少是建立在我们所考察的这部分不变资本的革命上的，粗略地说，就是复杂的、大型的和昂贵的生产工具代替了简单的便宜的生产工具。因此，如果商品由于使用机器而变贵的程度，同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加速[生产过程]和减少[在不变资本上]加进的活劳动而变便宜的程度一样（或更大一些），那么，商品的价值就不会降低。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降低了，正是因为另一部分提高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没有减少，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没有[发生变化]。由于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不变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革命上的，与其他方法不同，所以这一点在这里应当特别加以考察。如果对这个问题作最一般的考察，那么它可以这样来解决：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Ⅴ—214]大为增加，以致分摊到每一单个商品上的机器、建筑物以及为机器工作所必需的辅助材料的价值组成部分（损耗部分），比用旧的方法即用手工劳动和旧的手工工具生产同一商品时要少。而要实现上述条件，又取决于下列情况：
　　（α）取决于单个工人在某一既定时间内，例如在一个工作日内，使用机器可以生产的商品量；
　　（β）取决于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操作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越多，全部机器中分摊到每一个工人身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少；
　　（γ）取决于机器参加劳动过程的时期和机器参加价值形成过程的时期之间的差别。例如，如果一台机器工作15年，那么，在这15年中，每一年它都全部加入劳动过程，而每年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却只有1/15。因此，商品形式的年总产品本身所包含的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机器价值的1/15。
　　（2）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以怎样的程度影响利润率（这就是撇开预付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职能来研究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的一定形式（机器等），以怎样的程度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或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这两个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这两个问题就其内容说来，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同一现象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商品是怎样变便宜的｛以及它一旦进入工人消费，劳动力又是怎样变便宜的｝，即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是怎样减少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资本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和价值比例的革命，怎样影响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即利润率）。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要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及流通过程）的存在为前提。研究第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关于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和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力价值的规律，以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比例的规律外，不需要任何前提。
　　（3）把生产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问题，一方面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又同资本的各个构成部分的价值和量之间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是造成重大错误的根源。
　　首先，主要的错误。如果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会看到，生产某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要花费的总的时间延长，这决不是矛盾的。相反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确实是不可理解的矛盾，因为他们认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不是为了缩短工人为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是为了缩短工人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而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用机器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释利润，另一方面他们（西尼耳等人）又证明，似乎应用机器就一定要延长这种劳动时间。
　　第二，至于谈到工人本身的劳动时间，那么，他的有酬劳动时间[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因而缩短了，而无酬劳动时间却延长了。这一结论[Ⅴ—215]根据下述情况就可得出：包含在某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及其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比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资本家把某种商品卖得便宜一些，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因此而得到的利润减少了，实现的剩余价值减少了。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对于这一点，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不应把单个商品，而应把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总量看作资本的产品。
　　在工厂制度的条件下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
　　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也占统治地位。
　　主要之点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所使用的劳动。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每一单个工人的被剥削率，或分摊到单个工人一个工作日上的剩余劳动量；第二，受这一资本剥削的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采用机器，减少了后一个因素的作用，却增加了前一个因素的作用。采用机器，使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但是，却使一定资本在同一时间内剥削的工人人数减少了。由此可见，同一个方法，既有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趋势，同时又有削弱对剩余价值量也起决定作用的另一因素的相反趋势。
　　如果20个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其中2小时构成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量等于2×20＝40劳动小时（等于长度各为12小时的3个工作日再加4小时）。如果10个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其中4小时构成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同以前一样是40小时。但是，6个各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的工人，却只创造36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同一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雇用20个工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雇用6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
　　由于以采用机器为基础的剥削的这种对抗趋势，就会去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例如，如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14小时，其中8小时是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是6×8＝48小时。
　　使劳动时间绝对延长，使绝对剩余劳动增加，使工作日延长的上述原因，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所完全没有认识到的。一旦机器生产由于竞争而普遍推广和发展，利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降低到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水平，因而资本家已不可能再把这种差额据为己有，这时，就会看到这种现象。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延长工作日]的上述动机，同力图实现由机器和建筑物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动机完全无关，后一个动机更容易觉察，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直接意识得到的。
　　这种动机很简单，而且对一切剩余劳动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当耗费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资本量达到巨大数额时，它却有了特殊的意义。
　　首先，如果每天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24小时，那么，在机器和建筑物上并不需要追加开支；如果追加的这12小时劳动与原来的12小时同时进行，那么，建筑物、工作机[Ｖ—216]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产生动力的那些机器，就必须增加。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使商品变便宜，因为，不管是通过大量工人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并排劳动而使机器价值在空间上分配到大量的劳动上，或者这一点是在时间上实现的，也就是同一数量的工人在同样一些机器上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劳动24小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建筑物作为生产条件实际进入劳动过程，不管是12小时，还是24小时，它的再生产的绝对时间都大体保持不变。
　　机器本身再生产的时间——与它的价值的再生产不同——不是随它的有效服务时间的延长而按同一程度缩短的。
　　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某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得到的利润增加了，一般说来，利润是根据某一定流通期间内，例如一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量计算的。
　　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减低了，因为[机器和建筑物占]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
　　最后谈到的这一切看法都是同利润学说有关的。
　　机器代替劳动工具。
　　这里应当指出，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还代替了劳动者及其手工工具。当然，手工工具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缝纫机代替一般缝纫劳动的场合就是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完全不是代替，因为原来的劳动工具又重新出现在机器本身上，尽管这些工具的数量无限增多，它们本身在机械构造上多少有些变化。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工人的集结。
　　以后我们将更详尽地研究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同于简单协作，也不同于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那种协作的特点。
　　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发达的机器体系——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聚集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这种集中是机器生产的条件。（见摘自莱文斯顿著作的引文[111]）
　　产生动力的机器，以及分配和传送这种动力的传动机构，变得相对便宜了，并且它们越是运用于更大的机器体系，就越是便宜。同样，用于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监督等等的费用，简言之，用于大量工人共同使用的、他们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劳动条件的费用，也相对地降低了。同时工作的机器体系必须有同时工作的工人大军来相配合，这部分地是为了实现机器体系所特有的特殊分工，部分地是为了实现它所特有的简单协作的特殊制度，实现对完成同种作业的许多工人的同时使用。因此，虽然一定量资本支配的工人人数，以及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了，但在单个资本家指挥下同时工作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协同动作的工人的集中扩大了。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在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资本采取了巨大数量的社会财富（虽然也是属于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式，这种财富决不能与单个人可能具有的工作能力和生产率相提并论，同样，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社会结合的形式。
　　[Ｖ—217]劳动的浓缩。
　　如果用字母Ｖ表示可变资本，Ｃ表示不变资本，ｘ表示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再假定全部不变资本都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并且要考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那么，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等于Ｃ＋Ｖ＋ｘ。
　　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决不会使这个公式发生任何变化。换句话说，这种方法不会提高总产品的价值。不变资本Ｃ可能增长，因为原料量从而原料价值增长了，同时机器的价值也增长了。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变资本Ｃ的价值是不变的。它只是再现在产品中。ｘ也同样不变。可变资本Ｖ在劳动过程中转换为Ｖ＋ｘ，其中Ｖ代表相当于可变资本的劳动时间，而ｘ则代表超过这一时间的余额。Ｖ＋ｘ代表总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不会为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所改变。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利用这些方法在一个工作日内生产的产品量增加多少，它们的价值不会增大，虽然由于产品变便宜，从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变便宜，在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划分上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工作日中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价值可能增大：可以把更多的棉花等加工为纱；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同一时间耗费的不变资本更多了。）
　　不过，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它的发生仅仅与机器劳动有关。这就是劳动的浓缩，或者是这样一种现象：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强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在某一特殊生产领域达到异常的程度并成为劳动的完全固定的特征，以致一个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等于一个比较松弛的劳动小时＋ｘ。从一定的时刻起，靠劳动的内含量必然会受到的损失，可由劳动的外延量来弥补。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以强度代替数量，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抽象议论。在存在上述事实的地方，完全可以用实验方法对它进行检验。例如，常有这样的情况：工人在生理上不能在整整一周内有规律地在12小时中[每小时]完成他现在在10小时或10+（1/2）小时中[每小时]所完成的同等数量的劳动。由于劳动浓缩程度提高，其中包括脑力消耗更多，神经更加紧张，同时体力上也更加紧张，于是，就有必要缩短正常工作日或总工作日。随着供使用的机器的速度和规模（数量）这两个因素的增长，必然出现一个转折点，达到这一点，劳动的强度和长度就不可能同时增长，相反地，必然会互相排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绝对劳动时间缩短了，剩余劳动不仅仍能保持不变，而且还能增加。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也就是由于决定相对剩余价值的那一普遍规律的作用；其次是，因为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从来不被看作它本身那样的劳动小时，也就是从来不被看作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会等于以前的生产方式下比如1+（1/2）个松弛的劳动小时所生产的价值产品。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在这里不是什么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一般的常规，是某种特殊生产领域中的一般规律；可是它从来没有被看作它实际上所体现的东西，即没有被看作是较大的劳动量，是不同于较松弛的劳动时间的浓缩劳动时间。当劳动的强度和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同时增加时，工人不仅过度地劳动，而且是加倍过度地劳动，然而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却没有被当作这样的小时来看。只有在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表现为劳动延长的现实的、明显的和客观上一定的界限时，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这正说明，为什么随着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实施，不仅在实施这一法令的英国工业部门中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这些部门所创造的价值量也增加了，甚至工资与其说下降了，[Ｖ—218]不如说也提高了。
　　不言而喻，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例如，在考察上述事实时，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例如，自从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以及由此兴起诈骗活动以来，世界市场扩大了，需求也随着日益增长；恰恰是在发生上述现象的这个时期，物价的低廉和原料（棉花）等的大量输入，对个别工业部门产生了影响；最后，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但是，英国的工厂报告不顾这一切而一致证实了以下两个事实：（1）自从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随后改为10+（1/2）小时工作日[每周前五天]）法以来，机器上的细小的和局部的改进多得无比，而且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经常；（2）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数量使他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肌肉力。
　　其次，这些报告毫不怀疑其他两个事实：（1）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不限制绝对工作日，工业生产中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剥削工人的极限的必然结果；（2）如果没有已经达到的工艺发展的高水平，同样，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已达到的现阶段所普遍拥有的辅助资料，上述实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那么快就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如果一切工业部门都受到[对工作日长度的]这种限制，而且劳动强度都同样顺利地获得了同样的提高，那么，这种强度就会被看作是常规，而不是某一特定劳动部门的特点。那时就只会确立起新的平均正常工作日。总工作日就会缩短，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总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也同样会（平均说来）缩短。（英国长度为10+（1/2）小时的工作日，不仅生产效率较高，而且可能包含相当于莫斯科棉纺织厂24小时劳动的劳动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使劳动时间浓缩，或使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增加，例如，使1个小时或12个小时内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增加。实际上，这等于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增强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只是指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而这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即同生产过程在全部时间内的不断进行无关）。即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也会造成上述劳动强度，这正象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监工的鞭子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样。这种强度通过协作，特别是通过分工，更多的是由于机器而更加提高了；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单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活动是同统一整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并受这一活动制约），单个人只是整体的一个环节，这个整体如在机械工厂中那样，是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在这里，某种一定的平均劳动强度——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实际劳动量，——而且是比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或只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强度相对说来更高的强度｛虽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自然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是总的前提。当人们谈到作为工人劳动尺度的时间和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这种强度对所有工人来说都是前提。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不是这一点。
　　同样，这里谈的也不是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的更高的（或不同的）效率问题，这种效率取决于通过分工和由于熟练程度的提高而达到的技能等等，或取决于使工人可以提高他们的产量的机器的作用。这两方面都关系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过实际劳动量事实上仍然不变，而（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Ｖ—219]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劳动紧张程度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的问题；这样，在同一时间内不仅生产的东西更多了，而且付出的劳动也更多了，耗费的劳动力更多了，并且超过了平均标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实行限制，这种紧张程度已经提高的劳动才能正常地逐日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创造着相对剩余价值，而且创造着绝对剩余价值，在这种强度成为普遍的强度之前，一直是这样。不过，这同样要以普遍缩短工作日为前提。
　　可是，劳动长度和劳动强度都有自己的界限，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只是因为劳动长度缩短，这就显示出这两者的界限。因此，例如，假使10小时是一个正常的平均工作日，并且具有相应的劳动强度或劳动时间的浓缩程度，以及每时每刻所耗费的相应的劳动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使劳动更有成效的一切发明，只要不提高劳动本身的紧张程度，就只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由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劳动时间再一次浓缩，结果在同一时间内不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且劳动量也增加了，那很快就会达到总工作日必须再度缩短的阶段。
　　只是由于资本无耻地、无止境地贪求骇人听闻地超越劳动时间的自然界限——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也不知不觉变得强度更大和更加紧张，——只是由于资本的这种无限度的贪欲，才迫使甚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也不得不为正常工作日的长度强制规定硬性的界限（其中主要推动因素，自然是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这种情况初次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经历了它本身不发达、不文明状态而建立起自身物质基础的时期。资本对劳动时间的这种强制限制的回答，是使劳动更加浓缩，而劳动浓缩到一定时间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这种代替是社会进步的一定条件。这种办法也为工人创造了自由时间，而且一定劳动形式上的强度，决不排除另一方面活动的可能性；相反，这种活动可以是休息，可以起休息的作用。因此，[缩短工作日的]上述过程——如统计学所证明的——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112]
　　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已经一再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商品从而劳动力是按其本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只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来考察剩余劳动的变化的。因此，由竞争造成的工资的实际削减等问题，不在我们考察之列。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加工人人数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劳动供给过剩，而且，这种由于另外一些工人过度劳动而造成的失业工人的劳动供给，又总是会使工资（其中也包括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
　　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受工厂法约束的那些部门中工资提高而不是降低的原因之一。因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且，按照资本家的意见，这种需求的增加大大超过了世界市场的实际扩大，结果，对劳动的需求也就增加了，而这种需求不可能象以前那样靠人为地增加劳动的供给而得到满足，或者说，这种需求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可能靠这种人为地增加劳动供给来消除。人手的供给大大地减少了，这部分地也是由于从英国向外移民，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人大批向外移民和爱尔兰有大批人死亡。
　　*  *  *
　　[ＸＩＸ—1159][注：马克思在第ＸⅨ本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着：“1863年1月”，并注明这一笔记本是“第Ｖ本笔记本的继续”。——编者注]可以从非工厂劳动领域中举出伦敦的缝纫业作为劳动浓缩的例子。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不但工作日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而且要狂热地赶着做活。[注：在这段话的旁边马克思用铅笔写了一个附注：“在所有季节性的部门中。”——编者注]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内，工人大部分完全没有工作或工作很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资，不取决于这个劳动兴旺时期的劳动时间，而是按平均劳动时间计算，因此，[在劳动浓缩和延长的月份内]这样得到的工资，就占了全年工资的大部分。在这里，劳动的浓缩是同工作日的延长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全部这种劳动时期不超过例如几个月或几周。这是对劳动进行剥削的最可怕的形式之一。狂热的劳动时期之后，往往是经常没有多少活干和失业。
　　分工和机械工厂。工具和机器
　　“在谈到[动植物的]较低级器官时，我指的是发挥各种特殊职能的区别不大的器官；因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第149页）
　　分工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同类用途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孔工具、破碎工具等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只要想一想，例如刀所获得的无穷无尽的不同形式就会清楚了，为了用于每一种特殊方式，它都要具有只适于这一特殊目的，而且是专供这一特殊目的用的形式！同一种劳动，更确切些说，为了生产一定产品即特殊商品而互相协作的不同种劳动，一旦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来做，那就会发现，完成这些不同种劳动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过去发挥不同职能的工具是否有一定的改变。究竟应该在哪方面进行这种改变，则要根据经验和由于形式不改变而造成的特殊困难来确定。可见，劳动资料的这种分化、专门化和简化，是与分工本身一起自然产生的，并不要求预先认识力学的规律等等。达尔文对生物的器官专门化和分化的问题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参看上述引文）
　　分化就是形式的划分和这些形式的固定化。专门化就在于，仅仅适合特殊用途的工具，只有掌握在本身已被分化了的那种劳动的代表手中，才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无论是分化或是专门化，本身都包括工具的简化，这种工具现在应该是只完成某种简单操作和同类操作的手段。
　　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ＸＩＸ—1160]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拜比吉的下列意见是正确的：
　　“如果由于分工，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那么，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的，不仅是“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而且还有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即分工导致了这些简单工具的创造。
　　就象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中一样，在英国的力学家中，可以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或者说，两者只有简单机器与复杂机器之分。从这种意义上说，甚至最简单的机械，如杠杆、斜面、滑轮、螺旋、楔、轮子等，也被叫作机器。
　　但是，在上述引文中，拜比吉并不是从这种意义上把“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叫作机器，他所说的，不是刚才列举的那类最简单机械的简单组合。几乎没有一种简单工具不是由几个这样的机械组合而成的。相反，拜比吉在这里所说的，是所有这样一些不同工具的结合即组合，例如，是在同一种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用来完成不同的独立操作的、因而由不同的工人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组合。并且他所说的是，由一个发动机推动这一整套工具，而不论这个发动机是什么样的：是人的手和拳头、畜力、非动物界的力，还是自动机（机械动力）。
　　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总之，是异己的（不是作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自然力。根据这种观点，例如，普通的犁是机器，而珍妮机、走锭精纺机（用自动机械推动的走锭精纺机除外）、缝纫机等机器，以及最复杂的织袜机、机械织布机，如果是由人本身推动的，就都不是机器。
　　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
　　从历史上看，必须区别向机器劳动过渡的两个阶段。
　　机器决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决不是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的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种手工操作这一点产生的。对机器来说，这仅仅是两个出发点之一。第二，机器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这些工具在城市工场手工业繁荣时期所获得的进一步发展，最多只不过是为数很多的这些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工人一起，集中在一个场所，并采用简单协作的形式；在那里，生产费用的降低，主要有三个原因：（1）由于资本强制工人服从的纪律；（2）由于共同利用象建筑物、工具等这样一些一般的劳动条件；（3）由于大量采购原材料等等。
　　通过上述不同途径产生的机器的两个典型例子：
　　一方面，是从最古老的劳动工具（虽然逐渐地经过某些改进）中产生出纺纱机和织布机，而无须任何进一步的分工把这些工具所完成的操作分得更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分工，是指作为工场手工业基础的那种分工，而不是指把某一部门分成各种独立的手工业的那种分工。（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如织造业就有很细的分工。）
　　另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制造机器本身。[ＸＩＸ—1161]这是在象制造纺纱业等等中的机器的那种基础上，即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最完善的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起源于第一个例子中所说的机器。在使用机器生产商品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利用机器生产机器本身的需要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很自然的。
　　在用脚的动力推动轮子，用轮子推动纱锭的脚踏式纺车上，直接与羊毛这种材料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即纱锭，具有独立的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与接受动力的轮子不同的工具。开毛和把羊毛捻成线，实质上也就是纺纱，原来是用手进行的，并且只有在这些手工操作完成以后，羊毛才被绕在线轴上。从工具本身承担了以前用手完成的操作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工具本身开始纺毛，即同一动力既推动轮子，同时又让工具本身纺毛，而工人的作用因而简化为推动轮子，照看并调整由工具所进行的纺毛过程（例如接断纱），——从这时起，脚踏式纺车便转化为机器，虽然是转化为手工业机器，即在手工业范围内采用的机器，也就是单独一人能够操作的机器，它最初还可以在手工业作坊中，或在家庭劳动中，或在农民家中（作为农业人口的副业）使用。从这时起，纱锭的数量也增加了；虽然工作机本身仍然由人力来推动，但是，不论是这种力的传送方式，还是机器中这个夹持材料和改变材料形状的部分的直接动作，再也不与工人的体力、他的技巧，与那些在工具承担操作以前要用工人的手来完成的操作相一致了。相反，在这里，工人的手只是用来纠正工具的差错。工具变成了纺纱工，而推动轮子的同一动力则把进行“纺纱”的运动传给机器的工作部分。产品的量再也不与作为动力的脚的体力强度相一致了，另一方面，手虽然在事后从事操作，但不是介入操作。在这里，大量的纱锭同时参与纺纱过程。因此，劳动工具本身现在是由同一动力推动的、许多原来独立的纱锭的组合。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工业革命，正是起源于同加工的材料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的改革，并且为把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的纱锭数量从6个增加到1800个铺平了道路。在脚踏式纺车时期，只有个别的技术能手（一些奇人），能够双手纺纱。只是在大量的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的组合开始用水推动，进而用蒸汽推动以后，纺纱机才得以完善起来。完全依靠机器体系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结合，只有在整个机器体系由一台自动机推动的机械工厂中才出现。
　　但是，工业革命首先涉及到的是机器上进行工作的那一部分。动力在这里一开始还是人本身。不过，以前需要由技术能手轻巧地运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的那些操作，现在是这样来完成的：把直接由人用最简单的机械方式（转动手柄，踩动轮子的踏板）所产生的运动转变成工作机的精细运动。
　　[XIX—1162]自从人由直接参加生产过程转为只起简单的动力作用的时候起，所要完成的工作的原理便开始由机器来决定了。现在有了机械；而动力以后可以用水、蒸汽等来代替。
　　继这第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以后，采用蒸汽机作为产生运动的机器，则是第二次革命。
　　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而仅仅着眼于动力，那就会恰恰忽视在历史上曾经是转折点的东西。
　　人们在驯服了牲畜之后，很久以来就拥有了活的自动机。利用牲畜作为搬运重物、乘骑和运输等等的动力，比人使用大多数手工工具要早。因此，如果以此作为决定性的标准，那么机器在斯基台人[注：斯基台人——希腊作家对公元前七世纪至一世纪居住在黑海北岸的居民的总称。——译者注]那里似乎比在希腊人那里更为发达，因为斯基台人更多地，至少是规模更大地，采用了这种活的发动机。用来使被加工的材料产生某种机械变化的劳动工具，最早是以牲畜为动力，如犁；只在很晚的时候才以水（在更晚的时候才是风）为动力，如磨。第一种形式是文明的很早阶段就已固有的，那时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而仅仅达到了手工业生产。同样，水磨也没有引起工业革命；在中世纪，水磨与手工业生产共存，而晚些时候又与工场手工业等共存。的确，利用水力来推动一定的机械，作为一条特殊的原理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后来出现的工厂开始称为“磨坊”，现在在英国还用“mill”〔磨坊〕—词来表示工场和工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最简单的机械操作——待加工材料的破碎问题，在一种情况下是指[谷物的]磨碎，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指[土壤的]疏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那些取代了以前的工具的机器，无论取代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工具，还是工场手工业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机器中改变材料形状的那个特殊部分，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以前的工具构成，即由锭子、针、锤、锯、刨、剪刀、刮刀、梳子等等构成，即使这些工具由于要作为统一机械的各个部分来起作用而在形状上发生变化，情况也是如此（但用于产生运动，用于移动位置的那些机器，也就是供铁路和轮船等运输用的机器则是例外）。它们的主要区别，或者在于：以前曾是独立的工具，现在仅仅作为一整套同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或者在于：随着动力功率的增大，现在的工具获得了大得无比的规模。而任何一种机械的本来的任务，始终只是改变由动力产生的初始运动，把它变成与一定的生产目的和传给工作机的运动相符合的另一种形式。
　　“织造的机器：总的来说，它们类似普通的织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由同时开动的许多织机组成的。它们只不过具有用来摆动筘或综片，投梭和打纬的特殊装置。那个把纬纱从经纱中穿过去的梭子，很久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太大。形状基本上仍保持原样。”（约·亨·摩·波佩《工艺学历史》1807年哥丁根版第1卷第279、280页）
　　磨[见波佩著作，同上，第1卷第104—110页]：
　　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采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研碎比捣碎更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和我们现在用的咖啡磨差不多一样。手磨就是这样发明的。开始是由女奴隶来磨，后来是由农奴来磨。以后，人们把杵做得更重，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犍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些牲畜被蒙上眼睛不断地转圈，以转动磨碎谷物的杵。这样，就有了[XIX—1163]马拉磨（molaejumentariae，asinariae[注：用役畜、驴拉的磨。——编者注]），其效率比手推磨高。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杵有了更为合理的、最初是球形的形状；杵在其中旋转的臼也变得更为方便了。以后，人们把杵改成大而重的圆柱形石块，它在另一大石块上转动，以磨碎谷物。上面的石块称为上磨盘，下面的石块称为下磨盘。在圆柱形的上磨盘中央有一个孔，谷物从孔倒入，在上磨盘与下磨盘的表面之间磨成粉……
　　水磨是密斯腊达特、尤利乌斯·凯撒、西塞罗时代发明的（这些水磨是从亚洲传入罗马的）。第一批水磨是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不久，在罗马的台伯河上建成的。维特鲁威描述了其中一台：
　　“齿轮和传动装置与水轮的轴相联，把水轮的运动传到磨碎谷物的磨盘上。”（波佩，同上，第1卷第110页）
　　犁完全不包含新的原理，而且根本不能引起工业革命。它完全适合于小生产的范围。在这里，牲畜的作用和以前一样，是搬运和拖拉重物，也就是作为活的动力。牲畜和人一样，具有活动的自由，而人早已学会使牲畜的意志服从人的指挥。单是由于土地不平整，活动就是不规则的。人不仅要经常驾驭牲畜，而且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帮助牲畜，例如在大车陷入泥里出不来的时候。动力和工作机的结合也同样不包含新的原理。把犍牛或马套在犁上，或者套在大车上，是同样容易的。在单纯采用畜力的情况下，随意运动的原理仍然占主导地位，纯机械动作隐藏在随意运动的外表之下，因而不引人注意。然而，例如在磨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牲畜被蒙住眼睛牵着或赶着绕圈行走。在这里，运动已经是反自然的，并且形成有规律的机械的路线，形成圆圈。对于新、老农民来说，正如冯·哈勒先生在其《国家学的复兴》[1816—1834年]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牲畜是“助手”，而决不是机械。牲畜一般是人的最古老的工具之一，杜尔哥就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13]。蒸汽犁不仅要求有大规模的农业，而且要求有平整的土地，正如火车头要求有路轨一样。
　　相反，磨可以被看作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在磨中应用机器原理，要比在纺纱机和织造的机器等等上容易，因为在这里，机器用来克服阻力和夹持加工对象的工作部分本身，一开始其动作就与人手无关，并且不需要人进一步干预。无论我把干燥的谷物用杵在臼内捣碎或者研碎，手仅仅起简单的动力的作用。在发现研碎比捣碎更为有利，也就是说，旋转运动比上下运动更为有利之后，开始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杵不一定要用手直接抓住，在杵与手之间可以装上一个使杵旋转的装置。随着杵的体积与重量的增加，就要对杵施加更大的力量，手柄的尺寸也增大了，逐渐变成了辕杆，辕杆先是由人推着转动，后来由牲畜推着转动。当然，与此同时杵和杵在其中转动的臼的形状也改变了；但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臼和杵才被两块圆柱形的石头所代替，其中一块在另一块的上面转动；并且经历了更长时间，这个运动才开始由水的自然降落来产生。随着水磨的建造，力学原理——应用机械动力并利用机械装置来传递这一动力——才真正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应用，因为水轮（水落在它上面），水轮的轴（它通过齿轮系统将运动传给磨盘），包括了机械运动的完整体系。
　　[XIX—1164]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磨的历史可以研究力学的全部历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水力、船磨、风磨、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用），最后是蒸汽磨。
　　同时，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传入第一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十八世纪末美国大量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而且这一进步的成果在以后也只是被零散地利用，并没有推翻旧的生产方式。从单个的机器发展到机器体系，即几台磨用同一个动力来推动，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这部分地是由面粉磨坊作为农村副业的性质本身决定的，部分地也虽由产品的性质决定的。在美国佬的国家里，面粉贸易第一次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
　　在罗马[波佩在上述著作第1卷第110页中指出]，水磨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
　　“目前，还不是所有的手推磨和马拉磨都被水磨所代替。”（同上）
　　在536年，在维利萨里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船磨。水磨从罗马流传到其他国家。[同上，第111、112页]
　　从磨的历史还可以探索机器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以前与磨碎谷物本身分开并且成为独立工序的工作，后来开始用同一个动力来完成，从而与磨碎工作在机械上连成一体。
　　“最初人们没有想到把面粉与谷皮或麸子分开。后来人们用手摇筛子筛净磨碎的谷物。很久以来，磨碎的谷物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后来称为筛粉箱。以后，在这些箱子里装上筛子并且构成这样的装置：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这样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初，在德国才发明了真正的细磨细罗装置，在这种装置内装有拉成筛子形状的网，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细磨细罗装置的发明，使得有必要生产一种特殊的织品，即以后由工厂生产的所谓罗底布。”
　　｛这就是机器的采用和改进如何引起社会内部新的分工的例证。｝
　　“旋转式磨筛是十八世纪末由奥利弗·伊文思在费拉得尔菲亚发明的。”[波佩，同上，第1卷第114—119页]
　　“风磨是十世纪或十一世纪德意志发明的。只是在十二世纪，它们才得到广泛应用。在此之前，它们是罕见的。从十六世纪开始，荷兰成了风磨之国，荷兰人，总的来说，尼德兰人，对风磨进行了改进。以前在荷兰，风翼多半是用来带动水车，把水淹的地方抽干。”[同上，第130—134页]
　　改进：
　　“能够使磨立即停止转动的制动装置……架子磨，所谓德意志风磨，是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唯一著名的一种风磨。强大的风暴能够把这种磨连同支架一起掀倒。十六世纪中叶，有一个佛来米人找到了一种可以使磨不被掀倒的办法。他只把磨的转动顶篷做成活动的，这样，为使风翼迎风转动，只要转动顶篷就行，而磨的支架本身则立在地上不动。[这样的风磨被称为：]荷兰风磨。只是到十八世纪，德意志和其他国家才仿效这种风磨的建造方法，因为架子磨要便宜得多。截头圆锥体形的荷兰风磨支架，不仅仅是用木材建造的。以后不久，有人试验把风磨安装在往往是塔形的石头支架上，并获得成功。磨的顶篷安装在一些滚轮上〈要使顶篷能够不断迎风转动，它必须是活动的〉，[XIX—1165]它或是借助于由固定的起重器推动的杠杆来转动，或是借助于杠杆推动咬住篷子齿轮缘的齿轮轴来转动。直到十八世纪，才进行了改进，使这些机器的运转较为轻快和适用。”[同上，第135—137页]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荷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贸易和殖民国家；进口粮食，进行大规模的谷物贸易；在国内，畜牧业取代农业而发展起来；兴修水利工程；基督教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产生了共和制自由。）
　　“各种磨的所有部件仍然需要大大改进，但是，一直到十七世纪末，都很少有人关心。
　　各种磨得到十分认真的改进，是在十八世纪，部分地是由于更好地利用了动力，部分地是由于磨内的部件的结构更合理了，例如磨盘、细磨细罗装置和整个传动体系更合理了。发明了新式磨，磨的新部件，以及关于磨的更好的结构的新理论。正象在整个机器制造业中那样，理论往往明显地与经验相矛盾，不实际，不正确。
　　通常的手磨，在许多世纪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在某些大庄园等等地方常见的还是那种样子。它通常是装上一根由人力推动的转动手柄。两个人借助手柄可以转动这种磨。这些磨往往也由人一推一拉的连杆来推动。但是，动力很不均匀。由于使用飞轮，这种缺点已被消除，因为即使动力在某一段时间内减弱，飞轮仍然继续按同一速度转动。早在孚耳阿伯的著作（1616年和1625年）和德·科的著作（1688年）中，就已介绍了飞轮。安装在曲轴上的飞轮使运动轻快，并且使运动更加均匀。研究磨上的飞轮运动对各个方面都有益处。这种运动不仅适用于飞轮和飞翼，而且特别也适用于磨盘、水车、风翼，总之，适用于一切进行旋转运动的部分。”[同上，第138—140页]
　　“行军磨，马车磨或由畜力推动并可用马车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磨发明了。据认为，它们是意大利人波姆彼奥·塔尔冈纳在十六世纪末为了战争需要而发明的。他是斯皮诺拉侯爵的工程师。十八世纪出现了更完善的行军磨，它的上磨盘是在行进中由马车本身的车轮带动的。
　　在制磨技术还处于幼年时期，水轮带动的主轴，只推动一个上磨，也就是一台磨，后来发现，有可能〈在十七世纪？〉利用比如由水轮转动的磨的主轴来推动两个上磨，也就是两台磨。只是需要在主轴上加上一个圆柱齿轮，使这个齿轮同两边的两根与主轴相平行的轴上的齿轮相互咬合。其次，还要在每一根轴上装上一个梳状齿轮，这样一来，每一个齿轮都可以借助于垂直安装的齿状传动装置来推动本身的上磨，结果可以推动两台磨。但是，现在问题决定于水量，因为这种中间传动装置和齿状传动装置需要更多的动力。那时人们很少注意给机器装上一种尽量减少摩擦，能够用尽可能少的动力来推动机器的装置。人们唯一指望的只是动力；认为它应该克服存在着的摩擦和弥补机器的缺点。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关于摩擦的学说并没有加以认真研究。最多不过是给相互摩擦严重的部件涂上油脂或油。由于从摩擦学说中获得正确认识，齿轮和轴颈等得到改进。十八世纪关于摩擦学说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后来，为齿轮的轮齿找到了外摆线形式……根据这种曲线，轮齿磨成圆形，保证了旋转的同一速度；[XIX—1166]它们不会受到碰撞和震动，咬合时的摩擦也大为减少，从而使得运动更加轻快和更加完善。”[同上，第145—155页]
　　“在建造最初的水磨时，谁也没有想到是否可以用更有利的方法来调节供水量，或者是否可以用更适当的方法建造和使用轮子〈水轮〉。运用于水磨上的水的运动学说，是由波列尼（《论水的运动》1717年版）、达兰贝尔（《论流体平衡及运动》1744年版）、波绪（《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1775年版）等人，以及别尔努利、欧勒等人深入研究的，特别是他们全都想要在水的运动速度及其阻力方面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为了实际确定水的运动的速度，在十八世纪还发明了专门的仪器——流量计。水准测量或水位测定，即确定倾斜度，或河流、水渠、水溪底部的坡降等，在修建磨时是同样重要的。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适当地采用水准测量，主要是用水准仪或水准器。在不太宽阔的河流中利用了人工坡降。为了使水流加速，在水车附近把水引向弄窄了的水道。为此，采用了水槽这样的设备。在德意志，很久以来通常是通过多少有些倾斜的水槽将水流引到水车上。在法国，磨坊工人几乎总是利用水平槽，这种槽没有自然坡降，也就是没有斜面和水平面之间的任何上下高度。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还没有真正的水槽理论。在这个时期以后，才发现对上射和中射水轮说来，最好是按照抛物线来建造水槽……牛顿、马里奥特、约翰·别尔努利、丹尼尔·别尔努利、达兰贝尔、欧勒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把关于水流阻力或压力的学说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同上，第160—165页]
　　（在下射水轮上，水以本身的速度产生作用，在中射水轮上，水以压力和重量引起转动，而在上射水轮上，水主要只是由于重量而引起转动。关于上述各种类型的水轮哪一种最为合适的问题，取决于现有的水量和落差。）
　　“十八世纪其他许多科学家为了探究出确定水的压力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实验]。总之，在十八世纪，水力学和水利工程学为许多发现所充实，其中大部分对于磨的建造业同样很有益处，但是，磨的建造业进展很慢，尤其是在德意志，跟在理论进展的后面。特别是从十八世纪初叶起，对水轮本身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研究，目的在于创立专门的理论，以便根据这种理论来最合理地建造水轮。这些人是：帕朗、皮托、卡西尼、德·拉伊尔、马丁、迪博斯特、威廉·韦林、菲·威廉斯、德帕西厄和兰伯特等。水轮理论是困难的，因此这一理论被诽谤为空洞的思辨；磨的建造者们对这一理论很少关心。同时在水轮理论的发展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留待十九世纪去研究。”[同上，第165—171页]
　　“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英国人巴克的发明：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这种水磨是应用所谓反作用机或塞格纳水轮的结果。一个顶端开口的圆筒轻快地旋转着。在筒底装有大量的水平直管，圆筒中的水可以流入这些管子。[XIX—1167]这些管子的顶端必须封闭；每一根管子都在靠近管端的地方，从侧面开一个小孔，水能够经过小孔沿水平方向流出。当水从侧面的小孔中流出时，圆筒就朝相反的方向旋转。实际上是，水以同等的力量从各个方向压向管子的侧壁，而在有孔的地方，水未受到阻力，因此可以自由流出。在相反的一面，水对管壁的压力仍然存在，而因为这种压力并未被与它相反的同等压力所抵销，所以，它便把管子推向这一面，并推动圆筒旋转。巴克把圆筒的轴同磨盘以及与磨盘有关的全部机构联结在一起，于是，他就用这种办法制成了碎谷磨……”[同上，第173—174页]
　　“用蒸汽机推动的磨，最初在英国进行了试验。例如在伦敦出现了所谓阿尔比昂磨坊，它拥有20台磨，用两台蒸汽机推动。1791年3月2日，它被烧毁。在十八世纪，蒸汽磨还很少。十九世纪最初10年内，在德意志还未见到过这种磨……
　　有弗吉尼亚的奥科库安河上，托马斯·埃利科特建造了一台水磨，它独自完成研磨方面的一切工作，几乎无须人的协助。它有3架水车和6台磨。人不需要先沿着梯子把谷物拖上去，然后再倒进磨上的漏斗。磨自己就做到了这一点，它借助于按水平线输送谷物的活动的阿基米得螺旋结构，并利用带有旋斗的回转链条把谷物垂直提升，一直送到顶楼，从那里再经过磨上的漏斗把谷物倒入磨盘。在谷物撒下以前，要先用一种专门的机器把谷物弄净。在面粉冷却以后，机器自动把它送到放着面粉桶的地方，并自动装进桶内。”[同上，第183—186页]
　　在德意志，最初贵族断言风归他们所有；但是，后来牧师反对，宣告风归教会所有。
　　“1159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把水磨纳入自己在水利资源方面的特权之列。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些小的、不能通航的河流不在此例。特权甚至扩大到空气。大家知道，早在十一世纪，拥有统治权的邦君就责成自己的臣民只许在他们主人的磨上磨谷，并须用实物支付一定的报酬。特权磨或强制使用的磨。”[同上，第189—190页]
　　“十八世纪前半叶，荷兰人也在实践中学习建造磨。”[同上，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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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存在的初期，水磨就从小亚细亚传入了罗马；从那时起，磨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中世纪。手磨、由牲畜推动的磨和水磨。（风磨是十世纪或十一世纪德意志发明的。只是从十二世纪起，风磨才开始广泛应用。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只是使用风磨。）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德意志贵族，然后是牧师们，竟把风宣布为自己的财产。在1159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把磨宣布为自己的特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扩大到空气。老爷们的特权磨或强制使用的磨。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114]。但是，德意志基督教老爷们“在农奴劳动的时候却把一块大木板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不能伸手把面粉送到嘴里”。
　　水磨的唯一改进：很久以来，面粉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现在在这种箱子里装上手摇筛子（以前人们用它来筛磨碎的谷物）并使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
　　十六世纪。十六世纪初期：拉成筛子形状的网，细磨细罗装置；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
　　十六世纪上半叶，风磨在荷兰非常普遍。它们从德意志的风磨变成荷兰的风磨。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荷兰已经应用风翼来抽水。风磨的活动顶盖。磨的石头支架。可以立刻停止磨的工作的制动装置。按风向调整顶盖方向的机械装置（磨的篷），但还很不完善。这是按下述方式做成的：通过顶盖的转动，[XIX—1168]风翼随风向调整。安装在滚轮上的顶盖靠杠杆等等来转动（换方向）。在十六世纪末叶，为军事上的需要而发明了活动磨，野战磨，马车磨或畜力推动的磨，即可以用牛车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磨。
　　十七世纪。有些不以水为动力的磨（手磨）由人一推一拉的连杆获得自己的运动。在这里作用于它们的动力是很不均匀的。为了使运动轻快和更加均匀，（在曲轴上）安装了飞轮。关于飞轮、飞翼和一般飞轮运动的某些理论研究。
　　十八世纪。用一个水轮来推动两台磨（这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即水轮转动主轴，主轴又转动两个上磨，这样就推动了两台磨；水轮是靠平行轴、齿状传动装置和中间传动装置来对上述两台磨发生作用（参见前文）。但是，现在需要更大的动力。发展了关于摩擦的学说。外摆线形轮齿、轴颈等等。
　　研究动力本身即水的更好利用；水的调节。测定流动水力的必要性；它的一定数量是否足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是否需要全部地或仅仅部分地利用它。关于水的运动、运动速度、运动阻力的理论著作。测定水的运动速度所用的流量计。总之，首先，动力的测量。
　　其次，承认水准测量或水位测定（即河流、水溪、水渠等等底部坡降或坡度的测定）是重要的（这种看法早在十七世纪就有，而其不完善的形式实际上好象更早）。十八世纪出现了水准仪或水准器。人工坡降。水槽。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出现了水槽理论。上射水轮和中射水轮的水槽形状是抛物线。关于水是以自己的速度还是以自己的重量发生作用的问题。关于水的阻力或压力的理论。牛顿、马里奥特、别尔努利家族、达兰贝尔、欧勒等人（测定压力的定律）。关于水轮最合理形状的研究。水轮理论是困难的。在这里，实践只是缓慢地跟在理论后面。
　　十八世纪下半叶。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是靠轻快地旋转的、顶端开口的圆筒来转动；在这个圆筒的底部装有大量的水平管子，这些管子的顶端封闭着，每一根管子都在靠近管端的地方，从侧面开一个小孔，水能够经过小孔沿水平方向流出。这里的原理是：水对管壁产生均匀的压力。如果水是从它没有遇到阻力的那一面流出，那么在相反的那一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压力得到平衡，因此推动着管子。原理实际上与蒸汽机是一样的，——由于动力平衡的消失而产生运动。
　　用蒸汽机推动的磨。与此同时，在这里产生了机器体系。英国伦敦阿尔比昂磨坊的20台磨用两台蒸汽机推动（阿尔比昂磨坊在1791年被烧毁）。
　　十八世纪末。水磨成为[机器]体系，——不仅利用六台磨的组合，而且沿着梯子自动地（借助于阿基米得螺旋）把谷物送上顶楼，再通过与磨联接的机械把谷物弄净以后，从那里经过磨上的漏斗把谷物倒入磨盘，然后，当面粉冷却时，机器自动把它送到放着面粉桶的地方，并自动装进桶内。这种磨是由托马斯·埃利科特在弗吉尼亚的奥科库安河上建造的。现在有了磨的自动机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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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X—1169]由于国内河流缺乏大的水力坡降，促使荷兰人（自1579年成为联合省而脱离西班牙）利用风力。｛在荷兰，完全没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矿。在这里，从未出现过任何大型的锻工场和工厂类型的冶金企业。｝｛在这里现有的工场手工业中，最完善的是毛纺、丝织和亚麻等手工工场，油坊和锯木厂，造纸厂和染料工厂。早在十七世纪末，几乎所有这些生产部门都已达到自己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时起，它们的发展就走下坡路了。｝｛烟草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它同西印度的贸易（其中包括谷物和面粉的输出）。特别是谷物和面粉向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在革命战争时期（1793—1807年等等）增加了。对美国面粉的需求[增大了]，（而在此以前，需要它供应面粉的只有西印度）。1791年，美国出口的面粉为619681桶，而1793年为1074639桶。｛在这里也象以前在荷兰人那里一样，最初出现的是与贸易和航运有密切联系的生产部门。｝｛在中世纪极其有限的谷物贸易，在十七世纪已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发展起来。可以说，世界市场范围内的面粉贸易正是美国首先进行的。｝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而水（风）磨和钟表，这是过去传下来的两种机器，它们的发展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已经为机器时期做了准备。因此，人们用“磨”[“Muhlen，mills”]这个词来表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具，甚至表示那些以手作为动力的较复杂的工具。在磨中，已经具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动力；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处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传动机构——轮传动装置、杠杆、齿等等。
　　钟表是由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在商品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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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就已经使用脱粒连耞。腓尼基人就拥有脱粒架和脱粒车（脱粒机）。”[波佩，同上，第1卷第194页]
　　最初用来碾磨谷物的水磨，可以用于任何相似的目的和各种不同的材料，当然，在工作器具方面要进行一些改革。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凡是可以部分或全部使用这种动力的手工工场，均采用水磨，等等。
　　榨油机。油坊。植物油。
　　“从种子和果实中取油的操作过程，有时就是单纯的压榨，但往往是将种子或果实捣碎和磨碎，再进一步加以压榨。古代人已经用压榨器或挤压机榨油。荷兰就有许多油坊。”[同上，第220—227页]
　　针和别针工厂——亚·斯密把它当作[分工的]例子——本身就是生产劳动工具的工厂。纽伦堡是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具发明中心，从制造钟表（“纽伦堡鸡蛋”[115]）起，直到制造和装置别针针头的机床，都是这里的发明。顶针也是纽伦堡的发明。[波佩，同上，第2卷第4—14、95页]
　　[XIX—1170]“自古以来就有锯。现代锯和古希腊锯在形状上的区别不是很大。在四世纪时，就有用水推动的锯床。1387年，在奥格斯堡已经有了锯床。1530年，在挪威建成了叫做‘新技术’的第一台锯床。早在十六世纪，就有安装着许多活动锯条的锯床，这些锯条可以同时将一棵或几棵树锯成许多块木板。欧勒《论锯的作用》（1756年）；南卡罗《磨和锯床计算法》（1794年）（锯床的完善理论）。”[同上，第33—42页]
　　“在十六世纪时已经有了钻木管的钻孔工厂。把已浸染的和稀有的木材锯成薄板的层板工厂，是十六世纪奥格斯堡人格奥尔格·伦纳发明的（纽伦堡人和奥格斯堡人是制造精美木器的能工巧匠）。”[同上，第43—46页]
　　造纸厂。
　　“用破（亚麻）布造纸，大概是德意志于十四世纪发明的。在破布造纸发明之后不久，就开始利用机械装置捣碎和磨碎破布。第一批造纸厂是用手作为动力的，只是过了多少年以后，在开始大规模生产纸时，才出现了用水作为动力的造纸厂。这产生于十四世纪时的德意志（纽伦堡）和意大利。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头二十五年，在德意志才知道有破布切碎机。直到十七世纪末，把破布变成浆料，只是采用锤或杵来捣碎的办法。但是，德意志当时已经发明了一种打纸浆的机器，叫做‘打浆机’或‘荷兰机’。一根圆木钉着许多铁箍，并借助于齿轮体系用水轮来推动，在一个很结实的木桶中，把从槽中倒入的破布打碎。德意志人不重视这种机器的效用，把它抛弃了。荷兰人把它据为己有。最初，他们用手来转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借助于风翼来推动。
　　在荷兰造纸厂繁荣起来。荷兰人完全用工厂方式进行纸张生产；在他们的造纸厂中，每一道工序都设有专人；他们比大部分只采用手工业方式的德意志造纸业者工作得更快更好。”[同上，第196—222页]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荷兰造纸厂，可以看作是与机器有关的工场手工业的主要例证，其中的单项工作由机器完成，但整个体系并不是机器体系。同时，这里还有十分明显的分工：
　　“破布的分类和洗涤。水的澄清。破布的漂白……纸浆被舀出后，流入一层层的毛毯子中间，一层层叠起来，然后结结实实地加以挤压。长期以来，造纸厂中的所谓拉杆式压榨机或杠杆压榨机，一直是用人力作为动力。上光。蓝漂。”[同上，第205—217页]
　　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的结合。
　　“磨玻璃业。古代人只有取火镜。当时他们不知道镜子可以使物体放大。我们在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人伊本·阿尔·哈桑那里发现了使用放大镜的最初痕迹。眼镜是十三世纪末才发明的（罗吉尔·培根）。古老的磨床最初是由胡克（1665年）加以改进的。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放大镜或显微镜（十六世纪末）。现在的望远镜是1609年才从荷兰传来的。第一个天文望远镜是詹森于1590年制成的。欧洲从伽利略那里才学会了制造完善的天文望远镜，并把它应用到天文学方面。后来，刻卜勒又对它进行了研究。”[波佩，同上，第2卷第244—260页]
　　马车手工工场。
　　“在其中工作的，有各种独立的手工业者：马车匠、马具匠、铁匠、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和描金匠等等。后来，这些劳动者在马车工厂中联合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同别人协作劳动。”[同上，第330页]
　　不使用挽具而借助于齿轮传动装置的自动推进的板车，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出现在纽伦堡人那里。[同上，第348页]
　　[ＸＩＸ—1171]冶金工厂。
　　捣碎机和锻工场。
　　“古代人熔化矿石已经需要先将矿石捣碎或粉碎，洗矿和淘选。这样做，部分地是为了加速熔炼，部分地是尽可能以最少损耗而获得金属。在捣臼中将矿石捣成[粗]粉末，然后，将这些粉末放在普通的手磨中再研磨，以便进行淘选和洗矿。对粉碎得很细的矿石进行洗矿，是用筛子进行的。德意志于十六世纪最初几年间，发明了现在的碎石机或装有捣槌的捣碎机，这些捣槌在捣臼中将矿石捣碎。也就是说，把包着铁头的捣槌安装在水轮轴的前面，当轴转动时，轴上的栓钉就将捣槌向上提起。最初只有旱捣碎机，就是在使用它时，并不向捣臼中注水。但是，在这些碎石机工作时，由于捣碎矿石而扬起浓密的灰尘，使工人无法忍受，而且随后进行的金属熔炼也不完全合乎理想。因此，不久就产生了采用湿润碎矿法或用水浸湿矿石的想法。在十七世纪时，捣碎时用的杵和臼等等已建造得比较好了，不过，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它才被改进得更加完善”等等。“洗矿装置”。[同上，第380—386页]
　　鼓风吹火装置。
　　“最古老的鼓风吹火方法——就是用一块皮子、树叶或绿叶满枝的树枝。后来则使用芦苇，通过芦苇杆用口吹火。希腊人很早就知道使用鼓风皮囊。用人手的简单压力，把大量的空气经过与贮箱相连接的管子不断地排出去。在熔炼炉上也使用了用手拉的这样的大鼓风皮囊。这样，一直沿用到十四世纪初。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水轮为动力的第一批鼓风皮囊。代替鼓风皮囊，人们开始使用木制风箱，它的耐久性十倍于鼓风皮囊”等等；“它是早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在德意志纽伦堡发明的”。[同上，第387—390页]
　　“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建成了一些大型锻工场，从事锻打金属，特别是铁、铜、黄铜和铅，它们用借助于水轮轴上的栓钉起动的沉重的大铁锤，把金属打成条块或板片。最初，它们象所有以水轮作为动力的工厂一样，是极不完善的。一直到十八世纪，水轮轴上的栓钉的形状，水车的结构等，以及鼓风机构才大大地改进了，尤其是瑞典科学家所做的改进。”[波佩，同上，第2卷第428页]
　　｛波佩（在他的《工艺学历史》[见第1卷第10—29页]中）证实，从十一世纪起，与商业和科学相联系的城市手工业在城市里已发展起来（在那里，手工业已成为自由民的专门职业）；与此同时，手工业者的行会，同业公会，联合会，简言之，既是工业的又是政治的社团，也都发展起来。很多这样的“团体”产生于十二和十三世纪。当时的德意志几乎在每一种手工业里都有优秀的匠人。法国的路易九世在1270年以前，通过斯特凡·布瓦洛的协助，命令手工业者联合成立同业公会。弗里德里希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力图再度取消不听命的手工业者的联合组织。手工业者在城市中的影响增强。君主们镇压同业公会的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同业公会的意义日益增大。手工业者用强力要求不仅参与市政管理，而且要求拥有管理城市的独占权。手工业生产在尼德兰繁荣起来。在这里，毛织品织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1304年，荷兰人和佛来米人发生了海战，前者获胜。十四世纪时，手工业者和市政当局进行斗争。手工业同业公会不断地时而被削弱，时而又巩固起来。甚至每一个手工业行会都拥有全副战斗装备。十四世纪时，有过很多发明和发现。所有各种织造业，金属加工业，金银制品业都大为改进。十五世纪时，在手工业生产组织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个世纪末，纽伦堡成了德意志城市中最繁华的城市。十六世纪：手工业和技艺不断发展。德意志又以自己的发明而出众。西属尼德兰。英国。
　　“十七和十八世纪，产生了现在的手工工场和工厂，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同上，第31页]
　　“手工工场和工厂——这是许多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并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工作的企业。如果在企业中生产[ＸⅨ—1172]商品时直接使用工人的双手，或在人手不足时使用机器，这种企业就叫做手工工场。如果生产商品时利用火和锤头，这种企业就叫做工厂。有一些工作，除非大规模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例如制造瓷器、制造玻璃等等，因此它们从来就不是手工业。早在十三和十四世纪，某些行业，如织造业，就是大规模进行的。”[同上，第31—32页]
　　“在十八世纪时，许多科学家热心对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进行详细的研究。其中一些人把这个领域作为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直到最近，力学、物理学、化学等等与手工业〈应当说，与生产〉之间的联系，才得到应有的理解。过去在手工业作坊中，规章和手艺由师傅传授给帮工和学徒，这就造成了保守的传统。以前与科学相对立的是偏见。1772年，贝克曼第一个使用了工艺学这个术语。早在十八世纪前半叶，意大利人拉马志尼就写过一部论手工业者疾病的专门著作。列奥弥尔和肖为深入研究包罗万象的工艺学奠定了基础。前者将自己的计划通知了法国科学院。结果，自1761年起开始出版《皇家科学院院士编辑或赞助的技艺和手艺概述》巴黎版（对开本）。”[同上，第62—64、81—82、91—92页]｝
　　纺和织。
　　（1）毛织品。
　　“十世纪以前，德意志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最负盛名；它是尼德兰工场手工业的培育所。根特的制呢厂早在十二世纪中叶就已很繁荣。从十三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工场手工业最为著名。”[同上，第243—244页]
　　“古代人对剪下的毛不预先进行加工是不把它捻成适用的毛线的。相反，人们一开始就把毛上的污物和尘土粗略地清除掉。为此目的，需要把毛抖开和打松，也就是弄松它和敲打它，然后洗净，并涂上橄榄油或动物油，使它更加柔软，最后加以梳理，也就是粗梳。古代人在洗毛时，用过洗毛草（stru－thium）这样的植物。开毛或打毛使纤维很好地分开，这对古代人来说，并不是难事。后来才出现了专门的开毛器具。早在十三世纪，在纽伦堡也已有了这样的开毛器具。十八世纪初，可能更早一些，毛就是用机器加工的，也就是说，用一种特殊的机器——开毛机来把毛扯松。在英国，最近对这种机器进行了改良（Giggingmills，Towningmills，Machines  for  twiching  Wool）。
　　普林尼已经知道用梳子、铁扒、梳针，也就是用带铁齿的工具来松毛、开毛和梳理毛。这种铁扒后来有所改进，而且增加了铁齿数等。然而，在毛纺织手工工场中把大量羊毛抖松和梳理，仍然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并要求有很多人手。不过这种简单的工具一直延用到十八世纪下半叶。1775年第一次使用了用水轮或蒸汽推动的梳毛机或粗梳机。理·阿克莱第一个为这项发明铺平了道路。5万名梳毛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他。他的机器性能良好，生产效率较高而且较便宜。这种机器由装置着梳子的几根轴组成，而且总是两对轴同时工作，轴上的梳子是交叉排列的……
　　梳过的毛通过纺捻成线，变成纱。为此目的，古代人使用的是纺锤。纺车是近代的发明。最初是手摇纺车，这是大轮子，人用右手转动，同时用左手牵线。一直到1530年，不伦瑞克附近乡村的尤尔根斯才发明了小型脚踏式纺车。德意志还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绕两根线的双筒纺车，或双轴纺车。在这以前，还进行过实验，想使一个人经过长期练习后同时在两台纺车上纺线。实验成功了，但是，腿的活动令人疲劳不堪。十八世纪中叶，还出现了同时可以把纺出的[ＸＩＸ—1173]线退绕、双根并合和加捻的纺车。”[同上，第265—272页]
　　“精纺机或加捻机。这种或用人手转动摇捍，或用水车，或用蒸汽机推动的机器，可以同时纺成60、100和更多根非常细的同样的线；同一个发动机在推动它时还可以同时推动开毛机和梳毛机。
　　精纺机在十八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已为人所知（当时只作精纺羊毛用），大概最早出现在意大利。1775年阿克莱首先发明了完善的棉纺机。从十八世纪初起，在英国，就遇到阻挠使用这种机器的困难；甚至在阿克莱的发明出现以后，在法国也还发生这样的困难；这些困难起初是被棉纺织手工工场主，后来是被毛纺织手工工场主克服了……
　　为了把纱分成缕、绞或捆，发明了摇纱机，起初出现的是简单的手工摇纱机，以后是一种形式比较精致的快速跳绞式或计数的摇纱机。十八世纪时，更加精致的各种类型的摇纱机，是同纺车连接在一起的。甚至还发明了一种用刻度盘上的指针显示已绕线的长度和缕数的摇纱机……
　　在呢绒的剪毛和压固技术发明以后，毛织品（呢绒）的起绒和整理，便成为高水平的技艺，以致只有熟练的织呢工和呢绒剪毛工才能进行操作，而这些人早在科学复兴时代就是属于最受尊敬的手工业者之列。十八世纪，在英国的呢绒工厂中安装了不需要人手就可以起绒和剪毛的特殊的起绒机和剪毛机。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几百个失业工人焚毁了这台机器。
　　在英国，尤其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轧光机或滚筒机取代了普通的轧平或碾平操作。
　　为了洗净和压缩呢绒，使它更结实一些，采用了缩绒办法；罗马的缩绒工是用脚踏呢绒的办法来缩绒的。缩绒机发明以后，呢绒的洗净就同其他加工形式，同起绒、压平分离开来。早在十世纪末就有了缩绒机。它或是压实的，或是拍打的装置。这些装置都是用来压固呢绒的。”[同上，第273—276、286—292页]
　　（2）棉织品。
　　“当荷兰人把葡萄牙人从大部分印度领地上排挤出去时，他们在欧洲人中首先掌握了印花布的生产。十七世纪末，在荷兰出现了第一批棉纺织手工工场，其实，它们只是把从印度廉价买来的白布进行加工的印花企业。过了一段时间，荷兰也出现了印花布生产，后来这种生产又出现在瑞士，出现在汉堡、不来梅、奥格斯堡，出现在奥地利、萨克森和劳西兹等地。用来加工印花布的压花机、印花机。”[同上，第313—316页]
　　｛大型的手工工场一旦获得一定的发展，对于单独的简单操作，如磨碎、打碎、捣碎、缩绒、压固等，就采用单独的机器了，但是，这些机器的动力还要克服工作机构的一切不完善的地方。｝
　　“清棉比开清毛容易。分离棉纤维的操作比较难。印度人和希腊人用弹毛的弓把棉纤维分开或分离，就象现在制帽工人处理他所使用的毛的方法一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阿克莱发明了自己的梳棉机时，简单的梳子、铁扒或梳针，才停止大规模使用。在古代世界和印度，都曾用过纺锤纺纱。1775年，阿克莱获得了自己的纺纱机的专利权……
　　梳棉机把加工的棉花完全除杂以后，就轮到使用[ＸＩＸ—1175][注：在马克思编的页码中漏掉了1174页。——编者注]粗纺机（rovingmill）了，它吸入棉花，并做成粗的条状的粗纱（rovings）。把粗纱加工成细纱，现在是由用许多纱管组成的精纺机进行的，它把粗纱夹住，加以牵伸和加捻。环锭精纺纱（water  twist）比走锭精纺纱（mule  twist）的加捻度更大，阿克莱发明的精纺机叫做走锭精纺机。不久又制成了专门纺纬纱的机器，而走锭精纺机大部分只用于纺经纱。一种新机器叫做‘珍妮机’。最后，通过把走锭精纺机和‘珍妮机’结合起来，制成了只纺走锭精纺纱的第三种机器，但是现在这种纱在织机上也常常用作纬纱。所有这些从粗梳到精纺的机器，都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同上，第336—337、340—342页]
　　（3）丝织品。
　　“在法国革命以前，法国织造了几百种丝织品，其中仅自1730年起，就发明了150种。按照阿维尼翁当时的法律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生产，不得同时学习织造几种织物，这种法律促使生产大为改进。”[同上，第413—414页]
　　（4）编织技艺。
　　“织袜机或针织机是英国发明的；由于有了这种机器，一个没有特殊劳动技能的工人几乎在一瞬间就能织出100个线圈。这是现有机器中最精致的一种。整个机器用铁制成，由2500个以上的部件组成。数百根针同时运转。这种机器是十六世纪末（1589年）剑桥圣约翰学院硕士威廉·李发明的。”[同上，第463—464页]
　　尤尔在谈到棉纺业时，提到用于开棉和清棉的除杂机和清棉机。人们使用两种清棉机，第二种叫做末道清棉机或成卷机。然后使用梳棉机。在精纺时，先使用头道粗梳机，后使用末道粗梳机。牵伸和并条。皮辊（牵伸并条机）。制成粗纱。翼锭粗纺机（粗纺机的一种）。最后，精纺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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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关于机械能源的问题。
　　“原动机……伟大的工作者，如果没有它的威力强大的帮助，人手的劳动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效果。工厂中又重又大的机器，如果全都不能进行连续不断的运转，就会成为无用的设备。原动机是：蒸汽机、风车、水轮、用热气发动的机器、电磁发动机等。这是用来传授运动的机械组合。其中有一些产生推动它本身运动的力量，例如，蒸汽机、电磁发动机等。另一些则只是从水或空气的自然运动取得机械能的装置。属于第二类的发动机依赖于能的递送，这种递送本来就是不经常的，往往中断，如果能的递送不足，也不是人力所能增强的。然而，蒸汽机以及与其相连的机器，处于人的完全支配之下，它们能够纳入任何操作制度，能够在任何[ＸＩＸ—1176]时间开动，并能立即停车。”[《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61—62页]
　　“蒸汽机经过调整，可以完美地自我服务，向炉膛添料，向锅炉注水，而且还能调节自身运转的速度。”[同上，第68页]
　　“埃里克森的热力发动机。埃里克森先生说：‘这种发明在于，对能够在温度提高时大大膨胀的大气或其他固定气体或液体进行加热，通过这种办法来产生动力。加热的方法是：热在引起扩散或膨胀而产生动力以后，传导给一定的金属物体，经过一定时间，或在发动机进行每一连接的运动时，又重新从金属物体那里回到传导热的介质中来。结果，热的传送基本上就不以燃烧或消费燃料为转移了。’……[1853年2月19日《雅典神殿》杂志[117]写道]，‘推动机器的同量的热，被反复用来维持这种运动；这里无须补充热，除非需要弥补渗漏和辐射而造成的少量损耗。’”[同上，第97—98页]
　　用于加工工业、代替从事工业劳动的人的机器。[同上，第120页]
　　“在把棉花变成纱之前对它进行第一阶段加工的一切出色的机器，其任务在于弄净纤维，去掉杂质，使之具有同样的质地——尽可能均匀和平行的纤维。”[同上，第122页]
　　新的和原有的机械织机。
　　“旧的机械织机（其中较好的）可以生产的织品数量相当于工人在新织机上生产的织品数量的1/3弱；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这一数量的织品时，使用旧的织机要付出双倍的劳动。一个有经验的工人在工厂中每周劳动60小时，使用两台现代织机，可以生产26匹幅宽29英寸，长29码，每1/4英寸有11根纬纱的印花布。这样的织工织的布，每匹要花费5+（1/8）便士。如果同一个工人使用一台旧织布机，他只能织出4匹这样的布，每匹就需要花费（仅花在织布上）2先令9便士。”[同上，第156页]
　　织袜机。
　　在最好的现代化的（对十九世纪说来）织袜机中，最新的一种是
　　“勋章获得者克劳生的回转织机，它通过连续回转运动来制作各种针织品。它可以用蒸汽或人力来推动。它与普通织袜机的主要区别是，在这种织机上，线圈排列是螺旋形的，而不是平行的；线圈也是在织机周边的各个部位上同时形成的。袜子的线圈不会由于线圈有毛病或断裂而‘脱落’。回转织机的运动是连续不断的，而且只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不象普通织机那样来回移动，不会在回程上浪费时间，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克劳生式织机曾于1851年在大展览会[118]上展出。它的周边有1200根针，可以在一分钟内轻快地转动80转，因此，织成的线圈数或针迹数等于1200×80，也就是说，每分钟织96000个线圈，这只是由一个工人的手的力量完成的”[同上，第164—165页]。
　　[ＸＩＸ—1177]丝织品。加卡式织机。
　　“普通织机只能生产无花纹织品，不能织提花织品……为了织提花织品，必需有一种专门的装置，具有这种装置的织机，叫做加卡式织机……如果在织造过程中，一根或两根经纱被提起或落下，而其余的经纱仍保持原状，那么，在已生产出的织品上这些升降的纱所在的部分，就具有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形状。织品表面上就会出现一定的花纹；如果纱的升降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些花纹就会每间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这样一来，在织品上就织出了一定的图案。这就是加卡式机器的主要作用……
　　在大展览会上展出了巴洛先生的发明。在他的织机上使用两个〈代替以前的一个〉打了孔的圆筒，纹板按交替次序装在圆筒上，这样，当一个圆筒运转时，另一个圆筒就调换它的纹板并准备开始工作。由于有了这样的装置，织机工作的速度能够超出普通结构的织机40％。它的运转的均匀程度也大大提高，而经纱的张力也减小了。”[同上，第159—160、162页]
　　花边（英国网布）织机。
　　“在织袜机和回转织机上生产的织品，是没有经线或纬线的。织品只是由线圈和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所组成。花边织机上的经线与普通织机上的经线并无多大区别；主要的特点是纬线，以及极为有趣的和极其灵巧的梭子装置，它在这种机器上叫做小木轴。”[同上，第166—167页]
　　这就是尤尔[119]所提到的那种机器。他说，这种机器就其在机械方面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发明来说，胜过最精致的天文钟，就象后者胜过翻动烤肉叉子的简单机械装置一样。
　　缝纫机。[见《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174—176页]
　　*  *  *
　　水压机也应该归入原动机之列。
　　“水力机在原理上与蒸汽机没有什么区别：前者是水柱作用于汽缸内的活塞，而汽缸的结构与蒸汽机构造相同。水压机具有令人惊异的各种用途，既可以用来把手帕打成包，又可以用来举起大型构件。”[同上，第107—108页]
　　工具的专门化和分化的例证。
　　“据调查证实，在北明翰制造了不下于300种各式各样的锤，其中每一种都只适用于某种专门的生产。”[同上，第388页]
　　钢笔尖的生产。最初是实行分工，后来是机器生产。
　　“钢笔尖大约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使用，当它们最初受到公众赞许时，每一个钢笔尖价值6便士。而现在这些钱可以买到124个这样的笔尖，甚至是质量更好的笔尖。1820年，最初一罗[注：一罗是12打，即144个。——编者注]钢笔尖售价为7镑4先令。1830年，售价降到每罗8先令，而且继续下降，直至降到每罗6便士，即降到当前售价的极限。北明翰的一家工厂每天生产960000个钢笔尖，或每年生产289528000个钢笔尖。北明翰各工厂主的总产量每年最少为10亿个笔尖。在制作钢笔尖的过程中，钢的结构经历了极其惊人的变化。最初它象铅一样软，后来象玻璃一样脆，最后，经过热处理，[ＸＩＸ—1178]达到了最接近于鹅毛笔的那种弹性状态。”[同上，第391—392、394页]
　　北明翰的钢笔尖生产的初期情况——约在二十五年前——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工场手工业。在有些生产过程中，部分地使用了类似机器的工具，部分地使用了机器（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当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就已使用机器了），局部地使用了蒸汽推动的机械，但是，这种机械的工作有时中断，这时就用手工劳动。
　　“最初把适当宽度和厚度的钢板加以过细地轧制和退火。在这个阶段，为用压床把它切成钢笔尖做好准备；压床上装有用来切割‘钢坯’〈这里的“钢坯”就是“薄板”〉的相应的压模。在这里压床是用来对安装在它上面的压模施加均匀压力的。这些压床由妇女操作，她们很灵巧，一个能干的女工在一个十小时的工作日内平均可以加工出200罗或28000个钢笔尖。钢板的宽度可容切成两个钢笔尖，半成品的宽部形成小圆筒形，笔尖部分切割得非常准确，因此废料很少。然后应当给‘钢坯’穿孔，这时由另一台压床打出一个小的中心孔，并切出两侧的隙缝。接着要把这些半成品钢笔尖放进退火炉予以软化，然后‘打上商标’：在背面用脚一蹬打上带有厂主名字的戳记。然后把这种半成品的小工具放进一个半圆槽内，并用机器使它从以前的平面变成圆筒形。这叫作金属的‘隆起’。装进带盖的小金属箱内的钢笔尖，又被放入‘马弗炉’内烧到白热程度。然后从炉内倒出，立即倒进一个装着油的大器皿中，在那里，钢笔尖变得如此之脆，好象轻轻一碰就会破碎。下一个过程就是‘净化’；然后需要‘淬火’，这是使钢笔尖恢复应有的弹性，作法是：把钢笔尖放入用白铁皮做成的一端打开的大圆筒中，就象烤咖啡那样在火上转动。加热改变了钢笔尖的颜色——最初它变成灰色，接着变成草黄色，后来变成咖啡色或古铜色，最后变成蓝色。还要消除表面上的粗糙部分，为此，把钢笔尖放进装有少量铁屑的白铁桶中。这些桶按水平方向装置在框架上，借助于蒸汽的推动来旋转，钢笔尖互相摩擦，从而被净化。经过‘抛光’过程（这个过程是把已淬火的钢笔尖，放在装满捣碎的坩埚料或其他研磨材料的铁圆筒中，圆筒借助于任何动力转动，钢笔尖通过摩擦取得了光洁的表面），在这之后，钢笔尖就进入‘磨尖车间’，在这个车间里，每个钢笔尖都从背面按互成直角的两个方向，或者更确切些说，按彼此交叉的方向来磨尖；笔尖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工序。一个少女用钳子夹起笔尖，在极其暂短的时间内把它轻轻地触一下转动着的‘打磨砂轮’，磨尖即告完成。这时钢笔尖进入‘切口车间’进行纵向切口，钢笔尖被放在压床上一瞬间即完成这道工序。然后进行检查，按质分类，之后，把它们涂上树胶溶液，就算是可供出售的成品了。”[同上，第392—393页]
　　总起来说，工序超过十二道，而且还要加上从一个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
　　仿照这类工场手工业，
　　“吉洛特先生在北明翰建立了生产钢笔尖的第一家大工厂，在这家工厂中进行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钢笔尖的生产，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在这个工厂中工作的有10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从1850年5月到1851年5月这一年之内，生产了18000多万个钢笔尖，生产这些笔尖所消耗的钢板，重量不下于268800磅或120吨〈一吨合2240磅〉”[同上，第392页]。
　　[ＸＩＸ—1179]“有一段时间，在钢笔尖生产中使用机器，看来遇到了不能克服的困难，因为，一般认为在钢笔尖生产中，没有任何可能采用类似连续不断的操作过程。但是，这种困难终于克服了，而且在大展览会上〈1851年〉展出了完成这项任务的机器——现在它已经得到推广。这种机器是北明翰‘欣克斯—威尔斯公司’发明的。它是完全自动操作的。把带状的薄钢板送到机器上，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切割两个钢笔尖，并对它们穿孔和开缝，同时完成6道工序。”[同上，第393—394页]
　　自动化工厂。
　　造纸厂（现代的）。从前，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特别是在荷兰人那里，纸的生产是十分发达的真正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其中部分地即在个别的过程中最初使用手磨，后来使用水磨或风磨。[120]
　　恰恰是具有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这种生产，由于化学过程和机械过程是交替进行的，其特点是内部没有多大的联系。
　　“准备过程。切碎破布，然后除去一切异物，包括染料。”
　　（1）[第一个过程。]“第一台机器把破布切成小碎片，同时除去污物。这台机器由一个大贮槽组成，槽中贮存一部分水，在整个过程中水不断地从龙头流进来。贮槽中贯穿着一根转动的轴，轴上安装着带钢刀片的木头圆滚，底部有一块带槽的木头，上面也安有刀片，机器的这些部件互相挨得很近，破布从它们中间通过时，就被夹住，并切成碎片。带刀片的圆滚借助于传动皮带迅速旋转，而皮带是由蒸汽机推动的主轴来带动的。机器一直工作到破布变成打得很碎的浆料，即后来所称的纸浆。在整个过程内，水不断地流过贮槽，但是水量逐渐减少，而污物则通过装有筛子的孔中流出。结果，剩下的只是纯净纸浆和水。这时纸浆看起来仍然很脏。”
　　（2）第二个过程。“除去颜色和进行漂白。在一开始就使用纯白亚麻破布的时候，漂白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如果使用各色破布或写过字的旧纸以及类似的材料，那么，漂白过程就是必要的了。半液体的浆料穿过与生产纸浆的机器相联结的大管子注入槽内，进行漂白。纸浆贮在槽中，与漂白液混合在一起。颜色很快退掉，纸浆被漂得洁白。”
　　（3）第三个过程。“这时纸浆在水压机上进行挤压，以便缩减体积。”
　　（4）第四个过程。“为了除去漂白粉，再次洗涤。”[《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183—185页]
　　从工场手工业或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在机器加工之前的）准备过程的道数往往大大增加；这是由于待加工的原材料，如棉花、纸浆等等，为了适合于纯机械过程，必须变成质地十分均匀的物质。这一点，总是靠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同一过程来达到。
　　（5）第五个过程。“造纸需要把材料打得更碎。这是由另一种破碎纸浆的机器来完成的，它叫作打浆机。这种机器与前一种机器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圆滚上的刀片更密，转速更快。打碎作业要延续几个小时，而且散发出的潜热是那么多，以致使纸浆热得烫手，打得非常碎。达到这种程度以后，纸浆就适合于造纸了；这时它进入大槽，从这里送入抄纸机。”[同上，第185页]
　　[ＸＩＸ—1180]现在该考察抄纸机本身了。这里事先也要经历几个过程：测定纸浆，然后过滤。[同上，第186—187页]
　　漂白，看来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就象水压机的应用一样。相反，抄纸机本身完全是一种自动机。
　　“促使成功的两大原理，充分体现在这种奇异的自动机上。加工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生产的连续性。加工工业中采用的最完善和最经济的机器，是能够连续生产的机器。如果材料的加工，从它被机器加工的第一阶段到最后阶段，可以不间断地进行（也就是说，不停顿地进行），那么，这里生产出的产品，必定比材料的加工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的情况下所生产出的产品要好，而且花费要少。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机器，没有一种比这里所描绘的抄纸机更能令人惊异地证实这一点。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原料从一端送入机器，而从另一端出来时就是制成品。
　　这种机器在另一个原理方面也显示出结构的优越性，这个原理就是，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它不需要人的帮助，而是靠它的部件的组合和发挥相应的职能，来完成它所负担的任务。如果说在某个方面还需要人的协助，那只是为了排除偶然的故障，而不是在生产中予以帮助。机器工作的特点还在于高速度；从纸浆进入第一个过滤器起到制成纸卷为止，一般只需要几分钟。”[同上，第190—191页][注：所有这些未注明作者的英文引文，均引自《各国的工业》第2部《工艺、机器和工厂的现况概述》1855年伦敦版。——编者注]
　　总之，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续性）；自动化（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人）；运转迅速。由于使用机器，更可以进行同时作业了，例如，在制造钢笔尖时，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对钢“坯”进行切割、穿孔和开缝。[同上，第392、394页]
　　（一种生产使其他生产成为必要的例子：
　　“由于钢笔尖的生产，引起了笔盒、笔杆以及使用钢笔尖时所需要的各种小附件的大量生产。”[同上，第395页]）
　　*  *  *
　　纸的生产经过下列制造过程：造纸的纸浆一经制成（经过第二道机器加工），它便“进入大槽，从这里送入抄纸机”。[同上，第185页]
　　第一个过程。“纸浆首先进入两个大贮槽，槽中安装有搅棒或搅拌器，用以搅拌纸浆，防止它沉降于槽底。”[同上，第186页]
　　第二个过程。“纸浆从这两个贮槽中被导入叫作纸浆流量器的装置。这个灵敏的装置保证把纸浆均匀地送入机器的后面部分。该装置是由在圆槽中旋转的一组旋斗所组成，这个槽中注满纸浆，而旋斗浸入槽中时灌取一定量的纸浆，然后将它连续不断地倾入与机器第一部分连通的溜槽。在连绵不断的料带形成的各个过程中，如在梳棉、梳毛等场合一样，为了保证备料形成料带的均匀度，极为重要的是，材料必须按测定的分量送入机器，为此通常要对材料进行称量，然后再送入机器。把这个原理运用到抄纸机上还是新鲜事。”[同上，第186—187页]
　　[ＸＩＸ—1181]第三个过程。“然后，纸浆便从流量器流向过滤器。当纸浆通过溜槽时，从另一个与纸浆流量器作用相同的装置中向纸浆加入少量的水。水的作用是，把纸浆稀释到下一步作业所需要的适当稠度。然后，稀释了的纸浆便沿着一条管道流向除砂器。”[同上，第187页]
　　第四个过程。“除砂器——这是个溜槽，里面装着许多带沟纹的金属隔板，纸浆穿过它们向前流去。在这样流动时，较重的脏的成分便沉降在槽底，而比重较小的洁净纸浆则向前流去。”[同上]
　　第五个过程。“纸浆流到除砂器的末端，便流进叫作除渣机的过滤器内，它的结构与上述过滤器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一个溜槽，里面有一定数量按纵向紧密排列的黄铜片，它们是精制的，平正而光滑。这些钢片被置于活动的框架之中，这个框架借助杠杆来摆动；因为这些铜片紧密地贴连着，所以，只能使纸纤维通过。纸浆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小浆团都被截住并沉降在铜片上部的表层上，这时，纸浆便经过过滤并进入贮浆槽。至于小浆团，则由看管机器的工人根据积沉情况加以清除。”[同上，第187页]
　　第六个过程。“然后，纸浆又被渗滤或过滤，这次是用上升流动方法。纸浆通过上述过滤器向下流入金属箱时被导入第三个溜槽，槽中装置着类似上述的铜片，不过，却是倒置的。现在，纸浆向上流动，经过这些铜片，释出一切滤泥而变得匀净，于是便成为将要经过奇妙过程的备料了。”[同上，第187—188页]
　　第七个过程。“纸浆从最后的过滤器流出后，沿着皮槽流向一个不大的溜槽，槽内装有叫作刮板的双浆式搅拌器。这个搅拌器把纸浆切实地搅匀并防止它沉降于槽底。然后，纸浆就流向移动着的无端铜网。”[同上，第188页]
　　第八个过程。“无端铜网是由黄铜线编成的。在这里，纸浆第一次开始释出水分，水穿过铜网流入装在下边的木槽。但是，这种水中含有少量的纸浆细纤维，而它又是十分宝贵的浆料，不可抛掉。因此，水便从这个贮槽导入溜槽，使其回流到用来稀释纸浆——纸浆和水一起从流量器流出——的装置中。这样一来，从纸浆中释出的水，一次又一次地加以使用，看来，这里大概不会再丢失纸浆的任何部分了。纸浆不停地流到不断向前移动的铜网上，纸浆和网一起向前移动。在和网一起这样移动时，纸浆的两边被网的两边上叫作定边带的皮带挡着成为平行线。这些皮带和网一起移动，最后，纸浆同皮带分离开来，它的边沿已经有些凝固，并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在纸浆流经网上时，网振荡着，使水排出去。离开过滤器越来越远，由于含水量不断减少，纸浆就越来越稠，不过，即使到了铜网的末端，纸浆也还是很松软的。”[同上]
　　[ＸＩＸ—1182]第九个过程。“现在，如果需要的话，应该在纸上印出叫作水印的标记。这些标记实质上是改变一部分纸浆的分布，使纸张的一些地方变得非常透明，方法是当纸浆还软的时候，用上面包着金属网的有着各种凸花纹的小辊来压挤纸浆。这些花纹在浆面上复印出来，就象图章打在火漆上一样。无论花纹如何复杂，软的纸浆都能最准确地把它复印和保持。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到这一点。在纸将要脱出铜网之前，它在用黄铜线包着的小辊——小辊的表面上有着用金属线制成的花纹——下面通过，于是，这个小辊的压痕就留在纸上了。”[同上，第189页]
　　第十个过程。“在纸浆从铜网脱出之前，为了更充分地从中吸取水分，机器中有一个非常灵敏的装置。它是一个金属箱，安装在移动着的网的下面，并和三个大功率的真空泵连通。这些真空泵是用蒸汽机推动的，使箱内的空气极为稀薄或造成真空。这种装置对于在它上面移动的纸浆层的作用是，吸取水分和使纤维最大限度地相互交织，从而大大地提高纸的牢度。”[同上]
　　第十一个过程。“在网上把纸抄成后，就返转来对下一批原料依次加工，这时，纸就从网上脱出，穿过上面包着毛毯的两根轧辊。这两根用毛毯包着的轧辊压榨出大量水分，此后，纸就相当紧密了。不过，水分仍未完全脱出，而纸也还不是完全干的和结实的。”[同上，第189—190页]
　　第十二个过程。“还是湿的但却相当光滑的纸幅送到一个大烘缸上，烘缸旋转着，里面充满高压蒸汽。湿纸幅这样一遇热，水就被蒸发，于是，纸很快就成为几乎完全干燥的了。但是，为了使纸完全干燥，它还要穿过很多同样的烘缸，而最后，精美的白色的光滑的连绵不断的纸幅便从最末一个烘缸上落下来。”[同上，第190页]
　　辅助过程或以后的过程。
　　纸的压光。“如果需要把纸压光，则使它在抛光和加热的烘缸之间通过，承受很高的压力。”[同上，第191页]
　　纸的施胶和蓝漂。“十分明显，把明胶、淀粉或颜料这样一些物质掺进纸浆里，便相应地改变制出的纸的质量和颜色。比较高级的纸一般是在它被抄成后浸以明胶或普通胶。这个作业应该是在纸从槽中出来之后进行，不然的话，机器中使用的毛毯就会受到损坏。另一方面，在可以使用明胶代用品的情况下，在槽内施胶有许多优点。这样的代用品有好几种。目前，大陆上的工厂主，在槽内施胶时广泛使用明矾和松香混合剂，它预先溶解于纯碱中并拌以马铃薯粉。这样制成的纸，书写时较少润渍，不过，保持墨迹的情况不如施过明胶的那种纸。迄今为止，在英国生产书写纸时比较喜欢在后面的过程[在纸已被抄成之后]中使用明胶，而这一作业是借助浸在胶槽中的小辊来进行的。在肯特的乔因森先生的各工厂中，目前正在制造上等书写纸，它施以明胶，经过烘干并切割成纸张；一分钟可生产长60英尺宽70英寸的纸张。另一个大型造纸厂每年生产1400吨纸。仅在大不列颠，每年就生产13000万磅纸。”[同上，第191—192页]
　　[ＸＩＸ—1183]信封的生产（折纸机的一种）。最初，信封的生产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
　　“在一般的生产方法下，折叠、胶合与压出花纹〈即在信封封口纸的上端压上凸花纹、图案〉[是单独的过程]，在每个信封上这些操作的每一项都是分别完成的。在这里，由于采用机器，就得到很大的节约。在使用手工劳动时，生产过程各阶段分割开来，大大地增加了生产费用，而造成损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从一个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单纯转移。在用手工压花纹时，一个少年一天大概可以压8000或9000个，不过，这时他必须有一个助手，在信封的上角压出需要的花纹后，把信封的上角折回，并把信封一叠一叠地摆好。”[同上，第200页]
　　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在进行这样的手工劳动时
　　“信封的折叠是借助骨制的‘折叠棒’完成的，一个有经验的女工一天可折信封约3000个，而机器的生产率则是一小时约2700个。”[同上，第198页]
　　从手工业生产（例如，甚至是在精巧的织机上织成的各种织品的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在那里分工占统治地位）向大工业的过渡是不停地进行的，其中大量新型的劳动，如制作针、钢笔尖、信封等，仅在很短的时期内是用手工方法进行的，然后是用工场手工业方法，此后很快就用机器方法进行了。当然，这一点并不排除其他部门是直接在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一开始就要求大量供应货物的场合（如运输），或由于事物本身要求使用机器的场合（如电报等）。
　　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可以举出铸造印刷铅字作为例子。这里有五道主要工序。
　　（1）铸造铅字。“每一个工人一小时可以铸造400到500个铅字。”[同上，第203页]
　　（2）分切铅字（铸造时含有的铅和锑毒害从事这项工作的幼童）。“铅字需要分切，以便具有相同的长度。进行这项作业时，伶俐的儿童一小时可以分切2000到3000个铅字，虽然，这里应该指出，一个经常摆弄新的铅字的工人由于金属毒物的腐蚀而失去了拇指和食指。”[同上]
　　（3）“在平展的石块上磨光铅字，除掉它们边角上的一切粗糙的地方或‘毛刺’，并把它们的‘头’和‘足’修齐。一个优秀的磨字工一小时可以磨好约2000个铅字。”[同上，第204页]
　　（4）“成年工人或儿童把铅字摆到特制的长约一码的排字工作台上，铅字是缺刻向上地排列着，一小时可以这样摆上3000到4000个铅字。”[同上]
　　（5）“这些铅字的底部表层，经过第二道工序仍然粗糙时，便用刨子将其刨平。然后，铅字又翻转来缺刻向上，于是便用显微镜对一排排铅字仔细检查。废铅字被剔出，然后，把余下的铅字从排字工作台上取下，堆在一起。”[同上，第204页]
　　由上可见，如果一个铸字工一小时铸造500个铅字，而一个儿童一小时分切3000个铅字，则用一个儿童，需用6个铸字工。而由于一个磨字工一小时磨好2000个铅字，则用一个磨字工，需用4个铸字工，如果一个堆放工一小时摆放4000个铅字，则用一个堆放工，需用8个铸字工。
　　在分工中劳动者互成倍数时，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假定总共划分为三道工序。如果第二道工序需要一个人来加工第一道工序[2个人]生产的东西，则在第一道工序中应当雇用2个人；如果[ＸＩＸ—1184]第三道工序需要4个人来加工第一、二道工序的产品，则这道工序应雇用4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雇用的人数应当是：第一道工序——2个人，第二道工序——1个人，第三道工序——4个人，总共——7个人。这些倍数是在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尽管各道工序需要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所有工人都能同时并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仅仅从事于上述各道工序。某一工序（即为在生产过程某一阶段上制造一定量产品，或为完成一定劳动，如熔化、修理机器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则完成其他工序的工人数目就应该越多，这样，这种工作才能成为一个人的专业。
　　相反地，如果按照倍数原则，使用大量铸字工，因而也同这一数量成比例地使用分切工、磨字工、堆放工。那么，这是简单协作的原则。一般地说，分工只能在生产的一定规模上实行。
　　为了用机器方法铸造铅字，进行了多次试验，都或多或少地有些成效。这就保证了成功。某一种生产在其发展中一经采用工场手工业形式，就出现了要把它变为使用机器的工厂的强烈愿望。
　　由于使用了机器，特别是在现有的机器不断改善并为新的机器所代替的地方，厂房节约了，因而生产费用降低了。
　　机械织机。
　　“第一部机械织机的形状是很笨重的。”它很象旧的[手工]织机。“新的机械织机完全变了样。现代的机械织机〈用普通的纱制作织品〉比最初又大又笨的织机在体积上约小一半，并且主要是用金属制成的。而最初的机械织机则基本上是用木料制成的。现代机械织机是一种比乍看起来更为复杂的机械。如果想到它能完成织工的一切职能，我们也就不应该感到惊奇。它投着梭子，用综线、筘和织轴操作着，好象人们赋予它智慧似的。它把经纱中的隔行线升降着，投着梭子，借助筘来打紧每一根纬线，把经纱从织轴上退搓下来，并把织成的织品卷到成品辊上。但是，更突出的是，这台织机没有纬线就不开动。对于旧的织机来说，可以说有没有纬线反正是一样的。它不停地开动着，梭子空了也依旧跑着，不过，只要工人没有停车并接上线头或放入新梭心，它是不会织出任何织品的。而肯沃西和巴卢公司的织机在这种情况下则立即停车。当细纱断头或偏离原来位置时，紧张操作的机器立即停了下来，梭子也不飞跑了。只有轮子转动着。工人把线头接上，机器又照常运行。由于有了这种精巧的机械，大大地改进了织品的质量，而且，也不再需要织工花费很大精力来注意检查，因为机器一停车立即使工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装置叫做自动制动器。”[同上，第154—157页]
　　“在把经纱放入机械织机之前，经纱应当预先准备好，方法是把纱线从筒管退下，并把它们并列地摆好。为了使经线具有较大的拉力，纱线经过上浆和上光。这两项作业[ＸＩＸ—1185]是在工人稍加辅助的情况下由机器完成的。”[同上，第158页]
　　“在1851年展览会上同其他展品一起展出了制作带子和穗子的无梭机械织机。织造带子和其他狭小的织品的一般织机，为了使梭子很好地工作，需要占用的空间比织布需要的多二倍或三倍。迄今为止已经制成的一切织机中，梭子是它们的必要组成部分。德比的‘里德’公司的发明消除了这个缺点，并节约了作业空间。”[同上，第162—163页]
　　机器制造业。
　　“加工铁的机器的构造和加工丝或绵的柔软纤维的机器的构造应该是根本不同的。制造第一类机器需要付出更大的力气。没有蒸汽锤、车床和钻床，就不能生产出象印刷机、机械织机和粗梳机这样的机器。”[同上，第221—222页]
　　第一批机器是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用手工劳动制成的。只有在发明机器之后，而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在找到了象蒸汽力这样的动力，可以自由地支配它，并且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利用它来推动机器时，用机器生产机器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生产一系列后来发明的工作机——例如上述的那些机器——，以及哲学仪器[121]，是需要机器的。第一批蒸汽机是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方法制造的。用同样的方法制造的还有第一批用蒸汽机推动的纺纱机、织布机和磨粉机等。由于使用机器，产品质量得到改进——机器对使用价值的影响——，这一点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影响在两种场合对生产过程将是加倍重要的。（1）在用机器加工原料或半成品的地方，下一道工序，下一阶段是否顺利，部分地决定于应受进一步加工的材料的完善程度。材料的质地均匀等是用机器进一步加工的条件。（2）在制造机器部件和哲学仪器的地方，规格化、形状的数学精确性等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里，成功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这种质量，以及这些东西已经不是用不可靠的手工劳动生产的，而是用有着预先计算好的操作规律性的工作机生产的。
　　工作机作为总体机器的部分，不同于它的其他部分，即原动机和传动机构。
　　“在一切机器中都有一定部分实际上完成这样一种工作，机器就是为了这种工作而制造的，而机械则仅仅是用来使这些部分对被其加工的材料产生应有的运动。这些工作部分是机器借以进行工作的工具。”[同上，第222页]
　　这是对的。人用以工作的工具重新出现在机器上，不过，现在它们是机器用以工作的那种工具。为了用所希望的方法加工材料或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机器借助机械使其工具完成过去人用其工具完成的那些操作。[ⅩⅠⅩ—1186]现在，工具已经不是由人来操纵，而是由人所创造的机械来操纵。人则看管机器的运动，纠正它偶然发生的差错等。
　　第一点[机器不同于工具之处在于]，在机器中从一开始就出现这些工具的组合，这些工具同时由同一个机械来推动，而一个人同时只能推动一个工具，只有在技艺特别高超时才能推动两个工具，因为他总共只有两只手和两只脚。一台机器同时带动许多工具。例如，一台纺纱机同时带动几百个纱锭；一台粗梳机——几百个梳子；一台织袜机——一千多只针；一台锯木机——很多锯条；一台切碎机——几百把刀子等。同样，一台机械织机同时带动许多梭子。这是机器上工具组合的第一种形式。此外，机器从一开始就应是机器的上述工作部分同传导运动的机械和推动机械的原动机的组合。组合的第二种形式在于，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生产过程上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的各种机器是互相连接的，而且是由同一动力推动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以及各种机器在它们的各个阶段进行的过程的体系和结合就是这样。组合的第三种形式。很多工作机，在一个工厂里同完成准备作业的相应的预制机器相连接，由同一动力来推动。在这里，简单协作的原理被运用到机器上和看管机器的工人上。这一点，和其他因素一样，是发达的机器生产的最重要的特点。首先，这是由于节约原动力和节约动力的分配。第二，准备过程越是小规模地进行，它们的费用就越昂贵。这涉及到机器本身和准备过程需要的工人这两方面的耗费量，工人人数随着完成这些准备工作规模的扩大而相对减少。还有，中间作业，——例如，把产品由一个过程转送到由工人完成的另一个过程，——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第三，正象在简单协作时一样，共同使用的劳动条件，如厂房、取暖设备、监工等方面的开支，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减少。此外，这里还要加上从分工产生的一个原则：经理、机械师、工程师、锅炉工等的职能，部分地可以转给仅仅从事这一劳动的工人，部分地则无论生产规模大小都是同样需要的。最后（更不用说利用废料了），只是由于上述的一切，才能同时剥削许多工人，而个别资本实现的剩余价值量——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就取决于这一点。
　　第二点[机器不同于工具之处在于]，不是许多工具联合在一台机器内，而是这许多工具成为在动力、规模和作用范围方面都是统一的某种东西，例如，许多锤体现在一个蒸汽锤中。在这里，机器的工具在规模上不同于工人的工具，从一开始就需要机械动力。因此，这样的机器从来不可能是手工业的机器，即单个工人或他的家庭或一个师傅带两个帮工所能使用的机器。
　　可见，以上所述也已经对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工具本身一旦由机械来推动，一旦由工人的工具（它的生产率取决于工人的技巧并需要他付出作为劳动过程的媒介的劳动）变为机械的工具，——机器就代替了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应该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它既能从人或牲畜，简言之，从任意动作的那些原动力获得动力，也能从机械推动的原动机获得动力。
　　[ⅩⅠⅩ—1187]在只有第一点区别时，机器只是表现为类似机器的手工业工具。随着机器规模的增大，随着机器将成为生产体系，人的动力必然被机械的动力所代替。
　　但是，最初形式的机器（它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企业中雇用的大量工人抛弃的同时，却迫使一个工人生产从前10个或20个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消灭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并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使手工业企业重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
　　简单协作被消灭有双重原因：[第一，]因为现在一个织工干着过去在工场手工业中许多织工干的活，还因为现在完成的劳动量更大，例如，使用割草机、脱粒机、建筑起重机、碎石机等；第二，则因为凡是在简单协作应当创造进行工作所需要的动力的地方，[代替许多人而]出现的是机械动力。
　　但是，这一点并不排除：（1）机器制造业立即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不经过机器生产之前的阶段；（2）从一开始就主要使用动力的那些工作，动力从一开始也就应该是机械的，也就是说，是与人或牲畜的肌肉力无关的。
　　如果机器是由简单的手工业产生的，例如，机器织布代替手工织布，那么，一台机器应当同时完成一个手工业工人以前完成的各种操作。在这里，它不是作为由各种机器的组合完成的各个过程的体系而出现。这里，至多象在织造的场合，准备经纱是一个准备过程。现在，这也是用机器方法进行的。另一方面，例如，就纺纱来说，准备过程在手工纺纱时是简单的，而在机器纺纱时则分解为一系列过程。
　　如果机器是由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产生的，那么，或者一台复杂的机器被用来完成互不相连的各种操作，如制作信封、钢笔尖等时那样，或者机器体系完成一系列过程，用以代替从前互不相连的各项操作，如在纺羊毛等时，特别是生产纸时那样。
　　说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这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说机器上的工具不是用人力推动，而工具的原动力才是人，那就意味着，狗拉的车或用牛拉的犁都是机器，而机械织袜机或织造网布的机器等则是工具。这类说法没有包含任何一点能说明这里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因素。它们是同机器发展的全部历史，以及同初期的手工业企业和工场手工业转变为装备机器的工厂（直到现在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转变）的历史相违背的。总之，这类说法是产生在机器体系还不发达，还不能根据工作机应当作用的规模而任意使用某一种原动力的时期。
　　机器生产体系能够继续发展，把从前是各自独立的生产部门联合起来，例如，在工厂里把纺和织联合起来并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体系。
　　1861年（见1862年2月11日议会工厂报告[122]）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除外）共有2715家[ⅩⅠⅩ—1188]工厂，其中有671家工厂又纺又织。在这些[联合]工厂里有13274346个纱锭，235268台机械织机，有215577人劳动（这里包括所有的管理人员、办事员、监工、工程师、机械师和工厂雇用的其他一切人员，但公司的所有者或开设公司的老板除外）。
　　如果注意到在英国的一切棉纺织厂中同时使用的纱锭总数是28352125个，机械织机的总数是368125台，而在业人员的总数是407598人，就会看到，纺织联合的比重是何等的大。上述671家工厂使用了143947匹马力的蒸汽力和3823匹马力的水力。看管机械织机的织工是99504人。
　　13岁以下的男孩是11289人，13岁以下的女孩是9224人，13岁以下的儿童总共是20513人。13岁以上的妇女和女孩是115117人。因此，儿童（13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和妇女是135630人。雇用的男子（包括在办公室和仓库等处工作的一切职员、工程师、机械师）是79947人。从13岁到18岁的男少年是19699人。如果除去有很大一部分儿童也包括在内的这一数字，则18岁以上的男子是60248人，这些人中至少有4000人不从事工厂劳动。这样一来，从事工厂劳动的18岁以上的男子就剩下大约56000人了。
　　在拥有28352125个纱锭，368125台机械织机（看管这些机械织机的是149539个织工），使用263136匹马力的蒸汽力和9825匹马力的水力的英国所有2715个棉纺织厂中，雇用的是407598人，其中13岁以下的儿童是39156人。13岁以上的妇女是216512人。因此，13岁以下的儿童、13岁以上的少女和妇女总共是255668人。13岁到18岁的男少年是38210人。总计是293878人。18岁以上的男子是113720人，从这个数目中必须至少除去不在工厂本身劳动的15000人。余下的是约98000人。
　　单纺纱的工厂是1079个。这些工厂的纱锭数是15077299个。它们使用99976匹马力的蒸汽力和4883匹马力的水力。这些工厂雇用的人数是115192人。
　　单织造的工厂数目是722个。这些工厂有机械织机131544台；它们使用15240匹马力的蒸汽力和406匹马力的水力；这些工厂雇用的人数是63160人。（在工厂总数——2715个——中，有243个工厂不列入上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现在，我们看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毛纺织厂和其他工厂。（见上述1861年报告）
　　毛纺织厂
　　厂数
　　纱锭数
　　机械织机数
　　起毛机数
　　蒸汽力（马力）
　　又纺又织的厂
　　纺纱厂
　　织造厂
　　440
　　729
　　34
　　1086352
　　760498
　　19277
　　1067
　　807
　　258
　　26
　　14313
　　7690
　　268
　　水力
　　（马力）
　　13岁以下的儿童
　　13岁到18
　　岁的男少年
　　13岁以上
　　的妇女
　　18岁以上的男子
　　在业总人数
　　男
　　女
　　2759
　　3307
　　26
　　1913
　　1184
　　36
　　1815
　　705
　　37
　　4799
　　3014
　　98
　　21354
　　5465
　　829
　　16969
　　8531
　　409
　　46850
　　18899
　　1409
　　毛纺织厂的总数（这里，除上述工厂外，还包括有129个从事上浆和整理的工厂和120个从事其他未指明的过程的工厂）是1456个。在这些工厂里有1846850个纱锭，20344台机械织机，2066台起毛机，25233匹马力蒸汽力，6675匹马力水力和76309个在业工人。
　　如果我们把最后的这个数字分析一下，就会看到，这里包括有13岁以下的儿童5931人，其中男孩3333人，女孩2598人。其次，13岁以上的妇女（其中又有许多儿童）是29613人。和上述儿童加在一起是35544人。13岁到18岁的男少年（其中又有许多儿童）是9811人。18岁以上的男子——30954人，其中至少应除去7060人[不从事工厂劳动的]。余下的是23894名男子。
　　[ⅩⅠⅩ—1189]
　　英格兰的精梳毛纺织厂（1861年）
　　（ａ）从事纺纱和织造的工厂
　　工厂数
　　纱锭数
　　机械
　　织机数
　　织工数
　　动     力
　　13岁以下的儿童
　　蒸汽力
　　水力
　　男孩
　　女孩
　　125
　　633390
　　25814
　　18106
　　13368
　　781
　　3858
　　3955
　　13岁到18
　　岁的男少年
　　13岁以上
　　的妇女
　　18岁以上
　　的男子
　　共            计
　　男
　　女
　　男女总计
　　3793
　　24642
　　10806
　　18457
　　28597
　　47054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各类工厂的材料加以比较，来表明联合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对比情况，那就更好了。这种比较表明，由于上述[纺与织的]联合，才发生生产的积聚。要了解这些材料，应该看到，工厂的总数超过表内各类工厂的数字，是因为总数中包括上浆和整理工厂，或者还包括未列入一般范畴的从事特殊劳动的工厂。这些表只是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1861年）的材料制成的。这里不包括针织厂和花边手工工场。
　　工厂数
　　纱锭数L
　　机械
　　织机数
　　起毛
　　机数
　　看管机
　　械织机的
　　织工数
　　动力（马力）
　　蒸汽力
　　水力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671
　　(b)单纺纱的1079
　　(c)单织造的722
　　(d)工厂总数2715
　　13274346
　　15077299
　　28352125
　　235268
　　131544
　　368125
　　99504
　　49182
　　149539
　　143947
　　99976
　　15240
　　263136
　　3823
　　4883
　　406
　　9825
　　Ⅰ．棉纺织厂
　　13岁以下的儿童
　　13岁到18
　　岁的男少年
　　13岁以
　　的妇女
　　18岁以
　　的男子
　　在业总人数
　　女孩
　　男孩
　　男
　　女
　　共计
　　8
　　9
　　10
　　11
　　12
　　13
　　14
　　15
　　11289
　　8661
　　1623
　　21774
　　9224
　　6212
　　1564
　　17382
　　19699
　　13003
　　4648
　　38210
　　115117
　　54851
　　36794
　　216512
　　60248
　　32465
　　18531
　　113720
　　91236
　　54129
　　24802
　　173704
　　124341
　　61063
　　38358
　　233894
　　215577
　　115192
　　63160
　　407598
　　Ⅱ．毛纺织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440
　　（b）单纺纱的729
　　（c）单织造的34
　　（d）总数1456
　　10086352
　　760498
　　1846850
　　19277
　　1067
　　20344
　　807
　　258
　　26
　　2066
　　15009
　　826
　　15835
　　14313
　　7690
　　268
　　25233
　　2759
　　3307
　　26
　　667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913
　　1184
　　36
　　3333
　　1815
　　705
　　37
　　2598
　　4799
　　3014
　　98
　　9811
　　21354
　　5465
　　829
　　29613
　　16969
　　8531
　　409
　　30954
　　23681
　　12729
　　543
　　44098
　　23169
　　6170
　　866
　　32211
　　46850
　　18899
　　1409
　　76309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125
　　（b）单纺纱的206
　　（c）单织造的157
　　（d）总数512
　　633390
　　612136
　　1245526
　　25814
　　17154
　　42968
　　18106
　　10630
　　28736
　　13368
　　8958
　　2421
　　25426
　　781
　　786
　　84
　　1667
　　Ⅲ．精梳毛纺织厂
　　8
　　9
　　10
　　11
　　12
　　13
　　14
　　15
　　3858
　　2344
　　66
　　6268
　　3955
　　2932
　　19
　　6906
　　3793
　　1946
　　618
　　6424
　　24642
　　11437
　　9238
　　45674
　　10806
　　3201
　　3141
　　17700
　　18457
　　7491
　　3825
　　30392
　　28597
　　14369
　　9257
　　52580
　　47054
　　21860
　　13082
　　82972
　　[ⅩⅠⅩ—1190]    Ⅳ．亚麻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14
　　（b）单纺纱的89
　　（c）单织造的27
　　（d）共计136
　　42080
　　302228
　　344308
　　766
　　1394
　　2160
　　466
　　1062
　　1528
　　1707
　　6300
　　441
　　8505
　　100
　　839
　　37
　　976
　　8
　　9
　　10
　　11
　　12
　　13
　　14
　　15
　　299
　　582
　　886
　　441
　　649
　　1108
　　294
　　1003
　　63
　　1383
　　2456
　　9618
　　1140
　　13277
　　701
　　2353
　　544
　　3651
　　1294
　　3938
　　612
　　5920
　　2897
　　10267
　　1142
　　14385
　　4191
　　14205
　　1754
　　20305
　　Ⅴ．大麻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1
　　（b）纺纱的2
　　（c）共计3
　　14
　　250
　　264
　　1
　　1
　　33
　　39
　　8
　　9
　　10
　　11
　　12
　　13
　　14
　　15
　　31
　　33
　　12
　　15
　　13
　　14
　　44
　　47
　　12
　　15
　　56
　　62
　　Ⅵ．黄麻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
　　（b）纺纱的3
　　（c）共计4
　　620
　　620
　　没有此类工厂。也没有单织造的工厂
　　50
　　62
　　8
　　9
　　10
　　11
　　12
　　13
　　14
　　15
　　6
　　73
　　84
　　13
　　17
　　18
　　23
　　73
　　84
　　91
　　107
　　[ⅪⅩ—1191]    Ⅶ．英格兰的丝纺织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49
　　(b)单纺丝的244
　　(C)单织造的422
　　(D)共计761
　　254426
　　1051484
　　1305910
　　2965
　　7670
　　10635
　　2201
　　5007
　　7208
　　903
　　3760
　　996
　　5916
　　109
　　688
　　28
　　834
　　11岁以下的儿童
　　11岁到13岁的儿童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8a
　　8b
　　9a
　　9b
　　10
　　11
　　12
　　13
　　14
　　15
　　71
　　589
　　20
　　702
　　171
　　832
　　38
　　1130
　　193
　　1146
　　1418
　　589
　　2644
　　3543
　　444
　　2043
　　584
　　3185
　　6224
　　16079
　　7425
　　31217
　　1859
　　4167
　　3690
　　9996
　　2572
　　7945
　　4294
　　15301
　　6984
　　19555
　　7463
　　35890
　　9556
　　27500
　　11757
　　51191
　　[ⅪⅩ—1190]    Ⅷ．苏格兰的黄麻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12
　　(b)纺丝的13
　　(C)织造的2
　　(d)共计27
　　16680
　　13858
　　30538
　　497
　　57
　　554
　　445
　　39
　　484
　　981
　　736
　　20
　　1737
　　40
　　20
　　60
　　8
　　9
　　10
　　11
　　12
　　13
　　14
　　15
　　24
　　24
　　54
　　54
　　345
　　267
　　613
　　2248
　　1236
　　50
　　3534
　　957
　　227
　　1193
　　1326
　　494
　　10
　　1830
　　2302
　　1236
　　50
　　3588
　　3628
　　1730
　　60
　　5418
　　[ⅪⅩ—1191]    Ⅸ．爱尔兰的亚麻厂
　　1
　　2
　　3
　　4
　　5
　　6
　　7
　　（a）纺和织的19
　　(b)纺丝的60
　　(C)织造的15
　　(D)共计100
　　217064
　　375917
　　592981
　　2491
　　2175
　　4666
　　1868
　　1446
　　3314
　　4471
　　5751
　　460
　　10710
　　383
　　1796
　　141
　　2384
　　8
　　9
　　10
　　11
　　12
　　13
　　14
　　15
　　34
　　192
　　226
　　186
　　256
　　442
　　1488
　　1997
　　208
　　3761
　　9423
　　11627
　　1825
　　23130
　　2187
　　3303
　　384
　　5966
　　3709
　　5492
　　592
　　9953
　　9609
　　11883
　　1825
　　23572
　　13318
　　17375
　　2417
　　33525
　　可见，首先是：
　　（1）棉纺织厂。在这里，联合工厂数是671个。单纺纱的和单织造的工厂数是1079个和722个，总共是1801个；因此，联合工厂数已占这后一个数字的将近1/3。仅联合工厂雇用的就有215577人；其他两类工厂总共雇用115192人＋63160人，即178352人。可见，尽管联合工厂占其他工厂总数的1/3弱，但是，联合工厂雇用的人数却多37225人。
　　其次，一个联合工厂平均有：19782+（624/671）个纱锭，350+（418/671）台机械织机和220+（150/671）匹马力动力。在联合工厂中，一个织工平均看管2+（36260/99504）台机械织机。纺纱工人人数没有单独指出，而是和在办公室、仓库及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数加在一起的。但是，在我们分析儿童材料时会弄清楚这个数字。
　　[ⅩⅠⅩ—1192]一个联合工厂平均有：纱锭——19782个；机械织机——350台；动力——220匹马力；一个织工平均看管的机械织机数——2+（36260/99504）台；而一个联合工厂平均雇用的织工是148人强；一个联合工厂平均雇用的总人数是321人强。
　　相反地，一个纺纱厂平均有：纱锭——13982个；动力——97匹马力，在业工人总数——106人；一个在业工人平均看管约130个纱锭。
　　一个织造厂平均有：机械织机——182台；动力——22匹马力；一个织工平均看管的机械织机数——2+（5530/8197）台。
　　根据纯棉纺厂中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在表Ia类工厂（即又纺又织的工厂）中，要看管那里拥有的13274346个纱锭，需要使用约102110人。其次，根据纯织造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在表Ic类工厂中，要看管表Ia类工厂的235268台机械织机，需要使用约84024人；所以，纺和织总共需要186134人。而联合工厂则使用215577人。
　　一个织工在表Ic类工厂中平均看管2．67台机械织机，而在表Ia类工厂中——2．36台。因此，在表Ic类单织造的工厂使用的织工少于（略少于）表Ia类工厂。
　　一匹马力动力在表Ib类工厂中平均带动143．7个纱锭；在表Ic类工厂中平均带动8．4台织机。
　　根据表Ib类工厂中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表Ia类工厂要带动它们的纱锭，应该使用92375．4匹马力的动力，而根据表Ic类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要带动它们的织机，应该使用28008匹马力的动力。[共计——120383匹马力。]但是，它们使用的动力却多得多[147770匹马力]。
　　从表Ⅰ中看不出联合工厂在工人和动力方面有任何节约，看不出纱锭和织机数字相对地增多。当然，为了充分比较表Ⅰ中三类工厂的情况，应该有这几类工厂产品的材料。
　　[ⅩⅠⅩ—1193]在表Ib类工厂中，115192个在业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有14873人，13岁到18岁的男少年——13003人，13岁以上的妇女——54851人。总的来说，看来在表Ia类的联合工厂中妇女和儿童略少些。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表，在那里情况还可能有所不同。从表Ⅰ中我们只看到积聚在增长：联合工厂平均使用的动力、纱锭、织机和人多于表Ib类和表Ic类的非联合工厂。
　　我们来看看有关毛纺织厂材料的表Ⅱ。
　　在这里，联合工厂的积聚比表Ⅰ即比棉纺织生产大得多；这是由于毛纺厂和毛织厂都不具有棉纺厂和棉织厂那样的规模。
　　在这里，联合工厂数——440个，而非联合工厂数——763个。联合工厂数和非联合工厂数之比是1∶1．7，即前一类工厂是后一类工厂的一半多。表IIa类工厂雇用的人比表IIb类工厂和表IIc类工厂（在这两类工厂中雇用的人总共只有20308人）雇用的人多26542人；可见，表IIa类工厂雇用的人，比非联合工厂雇用的人数多一倍有余。在联合工厂中使用的纱锭多325854个，织机多18210台，起毛机多523台；还有，动力多5781单位。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锭
　　织机
　　起毛机
　　动力
　　在业工人
　　表ＩＩａ类
　　表ＩＩb类
　　表ＩＩc类
　　2468．9
　　1043．2
　　43．8
　　31．3
　　1．8
　　0．3
　　0．7
　　38．8
　　15
　　8．6
　　106．4
　　25．9
　　41．4
　　由于平均数没有和这些工厂中的任何一个工厂相比较过，从这些数字中当然不可能弄清楚在业人数和需要的动力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根据表IIb类工厂的规模来看，在表IIa类工厂中，要带动它们的纱锭（起毛机的数字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我们都没有考虑），应该使用35．5动力单位。此外，[根据表IIc类工厂的规模来看]，在表IIa类工厂中，要带动它们的织机，应该使用12．1动力单位。共计47．6动力单位。实际上，联合工厂只使用38．8动力单位，也就是少使用了8．8单位。因此，在这里就有节约，动力的使用更经济或更有效。在表IIb类工厂中，一个在业工人平均看管40．2个纱锭，或者说18899个在业工人看管760498个纱锭和258台起毛机（共计——760756）。在表IIc类工厂中，1409个在业工人看管1067台织机和26台起毛机（共计——1093台）。相反地，表IIa类工厂使用20084台机械织机和起毛机，比表IIc类工厂多17．3倍。根据表IIb类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表IIa类工厂，要看管它们的纱锭，应该使用27023人，而根据表IIc类工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来看，它们要看管自己的织机和起毛机，使用的人数应略多于26109人，共计——53132人。但是，实际上，它们只使用46850人，少使用6282人。因此，在联合工厂中工人和所使用的工作机数字相对比[ⅩⅠⅩ—1194]有了节约。
　　表IIb类工厂雇用18899人，其中13岁以下的儿童——1889人，包括1184个男孩和705个女孩；童工人数占在业总人数约1/10。在这里，13岁到18岁的少年是3014人，即占在业总人数的1/6弱。在这里，13岁以上的妇女是5465人，即占在业总人数几乎1/3，确切地说占6/21。在这里，使用18岁以上的男子8531人，即占在业总人数的1/2弱，或者确切地说占5/11。总的来说，这类工厂雇用的妇女是6170人，因而占在业总人数的1/3弱，男子是12729人，即占2/3略强，确切地说占5/7。因此，我们有了表IIb类工厂的下列比例关系。
　　各类劳动者在表IIb类工厂在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13岁以下
　　的儿童
　　13岁到18
　　岁的少年
　　13以上
　　的妇女
　　18岁以上
　　的男子
　　妇女总数
　　男子总数
　　约1/10
　　略少于1/6
　　将近1/3
　　1/2弱
　　1/3弱
　　2/3强
　　现在，如果我们看一看表IIc类工厂，则会看到，在这里，826个织工看管1067台织机，或一个织工平均看管1．2台织机。其次，在这里，在1409个在业工人中，有73个13岁以下的儿童，占在业总人数的1/19弱。再次，13岁到18岁的少年是98人，占在业总人数的1/14弱。13岁以上的妇女是829人，即占所有在业工人的半数以上。18岁以上的男子——409人，或占1/3弱。全部妇女——866人，或占全部在业工人的2/3弱。最后，全部男子——543人，或占全部在业工人将近2/5。
　　各类劳动者在表IIc类工厂在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织工数和织机数的比例
　　13岁以下的儿童
　　13岁到18岁的少年
　　13岁以上的妇女
　　18岁以上的男子
　　妇女总数
　　男子总数
　　一名织工看管1．2台织机
　　1/19弱
　　1/14弱
　　1/2强
　　1/3弱
　　2/3弱
　　将近2/5
　　现在，我们来看看表ＩＩａ类工厂；在这里，15009个织工看管19277台机械织机。因此，一个织工平均看管1．2台织机。13岁以下的儿童是3728人，因此，占46850个在业工人的1/12弱。13岁到18岁的少年有4799人，即占在业工人总数的1/9弱或2/19。13岁以上的妇女——21354人，占在业总人数的1/2弱或10/21。18岁以上的男子——16969人，即占1/3强；男子总数——占全部在业工人的1/2强，[ⅩⅠⅩ—1195]妇女总数——1/2弱。
　　因此，各类劳动者在表ＩＩａ类工厂在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织工数和织机数的比例
　　13岁以下的儿童
　　13岁到18岁的少年
　　13岁以上的妇女
　　18岁以上的男子
　　男子和妇女
　　一个织工看管1．2台织机
　　1/12弱
　　1/9弱
　　1/2弱
　　1/3强
　　大体相等男子稍多
　　在这里，13岁以下的儿童数和13岁到18岁的少年数，比表IIb类工厂减少了。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机器结构的简化。这种简化使部分工作可以不用儿童来做，这种简化之所以实现，也是因为工厂主嫌麻烦，不愿雇用两班所谓半日工。相反地，13岁以上的妇女数大约从1/3增长到1/2；如果把表IIa类工厂和表IIb类工厂加以比较的话，妇女数和男子数的比例大致也是这样。如果把表IIa类工厂和表IIc类工厂加以比较的话，那么上述的比例就难以确定，因为，在织造企业中雇用的妇女数要比男子更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精梳毛纺织厂[注：见本卷第458页。——编者注]材料的表Ⅲ。
　　在这里，联合工厂的数字是125个，其他一切工厂的数字——387个（其中包括纺纱厂和织造厂——363个）；可见，前一类工厂数约占1/3，但是，联合工厂的在业人数却多12112人。它们使用的纱锭多21254个，织机多8660台，动力多1900匹马力。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锭
　　织机
　　动力
　　在业工人
　　表Ⅲa类工厂
　　表Ⅲb类工厂
　　表Ⅲc类工厂
　　5067+（3/25）
　　2971+（55/103）
　　206．5
　　109+（41/157）
　　113+（24/125）
　　47+（31/103）
　　15+（150+157）
　　376+（54/125）
　　106+（12/103）
　　83+（51/157）
　　我们把分数去掉，不妨计算一个概数。
　　在表IIb类工厂中，一个工人平均看管28+（3/106）个纱锭；在表IIIc26类工厂中，一个工人平均看管约1+（26/83）台织机。
　　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工厂中]看来劳动没有节约。
　　[ⅩⅠⅩ—1196]Ⅶ．丝纺织厂[注：见本卷第460页。——编者注]。
　　英格兰丝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同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毛纺织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以及亚麻工业相比）比较年青。因此，这一部门的工厂数较多，它们的规模则相反地较小。因此，这里联合工厂所占比例也比其他部门小一些。
　　在这里，联合工厂数是49个，其他工厂数——666个。可见，前一类工厂数占工厂总数的约2/27，但是，这些联合工厂使用的纱锭数却占244个纺纱厂使用的纱锭数的将近1/4；它们所使用的织机数占422个织造厂所使用的织机数的1/3强，等等。从下列材料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比例关系：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锭
　　织机
　　动力
　　在业工人
　　表VIIa类工厂
　　表VIIb类工厂
　　表VIIc类工厂
　　5192+（18/49）
　　4309+（22/61）
　　60+（25/49）
　　18+（37/211）
　　20+（32/49）
　　18+（14/61）
　　2+（90/211）
　　195+（1/49）
　　112+（43/61）
　　27+（363/422）
　　所使用的动力数量、在业人数同机器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正如在这些平均材料中所显示的那样，是纯粹相对的；这些材料应该只是表明[在联合工厂里]生产的积聚。但是另一方面，在这里，又有着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它在这里比在以前的场合更明显）：在一些部门的联合工厂里，动力有了节约。
　　现在，我们再引用爱尔兰和苏格兰亚麻厂和黄麻厂的一些材料[123]。
　　[ⅩⅨ—1197]    Ｘ．苏格兰的亚麻厂（1861年）
　　工厂
　　纱锭数
　　织机数
　　看管织机
　　的织工数
　　使用的动力
　　蒸汽力
　　水力
　　（a）纺和织的24
　　（b）纺纱的84
　　（c）织造的41
　　81930
　　197455
　　2199
　　5767
　　2061
　　3786
　　4679
　　5830
　　1936
　　176
　　776
　　30
　　13岁以下的儿童
　　13岁到18岁的少年
　　13岁以上的妇女
　　18岁以上的男子
　　在业总人数
　　男孩
　　女孩
　　男子
　　妇女
　　共计
　　33
　　271
　　111
　　454
　　8
　　1017
　　1552
　　241
　　7879
　　10318
　　5894
　　1855
　　2374
　　1347
　　2905
　　4197
　　1588
　　7990
　　10772
　　5902
　　10859
　　14969
　　7490
　　在这里，联合工厂是24个，占125个纺纱厂和织造厂的1/5稍弱，占这一部门工厂总数的约1/6。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进一步的比例关系：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锭
　　织机
　　动力
　　工人
　　表Xa类工厂
　　表Xb类工厂
　　表Xc类工厂
　　3413+（3/4）
　　2350+（55/84）
　　91+（5/8）
　　140+（27/41）
　　202+（7/24）
　　78+（27/42）
　　47+（39/41）
　　452+（11/24）
　　178+（17/84）
　　182+（28/41）
　　现在，我们来看表Ⅷ：苏格兰的黄麻厂[注：见本卷第461页。——编者注]。
　　这完全是新的工厂，它们是从英俄战争时才出现的。在英格兰，它们的数字很小，工厂总数——27个，其中联合工厂——12个，约占一半，它们使用的纱锭和织机比其他工厂加在一起的数字还要多。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锭
　　织机
　　动力
　　工人
　　表VIIIa类工厂
　　表VIIIb类工厂
　　表VIIIc类工厂
　　1390
　　1066
　　41+（5/12）
　　28+（1/2）
　　85+（1/12）
　　58+（2/13）
　　10
　　302+（1/3）
　　133+（1/13）
　　30
　　[ⅩⅠⅩ—1198]最后：表Ⅸ．爱尔兰的亚麻厂[注：见本卷第461页。——编者注]。
　　一共是94个工厂，其中19个联合工厂。
　　一个工厂平均有：
　　纱锭
　　织机
　　动力
　　工人
　　表IXa类工厂
　　表IXb类工厂
　　表IXc类工厂
　　11424
　　6265+（17/60）
　　131+（2/19）
　　145
　　255+（9/19）
　　125+（47/60）
　　40+（1/15）
　　700+（18/19）
　　289+（7/12）
　　161+（2/15）
　　*  *  *
　　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业中按两种方式产生的：
　　（1）简单协作。许多从事同类工作的手工业者连同他们的劳动工具集中在同一个场所。这方面的典型是旧的织呢工场手工业和旧的呢绒加工工场手工业。在这里几乎没有分工。即使有，至多不过是在某些辅助工作方面，这些工作部分是准备工作，部分是整理工作。在这里达到的节约，主要是由于共同使用那些共同的劳动条件，如建筑物、取暖设备等，工厂主的最高监督（即资本主义生产普遍具有的要素）。
　　在《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二卷中，尤尔谈到：
　　“但是，应该指出，手工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此，它所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推动的机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产的产品，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每天不停地开动12—14个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第83—84页）
　　这当然是指同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对立的机械工厂。在机械工厂中，机器（原动机）的运动和速度支配人的劳动，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情况则相反。不过，这（即使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指同手工业相对立的工场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手工业者多少还是个劳动着的人，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他却是自身属于别人的、并且只是作为工作机而使别人感兴趣的工人。
　　[ⅩⅠⅩ—1199]（2）许多分散的独立手工业联合为一个工厂。在手工业生产中已经有分工，但它的每一部门都是独立的手工业。在这里，第一件事是消灭这种孤立和独立。现在与手工业不同之点表现在，特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特殊商品，而只是某种商品的组成部分。独特的产品本身不再是商品。一旦从前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起来，它的进一步分工就在自发地形成的工场手工业——它的组成部分过去都是分散的和独立操作的——的基础上发展。同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为工场手工业相一致的是，在大工业条件下，制造半成品的一类工厂和把半成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另一类工厂联合起来。纺纱和织造就是这样。这种联合的前提是，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已经靠机器生产方法来经营。
　　正象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为了完成个别过程，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了水力和风力（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力和畜力）。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个别场合，不决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的性质，不形成象傅立叶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枢纽”[124]。最伟大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如同钟表（一种最奇异的自动机）也属于这个时期一样。哥白尼和刻卜勒在天文学方面最天才的和最革命的发现，同样也属于所有机械观测工具都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只要机器由工场手工业使用，机器的制造也就同手工业生产或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相适应。一旦机器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它的生产资料（它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本身就应当是用机器生产的。
　　[ⅩⅠⅩ—1200]只要牲畜的使用不具有象使磨盘转动那样的纯机械性质，它们的使用也就完全建立在它们的任意动作以及用人的意志去影响它们的意志的基础上，这个原理与机器生产毫无共同之处。此外，工场手工业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把牲畜作为动力的源泉来使用，因为大量使用牲畜需要巨大的空间。
　　约翰·查·摩尔顿先生1859年12月7日在艺术协会[125]上宣读的一篇《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中，特别注意到马力被蒸汽力所排挤，注意到只有在畜力（以及人力）被更便宜的、更持久地和更均衡地作用的机械动力所代替的地方，使用机器才有利：
　　“所说的动力，——是……蒸汽力、马力和人力……蒸汽机产生的纯机械力，随着每一项使土地更加划一的改良而能够被更广泛地利用……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唯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
　　摩尔顿先生把上述的一切力都简化为
　　“马力（蒸汽机所通用的功率计算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000磅牵引或提高1英尺的力。根据计算，用蒸汽机1马力每小时的费用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5+（1/2）便士，此外，蒸汽力比马力能够使用更长得多的时间。因此，费用为每小时3便士的蒸汽‘马力’所产生的力比费用为每小时5+（1/2）便士的真正的马力所产生的力要多出将近一倍｛因为，马只能这样使用8小时？｝。而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地方，它所完成的农活质量｛由于动作划一｝超过了利用马力的农活质量。这指的是脱粒、铡草（铡草机）、磨粉等（以及播种和割草），看来，同样地也适用于蒸汽力耕地……把普通的人力同其他两种力加以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的情况：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人，每小时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必须用32个人，每小时花费8先令。因此，显然谈不上什么人力作为动力而与蒸汽力或马力竞争的问题……使用蒸汽力耕地，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全年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被实际使用的3、4个月内所花的费用”。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第一，在一个生产领域里，在农业中，蒸汽力、马力和人力怎样地在相互竞争，显示出各自在效率和节约意义上的相对价值；第二，犁不是机器，不用说更老式的犁了，一个农民跟在这种犁后干的活，比一匹马或一头牛在犁前干的活还要重。应用蒸汽力必须先有平整的土地，就象机车必须有代替乡间土道的路轨一样。这些条件[ⅩⅠⅩ—1201]是应用机器，即应用能从纯机械力获得动力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在纺纱业中，机械工厂必须立即向工厂制度发展，这是因为，原料在它的准备过程中，应当用机械方法备好，以便机器能够对它进一步加工。而这些准备过程，在小范围内实现时比在大范围内完成时需要有相对来说更多的人力参加。因此，工厂制度又需要用以完成准备过程的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机的结合或协作。
　　再没有什么比把中世纪的公会和行会（其中特殊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同时构成某些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的基础）看作某种“不自由的东西”更为错误的了。这是劳动从土地所有制解放出来的那种形式，并且无疑是劳动在社会和政治关系方面处于最高水平的那个时期。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真正性质，需要专门研究德国历史，因为在德国不是象在法国那样，王权同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公会和行会在同皇帝和封建主政权斗争时总是遭到失败，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对它。只有在行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工艺基础不再占优势，因此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不再适应自己的时代，并且一面与工场手工业，而稍后又同大工业斗争之后，——它才作为反动因素而得到反动政府和与其有联系的阶层的支持。
　　*  *  *
　　清棉机。
　　用来把沼泽变为耕地的抽水机是奇妙的。
　　造船机器，从制造放在轮船甲板上的小艇，直到制造快艇和最小的摆渡船。从前，小艇是在造船厂用手工业方法建造的，分工很少，使用的机器至多不过是供刨削用的。现在，首先在美国，它们完全是用经济的机器建造的。伦敦附近的一家公司现在正大规模地进行这种生产。
　　现在我们继续考察第1185页[注：见本卷第449页。——编者注]上引用的英国材料。
　　由于机器不仅需要在任何程度上增大其规模，而且还需要发展为机器体系，所以必须有适合于任何机器规模的动力和原动机。因此，没有蒸汽机是不可能发展机器的。蒸汽机实际上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发明的，但还不完善。现在，由于蒸汽机对工业是必需的，所以也找到了所需的发动机形式。还在瓦特使蒸汽机具有工场手工业采用的工业形式以前，就已经有蒸汽机的个别部件了。
　　[ⅩⅠⅩ—1202]“蒸汽机——这是一种能够通过利用水蒸汽来产生机械动作的机器。关于这种机器的最初设想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为了利用蒸汽产生运动，不仅要能够产生蒸汽力，而且还要能够通过蒸汽的冷凝再把蒸汽力消除。
　　在1680年，巴本发明了安全阀；后来，他还产生了使蒸汽在汽缸内作用于一种活塞的设想。为此，他把少量的水注入汽缸，再把汽缸放在火上，使这些水变为蒸汽，借助蒸汽使活塞向上升起。他用使火离开汽缸或使汽缸离开火的办法，使蒸汽冷凝，从而使大气中的空气能够作用于上部开启式汽缸的活塞而使它向下降落。巴本在1690年把这种试验的情况发表在《莱比锡论丛》[126]上。
　　赛维利，一个英国船长，大约在同一时间内有了同样的设想，并且在他1696年出版蒸汽机说明书以前实际制造了几台蒸汽机。赛维利的蒸汽机与巴本的蒸汽机在原理上不同之处是，机器中未采用活塞来使蒸汽发生作用，以及它能方便得多和快得多地实现蒸汽的冷凝。建造第一部大型蒸汽机的荣誉属于赛维利。后来，赛维利采用了巴本的安全阀。赛维利的蒸汽机被用来抽水。这种蒸汽机的燃料消耗量非常大，因而难于制造很大型的。这种蒸汽机抽水的扬程不高。许多人研究改进这种蒸汽机，尤其研究在这种蒸汽机中实现巴本关于活塞式发动机的最初设想。完全做到这一点的首先是两个英国人：
　　锻工托马斯·纽可门和
　　玻璃工约翰·考利；应该认为他们也是利用活塞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家。由于赛维利凭专利证书对利用蒸汽的冷凝造成真空区拥有专利权，所以，纽可门和考利同他联合起来，在1705年所有这三个人都获得了‘冷凝引入活塞下部的蒸汽和把活塞和杠杆连接起来而产生可变运动’的专利权。后来仅用纽可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这种‘大气’蒸汽机的构造，不仅具有在用这种机器抽水时蒸汽完全不同水接触的优越性，而且还具有这种机器同时有可能产生任何运动的优越性。”[127]
　　机械力的这类运用，如同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风磨和水磨中一样，发生在这样的场合：那里需要使用巨大的动力（冲压，旋转，提升重物），并且人的劳动实际上起着产生动力本身的自动原动机的作用，而劳动工具不是直接与手连接，而是直接与传动机构，与连杆、轴等等连接而被推动。
　　“后来，纽可门改进了蒸汽机：冷凝水不再从外部注入而是喷溅到汽缸里。
　　龙头和蒸汽活门的旋转最初是用手操作的，一直到后来，看管这种机器的学徒汉弗利·波特尔才想出用线绳把龙头的手柄和活门同平衡杆连接起来，用这种方法来转动龙头和活门。
　　[ⅩⅠⅩ—1203]纽可门的蒸汽机还极不完善，在蒸汽机汽缸内水的冷凝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失掉大部分热量，而在汽缸内部则未达到完全冷却。所有消除这一根本缺点的尝试始终没有取得成果，所以在近七十年的时间内蒸汽机的构造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这时出现了瓦特。
　　在瓦特最初的蒸汽机中，蒸汽只推动活塞下降，这是单向蒸汽机；活塞的上升是用下述方法达到的：当活塞到达汽缸底时，蒸汽停止流入，这时事前引入的蒸汽流至活塞上部和活塞下部，这样活塞两侧的压力就互相抵销。因此，接在平衡杆另一端上的配重，同位于那里的抽水用的水泵杆一起，能够轻易地把活塞抬起……不论现今还用来抽水和提升盐液的瓦特单向蒸汽机多么合理，它也几乎完全不适合于完成其他机械工作。”
　　由此可见，第一种瓦特单向蒸汽机，实际上只是一种改进了的蒸汽机；它不是万能的原动机，而只是具有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原始专门功能的抽水机。
　　“为了工业目的，往往必须把活塞的直线运动变成圆周运动。其实，这对于单向蒸汽机来说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得到的运动要极其均匀，那就只能通过使非常大的惯性质量（飞轮）也做圆周运动来达到。但是，要推动这样的质量，蒸汽机必然会损失很多能量，而这些能量本来可以用来完成有效的工作。至于这时所产生的轴颈和轴承的较大磨损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情况促使瓦特发明了双向蒸汽机，在这种蒸汽机中，蒸汽既实现活塞的上升，也实现活塞的下降，配重变为完全多余的东西，而为保证均匀运动所必需的飞轮，其重量现在可以小得多了。在1782年，瓦特获得双向蒸汽机的专利权，从这个时候起，蒸汽机便成为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的发动机。
　　在瓦特以后对双向蒸汽机所作的改进，大都是涉及次要的东西。特别是力求把蒸汽机设计得使它占有尽可能小的空间。为此目的，主要是试图去掉平衡杆，并直接把曲柄的导杆同活塞联结杆连接起来……没有冷凝水泵、空气泵和冷水泵，仅利用蒸汽膨胀的蒸汽机。伍尔夫蒸汽机。”
　　可见，蒸汽机要求具备以下各个部分：
　　（1）锅炉及其燃烧和加水设备，等等，等等；
　　[ⅩⅠⅩ—1204]（2）汽缸以及活塞、活塞杆和汽封；
　　（3）蒸汽分配设备（阀门），即其内外部分；和
　　（4）冷凝蒸汽机还要求具备装有空气泵和水泵的冷凝器。
　　因此，蒸汽机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产物。在这里，蒸汽机不是用作万能的原动机，而仅仅是用于专门的目的——抽水。最初，蒸汽机也不是自动的，因为无论是向锅炉内放水的龙头的开启和关闭，还是冷却汽缸和冷凝蒸汽用的龙头的开启和关闭，以及锅炉和汽缸之间的管子上朝锅炉那一端的蒸汽活门的开启和关闭，最初都是用手操作的。蒸汽机也不是只有蒸汽在其中起作用的那种机器；对蒸汽机极重要的是大气压力（只是瓦特首次从上部封闭了汽缸。但是，他的第一种蒸汽机还有配重，这个配重连接在平衡杆的另一端，即位于水泵处的那一端上。正是这个配重以自己的重量引起活塞向上运动），这种压力是在蒸汽由于向汽缸喷冷水而冷凝，因而造成真空区之后起作用的。瓦特的第一种蒸汽机本身只不过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改进了的蒸汽抽水机。瓦特只是把自己的第二种机器——双向蒸汽机变成了普遍适用于工业的万能原动机。
　　铁路。
　　它也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奠定基础的。
　　“最早的路轨是用木材做成的，这种轨道，早在二百年前就在英国和德国的采石场和矿山上应用了。同时，根据经验判明，一匹马在轨道上拖曳的重量，要比在普通路上多三倍有余。这一点导致1738年出现可供各种运输之用的第一条铺有铁轨的路。早期的铁路运输是专门用马来拉的。1759年格拉斯哥的罗比森博士产生了把蒸汽机也用来移动车轮的最初设想。1761年瓦特，在他之后，1786年北美的天才的奥利弗·伊文思都发展了这个思想。但是，直到1802年英国人特里维西克和维维安才制造出真正的蒸汽机车，它可以在铁路上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牵引10吨重的货物。后来，接连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曾经有过一种理论上的偏见，认为车轮在平滑路上的磨擦力还不够大，不能防止车轮打滑，就地打转，因而不能牵引更重的货物。1814年斯蒂芬逊为斯托克顿—达林敦铁路制造了第一台真正可用的蒸汽机车。这些蒸汽机车只用于货运。1829年10月，斯蒂芬逊机车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比赛会上获奖。比赛条件是：机车必须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牵引超过自重两倍的重量。可是，1839年在同一条铁路上，自重13吨的‘圣乔治号’机车却以每小时平均21+（4/5）英里的速度牵引了135（1/2）吨的重量。”[128]
　　“1851年大西铁路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它所使用的蒸汽机车]。从1847年起就为它制造了每小时平均速度为60英里牵引120吨重的旅客列车的蒸汽机车。锅炉蒸汽的最大功率是1000匹马力，一马力合33000磅，可是，用测力计测量的实际功率却是743匹马力。[ⅩⅠⅩ—1205]机器自重31吨，焦炭和水重4吨，机器运转时——35吨。
　　在蒸汽机被矿山所有者、工厂主和船主广泛利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被用来进行陆上运输。”[129]
　　“富尔顿（和利文斯顿）的第一艘轮船‘克勒蒙号’是1806年在纽约开始建造的。1807年，它第一次（从纽约到沃耳巴尼首次航行）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行驶了145海里。”
　　｛关于铁路还必须指出下列情况：
　　“在英国，有轨道路要比作为遥远地区之间的交通工具的人工运河出现得早些。轨条最初是用木材做的，敷设它是为了便于把新堡煤矿的煤运出来。在其他一些地方则把长的原木垫入车辙，以防止这些道路不能通行。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有轨道路是对运河的补充，用它来进行短途运输，或者用于那些由于地形特点不能利用内河水运的地方……五十年或六十年以前〈这是在1846年写的〉，铁轨开始逐渐排挤有轨道路上的木轨……人们认为，有轨道路仅适用于运输象煤、铁或石料那样的笨重货物。那时，人们还没有想到把蒸汽机车作为有轨道路上的动力，尽管瓦特在他的专利说明书中画出了他所设计的带蒸汽机的车子的略图，可是，他却没有把它付诸实施。他的学生，工程师默多克在博耳顿和瓦特工厂工作时于1782年第一个在伦敦真正建造了带蒸汽机的车子……首先实际应用蒸汽机车牵引车辆的人是特里维西克和维维安，1812年他们获得了自己发明的专利权……他们制造了一台带蒸汽机的在普通路上行驶的灵巧的车子，并在伦敦的展览会上展出。但是，普遍令人不能满意的道路状况却使得专利权的拥有者们放弃了对他们的发明的应用……铁路在英国北部的煤炭企业中也逐渐获得广泛的推广。这带来了很大好处……1830年9月15日，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通车，有8辆蒸汽机车；这些机车都是由斯蒂芬逊和其他人制造的，它们挂了28节车皮。第一次铁路风潮发生在1836年，它超过了1843—1848年间的那次风潮。”｝
　　“后来，亨利·贝尔，一个苏格兰人，多年从事房屋建筑的木工，在1812年1月建立了格拉斯哥和海伦斯堡（克莱德的疗养区）之间的第一条英国汽船的航线。这个贝尔破产了，沦为赤贫。最后，戴维·纳皮尔发明了新的结构更加完善的船。1818年他建造了重约98吨的‘罗布·罗伊号’轮船，定期航行于格林诺克和拜尔法斯特之间。一直到1818年以前，这些轮船只是间或敢于驶出内河和狭小的海湾，而且也只是在天气良好的时候。大约在1836—1837年间首次实现了横渡大西洋的计划。‘天狼星号’是[ⅩⅠⅩ—1206]完成这一航行的第一艘蒸汽机船。政府的帮助被认为是必要的。丘纳德（加拿大人）第一个获得不列颠政府给予的建立利物浦与波士顿之间邮船航线的补助金。后来，一切新航线建立时，政府都给予了支持。
　　西印度公司；太平洋公司；开普螺旋桨邮船轮船公司；半岛和东方公司；行驶苏伊士—孟买航线的东印度公司。”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1185页[注：见本卷第449—450页。下面的引文是紧接在本卷第450页上关于工作机的引文后面的。——编者注]。
　　工作机与整套机器多么不同，在制造工作机时也看得出来，因为，这种工作机的制造是在各种工业部门中进行的。
　　“因此，在纺纱机和完成纺纱前准备过程的机器中，在各类织布机和抄纸机中，有着很多这样的工具，如纱锭和粗纺机、槽轮、梳子和各种梳理设备、织布的梭心和梭子、造纸用的金属线网等。制造上述每一物件是各种工业部门的任务，它是由其他专业的工人完成的，而不是由制造机器的工人完成的。因为，机器制造者在安装机器以供出售时，通常都是向这些物件的生产者购买它们。为了生产机器的这些工作部件或工具，出现了灵巧的（甚至自动的）机器，例如，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针布的机器等，以及制造纱锭的自动机。还有生产织机上用的综片的各种很灵敏的机器和生产织造上用的轮齿的自动机器。不过上述的机器工作部件通常都是由具有这方面专长的工人用手工生产的。”[《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22—223页]
　　“在机器制造业应用的机器中，有奈斯密斯蒸汽锤，它既能把一大块花岗石变成粉末，又能打碎胡桃壳而不损伤桃仁。制造它的专利权是1842年获得的。大型机器制造厂有时使用3至4台30、15、5等等英担[注：英国1担（hundredweight）等于50．8公斤。——编者注]的蒸汽锤来进行不同的工作。看管蒸汽锤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人。这种机器中最大的一个在马尔先生的大型工厂里：锤重6吨，升程6英尺。这个大锤叫做‘托尔’。人们用它来锻造由两台船用发动机推动的重16吨半，长27英尺9英寸的蹼轮轴。借助强力吊车来焊接和锻造这个庞大部件，就象乡村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简单和容易。在1851年的展览会上展出了这种蒸汽锤，它的铁砧重8吨。锤本身重1吨半，吊在活塞联结杆上，活塞在安装于机器上部的汽缸里上下移动，它的直径是16英寸，锤的最大下降距离（蒸汽机中叫做升程）是42英寸；通常使用的蒸汽压力是一平方英寸40磅。由于蒸汽锤是根据自动操作的原理建造的，所以，能够从汽锤获得任何力量的锤击，从打碎鸡蛋壳的那种力量到最大的压力500吨所产生的力量。用把蒸汽导入活塞下端的方法，可以把锤提升到需要的高度，而锤本身的重量则使锤下降，但是，在需要时，下降速度也可以立即减缓，方法是按照所需锤击力导入一定数量的蒸汽。在一般操作中，一分钟锤击70下。在建造金属船只的企业中生产铁锚时，在大型机器制造厂和从事铁路建筑的主要企业中，都使用蒸汽锤；在用废铁、废铁轨、废铁箍或金属屑制铁时也使用这种锤。”[同上，第223—226页]
　　[ⅩⅠⅩ—1207]“在使用锻工的这个助手之前，大型船用发动机的轴的锻造过程不仅是繁重的，而且是不可靠的；远洋轮船所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应该用铁的锻造有缺点来说明，因为，如象在美国那样，人们想把成捆铁杆焊接在一起用来制造主轴，而缺乏足够的锤击力就不可能从这样焊接的铁杆中清除掉熔渣。”[同上，第226页]
　　“除了这些繁重工作之外，蒸汽锤还用来冲压器皿盖，以及模压和制作银餐具。瓦特在他于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已经提到蒸汽机的这种应用。他提示了利用蒸汽机的活塞联结杆同重锤或冲模连接起来锻造铁和其他金属的可能性。”[同上，第227页]
　　瓦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造金属等的可能性。
　　“为道勒斯[注：威尔士的一个居民点。——编者注]炼铁厂制造了一个更大的蒸汽锤，重6吨，它的真正垂直降落高度是7英尺，铁砧是一整块铁，重36吨。蒸汽锤操作起来极为灵敏，以致它能最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打进柔软的木头里去。这种奇妙的锤被用来对金属巨块进行6到8下可怕的锤击，这种金属巨块叫做‘毛坯’，用它来轧制铁轨；在把它压延成铁轨之前，这几下锤击就把几块毛坯接合成一个整块了。这种发明也被用来打桩。”[同上，第227—228页]
　　“锻造一般是使用一种叫作尾锤的工具。它是一个重3—4吨的金属巨块，锤头立在埋入地中的铁砧上，而座身则为牢固框架上的主销所固定。为了提升这个锤，在锤头附近有一个大轮子，轮周上刻着突棱齿或轮齿。轮子旋转时，轮齿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咬住锤头，把它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又把它放下来，锤就落到放在铁砧上的部件上。它的冲压力，只是它本身重量所产生的力；这种力还要加上锤的降落所产生的力。不过，这种锤能够升起的高度十分有限，它的实际效能大大不及奈斯密斯蒸汽锤。尾锤的动力，可以是用来推动滑轮和传动轴的蒸汽，或者是水轮产生的同样用途的水力。”[同上，第228—229页]
　　所有这些都是锻造机器。
　　“根据赖德专利说明书制造的锻造机，同时有5个和更多的锤在操作，每分钟起落700次，主要是用来锻造棉纺织工业中纺纱机上的纱锭、切削螺栓、锉刀。这种机器比较小也比较复杂。它把高速度和强力锤击结合在一起（尽管它的体积大大地小于上述机器）。”[同上，第229—231页]
　　“铆接机。无论是在这种机器里，或是在锻造机器里，一般地说，铁都是在加热状态下经受作用的。锻造机器使金属具有规定的形状，并且，按照工人的意图把金属加以改制。铆接机器[ⅩⅠⅩ—1208]只是把烧得通红的螺栓加以锤击，于是就把两块铁板牢牢地接合在一起。
　　第一个应用机器铆接铁板的人，是曼彻斯特的费尔贝恩先生。关于这个问题，他的自述是：‘铆接机的发明，是由于十五年前在我们公司劳动的锅炉制造工的罢工所引起的。那时搞过试验，用普通的冲压机把烧得通红的铆钉钉入铁板来铆接两块铁板。这次实验的成功，立即导致制造第一台机器，在这台机器里，是用凸轮推动的大杠杆来使活动的冲模冲压铆钉。短期的试验证明，这第一台机器不符合制造锅炉的多种要求，所以，八年前制成了目前形式的铆接机。’这种机器轻便，而且可以在轨道上移动。由于这种机器的使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了11倍，并且节约了一个工人的劳动。铆接时没有噪音。”[同上，第231—234页]
　　“可以深信不疑地断定，没有这种机器，用管状构件建造铁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机器的发明，同生产中应用的某些别种机器的发明一样，是工人‘罢工’的结果，它只是再一次证明这种行动的狂妄。把烧得通红的铆钉放入大型桥梁管孔的目的，是使金属在冷却时产生强力压缩，其结果是使金属板非常紧密地接合起来。”[同上，第234页]
　　关于罢工的这个论点妙极了。如果工厂主在没有工人促进的情况下采用机器，机器就对工人有利，而当工人自己迫使工厂主这样做时，机器就对工人不利。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工人罢工，才创造了如象走锭精纺机，费尔贝恩铆接机（没有这种机器，用管状构件建造铁桥几乎是不能实现的）等等这样重要的机器。因此，使用机器是好事，尤其对工厂主总归是好事。不过，一谈到罢工时，机器就被描写成某种对工人不好的东西。据说，工人不应该加速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到来。
　　“曼彻斯特的加弗斯先生的另一种——固定式的——铆接机，每小时锤打360个铆钉，机器由1个工人和3个男孩看管。在这部机器里，锤打铆钉所需要的力，只是由活塞联结杆的压力产生的，联结杆是用高压蒸汽推动的。”[同上，第234—235页]
　　“冲孔机是用来穿孔的。乌里治造船厂应用的机器完全是自动操作的。用直径半英寸的冲孔器在0．08英寸厚的铁板上穿孔，需要6025磅压力，而在0．24英寸厚的铁板上穿孔，则需要17100磅压力。”[同上，第236—237页]
　　“切板机一般是与冲孔机联结在一起的，它安装在冲孔器对面或后面，视其如何更便于工作而定。它的切割部分是一块带刀刃的扁钢，刀刃和下边的同样的刀刃对向操作——类似剪刀的一种东西。到曼彻斯特的一个大型机械车间去，看一看这些奇妙机器的工作，听到在金属上接连不断地穿孔时的声响，看到切割金属就象裁切纸页一样，使它具有规定的形状，感觉到这些大型工具操作时坚实的地面如何在颤动——所有这一切都蔚为奇观……机器制造者需要的冲孔机和切板机，正象是裁缝需要的剪刀和木工需要的[ⅩⅠⅩ—1209]钻一样。它们是机器制造业中基本的生产工具，也是铁工厂最需要的用具。”[同上，第237页]
　　机器制造业中主要的大型生产工具就是这样的。
　　机器制造业，除了需要大量的动力而外，还必须使机器部件具有最大的数学精确性和应用大量工作机来大规模地生产机器。
　　应用自动机制造更精确的机器。
　　“机器的各种零件，不论是最小巧的，还是最笨重的，它们的形状几乎是根据数学准确性和精确性来制造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如此完善地生产机器零件，只靠手工劳动的灵巧恐怕不行〈那么钟表的生产呢？〉；即使能行，也会造成大量的花费，以致无论机器和熟练工人的数目怎样增长，在产品数量方面，或在产品价格方面，我们都赶不上需求，这种需求是由生产机械的改进引起的生产的日益完善和轻松所造成的。
　　仅仅在六十年以前，几乎机器的每个部件的制造和加工成规定的形状，都只使用手工劳动，也就是说，在制造机器零件时，在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我们是完全依靠工人手的灵巧和眼力的准确。随着瓦特、阿克莱、克伦普顿、布吕内尔、迪多和加卡在机械生产过程方面所带来的改良，突然产生对特殊精确机器的需求，那时，已有的熟练工人数无论在数量方面或是在他们的技能水平方面都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约在四十年前〈大约在1810年或1814年〉亨利·莫兹利先生在机器制造业所应用的工具和机器中引进了滑动原理。没有这个原理的引进，我们永远也不会达到机器制造业现在所具有的这样高的发展水平。
　　这里所指出的原理已应用于机械装置，这种装置代替了人手来掌握刀具将其贴近被切削的物件表面，并支配刀具的运动。用这种机械装置，我们就能使刀具的刀刃绝对准确地在物体的表面上纵向或横向移动，工人几乎不用任何肌肉力就能做出任何一种基本的几何形状——直线、平面、圆、圆柱体、锥体和球体，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从前任何最熟练工人的最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滑动原理已应用于刀架，刀架在目前已成为任何一部车床的一部分，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应用于镗床、刨床、插床、钻床和其他机床。不管车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的改良和更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采用刀架的结果是，各种机器很快就完善和便宜了，而且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在刀架被采用之后不久，它就被制成自动的了，也就是说，固定在刀架上的刀具贴近表面进行纵向或横向操作时，已不依靠看管机床的工人的注意力了。”[同上，第238—239页]
　　所以，一般地说，刀架代替了人手。
　　“用镗床在蒸汽机、水压机和其他机器的缸体内镗孔和磨光。在这些机器里，被镗的缸体牢牢地固定在装置得适于这项工作的框架上，切削工具通过旋转逐渐切入缸体内；刀具旋转着向前切削，排出金属屑，直到把整个缸体镗透。在这类机床的最好的结构中，[ⅩⅠⅩ—1210]钻头的运转是完全自动化的。镗床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供钻头或镗刀工作的机械，钻头或镗刀可贴近任何材料，通过绕着轴线的旋转运动来切削空心的汽缸。
　　蒸汽机或水压机的汽缸应该用最大限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钻成，因为汽缸直径的任何误差，无疑会在蒸汽高压作用于汽缸内运动的活塞时引起蒸汽的大量渗漏。只有借助于这种机床，我们才获得我们的原动机；因为，可以肯定地说，不借助镗床就不能生产任何工作规模的蒸汽机。这种机床也用来制造其他机器，例如泵等。”[同上，第239—241页]
　　车床。
　　“恐怕没有一种机器零件在制造时不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车床了。车床是万能的工具。”[同上，第241页]
　　“普通的脚踏式车床的结构，和用蒸汽推动的车床的结构实质上是一样的。这里仅仅是没有轴和飞轮那样的部件，由于旋转运动是用传动皮带从主轴上传送来的，而主轴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因此，这里不需要轴和飞轮。但是，在从事繁重工作时，以及在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切机械车床中，都采用了自动原理，并制造了保证实现这个原理的装置。在加工工业中应用车床，一般地说，必须限于制造圆柱体或使机器的个别零件具有圆的形状。”[同上，第241—243页]
　　牛头刨床（插床）。（远比车床更加现代化的发明。）
　　“这种机床工作的原理和立式凿子一样，凿子上下移动，向下移动时切削金属。通过对轮齿的精心安排，机架能够和机床的其他部分一起移动，这样一来，毛坯没有经过加工的表面便经常被置于刀具之下。观看这些铁的工人是非常有趣的，它们不要人的任何帮助，就去刨坚硬的物件，使之具有一定的形状。以垂直方向进行切削的任何机器都能用来使一块金属具有一定的形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机床在工人手中实际上成为一把功率强大的刀子，完全按工人的需要来进行切削，所以在工人的看管下，可以用这种机床制成任何带棱角的形状。”[同上，第244—245页]
　　“刨床。这是铁的木工，因为，木工用他的刨在木材上完成的一切作业，机床都能用它的工具来完成。准确而有效率。借助于这种机床，能够刨出最光滑的表面，由于机器的工作不可能发生偏差，所以，机床加工过的物件表面，同巧手的工人借助锉刀加工过的物件表面相比，质量要高得多。在手工制造的最好的制件中，常常会发现同绝对直线运动有某些偏离。这种机床与牛头刨床不同之处在于，这里被加工的零件是移动着的，相反地，切削工具却是固定的。的确，刀具可以向侧边移动和上下移动，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把新的零件放在它的下面，正如[ⅩⅠⅩ—1211]车床支架的活动一样。需要刨削的物件被牢牢地固定在机床的机架上，机架是能够向前和向后运动的。刀具安装在牢固的夹具之中，横在机身上面，载着制件的机床机架向前运动时，使这个制件同刀具接触，刀具就刨它，或者准确些说，在表面上刻槽，当被加工的物件在刀具下移动时，就切削出铁屑。”[同上，第245—247页]
　　“钻床。这是立式车床，不同之处只是，这里制件是固定的，而刀具是旋转的。”[同上，第247页]
　　“计量仪器。它们测量的准确度达到0．0001和0．000001英寸。”[同上，第248页]
　　“所有这些主要是本[ⅩⅠⅩ]世纪的机器。它们全都是〈计量仪器除外〉用来加工铁〈和铜〉的。”[同上，第249页]
　　“加工木材的机器也是精巧的。这主要是美国出产的机器。在美国，加工木材的机器甚至比英国应用得更广泛，甚至在不大的工场内也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在这个国家里，手工劳动相当昂贵……所以，人们尽可能地减少手工操作……人们更注意的是节约时间和劳动，以及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收效最快，而不是制作得最坚固和达到最好的精工。在分散的居民需要克服大量自然障碍的地方，占有位置的主要不是优美的精工，而是大胆的构想。”[同上，第249—250页]
　　水泵是专门使用蒸汽力代替人力的机器。用这种方法，1836—1837年[在荷兰]把一些大型的蒸汽机同11台水泵的活塞联结杆连接起来，抽干了哈勒姆湖水（约10亿吨水）。
　　“恐怕很难找到比应用普通水泵更令人惊叹的例子了。这个大型机器，就其抽水机械来说，实质上与普通的吸水唧筒没有区别。”[同上，第252—254页]
　　｛“1836年前，荷兰人为了排干本国的低洼地区，通常使用的主要是风力推动的机器。为了防止荷兰王国三分之二国土变为沼泽和湖泊——从前就是从这种状况下摆脱出来的——，需要总功率60000匹马力的12000台风车〈可见，每台风车是5马力〉〈这一点表明，能够利用风力的规模多么有限〉。也曾使用过一些小型的蒸汽机。”[同上，第253页]｝
　　“在英格兰，广泛借助蒸汽机来排水，特别是格尼先生。有不少于680000英亩的土地，从前是沼泽（林肯郡和剑桥郡的多沼泽地区），现在粮食丰收，牲畜兴旺。格尼先生使用的提水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许多带戽斗的轮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下射水轮，不过，不是从水获得动力，而是把水提上来，机器本身则是用蒸汽力推动的。80匹马力的机器抽水量是每秒约5吨，或每小时约16200吨。”[同上，第254—255页]
　　[ⅩⅠⅩ—1212]离心式水泵。“（阿波德机器曾在1851年展览会上展出。离心式水泵在美国和法国应用得比较早。）结构最好的普通水泵[有效]功率只达到45％，机器所需要的动力的余下部分，由于机器结构的缺点都被浪费掉了。有些次等的水泵[有效]功率只达到18％，而72％的动力，则耗费在克服阻力和磨擦等上面了。阿波德水泵每分钟600转，在这样的速度下，它的[有效]功率平均为它所使用的全部动力的70％。”[同上，第255、257、259页]
　　其他各种离心式水泵。[同上，第260—263页]
　　洗涤机和烘干机。[同上，第266页]
　　“在工业中，为了各种用途，需要快速流动的气流。例如，一系列的铸造作业、钢的研磨、花边的烧烤、经纱的烘干等——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绝对需要空气流的。
　　普通的风箱是根据十分错误的原理制成的，当然，它完全不适应企业家的需要。它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的作用的中断性，因此，它不能有规律地连续不断地送出气流。要做到这一点，它的某些部分必须有新的结构。鼓风管必须与第二室连接，在第二室内，空气可以在压力下积蓄起来，风箱的空气压缩部分，它的下层部分，应把空气排入储存器，而不是象普通的风箱那样，直接穿出鼓风管。
　　锻用风箱是比较完善的机器。这里有空气储存器，气流是连续不断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把推动锻用风箱的手柄和蒸汽机或水车的曲柄连接起来，就制成简易的机械空气泵；这类机器常常是在无法获得较好的机器的地方使用。但是，这里能够发出的空气量不大；也不能获得气流的某种高速度。不过，储存器里能够造成的压力，却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得到虽然不大但却很强有力的气流。
　　空气泵实际上可以和液压泵列入同一类的机器。有的是根据唧筒原理制造的，有的是根据离心机原理制造的。风箱属于泵的一类。在小铁工场里，正象在制造机器小零件的机械工场里一样，人们制造经过改良的锻用风箱。昂费尔装置是锻用风箱的重要改进。
　　正如流体力学所证实的，水泵是能够成功地用来在高压下抽水的唯一机器，而离心式机器只适用于扬程低和水量大的情况，同样，离心式空气泵不大适合于锻造业的需要，那里对压缩的强力的气流要比对宽散的气流更为需要。”[同上，第272—274页]
　　鼓风机（也是用蒸汽力推动的）。｛用手柄拉动的，小规模应用的鼓风机是它的原型。｝
　　“鼓风机经常[ⅩⅠⅩ—1213]是在铸铁厂使用。空气被挤入机器轴心周围的小孔之中，然后，随着叶片运行并从叶片的顶端流入与机器连接的管子。”[同上，第274—276页]
　　“空气泵。这是哲学仪器[130]，但是，它对于设计低压蒸汽机，保持冷凝室的真空，制糖生产等方面，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被广泛地用来烘干木材。木材被放在一个大的铁箱之中，其中一半装入干燥剂，然后，把它密闭起来，用蒸汽机推动的空气泵把空气抽出来。这样就造成真空，于是，空气便从木材的纤维组织中脱出。然后，再往箱中放入空气，由于空气对表层产生压力，干燥剂便被挤进木材，渗入每一个小孔。”[同上，第276—277页]
　　磨粉机。
　　“据发现，把谷物变为面粉时需要的强烈磨擦和压力炽热地烧烤谷物，使它们严重地遭到分解。防止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是磨盘中间通入空气流，从而保持面粉的冷却状态。
　　最富丽堂皇的磨房之一是普利茅斯皇家船坞中的磨房。磨房建筑物长240英尺，高70英尺。中央是两台45匹马力的蒸汽机，两边各有12对磨盘，每一对磨盘每分钟123转，每小时磨5蒲式耳谷物，所以，磨房全速工作时，每小时磨120蒲式耳谷物，然后，用8台机器来簸扬面粉。谷物放在上面的一层，然后，沿着溜槽首先进入分选机或类似阿基米得螺旋的圆筒形筛子。谷物在流向磨盘的过程中被清除掉尘砂，落入漏斗，从那里沿着溜槽流入磨粉机的磨盘。然后，面粉被清除掉麸皮。一般使用的清除麸皮的机器是用金属线网做成的别具一格的圆筒。面粉流入这个圆筒，借助刷子从线网中筛落。有时，面粉是借助于快速旋转的簸扬风车从线网中筛落，风车把面粉从线网中吹出。这种用途的金属线网是极密的。在1851年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平方英寸有22500个网眼的线网样品。制作一个线网用3900英尺长的金属线，重量不超过一盎司。”[同上，第278—279页]
　　“哲学仪器。最初它们制造得很粗糙，结构非常简单。化学天平的不灵敏、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周分度的不准确，都损害了用这些仪器进行的一切实验。因此，哲学仪器的精确性对科学进步具有高度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蒸汽机和电报机的发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有钟表〉必须有物理科学作为它们的依据……古老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提供的只是不正确的材料。”[同上，第288—290页]
　　光学。达盖尔死于1851年。[同上，第291页]
　　[ⅩⅠⅩ—1214]电磁学。
　　“电流通过绕在铁上的铜线圈时，铁就获得磁性。
　　厄斯特德教授第一个发现，放在电流影响范围内的磁针，当电流通过线圈时立即产生向一旁偏离的倾向。这就是英国使用的普通型号的电力电报机的原理。接着，厄斯特德发现，一个软铁棒在电流绕着它环流时，就感应出磁性。这样一来，用磁力的产生和消失的方法就可以向任何距离传送一系列信号。美国的电报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同上，第328—329页]
　　*  *  *
　　
　　[ⅩⅠⅩ—1216]    Ⅳ．亚麻厂
　　
　　[ⅩⅠⅩ—1217]    ⅤⅢ．针织厂（部分工厂用人力作为动力，部分工厂用蒸汽力作动力）
　　1
　　2
　　3
　　4
　　5
　　6
　　7
　　8
　　9
　　（a）  65
　　(b)    4
　　(c)
　　(d)  69
　　411
　　420
　　2108
　　217
　　2325
　　1544
　　198
　　1742
　　1955
　　207
　　2162
　　2108
　　217
　　2325
　　4063
　　424
　　4487
　　总计
　　工厂
　　纱锭数
　　机械织机数
　　看管机械织机的织工数
　　动     力    量
　　蒸汽力
　　水力
　　英格兰和威尔士   5662
　　苏格兰568
　　爱尔兰158
　　联合王国6378
　　33095603
　　2615220
　　739205
　　36450028
　　444233
　　40073
　　6560
　　490866
　　202847
　　23294
　　4423
　　230564
　　328747
　　34609
　　11938
　　375294
　　20003
　　5960
　　3376
　　29339
　　13岁以下的儿童
　　13岁到18岁的男少年
　　13岁以上
　　的 妇 女
　　18岁以上
　　的 男 子
　　在  业  总  人  数
　　男孩
　　女孩
　　男子
　　妇女
　　共计
　　34381
　　681
　　243
　　35305
　　32667
　　1141
　　480
　　34288
　　59463
　　7662
　　4207
　　71332
　　338500
　　68571
　　25902
　　432973
　　177596
　　17000
　　7040
　　201636
　　271440
　　25343
　　11490
　　308273
　　371167
　　69712
　　26382
　　467261
　　642607
　　95055
　　37872
　　775534
　　妇女约占在业总人数的5/8，而男子占3/8。如果从6378个工厂在业的男子总数中每个工厂减去5个不在工厂本身劳动的人，则后一个数字将会更少。那样，男子总数将减少31890人，或者，大略地说，减少30000人。
　　[ⅩⅠⅩ—1218]13岁以下的儿童是69593人，几乎占在业总人数的1/11。儿童的总数难以列举，因为，13岁到18岁的男孩列入男性一组的人数，而13岁以上的女孩则列入女性一组的人数。
　　18岁以上的男子仅有201636人，从这个数字中应该减去31000人强，现大略减去31000人，余下170636人。如果我们以工厂报告提供的男子人数为例，则18岁以上的男子的比例将近5/19，也就是说，占全部在业人数的1/3弱。如果我们以18岁以上的男子人数为例，并从其中减去31000人，则上述比例将会是1/4弱。
　　230564个织工看管490866台织机，也就是说，一个织工平均看管2．1台织机。
　　计算出看管纱锭的工人数就更困难了。第一，我们应该[从在业的总人数中]减去看管织机的工人数。第二，应该减去所有在工厂以外劳动的人，即那些不直接从事工厂劳动的人。这里面还包括工程师、消防队员、机械师等。平均在每个工厂中，他们至少是8个人。如果从在业总人数中减去织工人数，则余下544970人，如果再从6378个工厂中的每个厂减去8个人，则剩下493946人。但是，这里还有困难：（1）我们不知道，除上述工人外，还有多少工人从事织造，（2）起毛机没有单列出来（毛纺织工业除外）。
　　不过，起毛机的总数只有2163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那些单从事织造的工厂（还必须减去上述针织厂中的人数4487人，余下489459人）中，约雇用113308人，其中有81049个织工，也就是说，每1．3个多工人中有一个织工。在别的地方还是列举了一个人平均看管多少纱锭。
　　耗费的动力总量是404633匹马力。如果减去不在工厂劳动的人数，则一个工人使用将近2个单位的动力。不过，所有这些材料只能用来说明在业的人在性别和年龄上的比例，因为，有关其他项目的一切材料都是在别的地方说明的。
　　根据联合王国1861年的材料，在2887个棉纺织厂中在业的有451569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156人强。1836年，在1250个棉纺织厂中在业的有193544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175人弱。
　　1861年在业的有：男子182556人，妇女269013人，他们之间的比例约为1∶1．4；1836年在业的有：男子100258人，妇女119124人，他们之间的比例约为1∶1．1。
　　关于动力和纱锭数的材料无法对比，因为缺乏1836年关于纱锭数字的材料。
　　其次：1861年有2211个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的人数有173046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在业的有78人强；1836年有1315个工厂，在业的有158484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120人强。
　　1861年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有男子81255人，妇女91791人，他们之间的比例是1∶1．1；1836年有：男子39360人，妇女27569人，比例是1．4∶1。
　　[ⅩⅠⅩ—1219]亚麻厂的情况则是：
　　1861年有399个工厂，在业的人数有87429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219人强；1836年有352个工厂，工人32868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93人强。
　　1861年在业的人中有男子24616人，妇女62813人，比例是1∶2．5；1836年有：男子10342人，妇女22526人，比例是1∶2．1。
　　最后，丝纺织厂的情况是：
　　1861年有771个工厂，在业的人数有52429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68人；1836年：237个工厂，在业的人数有30407人，也就是说，每个工厂128人强。
　　1861年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人有男子15530人，妇女36899人，比例是1∶2．3；1836年有：男子9969人，妇女20438人，比例是1∶2．05。
　　1861年在棉纺织工业、毛纺织工业、精梳毛纺织工业、亚麻纺织工业和丝纺织工业中有：工厂6268个，18岁以上的男子198351人。在业的总人数664473人；1836年：工厂3154个，18岁以上的男子88859人。在业的总人数344623人。1861年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和在业总人数的比例是1∶3．3，而1836年则是1∶3．8。
　　平均每4个人使用一匹马力的动力。（《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9页）
　　根据议会决议，于1835年、1838年、1850年、1856年和1861年都作了总的报告。
　　[ⅩⅠⅩ—1220]    联合王国工厂数
　　s工厂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1819
　　1322
　　416
　　392
　　268
　　1932
　　1497
　　501
　　393
　　277
　　2210
　　1505
　　525
　　417
　　460
　　2887
　　1679
　　532
　　399
　　771
　　共计
　　4217
　　4600
　　5117
　　6268
　　使用的马力数
　　工厂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59803
　　20617
　　7176
　　11089
　　3834
　　82555
　　22144
　　11515
　　14292
　　3711
　　97132
　　25901
　　14904
　　18322
　　5176
　　294100
　　36477
　　28204
　　46081
　　7050
　　共计
　　102069
　　134217
　　161435
　　411912
　　机械织机数
　　工    厂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丝纺织厂
　　亚麻厂
　　108751
　　2150
　　2969
　　1714
　　209
　　249627
　　9439
　　32617
　　6092
　　3670
　　298847
　　14453
　　38956
　　9260
　　7689
　　399992
　　21770
　　43048
　　10709
　　14792
　　共计
　　115801
　　301445
　　369205
　　490311
　　[ⅩⅠⅩ—1221]    联合王国使用的纱锭数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25638716        33503580        36450028
　　联合王国每个工厂平均拥有的纱绽数
　　工    厂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14000
　　2200
　　2700
　　17000
　　3400
　　3700
　　约17000（略少）
　　3725强
　　4195强
　　联合王国每匹马力平均带动的纱绽数
　　工    厂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275
　　86
　　315
　　102
　　146（？）
　　？
　　工    厂
　　1835年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219386
　　55461
　　15880
　　33212
　　30745
　　259104
　　54808
　　31628
　　43557
　　34303
　　330924
　　74443
　　79737
　　68434
　　42544
　　379213
　　79091
　　87794
　　80262
　　56137
　　451569
　　86983
　　86063
　　87420
　　52429
　　共计
　　354684
　　423400
　　596082
　　682497
　　775534
　　[ⅩⅠⅩ—1222]    联合王国工厂在业总人数
　　可见，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在业人数[在1856年至1861年期间]绝对减少。
　　13岁以下的儿童数
　　工    厂
　　1835年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28673
　　9451
　　3959
　　5290
　　9082
　　12327
　　6203
　　4534
　　1767
　　4452
　　14993
　　7094
　　9956
　　1581
　　1498
　　24648
　　6703
　　11228
　　1806
　　1686
　　39788
　　5969
　　13178
　　3539
　　5182
　　共计
　　56455
　　29283
　　35122
　　46071
　　67656
　　应该指出，1835年，占儿童总数2/3以上的儿童还是做全日工（17147个儿童只劳动8小时并且上学）。从1838年起，儿童只做半日工，在丝纺织工业中，8岁到11岁的儿童（而不是11岁到13岁）做半日工并且上学。
　　13岁到18岁的男少年
　　工    厂
　　1835年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27339
　　8042
　　2081
　　3457
　　2654
　　41046
　　11018
　　3753
　　5953
　　4739
　　37059
　　11884
　　7695
　　8012
　　4951
　　38941
　　11134
　　7116
　　8950
　　6059
　　41207
　　11213
　　6614
　　7977
　　3224
　　共计
　　44573
　　66509
　　67864
　　72220
　　70235
　　[ⅩⅠⅩ—1223]    13岁以上的妇女数
　　工    厂
　　1835年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105545
　　19150
　　8136
　　19961
　　14904
　　141184
　　18833
　　20321
　　29828
　　20806
　　183912
　　26810
　　46901
　　46843
　　29027
　　211742
　　30579
　　51371
　　55863
　　38271
　　251306
　　35179
　　47652
　　60690
　　32029
　　共计
　　167696
　　230972
　　333493
　　387826
　　426856
　　18岁以上的男子数
　　工    厂
　　1835年
　　1838年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棉纺织厂
　　毛纺织厂
　　精梳毛纺织厂
　　亚麻厂
　　丝纺织厂
　　57829
　　18818
　　1704
　　4504
　　4105
　　64547
　　18754
　　3020
　　6009
　　4306
　　94960
　　28655
　　15185
　　11998
　　7068
　　103882
　　30675
　　18079
　　13643
　　10121
　　119268
　　35179
　　31501
　　15222
　　10162
　　共计
　　86960
　　96636
　　157866
　　176400
　　211332
　　在考察工厂在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时，始终应该区别出下列三种原因：这种增加（ａ）或是由于使用机器的现有工业扩大了（例如棉纺厂）；（ｂ）或是由于手工业类型的企业变为使用机器的企业（特别是，如果机器生产只包括一种生产形式，例如，棉纺或棉织，然后逐渐推广到纺纱和织造的一切形式）；（ｃ）最后，或是由于某些用机器生产的部门进入工厂生产之列，而这些部门以前是不属于工厂的，并且是用手工方法经营的。例如，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中联系上述附表[注：见本卷第496—499页。——编者注]（在这些《报告》中自然没有1861年的材料）写道：
　　[ⅩⅠⅩ—1224]“棉纺织工业中机械织机数的增长〈1836年以后〉是生产扩大的结果，而不是从前只用手工生产的某种织品现在使用机械力来生产的结果〈可见，这是ａ项的例证〉；但是，在其他工厂中我们发现，生产地毯、绦带和麻布的织机现在却使用机械力，迄今为止机械力的这种使用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这三种产品来说，为了使织机适于使用蒸汽力，曾需要进行复杂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改革〈后面这一点是ｂ项的例证〉。”
　　“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尔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极为普遍的是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第16页）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男子人数的增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梳毛机的采用，现在‘梳毛’过程十分普遍地在工厂内进行〈可见，这是ｃ项的例证〉；而毛纺织厂在业男子所占的比例大，则是因为工厂的上浆车间和印染车间使用的材料笨重，因而工作繁重。”（同上，第19—20页）
　　在同一报告中写道：“数字表明，从1835年起，在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在精梳毛纺织厂，他们的数目却逐渐增多了。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减少的原因应该是，现在迅速地推广使用机器，完全排挤了童工〈这是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结果〉。目前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的增加，不是由于对未成年劳动的需求增长了，而是近二十年来精梳毛纺织生产大量发展的结果……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多——他们的数目比棉纺织厂多一倍——，而亚麻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少。”（同上，第19页）
　　因为只有丝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是我们在对比1856年和1861年的材料时发现的在业工人数绝对（不仅是相对）减少的工厂，所以这一事实值得更仔细地考察。
　　不过，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再从上述报告中摘引关于机器推广，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使用机械力的机器推广方面的说明如下。
　　“把机械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ⅪⅩ—1225]，这种改良有时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同上，第15页）
　　在同一报告中我们还看到：
　　“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不象‘珍妮’纺纱机和精梳纺纱机的创造，在生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样大的改变。”（同上）
　　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把机械力用在织机上，是劳动大大偏离它的旧有轨道的原因，近来，这种偏离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手工织布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已近于消除，目前机械织机的大量推广，完全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准确地弄清手工织机的数目永远也不可能，不过，据估计，使用手工织机的织工及其家属在1838年约为800000人。在此之前，蒸汽力几乎仅仅在棉织机上或用搀上棉花的原料进行加工的工厂中才使用。但是紧接着，生产所有纺织品——毛纺织品、精梳毛纺织品、亚麻纺织品和丝纺织品——的机械织机数目迅速增加，而且直到现在，这种增加还在继续着。”（同上）
　　关于工厂数目的增加（根据上述1856年10月31日的那份报告的材料，我又补充了1856—1861年期间的材料），报告谈到如下情况：
　　“从1838年到1850年〈十二年〉工厂的年平均增长数是32个，而从1850年到1856年是86个〈从1856年到1861年是230个｛刚刚出现的大麻厂和黄麻厂，以及‘机械’针织厂除外｝〉。在第一个时期〈1838—1850年〉只有生产棉纺织品、毛纺织品和精梳毛纺织品的工厂数目增加了，增加的比例如下：棉纺织厂6％，毛纺织厂13％，精梳毛纺织厂20％。在1850年至1856年期间，主要是棉纺织厂和丝纺织厂数目增加了。总的增加是：棉纺织厂14．2％，毛纺织厂5％，精梳毛纺织厂4．7％，亚麻厂6．1％，丝纺织厂66．0％。”（同上，第12页）
　　[ⅪⅩ—1226]从1856年到1861年工厂数目增加如下：棉纺织厂13％，毛纺织厂11％，精梳毛纺织厂1％；亚麻厂数目减少了5％，而丝纺织厂增加了67％。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1）从1856年到1861年期间亚麻厂数目减少了约5％，或5年减少了18个工厂（平均每年都有减少）。这一点证明了积聚。另一方面，（2）在工厂数目有极大增加的丝纺织业中，我们看到工人人数减少；在精梳毛纺织企业中情况也是如此。
　　亚麻厂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动力
　　在业人数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393
　　417
　　399
　　1061100[注：这个数字在手稿中被划掉了。——编者注]
　　1542900[注：这个数字在手稿中被划掉了。——编者注]
　　1216674
　　3670
　　7689
　　14792
　　14292
　　18322
　　36081
　　62434
　　80262
　　87429
　　纱锭数应该查对。可见，这里发生很大的积聚。五年间[1856—1861年]使用的动力数几乎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说，几乎增加了100％。在业工人数目增加了约8％。工厂数目却减少了。
　　在精梳毛纺织业中，工厂数目的增加极小（1％），而工人数目减少了。
　　精梳毛纺织厂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动力
　　在业人数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501
　　525
　　532
　　1289172
　　32617
　　38956
　　43048
　　11515
　　14904
　　28204
　　79737
　　87794
　　86063
　　这些数字是非常好的例证。亚麻厂的材料也完全是这样的。
　　丝纺织厂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动力
　　在业人数
　　1850年
　　1856年
　　1861年
　　277
　　460
　　771
　　1338544
　　6092
　　9260
　　10709
　　3711
　　5176
　　7050
　　42544
　　56137
　　52429
　　这个例证很好。
　　[ⅪⅩ—1227]积聚。
　　“现在〈1856年〉只比1850年多了8个毛纺织厂，但是，毛纺织厂使用的动力数在这一时期却增加了3757匹马力。”（同上，第13页）
　　动力的节省。在1856年10月31日的那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我们还看到：
　　“无论[根据报告]所使用的动力增加如何显著，——从1838年至1856年这一时期增加59366匹马力，——它仍然大大少于实际上追加的动力，即可供使用并且实际上用来进行生产的动力。1838年的报告中在指出蒸汽机和水轮数目的同时，也指出了所使用的马力数。那时，这种资料提供的关于实际使用的动力的估计，比1850年或1856年报告中的有关数字准确得多。后两个报告中引用的所有数字，是蒸汽机和水轮的额定功率，而不是实际使用或可以被使用的功率。100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由于锅炉的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的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能当作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第13—14页）
　　在1852年10月的报告中，霍纳先生引证了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的信，信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蒸汽机中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动机在燃料消耗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信的结尾写道：
　　“要弄到关于发动机在进行了某些改良或上述全部改良之后所增加的效率或功的准确材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些准确的材料，那就可以看出，现在重量相同的蒸汽机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同上，第14页）[132]
　　接着，在1856年10月31日报告中我们看到：
　　“以马力表示的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不过是实际功率的指数这一事实，在把1850年和1856年使用的动力和机器设备加以对比时就更为明显了。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使用134217匹额定马力的动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1856年一匹额定马力带动的纱锭和织机数象1850年一样，那么，1856年需要的动力将是175000匹马力，可是，1856年的报告中指出的实际动力却是161435匹马力，也就是说，比根据1850年材料推算出的1856年各工厂所需动力要少10000匹马力以上。一匹额定马力平均需要的在业人数，也和1838年与1850年时完全一样，[ⅪⅩ—1228]也就是说，是4个人。”（同上，第14—15页）
　　1856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总的评述如下：
　　“因此，报告中所举的事实使人有理由得出结论，工厂制度正处于迅速发展的过程；尽管目前一匹马力平均需要的工人数仍和以前时期一样，但人手同机器相比却减少了；蒸汽机由于动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现在能够推动大批更重的机器，由于机器和生产方法的改良，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其他许多原因，可以完成更大量的工作。”（同上，第20页）
　　童工。
　　“工厂主对工厂法中的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66页，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
　　（应该读一读这些报告，看是怎样“荒诞”地执行工厂法教育条款关于每天在学校中学习几小时的规定的。）
　　“在棉纺织厂、毛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劳动的儿童，从8岁到13岁必须上学。在丝纺织厂劳动的和从事捻丝的儿童，从11岁起就不上学了，并且从这个年龄开始做全日工。即使这种极不彻底的半日工作制度，也只是在1844年的工厂法中规定的，在此之前，工厂主在使用童工方面实际上完全不受任何限制。”（同上，第77页，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
　　“工厂法里的所谓教育条款，仅仅要求儿童上学……在1844年的法令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往往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所谓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颁发证明书的权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高明。’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并没有忘记描绘这种叫作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颁发的证明书是执行工厂法的证明。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的法令生效后，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签上自己的全名和姓。”（《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18—19页，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
　　[ⅪⅩ—1229]可怜的辩护士马考莱在他的《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第417页）一书中写道：
　　“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实际上这些弊病除了少数而外，都是旧有的。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工厂在业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一周中有几天，一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17页，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
　　在同一报告中（第17页和第18页）霍纳写道：
　　“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只能勉强糊口，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学生缴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很多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
　　“[对儿童]有了半日工作制度，看来，使得工厂主们尽量少用应该实行这种制度的儿童。”（同上，第87页，1857年6月30日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
　　下面是印花厂（在这些工厂完全受工厂法约束之前，也就是在1861年之前？）教育状况的绝好例证。
　　[ⅪⅩ—1230]“在印花厂劳动的儿童上学的规定如下：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从他第一天起，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或150小时。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就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当初作为工厂儿童刚上学时一样……他们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41—42页，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三四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同上，第42—43页）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对提高劳动强度的影响。
　　“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豪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使机器在单位时间内转数提高的那些改进。这种改进[ⅪⅩ—1231]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的工作日内完成的工作量，和通常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一样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10页，莱·霍纳的报告）
　　“童工调查委员会——它的报告近年来已经发表——发现许多骇人听闻的情况，而且至今还继续存在；其中有些情况甚至比以前指责过的印花厂和其他工厂更糟。”（同上）
　　积聚。
　　根据议会报告的材料，苏格兰工业的主要部门从1835年到1857年的20年间发展如下：
　　亚麻厂
　　年份
　　工厂数
　　在    业   人    数
　　男子
　　妇女
　　共计
　　1835年
　　1857年
　　170
　　168
　　3392
　　8331
　　10017
　　23391
　　13409
　　31722
　　“这里引用的亚麻工业的材料表明，工厂数减少两个，而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增加了18313人），这一点证明了上述时期内较小的工厂被较大的工厂所排挤的规模。”（同上，第30页，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
　　在同一报告中，金凯德谈到了一个学校：
　　“教室约长15英尺宽10英尺，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同上，第32页）
　　儿童的年龄和逃避半日工两班制的诡计。
　　“工厂主需要童工，而且是按照工厂法的规定得到童工的。他很少考虑儿童的实际年龄。他感兴趣的只是童工能够完成适当工作的力气。如果一个儿童具有这种力气，那就不管他是否已达到工厂法规定的无须再上学和无须只限半天工作的那种年龄。问题仅仅在于，签发证明的医生是否同意，承认他外表上看来已够年龄，并发给证明允许雇用他到工厂去做全日工……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同上，第40—41页，[ⅪⅩ—1232]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这样一来，这里便常常遇到有两种人反对以半日工作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人是要使自己的孩子得到全日工资的家长，另一种人是寻求全日工的工厂主。如果工作性质容许，如果成年工人来源充足，大部分工厂主宁可不用工作半日的童工，即不用13岁以下的儿童……纺织厂主同所有其他使用童工的工厂主相比，可以说是特殊的一类。”（同上，第42页）
　　｛这是因为工厂制度及其一切阴暗面，在这些工厂里，比在别处更早地发展起来了。其实，童工调查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些工厂主的坚决要求而成立的。这些工厂主想要证实：在其他工业部门——煤炭工业、玻璃工业、瓷器工业等——充满着同样的和更加丑恶的现象。｝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数量的适合工作需要的13岁以上的儿童，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
　　（很好的表达方式：仅仅从时间的观点来看待工人：全日工或半日工。）
　　“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改良机器的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是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去完成生产过程的某项作业或某个环节；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半日制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同上，第42—43页）
　　培恩斯（布莱克本的。那时——1857年——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在1857年的一篇演说中关于棉纺织工业统计数字说道：
　　“每一实际的机械马力[133]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英寸布的机械织机以及摇纱、整经和浆纱等装置。一匹马力在纺纱业中需要两个半工人作业，在织造业中需要十个工人作业，每个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其中包括半日工作的童工）每周平均收入10先令6便士……在纺纱生产中，一个纱锭平均生产13盎司棉炒……”[培恩斯《棉花贸易》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49页]
　　水力和蒸汽力。
　　“在纺织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轮的大的落差，虽然利用落差动力的这些工厂的建立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工厂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工厂和工厂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工厂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ⅪⅩ—1233]蒸汽力代替水力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能充分供应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产生了工业城市，正因为如此，某些城市的迅速成长以及另一些城市的出现，乃是并不久远的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6页，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纺纱厂要完成许多过程，
　　“从原料的最初分类到最后制成纱：梳理、并条、牵伸、加捻、纺纱、合股加捻等。相反，在织造中，一切都在一个过程中即织造中完成，而且织造过程只需要一种工人”。
　　1860年的漂白厂和染厂法（1861年4月1日起生效）。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25—26页，罗伯特·贝克的报告）
　　根据格林豪医生报告的材料，我们可以把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的丝纺织工业、其他纺织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地区的肺病死亡率同英国的具有正常健康水平的（农业）地区的死亡率加以比较：
　　在工业中
　　就业的成
　　年男子的
　　百 分 比
　　每10万个
　　男子中死
　　于肺病的
　　人    数
　　地区名称
　　每10万个
　　妇女中死
　　于肺病的
　　人    数
　　在工业中
　　就业的成
　　年妇女的
　　百 分 比
　　妇    女
　　职业类别
　　14．9
　　42．6
　　37．3
　　41．9
　　31．0
　　14．9
　　36．6
　　30．4
　　598
　　708
　　547
　　611
　　691
　　588
　　721
　　726
　　305
　　威根
　　布莱克本
　　哈里法克斯
　　布莱得弗德
　　麦克尔士菲尔德
　　利克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
　　沃尔斯坦登
　　8个具有正常健康水平的地区
　　644
　　734
　　564
　　603
　　804
　　705
　　665
　　727
　　340
　　18．0
　　34．9
　　20．4
　　30．0
　　26．0
　　17．2
　　19．3
　　13．9
　　棉纺织业
　　同上
　　精梳毛纺织业
　　同上
　　丝纺织业
　　同上
　　陶器业
　　同上
　　[ⅪⅩ—1234]“从这个表中看出，每一个工业地区和每一个工业部门中，男子和妇女的平均死亡率要比8个正常健康水平的地区的死亡率高一倍多……看来，这种结果，无论是用道德方面或气候方面的原因都无法加以解释。因此，它证实着格林豪医生和其他调查人的见解：工人的密集严重地影响他们的健康，并最后导致死亡率的增长。”（同上，第28页）
　　“在1844—1850年时期的丝纺织工业中，11岁以上〈11岁到13岁〉儿童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定为10小时，星期六除外，而在此之前〈从1833年起〉是9小时。1850年的法令对缫丝和捻丝的11岁以上儿童的工作日规定为10+（1/2）小时。借口是丝纺织工业中的劳动据说比较轻松”等等。[同上，第26页]
　　“但是，看来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就是1850年关于丝纺织业的劳动要比其他纺织厂的劳动较少损害健康的断言，不仅完全没有根据，而且证明恰好相反。”（同上，第27页）
　　1833年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限定为每天12小时，同时，为了全部实施这项关于儿童的法令，还规定了三年的期限。
　　1857年10月28日由中央注册局局长签署发表的英国各地区、郡、区结婚、出生、死亡的季度报告中有下述一段话：
　　“第恩斯盖特区的利先生的下述合理意见，是值得曼彻斯特居民密切注意的。那里的儿童生活十分悲惨。出生数是266人，死亡数是254人。除横死暴卒外，死亡的总数是224人，其中156人是年龄不足5岁的儿童，而成年人的死亡率仅是68人。儿童死亡率占这么大的比例，是我闻所未闻的。显然，那时成年人的一般生活状况，暂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后果，可是对少年儿童的生存发生影响的某些状况，却引起了极强烈的后果。在死亡儿童的总数中，不少于76人是死于腹泻，14人死于百日咳，6人死于猩红热，6人死于麻疹以及1人死于天花。在这些儿童中，87人死时还不足周岁。腹泻不加治疗，患百日咳时通风不良，室内令人窒息，缺乏应有的营养，加上任意使用鸦片酊剂而导致普遍虚弱和经常发病，并引起脑积水和脑溢血——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成年人致病原因减少的情况下，整个来说死亡率却仍然会那么高。”（《结婚、出生和死亡的季度报告》第35号第6页）
　　*  *  *
　　[ⅩⅨ—1235]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要谈的是怎样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并因而增加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那些进入工人消费的、其价值会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商品便宜了。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还有，便宜的劳动资料由昂贵的劳动资料代替了。因此，这里应当研究即考虑到不变资本，因为这里有新的因素加入不变资本（也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自然力不费分文；它们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然而，自然力推动的原动机，或使自然力适用于劳动过程的原动机是有价值的。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过去劳动，正象用可变资本换得的活劳动一样，也形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说，一方面，必要的（活的）劳动时间由于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而缩短，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使用机器而并入商品的那一部分价值也以同一程度或更大的程度增加，那么，商品就不会是变便宜而是变贵，这样一来，活劳动的生产率虽然提高了，却不会创造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相反，剩余价值会减少。因此，在这里[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里]要对下述问题考察一下：并入商品即并入产品的机器价值在商品总价值中占怎样的份额。
　　另一方面，在简单协作和分工使劳动生产力提高时，明显的是，第一，对商品来说，不变资本没有增大；第二，除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和由此引起单个产品价值降低外，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即由于共同使用不变资本，厂房、取暖设备、照明等这些不变资本部分在量上的增长，赶不上这些资本部分作为劳动的共同物质条件而同时为之服务的活劳动量的增长），商品也变便宜了。既然商品因此而变便宜（由于活劳动的生产率本身的提高而引起的商品变便宜除外），所以，这种情况在这里可以提一下，不过只有在关于资本和利润的部分中才能较详细地加以考察。
　　下面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如果说，使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对于劳动本身表现为异己的权力，表现为存在于劳动之外的条件，表现为非劳动本身的性质和条件，——因为工人总是作为同自己的同行不发生社会联系的孤立的工人而同资本相对立，——那么，一望而知，对于这种社会劳动的物质条件来说，情况就更加是这样。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它们，那也就是考察仅仅与资本有关的，即来自资本又归结为资本的情况；也就是考察与工人完全无关的情况，尽管正是劳动本身的这种社会形式才把上述这些外部条件从单个工人的分散条件变为社会的、集中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由于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集中以及由于它们被协作工人共同使用，而能更经济地利用。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们才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既有较高的效能，又能耗费较少的费用，即消耗较少的价值，较少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在考察机器的应用时，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这些劳动条件同劳动本身的性质的相异化，在资本家的意识中是怎样确定下来并成为对付工人的要素的。
　　但是，这只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ⅪⅩ—1236]因而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经谈到过的那种对抗的进一步的结果和进一步的实现。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劳动条件才成为资本，而拥有劳动条件的商品所有者则作为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条件同活劳动的这种分离当然不再存在了，但是劳动的总过程却是资本的过程，是归结为资本的过程。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劳动出现的，因而他本身是资本的一个要素。[ⅩⅨ—1236]
　　*  *  *
　　[Ⅴ—175ａ]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的表现就在于，它利用、消耗材料和工具时，以某种形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从而把物化在其中的劳动，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保存下来；正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或不是要重复进行的过去劳动的产物的劳动的一切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劳动的这种自然力（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此，资本是不给它报酬的，正象资本并不因工人会思考而付给他报酬一样。
　　劳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就在于，通过对已经物化的劳动追加新劳动量来保存前者作为物化劳动的质。劳动的这种性质既不会给劳动带来报酬，也不会使工人花费分文，因为它是劳动的自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物的因素，同材料和工具不再处于分离状态。而这种分离正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存在的基础。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种分离的确消除了，对此资本家是没有花费分文的。何况这种消除不是通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实现的。但是，这一劳动作为目前已经实现的劳动，它本身就已经包括在资本的成分当中，成为资本的要素。因此，劳动的这种保存能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能力。工人追加的只是新劳动；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过去劳动，具有作为价值的永久存在，而不管它的物质存在是怎样的。对于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
　　“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利润之源，按照这个规律，自然界的恩惠在得到人的劳动和技能的协助和支配时，就会充分报答国民的劳动，使国民劳动提供的产品，除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耗的固定资本〈拉姆赛指的是原料和劳动工具〉和繁衍受雇的工人的种族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还有一个余额……除去用于上述目的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总产品中只要还有一点余额，就有可能从产品总量中分离出一种叫作利润的特殊收入并落入人们的另一个阶级手里。”（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05页）[Ⅴ—175ａ]
　　*  *  *
　　[ⅪⅩ—1236]在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劳动条件没有进一步的变化；它们仍然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如果从它们的物质方面考察）。但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实现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中，这些劳动条件的面貌却改变了。它们由于成了为协同工作的工人服务的条件而获得新的规定。在简单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上述变化只涉及可以共同使用的共同的劳动条件，如厂房等等。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机械工厂里，这种变化发展到劳动工具本身。同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情形一样，这些劳动条件以及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被劳动本身的社会形式改变了的），对于工人来说仍然是异己的情况。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这种对立或甚至于异化，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从这些劳动条件在劳动的社会形式下变便宜的观点来考察这些条件时，我们是从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这方面来进行考察的，而且这种变便宜的情况和劳动力的相对贬值是一回事。这里重要的是，单个产品包含的劳动总量（过去劳动和目前完成的劳动的总量）减少了。在协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可以看到，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它以更短的时间生产出同样的商品，而且，不言而喻，由不变资本形成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没有增大。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应该而且正在得到证明。但是，如果考察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在所有这三种条件下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活劳动生产同样商品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
　　反之，在关于资本和利润的部分中涉及的既不是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相反，它被假定为既定的），也不是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的减少，而是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怎样影响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特别是已耗费的活劳动量同过去劳动量之间的比例。这种节约所以成为可能，只是靠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所获得的那些社会形式；相反，在独立的手工业者分散劳动的条件下，或在小农经济中，这种节约却被排除了。这就是从不同观点出发观察同一情况所产生的差别。
　　*  *  *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来考察机器，就会发现，与机器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自动工厂中获得最纯粹最典型的表现。在这类工厂中，机器的应用表现为相互连接的机器体系的应用，表现为形成各种阶段的各种机械过程的总体，并且所有机器都以借助自然力用机械方法推动的原动机作为共同的发动机。在许多生产领域里，使用单个的[ⅪⅩ—1237]机器，或者是用来代替以前的单个的手工工具，或者是代替以前靠工人协作来完成的那种形式的劳动；在后一种场合，例如使用的是播种机、割草机、脱粒机等农业机器。特别在前一种场合[使用单个的机器来代替以前的手工工具]，手工业生产重新出现，不过现在已经以使用机器为基础，例如使用最初的纺纱机、多种型式的织机、缝纫机等。但是，这种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现在只表现为向大工业的过渡。或者，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场合，机器被用来完成个别过程，而其他过程（尽管和那些用机器来完成的过程也是相连接的）则形成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它们需要人的劳动并不是用来看管某个机械过程，而是为了实现生产本身。在机器时代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
　　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它越是成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过程越少（如在不使用走锭精纺机的机械纺纱厂中），它也就越完善。
　　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机器使这样专业化的劳动力贬值，这部分地是通过使劳动力变为简单的抽象的劳动力，部分地是通过在自身基础上建立劳动力的新的专业化，其特点是工人被动地从属于机械本身的运动，工人要完全顺从这种机械的需要和要求。
　　｛李嘉图举的例子（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69页及以下各页）如下：
　　假定一个资本家使用20000镑价值的资本。其中7000镑投在固定资本上，13000镑作为流动资本用来维持劳动。现在7000镑的固定资本又增加了7500镑的机器。这样一来，现在固定资本总额是7000镑＋7500镑＝14500镑。因此，流动资本等于20000镑－14500镑，即5500镑。从前，总产品是15000镑，因而利润是2000镑，是20000镑的1/10或10％。
　　“以前用这7500镑雇用的全部劳动，现在就会过剩。”（第471页）
　　李嘉图接着说：
　　“当然，资本家现在所能雇用的已经减少的劳动量，借助于机器，在扣除机器的维修费以后，必然会生产出等于7500镑的价值，必然能补偿流动资本并带来全部资本的利润2000镑。”（同上）
　　换句话说，剩余价值量，从而20000镑资本的利润率（10％），完全不变，虽然现在雇用的劳动量连以前的一半还不到。以前，可变资本是13000镑，现在只是5500镑。“借助于机器”这句话，在这里毫无意义，因为李嘉图自己就向萨伊解释说，机器只是把它本身的价值（按照年损耗）加到产品上，并不添加任何剩余价值。李嘉图没有考察，初看起来和价值理论矛盾的“事实”是怎样和价值理论一致起来的。｝
　　“机器或发动机是用来推动物体的各种机械工具，它是机械力的组合。机械力——这是某些简单的工具，通常是用来提升重物和克服阻力，这比不使用这些工具而单靠自然力所取得的成效更大。一般说来，这种简单工具计有六种：杠杆、滑轮、绞盘、斜面、楔和螺旋。”（赫顿《数学教程》第174—175页）
　　机械工厂所代替的是：（1）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2）独立的手工业企业。
　　虽然（1）机械工厂用机器代替了由协作造成的力量，否定了简单协作，（2）它消灭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否定了分工，但是，在机械工厂本身中既有协作，又有分工。关于协作，无须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需要指出的只是，由于机器体系是机械工厂的物质基础，在这里，简单协作比分工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ⅪⅩ—1238]但是，在这里，我们谈的主要是，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分工在机械工厂里占优势，而又不同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
　　这里需要区别两种情况：
　　（ａ）或者是象纺纱业，造纸业等方面的情况，机器已发展成为机器体系，它们完成作为顺次经过的各个阶段的各种不同的过程。这里自然会出现机械工厂所特有的新的分工，这要特别加以考察。
　　（ｂ）或者不存在机器体系；因为我们理解的这种体系，不是指动力，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相互连接。这种相互连接毫无例外地存在于所有机械工厂里。这里，又可能有两种情况：
　　（α）或者是手工机床被机器代替，例如，手工织机被机械织机代替，或手工车床被机械车床代替。在这里，机械工厂直接代替手工业企业，而这类机器[为了自身的生产]又能够使某种新的手工业企业产生。一旦这些机器在其发展中形成机械工厂，协作就成为这种工厂的特点。许多这种机器（由同一发动机以及与它相连接的传动机构推动）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共同工作，因此需要配备许多人——这些机器的下手，他们同时地并排地进行劳动。无论是只有少数帮工的小业主使用单个这样的机器，或是在一个企业里使用许多这样的机器，——在这两种情况下，手工业者都被单个机器代替了，从前这些不同的作业由手工业者来完成，他们的劳动形成或大或小的工作总体，而现在各种作业则由单个机器来完成。上述手工业者被机器的单纯下手所代替。在许多这样的机器被集合在一起的机械工厂中，情况也是这样。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肌肉力还发挥作用，因为在使用这种机器时仍然以人为原动力，而在工厂里，自动机，机械发动机代替了人。这里根本未曾有过我们所理解的分工。因此，它也没有被消灭。[由于使用机器，]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被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单的机器劳动。所谓简单的机器劳动，我们指的是应由看管工作机的人来完成的辅助作业。
　　（β）如果这类机器代替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在上述例子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么，这种代替是直接以否定分工为依据的。劳动力由于分工而达到的专业化被消灭了，于是劳动力贬值，因为工场手工业作为一个体系要求劳动力划分等级，以便使一处的比较简单的劳动，有另一处的比较复杂的劳动来相配合。[由于使用机器，]更加简单的劳动代替了以前的简单劳动，尽管后者是专业化了的并在专业方面（即使它是多么微不足道）达到高超的程度。在这里，工场手工业企业可以重新变为手工业企业，即由一些独立的小业主带领少数帮工来经营，不过，这仍然只应看作是向机械工厂的过渡阶段。
　　就这里存在分工而言，这种分工只是来自机械工厂的总的结构，就是说，首先，是由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存在着差别。原动机要有锅炉工，给它加煤，加水等，还要有清除炉灰等的清洁工。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只不过是辅助工人，他们的人数由工厂中使用的原动机总数来决定。在这里，分工的原则并不在于发展某种特殊的专业，而在于一定的简单的作业可以由一个人去完成，而对许多人有同样好处，不管范围大小都是一样。例如，同样生一个火炉，既可供多数人取暖，也可供不多的人取暖。其次，分工的原则在这里来自于机器本身，来自于那些为保持机器经常完好而进行的维修机器的作业。因此，这里谈的是那些例如负责打磨[ⅪⅩ—1239]粗梳机的工人或工厂所配备的机械师和工程师。工厂所以能配备一些人做机械师或工程师，只是由于工厂内同时工作的机器数量很大，因此经常需要修理和排除故障等，以便能够有效地使用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当然，这只不过是几个人，他们不完成任何“机器劳动”，工厂是从维修工厂设备所必要的辅助工作人员（机械制造工、工匠等）中配备这些人的。
　　最后，是打扫工厂的垃圾、运走工厂废料的辅助工，这是儿童劳动的主要形式（指的是英国工厂法中所说的“儿童”）。这种工作同真正的机器劳动毫无共同之处，这只不过是辅助劳动，这里谈不上发展特殊专业，这只是不需要很大气力和不需要发展某种专业化的辅助作业。｛妇女和儿童在花边机上完成的是机器劳动。｝这种工人在任何（机械）工厂都有，在部分手工工场中也有。
　　至于实际看管机器作业的工人，即工厂的真正骨干，他们全都完成同样的工作，因此这里没有任何本来意义的分工，只有简单协作，不过这种协作的作用，不是由于人的协作而达到节约，而是由于在使用大量同种机器时使用共同的发动机和共同的传动机构而达到节约（撇开建筑物等的节约不说，这种节约也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特点）。
　　最后，既然这里首先需要儿童来从事十分简单的辅助工作，其次需要男女少年和妇女来从事真正的机器劳动，于是就产生新的分工，这种分工在手工业生产中和以协作为基础的奴隶劳动情况下就已经遇到过，这就是监工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是由于在工人大军中必须保持纪律和进行监督而造成的（正如在其他大军中也需要这些东西一样），而这种分工同发展专业化毫无共同之处，除非说的是监督、指挥和吹毛求疵方面的专业化。实际上，对工人来说，这些监工就是资本家。在带领少数徒工一起劳动的手工业小业主那里，上述进行监督和指挥的劳动，惩戒的权力，是同他本身的劳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是同他的徒工们一起劳动的。在工业资本家那里，“他的”这种监督劳动是由他的代表即[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的，这是工厂的军士。实际上，从事真正的监督劳动的，不是资本家，而是监工，这种从属、隶属关系是机械工厂的一般特点，正如督促奴隶干活的黑奴同干活的黑奴之间的关系是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协作形式的特点一样。这是对劳动进行剥削的劳动。
　　无论是在刚刚考察过的那类机械工厂中，还是在以某种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不管这些工厂代替的是独立的手工业，还是工场手工业，有高度技巧的劳动往往被机械工厂特有的简单的机器劳动所代替，专业都被消灭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以某种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ａ点[注：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这里当然存在分工。｛这种机械工厂和上面考察过的那种机械工厂所共有的特点，从而是一切机械工厂都具有的特点，在这里无须再重新分析。｝这种分工的物质基础，是各种专用机器，它们完成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因而配备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和负责专门看管这些机器的工人小组。在这里，也总是形成着工人的骨干[本企业的]，他们由从事主要的最后工序的工人组成，而不是由从事准备工作或修整工作的工人组成。在这里，儿童们遇到新形式的辅助工作，即这里劳动对象不是靠机器本身，[ⅪⅩ—1240]而是靠搬运工从一个机器传送到另一个机器，这些搬运工实际上只是传递员，只是把材料从一个机器传送到另一个机器的手和脚。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因为有一些作业需要力气大一些，身材高一些等等才能完成（视待加工的材料而定），需要手指更灵活，手更巧，或者有更大的耐力（特别是在加工坚硬材料等场合）。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是按照技能和力气的等级来分配的，这要看使用劳动工具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力气，以及这里需要什么样的（较易达到或较难达到的）熟练程度。个人身体上和智力上的某些特点，在这里是这样利用的：通过片面发展这些特点而在手工工场中建立由人本身组成的总机体。而在机械工厂中，这个总机体的骨架却是由各种类型的机器本身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机器完成总生产过程所要求的特定的顺次进行的个别过程。在这里，不是特别发达的劳动力作为能工巧匠来使用特殊的劳动工具，而是自动工具需要专门的、固定配备给它的仆人。在那里[在手工工场中]，工人使用特殊的劳动工具，在这里，特殊的工人小组看管完成各种特定过程的机器。技能上的等级在不同程度上是手工工场的特点，而在这里却被消灭了。
　　相反，这种机械工厂的特点是工人职能的普遍划一，因此，真正从事机器劳动的工人，只需很短时间，并且无须大力培训，就能从一种机器转到看管另一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的形成，是由于待完成的特殊作业只能由特殊专业化的劳动力来完成；因此，这里不仅应该按这些专业组配备劳动，而且应该按这些专业组实行真正的分工。相反，在机械工厂里，专业化的是机器，而由机器同时进行的工作，尽管完成的是同一总过程的顺次进行的阶段，却要求为它们分配特殊的工人小组，每一组都始终完成同一的、同样简单的职能。这与其说是专业化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倒不如说是把工人分配给专用机器。在前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使用特殊劳动工具的劳动力；在后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特殊的工人小组所看管的机器。撇开上面已经提到过而在这里又遇到的单纯的辅助工人不说，这里工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力气和灵巧性。但是，这里需要使用的力气，只是区别于妇女和儿童的每个成年男子所具有的平均力气。因此，这种差别就归结为性别和年龄上的简单差别。至于手指要灵巧和熟练，以及反应要快，思想要完全集中，这是因为工人看管机器时活动的速度要适应机器本身的速度，并且同时要照看几台机器和一台机器的许多作业；例如，接纱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灵巧性，——这里主要在于操练和习惯，不过撇开这点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不需要特殊专长，而是需要勤奋，这种勤奋是一定年龄的人所特有的，并且发育不完全的（少年的）机体比发育完全的机体更易于具备。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的这些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应性，对机器的从属性。这种被动性的专业化，即专业化本身的消灭，是机器劳动的特点。机械工厂本身实行改良，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在机械工厂本身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地形成的任何一种技能。因此，这是十足简单的劳动，其特点是单调、乏味和从属于机器；这是死板的劳动，[ⅪⅩ—1241]就象在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一样，要求个人的完全服从。它阻碍专业的发展，可是它本身却一次又一次地使这种非专业化的劳动专业化。在这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最后的自我满足消失了，在这里，由于这种劳动本身乏味而使人十分淡漠。
　　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是连续不断的。在机械工厂中，连续不断的是对机器工作的注视，以及为机器的动作所制约的工人的动作（在工人必须和机器一道前后运动的场合）。相反，这里真正的干扰是偶然的，取决于机器是否发生故障。因此，工人作为机器的仆人而从属于机器的现象，在这里是不变的，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仆人的角色总是由工具来担当。
　　在作为整体来看的工场手工业中，单个工人构成总体机器的有生命的部分，即构成本身是由人组成的机体的那种工厂的有生命的部分。相反，在机械工厂（即在这里所考察的发展为机器体系的工厂）中，人是总机体的有生命的附件，而这个机体是以机器和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但是，总的机器体系是由各个机器组成的，每个机器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人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
　　实行（简单）协作和把协作工人当作一个巨大的总自动机的活动附件和仆人而分配到这个自动机的各个部分上，工人象从属于自己的命运一样从属于机器，从属于机器的动作和作业，各种劳动的划一和被动性，缺少专业化或至多不过是单纯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发展专业，——这一切，就是机械工厂的特征。纪律和隶属关系在这里不仅是由协作产生的，而且也是由工人对总机器体系的从属而产生的。
　　尤尔，工厂制度的这个无耻辩护士，尽管在英国受到驳斥，但是他毕竟是有贡献的，因为他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并且准确地表述了自动工厂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而工场手工业曾被亚·斯密当作基础的基础来加以考察（有关的论述以后再摘引）。消灭技能的等级，摧毁“分工”背后建立起来的专业，从而造成被动的服从，以及与此有关的绝对纪律，隶属关系，对钟表的指针和工厂法的服从，——所有这一切，正象我们从下面的一些引文中马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尤尔都十分正确地指出来了。工人重新获得的普遍性，只是潜在地存在于这一制度中，因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是淡漠的，劳动的内容是他身外的事，还因为[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他没有发展任何专业。不过，这里实际上发展着某种无内容的专业。
　　[ⅪⅩ—1242][注：在第ⅩⅩ本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着：“1863年3月”；后来又加上：“4月、5月”。——编者注]在手工业生产中以及甚至在工场手工业中，工具的动作决定于人的动作。相反，在机械工厂中，人的动作决定于机器的动作。戴·巴莱爵士说道：
　　“（1）〈工人〉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第19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42页]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象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同上，第217—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465页]
　　这一切立法都归结为罚款或扣发工资。恩格斯从一个规则中摘引了一段：
　　“（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便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便士。”
　　“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同上，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5—466页]
　　“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同上，第2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6页]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立法——独一无二的法规（至少奴隶主不搞这类立法丑剧也行），它的公开目的无非是使那种只考虑私人利益，只考虑榨取金钱的立法者靠牺牲他的臣民来最大限度地“发财致富”。
　　恰恰象尤尔这样的工厂制度的辩护士，虽然维护这种完全失去个性的劳动、兵营制度、军事纪律、机器对工人的奴役、人受钟声指挥、工人受工头监视、精神和体力活动的任何发展可能都完全被消灭，可是他一看到国家实行一点点干涉就大叫大嚷，说个人自由和劳动的自由活动被破坏了。
　　“强制的过度劳动。”（恩格斯，同上，第1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05页]
　　“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同上，第1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04页]
　　机器“为害于工人，而不是造福于工人”（同上，第17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25页]。
　　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劳动场所；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教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ⅩⅩ—1243]比较“没有教养的”人聚集在一个场所，——这一切都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
　　“全日工”、“半日工”，即从事全日劳动的成年工人和只从事半日劳动的儿童的这些叫法，不仅英国工厂主使用，而且在官方的工厂报告中也可见到；对于工厂制度来说，这种叫法比区分为主人和“人手”更能说明问题。这里，工人只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年龄的差别被归结为全日和半日，10+（1/2）小时和6小时，工人只是人格化的劳动小时。
　　“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推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同上，第1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37页]。
　　毫无疑问，工厂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多地牺牲妇女和儿童。同时，妇女和儿童在机械工厂里占多数这种情况，会摧毁反抗并产生使成年男子也注定要遭受奴役和屈从的消极因素。
　　“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仁慈的资产者”）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同上，第1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37页]
　　1817年欧文（那时他是新拉纳克的工厂主）就上过请愿书，请求用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儿童的健康。在1818年、1825年和1831年通过的工厂法中，
　　“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约·凯·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21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7时半到早上5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18岁以下的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不得超过12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9小时”。（同上，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56页]
　　由于使用童工，工人不出卖自身的劳动，而出卖自己的孩子的劳动，也就是出卖自己的孩子，即从事奴隶贩卖。由此便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上的根本改变，因为现在同劳动力购买者对立的已经不是自己的劳动的出卖者，而是他人劳动的出卖者，未成年的和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的劳动力的出卖者。成年工人由于童工的竞争而丧失的东西，已婚的工人企图以出卖自己的孩子来补偿。这里，连表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特征的契约形式也没有了，连缔约者双方形式上的自由也没有了，因为，签订契约的不是儿童，而是代他们行事的父母。一个英国著作家，托利党人，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儿童劳动被动员起来帮助他们〈成年工人〉，他们甚至让儿童们为成年人每天的面包而劳动，儿童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有益于自己未来生活的训练，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赖尔版第66页）
　　[ⅩⅩ—1244]工厂制度包括父母出卖自己的子女在内；与此同时，产生了工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萌芽时期即在童年时期就被破坏的情况。
　　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总是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有酬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工资的实际变动。但是，从工资的平均价值中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价值包括足够赡养一个工人家庭的工资。由于工厂制度把妇女和儿童变为被迫谋取自己的生存资料的雇佣工人，因此，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这不仅是因为妇女和儿童以其他工人的竞争者身份而出现，而且还因为现在支付这一平均价值，是通过把它分配到家庭所有成员身上来进行的。李嘉图的一个信徒德·昆西关于这一点正确地指出：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大量发生这种现象：三个每周工资为6至8先令｛工资太高了！｝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至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马斯·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147页注）
　　因此，毫无疑问，由于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下降了，贬值了；或者说，这是机械工厂的直接结果，因为机械工厂既不需要肌肉力，也不需要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比较成熟的年龄才开始训练，并且只有以后充当多年学徒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工厂制度的最初结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学徒制。
　　1833年工厂法是英国资产阶级自己建立的委员会的产物。它
　　“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纺织工厂除外）；规定9岁到13岁的儿童每周的劳动时间是48小时，或每天不超过9小时，14岁到18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是69小时，或每天不超过12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18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恩格斯，同上，第2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58页]。
　　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劳动力贬值为基础的，可由它内在地反对教育的论战来说明，这种论战的例子前面已经举过了。工厂制度要求的条件就是这种生产机器不发展！
　　1844年皮尔政府时期，年龄为8至13岁的儿童的工作日规定为每天6小时半，13岁以上的工人为12小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包括吃饭时间）。
　　只要能榨取“剩余价值”，哪怕是
　　“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同上，第21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2页]。
　　工厂制度的特点是，它本身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在这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但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
　　[ⅩⅩ—1245]机器劳动消除了肌肉的多方面的紧张，它不让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不许
　　“工人思考别的事情”（同上，第2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3页]。
　　此外，它使工人的智力和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就从属于它。
　　这——
　　“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同上）。
　　“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皮带和纱锭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同上）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詹·菲·凯博士的话）（同上，第217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页]
　　两本书——尤尔博士的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无疑都是关于工厂制度的著作中最好的；两本书的内容相同，只有一个区别：尤尔是作为这个制度的仆人，作为被这个制度俘虏的仆人来讲话的，而恩格斯则是作为这个制度的自由批评家来讲话的。
　　关于北明翰的小业主，恩格斯指出，这里的工人状况更坏。
　　“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同上，第2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86页]
　　在和大工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利润率下降的场合，也总是如此。在其他场合由一个资本家独吞的利润，要在小业主中间分配，他们处境窘迫，不得不把工资削减到非常低的程度。
　　在伦敦的时装店里雇用了约15000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在一年内约有4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每天工作15到18小时。在大多数商店里，女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6小时，常常只有3小时或4小时，有时甚至只有2小时——即使不是通宵工作的话。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
　　“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14岁到20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同上，第2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6页]
　　伦敦的女缝工的情况也是一样。
　　[ⅩⅩ—1246]实行大工业制度的有：
　　（1）真正的工厂；
　　（2）现在仍然是部分地使用机器的工场手工业；
　　（3）农业。
　　在所有这些生产制度中，生产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所有这些生产领域加在一起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相比，相对来说是不多的。因此，许多工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他们的阁楼里受到赤裸裸的剥削，他们在那里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发展上，而只是建立在过度劳动和工人生活的极度穷苦之上。这就是伟大的制度所游离出来的人身材料，他们被迫屈从于任何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制度的可怕后果比它本身内部直接表现出来的更为严重；多余的人口首先当然被抛到同种的手工业企业中去，然后，一般是被抛到旧的劳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资本在形式上进行剥削，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这种生产方式最终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渗入到裁缝业、缝纫业、面包业、刺绣业、花边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中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确还表现为进步和状况的改善！因此，这一制度的辩护士，如尤尔，就指出了工厂制度在它本身之外，即不管是在小业主的企业中或在仅仅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所造成的劳动制度的可怕景象，以此证明工厂制度相对来说是美好和优越的！不过，他们忘记了上述这些劳动部门只是工厂制度的外部分支机构，是它的直接产物和后果！
　　“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同上，第2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02页]
　　“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同上，第3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65页]
　　根据《每日新闻》（1862年）的材料，伦敦每月平均大约有15起饿死事件。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工厂制度的品得，尤尔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一卷中关于工厂制度的本质说些什么吧。
　　他在谈到使用劳动工具的手工业者同使用工人的机器体系之间的差别时写道：
　　“据说，蒸汽机推动机械织机快速运动，迫使在织机上操作的工人用同样的速度才能跟上它；而在家里干活的织工则不受这个自动发动机的不停的动作的约束，他们自由自在地投着梭子和蹬动踏板，完全随心所欲。”（法文版第1卷第10—11页）
　　这是罗·皮尔爵士的见解，其实他还以为他是生活在他父辈织工的美好的旧时代，那时，
　　“在普通的手工织机上操作的织工大部分是小农”[同上，第11页]。
　　针对这一见解，尤尔引用了曼彻斯特卡尔伯特医生的话：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错误的了；他们在城内的地窖和阁楼里生活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分悲惨地打发着日子，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一天劳动16到18小时。”[同上]
　　如果不是机器的竞争把他们赶进地窖和阁楼并迫使他们劳动16到18小时，那又是什么呢？
　　[ⅩⅩ—1247]“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这些工人，一部分是上述辅助工人（尤尔在这里谈到的那些工人），一部分是军士（监工），一部分是归入这里的机械师和司机。
　　什么是典型工厂或机械工厂呢？
　　它“的标志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发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械体系……一切工厂，只要它的机械不形成连续不断的体系，或不受同一个发动机推动，都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个术语〈工厂〉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同上，第18—19页）。
　　这些就是机械工厂的主要特征。它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是从一个自行发动的中心发动机获得动力的互相连接的生产机械体系。这个机器体系，连同它的自动原动机，构成机械工厂的躯体，有组织的机体，各种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的主要区别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是年龄和性别的差别。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
　　原料经历各种形态变化，与此相适应，就有机器体系中的各种机器。
　　机械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
　　“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同上，第22页）。
　　接着尤尔写道：
　　“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在劳动已经可以普遍减轻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不管过去从事农业的还是各种手工业的，都是一样）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同上）
　　在这里，尤尔承认，尽管工厂中的工作并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等等，可是必须从幼年起就在傅立叶称之为温和的监狱的这种工厂[134]中劳动，以便能够整天受“纪律”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的支配。这个自动机在这里就是专制君主。
　　“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体系几乎还无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则，他看到，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生产部门里，有一些作业……越来越容易完成，[ⅩⅩ—1248]另外一些作业……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可以指派一些按技能付给报酬的工人到每一项比较难的作业中去。”（同上，第27—28页）
　　“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代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诚然，自动工厂的作业计划完全没有规定把各种形式的劳动按各种个人能力进行分配，或不如说使之适合于这些能力，相反，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非常规律地自行动作的、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同上，第28—29页）
　　｛使尤尔更加感到惊异的是，这些工人对于使他们的劳动力和专长贬值的“特殊机械”竟然不表示感谢！｝
　　（尤尔也谈到他的专制君主即自动机的“臣民们”：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同上，第26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如果说在手工劳动体系下制造某种产品时工人的双手通常占花费的绝大部分，即技巧驾驭了材料[注：“技巧驾驭了材料”出自奥维狄乌斯的《变形记》。——编者注]，那么，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却越来越为机器的简单下手所代替。”（同上，第29—30页）
　　｛工人从有才能的人变成了简单的下手，难道对此他们应该表示感谢！｝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在那里他自己就应该是自动机〉，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页）
　　（尤尔先生在这里承认，自动体系也和分工一样，把活动固定在一点上，只是必须在少年时期就把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摧毁，使他变为“自动机的器官”。）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各种等级的劳动的分工；锉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现在却被机器等等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带自动刀架的机械车床所代替。贝尔珀和米尔福德大型棉纺织厂的机械部分负责人安东尼·斯特腊特先生非常憎恶旧学校传统，以致他不愿雇用学过普通徒工课程的任何人来劳动。”（同上，第30—31页）
　　（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久，学徒法真的不得不取消。）
　　各类劳动的各种专业等级取消了，自动体系的特点就是：
　　“适应自动体系而消灭劳动差异。”“为了适应上述劳动等级，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ⅩⅩ—1249]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样调换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同上，第32页）
　　充满自豪感的伟大的尤尔说：
　　“这种对可能性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同上，第33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部分具备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的纺纱厂（英语叫作throstlemills）里，纺纱劳动全部由16岁和16岁以上的女孩子完成。用自动纺纱机代替普通的走锭精纺机，使大多数纺纱男工被解雇；留下的是儿童和少年。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个工厂的老板在给议会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中声称，实行这样的代替办法，他可以解雇40名左右平均收入为25先令的纺纱男工，这样他每周将节省50镑工资。这种趋势只是使那些眼光机灵和手指敏捷的儿童留下干活。”
　　｛这些机灵的眼光和敏捷的手指应该及时地用来填满工厂主的腰包｝，
　　“而具有长期经验的工人则被换掉了。这一事实表明，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这种繁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运用了”（同上，第34—35页）。
　　｛在本书的英文版里是：被抛弃了；在法译本中是绝妙的双关语。｝
　　尤尔对“趋势”和“一贯目的”，即对排挤劳动、使工人服从于“自动机－专制君主”，通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人的劳动和以粗工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工人的劳动的办法来降低劳动的价格等，作了十分正确的描述，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自动工厂的本质，可是他又指责工人，说他们以自己的罢工来加快这个美妙制度的发展进程！既然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好的，那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比“加快”这个制度的发展更为合理的东西呢！
　　妇女和儿童在自动工厂占优势，当然最好地证明，这种工厂同以分工为基础的、需要“具有长期经验的工人”的工场手工业相比，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
　　关于在工厂制度中运用“物理学”，尤尔说，我们在其中发现
　　“成千的定理带来的金色果实，这些定理在专科大学的高墙深院里是长期不结果实的”（同上，第36页）。
　　“一匹马在负重满载的情况下，在24小时内使役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同上，第42页）
　　（难道儿童能劳动12小时？）
　　对于蒸汽机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这种界限的。
　　“一台60匹马力的发动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的花费是1565镑，约为同一时间内养马费用的1/5。”[同上，第43页]
　　“‘博耳顿和瓦特’公司制造的许多机器〈蒸汽机〉不停地工作了40年，还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修理。”（同上，第44页）
　　[ⅩⅩ—1250]“蒸汽机不仅能补偿保养它的费用，而且还能补偿推广它的费用，它们消耗大量燃料，可是，同时却用它们的强有力的胳膊把死水抽上来，把煤从矿井中提上来；它们给许多矿工、工程师、造船工人和水手提供工资，并激起修筑运河和铁路的需要。”（同上，第44—45页）
　　关于机器的优越性，尤尔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劳动’〈？？〉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5页）
　　这样来说明问题，首先是排除了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其次是排除了随着劳动连续性的提高而提高的劳动强度。尤尔在这里所谈的上述论点，应该说有一点是合乎常理的，即已经增多的产品量的价值是不变的，这和我们在别处所注意的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不同的。
　　“蒸汽机永远不需要休息。”（同上，第42页）
　　“工厂哲学在节约动力方面作了极好的发挥。”（第41页）首先是在原动机上节约。（第42页及以下各页）在传动机构上节约。（第55、56、57页）在工作机上节约。（第58页及以下各页）
　　“目前几乎一切劳动工具都不同程度地自动化了，而完成的工作比工人的双手所能完成的更便宜和更精确。”（同上，第57页）
　　“使用自动工具不仅增加精确度和加速工厂所需要的机器的制造，而且也十分明显地降低了它们的生产费用和提高了它们的灵敏性。”（同上，第61页及以下各页）
　　尤尔先生自己承认，
　　“无论英国的工厂所有者学识多么渊博”，他们“对自己部门的生产方面”的了解，也决“不会象在营业方面了解得那么好”（同上，第65页）。
　　在第66页上，尤尔谈到工厂主们在“出色机器的构造”问题上的“无知”。（因此，他们依靠“经理”。）不过，这些“经理”和工厂“所有者”不同，用尤尔的话来说，他们是
　　“我们工厂制度的灵魂”（同上，第67页）。
　　以前，尤尔和我们谈过，工厂工人对应用力学和物理学的实质是深有理解的。现在，说到工厂主，他却承认：
　　“可能会设想，置身于机器体系的中心，获得这类知识比谁都容易，但是经验表明，这是误解。”（同上，第67页）
　　他非常正确地谈到
　　“工厂主的商业观点”（与技术观点截然不同）（同上，第66页）。
　　自动浆纱机（见恩格斯的著作[135]）是罢工的结果。
　　“这是应当使工人放弃任何暴乱的例子，这个例子向他们表明，科学同资本结合，必然会粉碎工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同上，第63页）
　　[ⅩⅩ—1251]以后再从尤尔著作的第二卷中摘录需要的材料。
　　现在首先考察机器代替劳动的问题。
　　机器代替劳动
　　｛见第Ⅳ本笔记本第138ａ页[136]。那里提到的几点，是同我们现在才来谈的问题，即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比例有关的。那里已经指出，这一切实际上涉及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以总工作日的长度已定为前提，对这个论点现在还应该作两点补充。
　　[第一，]机器减少某一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这些机器一方面提高剩余价值率，那么，它们另一方面就减少剩余价值量，因为该资本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第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商品价格的降低和劳动力的贬值，同一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不仅（按一个工人平均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而且同一资本同时剥削的工人人数也增加了。这一点适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切手段（因此也适用于机器）。
　　剩余价值（我们这里不谈利润）总是同剩余劳动相等。剩余价值率，即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的必要劳动的比率，等于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因为，可变资本等于一个工人的工资乘以这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
　　假定一个工人的工资等于10，工人人数等于ｘ，那么，可变资本（等于已经支付的工资总额）就是10ｘ。如果一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2，那么，ｘ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等于2ｘ。而2ｘ/10ｘ这个比率，即全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仍然等于2/10，即一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率。2/10＝1/5，这就得出，剩余劳动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1/5。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剩余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只能同必要劳动成反比，而剩余价值率则始终和剩余劳动率相等。
　　但是，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经表明：它的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会使一定量的可变资本可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假如工资等于ａ，而工人人数等于ｘ，那么，可变资本就等于ａｘ。假定ａｘ是一个既定量，等于ｖ（可变资本），那么，显然ａ越小，工人人数ｘ就越大；而ａ越大，ｘ就越小。该可变资本ｖ可以购买的劳动力的数量，显然取决于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视劳动力价值而增减。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劳动力贬值多少，也会使ｖ能够同时雇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多少。这样一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或者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同一些手段，就会增加剩余价值量，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提高了对一个工人的剥削率，而且还由于同一资本ｖ根据这个剥削率可以剥削数量更多的工人。因此，剩余价值增加，不仅是由于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而且是由于同一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增大了。所以，相对剩余价值不仅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同时也是同一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增加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并不只是和必要劳动时间率的降低等同，因为在这里，同时涉及到决定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剩余价值率[ⅩⅩ—1252]和同一价值的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
　　这种情况同以下规律决不矛盾：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和总资本的比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降低，因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降低了——这个原理是考察利润时的主要观点。上述情况同特别是在考察机器时所发现的以下原理同样不矛盾：同一资本（总资本）会减少它所雇用的工人人数。
　　假定总资本等于500；假定ｖ∶ｃ（可变资本比不变资本）最初的比例等于400∶100，即预付资本的4/5用于ｖ，1/5用于ｃ。假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变资本由100增加到400。这种发展本身不仅可以使得用于工资的资本从400减少到100（因为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3/4），而且可以使减少到1/4的工人人数由于这些条件而只值50，而不是100。原来等于400的可变资本现在可能推动人数多一倍的工人，而减少到50的可变资本，——按其本身的量来说，——现在实际上推动着比以前多一倍的工人。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增加了，虽然这一可变资本，从而所雇用的工人的绝对数量减少了。
　　以劳动生产率的既定程度为前提的绝对剩余价值，只有在增加资本或者使用更多资本的情况下，才能使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从而在既定的剩余价值率条件下使剩余价值量增大；不言而喻，剩余价值的增加有助于资本的这种增长，因为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不管它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会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资本的积累会增加。而相对剩余价值，则直接提高无酬劳动率和缩小工资的绝对量，从而使同一可变资本在加强剥削程度的情况下，能够同时剥削更多的工人。相对剩余价值使同一工资量能够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包括吸收女工和童工），它就是这样影响人口的绝对量（正象它不断在这个部门或那个部门中造成劳动过剩，经常使人口相对地增加一样），从而增加构成资本剥削基础的活的劳动力的量，增加从中榨取剩余价值的活材料。｝
　　如果在某一个部门使用机器后，在业工人人数减少了，同时由于进入工人消费范围的商品变便宜，在业工人工资也降低了，那么，在没有发生上述变化的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工资也会同时降低；在所有其他部门中工资之所以降低，是因为构成工资的要素之一的价值降低了。在这里，使用的劳动数量还是和以前一样，但使用这个劳动数量的资本却减少了。因此，以前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就会游离出来。
　　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可以用于扩大这些生产部门本身，或者可以投入新的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占领一个又一个部门（我们这里撇开收入的使用价值增长，因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再转化为资本这点不说），资本就这样不断地游离出来。当然，达到这种结果比机器排挤工人要慢些。另一方面，对失业工人的需求则会中止或减少。因此，那些部分地是从这些失业工人的消费中牟利的资本就会部分地贬值，如果它的所有者不能把自己产品中这样游离出来的部分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掉。但是，可变资本现在已转化为不变资本，已经不再产生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甚至这种由可变资本转化成的不变资本最初所推动的劳动（机器制造业工人等）也从来不如它所解雇的那样多，因为，用于机器的这部分资本，比如说是1000，现在不仅是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同时也是机器制造业资本家的利润，而从前它只是工资。（见李嘉图的著作[137]）
　　[ⅩⅩ—1253]资本在无限地追求发财致富时，力求无限地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增长，——不用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为资本增加了使用价值，——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增长，而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是劳动生产力，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生产力。
　　*  *  *
　　积累。
　　在考察总资本再生产过程时，我们谈到原有规模的过程的再生产，在那里就已指出，这一过程的不同要素是怎样有规律地决定的，以及不变资本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和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之间事实上是怎样进行交换的，等等。其次，我们看到各阶级的这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怎样换成贵金属生产者的新的金银。[138]一旦再生产过程直接成为积累的过程，即剩余价值（收入）转化为资本，那么，上述的相互关系就不存在了。这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一部分[剩余价值]，无论具有进入不变资本即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形式，或者具有进入可变资本的商品形式，最终都换成货币，——或者换成积攒起来的货币，或者换成新输入的金银，——并且，这种货币形式的剩余部分在一方作为潜在资本而沉淀下来。这种形式的潜在资本，是支取未来劳动的凭证。这种凭证是否具有信用券、债券等等形式，对资本来说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资本可以用任何一种所有权证书来代替。每一个资本家如同国家债权人凭自己的息票一样，凭自己新获得的价值，拥有支取未来劳动的凭证，并且通过攫取现在正在进行的劳动，就已把未来的劳动攫为己有。货币形式的资本的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而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
　　可变资本加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加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在前一种场合，ｖ只能雇用ｎ个工人，比如说，用100塔勒雇用100个工人。在这里，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形成固定的比例。当然，当工作日绝对延长时，每天劳动16小时的100个工人（他们的产品为1600劳动小时），就代替了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133+（1/3）个工人（因为12×〔133+（1/3）〕＝1600劳动小时）。换句话说，用延长劳动时间4小时的办法，和假定工人人数增加33+（1/3）并且每天仍然劳动12小时一样，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在这里节约了这33+（1/3）个工人所需要的劳动工具、厂房等等。即使对这4小时剩余劳动也按12小时的比例同样付给报酬，也就是资本家不是完全无偿占有，也会得到这种节约。这里绝对地节约了预付的不变资本，这种预付不变资本不会按照被剥削的劳动量的增长程度而增长。如果说不变资本部分（劳动工具、厂房等等）损耗得较快，那么，第一，这种损耗程度（在劳动工具方面，特别是在厂房方面）赶不上这些劳动条件在生产中使用的增长程度。第二，这也不会对所生产的商品增加任何一点追加价值，因为这些劳动条件和劳动之间的比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而在实际上则是降低了。第三，加速周转，使较大量的预付资本立即得到补偿，对资本家说来，就是直接的利润。单个资本家始终只能支配一定量的资本。周转的每次加速，都使资本家可以花费较少的资本——因为加速周转，使应当预付的资本量减少，使较少的[ⅩⅩ—1254]资本可以完成较多的资本所完成的事情，——来剥削同样数量的劳动，并减少与经营有关的生产费用，提高资本家运用自己资本的能力。然而，所有这些看法都属于考察利润的范围，在那里要研究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总量的比例。
　　至于可变资本，如果资本家对4小时追加劳动时间仍按原来12小时的比例付给工资，换句话说，如果这4小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和原来的12小时一样，那么，资本家付给100个工人的工资就应当和原来付给133+（1/3）个工人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变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情况相反，一旦工作日从12小时增加到16小时，从而完全无偿地占有较多的剩余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全部占有4小时剩余劳动），那么，当然原来在12小时工作日情况下为了生产同样的价值量而应当支付的可变资本33+（1/3）塔勒就节约下来了。但是，只有用100塔勒才能雇用100个工人。用在这些工人上的可变资本和它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仍然不变，虽然，相对来说，同它所推动的剩余劳动量，从而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付给报酬的已经增加的工人人数相比，可变资本减少了。
　　相反地，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由此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在业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改变了。现在雇用同样100个工人，也许只用70塔勒就够了。因此，撇开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不说，等于30塔勒的这部分可变资本就游离出来了。同等数量的工人会生产较多的商品，提供较大的剩余价值。然而，在这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由于工资降低了，也是由于可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减少了。由此可见，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减少或增大，同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数量之间比例的变化问题不是一回事。
　　因为一定的可变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由剩余价值率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这两个因素决定的，所以，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必须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这两个因素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实行分工和简单协作时，多半出现这种现象：工人人数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有所增加，但却是由价值较小的可变资本来推动和表现的。在实行机器生产时，在业工人人数减少了，与此同时，同工人人数相比，可变资本的价值也相对地减少了，因此，如果现在雇用50个工人，而不是100个工人，那么，推动这50个工人的可变资本就会少于按原有规模推动100/2或50个工人的可变资本。
　　关于借助于机器节约劳动的问题，罗德戴尔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机器的特点，因为劳动借助于机器，可以生产没有机器就不能生产的东西[139]。然而，后面一点仅仅同机器的使用价值有关，而同机器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同剩余价值毫无关系。
　　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和较大量的使用价值，资本只需购买较少量的必要劳动。因此，[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如果资本的总价值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是既定的量，——要以资本的不变部分同可变部分相比（即同花费在活劳动上的、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资本相比）不断增长为前提。同时，这一点表现在：较少量的劳动推动较大量的资本。
　　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如果劳动时间延长，那么，原材料数量就应当增加。但是，劳动量和不变资本量（在不变资本中只有构成原材料的那一部分增长的情况下）相互间仍然保持固定的比例，并且[ⅩⅩ—1255]也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长（虽然有酬劳动量不是按照不变资本增长的比例增长，但工人人数仍保持不变）。如果这里总工作日的长度是既定的，那么，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
　　虽然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们应当只注意剩余劳动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不是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例，可是，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却一定要指出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决定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先具有或会引起以下两种情况：
　　（1）资本的积聚，也就是单个资本家必须掌握在手中的价值量绝对增长了，因为这里以大规模生产为前提。这就是说，表现为单个资本家财产的资本总量增长了。资本的这些量必须积聚在单个人的手中。
　　（2）随着资本绝对量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增长和根据本身的规模而具有社会资本的性质，资本的构成也发生变化。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地减少，并成为总资本中越来越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试问，所有这些难道不应在下面的δ节中一起加以考察吗？在那一节中，我们将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中得出的结果。[140]｝
　　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总价值增大，那么，劳动基金——可变资本——同那种使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的从前的比例相比，就应相对地减少。如果上述比例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在[预付资本单位]100中，花费在劳动上的不是1/2而只是1/4，也就是说，现在是75ｃ＋25ｖ，那么，资本要使用原来数目的工人，就要由100增加到200，即应该是150ｃ＋50ｖ。
　　决定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是，剩余价值率即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考察总资本，那么，剩余价值就取决于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或工人人口。如果工人人口的数量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就只有通过相对增加剩余劳动和绝对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增长。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增加人口才能增长。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使用机器，一句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发展，剩余价值率和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在一个工作日中（如果它的长度已达到极限），用于剩余劳动的部分和由必要劳动时间组成的部分之间的比例，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必要劳动在工作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可是，这同样也适用于人口。可以把比如说600万人的工人人口看作是由6×12即7200万劳动小时组成的一个工作日，因此同一些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不过，这一切只有随着机器的使用才获得本身的发展。
　　资本只有通过占有必要劳动，即通过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造成剩余劳动。由此就产生了资本要造成尽可能多的劳动的趋势，也产生了它要把必要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因此，资本的趋势既是扩大工人人口，在同样程度上又是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使用它之前一直是无用的人口。（过剩人口和过剩资本。）资本既有把人的劳动变成过剩的趋势，又有超过一切限度来推动人的劳动的趋势。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必须扩大同时进行的工作日数；但是，为了把这些工作日变成剩余劳动，资本同样还必须消灭作为必要劳动的工作日。实际上，我们知道，要缩小必要劳动，就要求大量的共同劳动，也就是要求大量的人力，这样一来，人口本身就是制造过剩人口的手段；同样，从另一方面看，——在剩余劳动率既定的条件下，——人口就是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人人数的极限。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考察，那么[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就在于：（1）把工作日延长到身体上可能的极限，（2）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小。
　　正是这个使必要劳动缩小的过程，使得新的必要劳动能够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了，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减少了，或者生产活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那么，在同一时间内就能生产更多的工人。而这一点还不包括人口的增长使分工、协作成为可能等等，从而使劳动生产力增长。[ⅩⅩ—1254ａ][注：在第1255页和第1256页之间有马克思加的第1254ａ页和第1255ａ页。——编者注]人口的增长是无须付给报酬的劳动的自然力。
　　从另一方面看，——和以前从单个工作日来说一样，——现在资本同样也有把同时进行的工作日数降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只是就价值而言，可以把这些工作日看作是一个工作日），也就是尽可能把较多的这种工作日变成非必要的工作日。以前从单个工作日来说，资本力图缩短必要劳动小时数，同样，现在资本力图降低必要工作日和总的物化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如果以前为了获得12剩余劳动小时，必须有6个工人，那么，现在资本力图只用4个工人来达到这一目的；6×2＝4×3。因此，4个工人每人劳动3剩余小时，就可以生产出6个工人每人劳动2剩余小时所生产的那么多剩余价值。换句话说，6个工作日等于72小时的[总]工作日。其中剩余劳动是12小时，而必要劳动是60小时。如果必要劳动时间能够减少24小时（即减少2个工作日或2个工人），那么，总工作日就是60-24＋12＝36＋12＝48小时，其中12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新创造的追加资本本身仍然只有通过同活劳动交换，才能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由此就产生了资本的这种趋势：既要不断扩大工人人口，又要不断减少工人人口的必要部分，即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过剩人口是后备军。实际上，这只是在考察单个工作日时所作的论述的应用。因此，这里就包藏着现代人口理论中所提出的，但是并不理解的全部矛盾。
　　李嘉图在谈到机器时正确地指出，资本造成人口过剩。[141]资本既有使人口绝对增加的趋势，在同样程度上又有把人口中日益增长的部分变成过剩人口的趋势。
　　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这种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但只是由于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形式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生产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以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全部社会力。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考察，那么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的减少表现在：资本把工作日中较大的部分攫为己有。在这里被使用的活劳动仍然保持不变。假定由于采用机器，6个工人中有3个工人成为过剩的了。如果这6个工人自己占有机器，那么，从此他们每人只要劳动半个工作日就够了（假定这一新的比例是普遍性的，因此，现在价值为6小时的使用价值，就能完成原来具有12小时价值的使用价值所完成的任务）。然而，事实上现在3个工人一周内每天都是全日劳动。
　　假定以前的必要劳动是10小时，剩余劳动是2小时，因此6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是2×6小时，即一个工作日，如按一周计算，就是一个工人的一周剩余劳动。每一个工人在一周中有一天是白干的。这就如同一周内5个工人只为自己劳动，而第6个工人却是白干的一样。6个工人中有一个工人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5个工人代表必要劳动。如果后者的人数能够缩减到4人，而1个工人仍然白干，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就会增长。它以前表现相对剩余价值的比例是1∶6，而现在则是1∶5。如果[余下的5个工人中]每一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由10小时改为9+（3/5）小时，就是说，剩余劳动时间由2小时增加到2+（2/5）小时，那么，[5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将等于]〔2+（2/5）〕×5＝12劳动小时，或等于整整一个工作日；这就如同5个工人中有1个工人代表总剩余劳动，而4个工人代表他们自己和第5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可变资本从6Ｘ（Ｘ为工资）减到5Ｘ。过去，可变资本6Ｘ相当于一周内5天的必要劳动，而现在可变资本5Ｘ相当于一周内4天的必要劳动，可是它带来的剩余价值仍和原来一样。因此，剩余价值率增长了。用较少的可变资本可以榨取同一数量的剩余劳动。
　　如果资本有可能按新的剩余价值率使用6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不仅同预付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地增长，而且绝对地增长。因为现在有6个工人劳动，其中每人每天都白干2+（2/5）小时。这就是〔2+（2/5）〕×6＝72/5＝14+（2/5）小时。以前剩余劳动只等于12小时。不言而喻，2+（2/5）乘以6大于2+（2/5）乘以5。
　　[ⅩⅩ—1255ａ]如果这种新的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么，资本的利益就又要求按照这个新的剩余价值率使用尽可能多的工人，——一方面，这是符合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表述过的规律的，即在剩余价值率是既定量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只能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另一方面，这是由于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从劳动的结合和分工产生的优越性也在增长。
　　不言而喻，资本的趋势在于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同时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结合起来，并且，与此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把必要的工人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摆在这里的矛盾表现为矛盾着的条件不时地互相交替的过程。这一点的必然后果是：尽最大可能增加劳动的——或者生产部门的——使用价值的多样化，所以，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  *  *
　　（α）首先，这里应该撇开关于利润的一切考虑。凡是在商品价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无论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而每当作为机器磨损的补偿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上去的价值部分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追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时，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因为一旦机器代替劳动，不言而喻，分摊到单个商品上的只是较少量的活劳动，或者说，较少量的活劳动会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或比以前多的商品量。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单个商品的价格就降低了，因为它等于所使用的机器转移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加上劳动追加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一定量的活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越大，追加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就越小。这里不必说原材料的价值，因为对于新旧两种生产形式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原材料是作为既定量的价值进入这两种生产形式的。
　　但是，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按其价值来说]并不大于较昂贵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时间同样长的劳动（物化劳动加活劳动）会生产出比以前数量多一倍的商品，那么，这数量多一倍的商品现在的价值就只等于这个数量的一半以前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机器使商品变便宜，这本身并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和过去一样，剩余价值仍然等于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但是，因为——使用机器的结果——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所以，这个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总量也减少了。这样，要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它就应该相对地增长，也就是，剩余劳动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应当占有比以前大的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较少量工人应当提供和以前较大量工人同样的剩余劳动。那时，剩余价值仍然不变，但相对来说，它还是增长了，因为工资降低了，从而可变资本也减少了。现在剩余劳动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占有较大的部分，这只意味着，必要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缩减了。尽管剩余价值相对地增长，并且工资降低，但资本家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并不比以前多，因为剩余价值率仅仅是按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的；这样，剩余价值量即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的乘积，仍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资本既定的情况下，为了让机器的应用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必须绝对地增长，就是说，工人人数少了，但他们完成的剩余劳动量不仅应当和以前工人人数多时一样，而且应当比那时更多。
　　然而（撇开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不说）工资下降多少，只是取决于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较便宜的商品进入工人消费，从而使劳动力再生产变便宜的程度，即只是取决于劳动力价值减少，因而表现为工资减少的程度。
　　[ⅩⅩ—1256]但是，在这里，第一，很清楚，这种和机器有关的工资下降，并不是和采用机器同时发生的，而只是逐渐形成的；然而，一旦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值上普遍降低，剩余价值就不仅在采用机器的部门中，而且还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增长起来，因为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一个要素的量普遍减少了。在未采用机器的部门中剩余价值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因为这些部门使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但付给他们的工资却比以前少了。可见，这不可能是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动机。
　　第二，在某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机器只是使自己特殊的产品变便宜；不过，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项目进入劳动力的价值或进入工人的消费；这种产品只是根据它形成工人生活资料的要素的比例来降低劳动力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力的贬值——或作为这种贬值的结果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地取决于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比例，或减少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的比例。
　　第三，然而，很清楚，在采用机器后，——自然是在采用机器的那些生产部门，——数量较少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只能绝对地增长到一定的限度，或甚至可以等于采用机器以前数量较多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比如说，假定一个工作日等于12小时，而机器用2个工人代替了24个工人，原来剩余劳动是1小时，那么，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就等于24小时，或2个工作日；因此，这也就等于现在2个工人提供的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内的总劳动量。机器越是大幅度地减少一定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就越不可能使余下的那部分工人提供更多的或和被排挤工人提供的一样多的剩余劳动量，无论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
　　但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首先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得多。所以，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要机器还没有在该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即使低于社会价值，仍然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工人的劳动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较高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所以，实际上，对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来说，数量较少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更多。
　　假定2个工人代替了12个工人。这2个工人生产的和12个工人生产的一样多。12个工人每人应当劳动1小时的剩余时间，因此，全部剩余劳动时间是12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按原有的全部劳动时间24小时（其中22小时用于必要劳动，2小时用于剩余劳动），加上被排挤掉的10个工人的全部剩余时间10小时来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产品中的原料价值量仍然不变。假定每年进入产品价值的机器磨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行对比，还必须考虑到旧的手工业工具的磨损），等于排挤了10个工人的机器价值的1/10。[142]如果采用机器以前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等于12×12＝144小时＋原材料＋旧的手工业工具的磨损，那么，现在用机器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就等于24小时＋原材料＋10小时＋120/10，[不算原料价值]是46小时。因此，单个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可以不去考虑原材料。可见，从24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资本家获得12小时剩余价值。[143]换句话说，2个工人每人给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都和以前6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结果就等于资本家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6小时，他用半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就购买整整一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势，也就是，迫使原来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2个工人比如说劳动16或17小时。由于机器生产的特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使这一趋势更易于实现，并且除了上述动机外，这种趋势又引起了新的动机（与利润有关，并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所决定），这些动机在今后考察利润时必须加以研究。
　　[ⅩⅩ—1257]一旦本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从而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了，那么，用绝对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加由于工人人数减少而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的上述趋势，自然就会增强，从而，从人数已经减少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绝对劳动量的趋势就会增强。
　　一旦这种趋势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正常的工作日确立了，就会产生增加劳动强度和把这种强度较大的劳动当作高于简单劳动水平的劳动来使用的趋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如，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求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说。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与此相反，前面所说的不是平均工资的价值降低了，而只是工资同工资原有的平均水平（表现为使用价值量）相比降低了，即平均水平本身降低了，也就是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这里涉及到下列各点：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生活资料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家庭的成年家长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既有必要劳动，也有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力总量就贬值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的是以机器操作的工人。以后我们将谈谈那些不得不同新的机器工人或在已改进了的机器上操作的工人进行竞争的工人。
　　（β）现在我们还必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机器的作用的结果同分工和简单协作的作用的结果有多大差别；第二，机器对被它所抛弃、所排挤的工人的作用的结果如何。
　　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劳动的结合的特点是：它们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从而也减少了生产一定量商品（以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过，只有在机器生产中和在以使用已发展为机器体系的那种机器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才能用一部分不变资本（重新成为劳动资料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去代替工人，并总是形成着工人过剩，这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和有意识的趋势，是大规模发生作用的趋势。在这里，过去劳动成为代替活劳动或减少工人人数的手段。在这里，排挤人的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成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
　　（实际上，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商品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要素时，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在最初阶段，在普遍采用机器以前，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ⅩⅩ—1258]是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有差别的，由于单个资本家把这一差额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只有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工人才把资本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当作与工人本身，即与活劳动相对抗的原则，而开始同它进行直接的斗争。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在实行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类现象的。相反，工场手工业范围内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我们在这里从行会和中世纪劳动组织方面看到的唯一反对措施是：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不是师傅的单纯商人则根本不准使用工人。这种反对措施的矛头本能地指向唯一可以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基础，——也就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师傅的指挥下进行协作，——同样，也指向大规模生产，虽然这种大规模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力，以及与这一过程相联系的活劳动的贬值或甚至被过去的劳动产品所代替，所有这些在这里还不可能被意识到。
　　分工和简单协作从来不是直接建立在取代劳动或造成工人过剩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构或机器体系。的确，这样就造成了劳动的相对过剩。例如，如果有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有30个工人劳动，他们所生产的锁比30个独立劳动的锁匠所能生产的多Ｘ倍，那么，这时不仅独立劳动的锁匠将被排挤，——在他们不得不与手工工场竞争的地方，——而且要增加锁的生产，已不再象从前那样需要按比例增加锁匠的人数了。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被排挤，并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前一种形式较为少见，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出现的，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求开始发展的时候。更晚一些时候和机器一起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即使还只能局部地使用机器，但却以使用机器为前提，这种工场手工业是以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和不断产生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亚·斯密还能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工人人数的增加看成是一回事。（见有关段落[144]）
　　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终是，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了，因为劳动量减少了，或者说，同一工人人数所生产的东西更多了（从而在扩大生产时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对减少了），但同时，为了造成生产力的这种相对增加，必须使用更多数量的工人。在这里，可以觉察得到的和看得见的形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而不是所使用劳动的绝对减少，因为，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并且，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求、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
　　在这里，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只是由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并且由于工业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手工业和农业的家长制生产分开了。但是，在这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始终是依靠工人和工人专门技艺的提高。当然，在与工场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农业一开始就造成了机器生产[在工业中]所造成的同样后果，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实质上只是由于在这里（无论是在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场合，或是在使用优良的工具和马匹的场合）也和在机器生产中一样，过去劳动成了代替和减少活劳动的手段。
　　[ⅩⅩ—1259]机器，相反：
　　在以机器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地方，当然谈不到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机器已经推广，即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论我们把这些新部门的产品同机器排挤了人的劳动而生产的商品相比，或者同取代了原先完全用手工劳动生产的商品的那些商品相比，这些新部门的规模都是微不足道的。
　　最先使用机器的总是那些原来使用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而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机械工厂一旦建立，不断地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这种改进，或者使工厂中那些尚未从属于机器体系的环节受机器体系的支配，或者减少在业工人人数，或者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最后，或者比工场手工业更大程度地（因此工人是直接感觉到这点的）提高同一数量的工人的生产力，从而相对地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作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结合——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当作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条件下，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算的是，在掌握一定量必要劳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获得一定量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劳动力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
　　前面[145]已经指出，资本如何因此在实际上——违反自己的意愿——减少一定资本可以生产的剩余劳动量。[注：[ⅩⅩ—1241ａ][146]资本（Ｃ）最初等于ｃ（不变资本）＋ｖ（可变资本）。
　　产品Ｐ或Ｃ′，即已实现的资本（因为资本只有成为增殖的价值，成为原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时才实现），等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后者等于Ｘ。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方程式：
　　（1）Ｃ＝ｃ＋ｖ。
　　（2）Ｃ′或Ｐ＝ｃ＋（ｖ＋ｘ）。
　　如果在第二个方程式中，我们假设ｘ＝0，那么，Ｃ′或Ｐ＝ｃ＋ｖ，即等于Ｃ。这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产品的价值与原有资本的价值没有区别；因此，资本没有实现为资本。
　　如果我们列一个方程式ｙ＝ｆ（ｘ），这里ｆ是ｘ的函数，而且ｘ变为ｘ＋ｈ，那么，从ｙ＝ｆ（ｘ）可以得出Ｙ＝ｆ（ｘ＋ｈ）。
　　“很明显，如果Ｙ＝ｆ（ｘ＋ｈ），ｈ等于零，那么，Ｙ就变成ｙ。”（弗朗克尔《微分学》）[147][ⅩⅩ—1241ａ]]而由此又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迫使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真正在机器上操作的工人去完成最大数量的绝对剩余劳动，也就是扩大绝对工作日。
　　因此，工业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在这种场合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
　　（γ）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业和使他们的劳动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数量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力，这一劳动力作为过剩的劳动力被机器代替；这种代替的发生，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这些工人生产商品的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已不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的劳动在16—18小时中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ⅩⅩ—1260]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只要6或8小时的劳动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一切正常界限，同时劳动时间的报酬变坏了，——因为价值是由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这些工人就同机器展开斗争，并且一直斗到自身被毁灭。（见补充笔记本中关于织布工人的例子[148]。）
　　可见，机器一方面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无论是从机械工厂本身中抛出，还是从手工业企业中抛出，——另一方面机器还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
　　在罢工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应用和发明机器是为了同活劳动的要求直接相对抗，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见李嘉图关于机器和活劳动之间的经常对抗的论述[149]。）
　　因此，在这里还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使劳动的客观条件变成活劳动的对抗性的对立物，结果，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纪律。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镇压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引起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物质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每一单个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力和他同其他工人共同完成的劳动形式的化身。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在这里，已经不是协作形成整个工厂的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而是机器体系构成由原动机推动的、包括整个工厂的统一体，而由工人组成的活的工厂就受这个统一体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人的统一体就获得了显然不依赖于工人并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形式。
　　现在还需要引述的，首先是尤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有关部分，其次是某些关于科学和自然力的论述。
　　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斥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定50个工人中有40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把这40个工人重新吸收进来，不过，现在已经是处在新的生产水平的基础上了。但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最终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对于证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惊恐不已，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初想证明机器是好的，因为机器节约劳动，后来，又证明机器仍然是好的，因为机器不节约劳动；而被机器在一个地方代替了的手工劳动，在另一个地方又作为手工劳动被使用。[ⅩⅩ—1261]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了安慰工人，特别列举出那些不用机器完成的、但却由于使用机器而成为必要的辅助劳动。可见，这种安慰无非是说，机器仅在表面上消除沉重劳动，实际上机器不过创造出同这种劳动的旧形式并存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在机械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那么，这种安慰无非是说：尽管有了机器，——并且尽管由于使用机器而使单个[机器]工人遭受的劳动折磨加重了，——但是，注定要担负上述沉重劳动的工人人数却日益增加。然而，这里不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上面引用的例子已足以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即机器可以从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试问，既然全部劳动，无论是机器直接完成的劳动，或是机器可能完成的劳动，自始至终应当少于以前未使用机器时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怎么能够想象，使用机器后，——撇开资本和劳动的游离不说，——直接能够使用新的和更多的劳动呢。例如，尽管机器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比未用机器时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少，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生产1码麻布，现在用机器生产1000码，可是，劳动，即消耗在亚麻的栽培、运输以及一切中间工作上的劳动，却完全没有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不是发生在1码麻布所包含的劳动量上，而是发生在同织造本身无关的大量准备工作上，这种准备工作对于1码和对于1000码说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就劳动的准备过程来说，还是就流通过程（运输）来说，都是如此。由于用机器操作，每1码麻布变便宜了，但1000码麻布比过去1码所使用的辅助劳动增加到1000倍。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自然力。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ⅩⅩ—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豪威耳先生（工厂视察员）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53—54页中说：
　　“按照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显然，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有很大发展的沉重劳动的变种。”
　　他还引用了厂主自己的以下说法：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6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
　　（关于工厂这个词，在1844年工厂法的解释条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第七年通过的工厂法第15章第73条）中说：
　　“工厂一词……应指可以在其中或在其院内使用蒸汽、水或其他一切机械力来推动或运转机器，以进行预先清理、加工或整理，或从事与加工棉花等有关的任何过程的一切建筑物和房屋……”
　　在这里，在给工厂下定义时，是以棉、毛、鬃毛、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絮为对象的，这种情况当然只是个别场合，只有局部意义，同工厂的实质无关。）
　　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ⅩⅩ—1263]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这一发明〈铁人[150]〉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140页）
　　非常可爱的是，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反叛的工人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同一个尤尔又向工人呼吁：
　　“上帝给改良的进程规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肉体的职能从牲畜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让工人有空闲时间运用自己的智力去思考自身永恒的利益。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3页）
　　尤尔在这里直率地向我们宣称，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就是这个尤尔又说：
　　“机械物理学使社会普遍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在改善人类命运方面所蕴藏的手段，人们很少注意；可是对于这一科学，有人竟从另一方面加以指责，说它甘受富有的资本家的支配，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并要求工人以过高的速度劳动。”（同上，第1卷第10页）
　　｛在官方人士中，尤尔实际上最真实地表达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即整个现代工业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想把他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作一简单的对比。
　　“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真正的机器工人的这些帮手，似乎不是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页）
　　“因此，这种对可能性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平均分配劳动的条件下，这一切通常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33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同上，第34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ⅩⅩ—1264]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同上，第29—30页）
　　“为了适应劳动等级制，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同上，第32页）
　　尤尔对我们说，使用机器的一贯目的，是使劳动贬值和用非熟练劳动排挤熟练劳动｛因为现在技巧已转移到机器上去了，而且机械技巧的应用代替了单个工人的知识｝，随后，他指出机器的优越性之一是：
　　“机器用十分完善的劳动代替了几乎没有技巧的劳动。”（同上，第45—46页）[151]
　　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即不是工人应当劳动的时间，而是完成更多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劳动｛这是不对的，随着机器速度的加快，劳动强度增大了｝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5页）
　　机器迫使工人连续劳动：
　　“同样，要使他放弃过去那种随意中断它〈劳动〉的特权，因为这种中断会打乱整个企业的进程。”（同上，第2卷第4页）
　　尤尔告诉我们，机器生产的趋势是使劳动过剩或贬值，尔后又接着说：
　　“他们不应该象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抱怨自己主人的兴旺，并采取极端手段以图阻止进一步的兴旺，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之情并且为了切身利益而对在他们协助下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业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同上，第5—6页）
　　这样说来，工人举行罢工等等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妨碍了机械工厂的更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尤尔又反过来责备工人，说他们的罢工、联合等引起了各种发明和扩大了工厂制度，加速了这个制度的发展，因而害了自己。（在前面他说，工人应当放弃“中断劳动的特权”。现在他声称，“工厂劳动似乎是连续不断的”（同上，第49页），这种说法是撒谎。因为他认为看管机器的劳动不是劳动，只有工人用手指操作时才是劳动。）
　　“对大不列颠各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至少机器的利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上，第68页）
　　一方面，尤尔大肆颂扬由于工人的联合和罢工而引起的发明，指出它们大大发展了工厂制度——生产力，同时它们使这一制度完善化。例如，尤尔把铁人颂扬为
　　“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和保持大不列颠在棉纺织工业中的统治地位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在印花厂中应用机器（印花机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同上，第141页）
　　（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
　　尤尔详尽地说明，工人由于自己的愤怒而“加速了”工厂制度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极度贫困。
　　“这种反叛表明[ⅩⅩ—1265]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2—143页）
　　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并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我们再往下看，尤尔怎样论证机器排挤劳动，把工人抛向街头以及由此造成劳动贬值，另一方面，他又怎样描述劳动反过来又被吸收；因为这种排斥和吸收是工厂制度的典型特征。
　　｛尤尔指出，工厂制度更迅速发展的优点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工人会成为资本的军士而与本阶级相对立，或者说工人暴发户的事例会增多，这些人本身变成了工人的剥削者。但是，尤尔特别指出，这将会导致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
　　“优秀的工人可以在新的企业中得到监工、经理和股东的位置，并使自己的人数众多的伙伴能够找到职业。”（同上，第5页）
　　“制度……常常提供熟练工人变成财主的事例。”（同上，第6页）｝
　　｛尤尔承认，国家对工作日的调节，十二小时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等等所以能够存在，应该完全归功于工人的“愤怒”，归功于他们的联合会（他争辩时称之为“联盟”）：
　　“正是在这种愤怒，这种抱怨｛1818年时期纺纱工人联合会所表现出的｝之后，在1818年公布了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规定工厂劳动小时的法令。由于这种不屈服精神的进一步表现，1825年颁布了第二个法令；1831年颁布了以约翰·凯·霍布豪斯命名的第三个法令。”（同上，第19页）｝
　　｛“纺织工人联合会完全成功地愚弄了头脑简单的人，它描绘了一幅幅白人奴隶制和屠杀儿童的幻想图画，这些儿童年年被当作祭品推上印花布堆献给玛门。”（同上，第39—40页）｝
　　“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使用的原来数量的成年工人，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新的波动。据说，这减少了成年工人工作日的总数，排挤掉一部分成年工人，因而成年工人的人数现在超过了对劳动的需求。然而，无疑这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同上，第67页）
　　“如果棉纺织工业在发展中受到某种挫折，或者，甚至它的不断扩大不足以使那些被它不断抛出的成年工人重新找到职业，那就可以说，机器的改良会导致工资的降低。”（同上）
　　在这里，对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机器生产不断地把成年工人抛出去，以后又“使他们重新找到职业”，把他们重新吸收到劳动中来，——即使单纯为了这一点，机器生产也需要不断扩大。
　　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说，机器的应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时，不断地和逐渐地增长着的还有
　　“[对工业品的]需求规模，因为，由此引起的工业品变便宜，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买得起它们，这样一来，就保持了使用成年工人的必然性。改良机器的结果因此得到平衡：它既使成年工人受到排斥，迄今[ⅩⅩ—1266]为止又没有使成年工人工资明显降低”（同上，第68—69页）。
　　“现在棉纺业中可能降低工资，因为自从走锭精纺机的规模扩大以来，人手总是够用的……纺纱工人预见到，大量的人手存在势必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共同出资把自己的失业伙伴送往美洲……工人联合会按照其章程有责任支付一定的款项来接济它的失业会员，以免他们被迫为过低的工资而劳动。”（同上，第74—75页）
　　“｛机械工厂里｝工资水平这样高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只占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而这完全属于加进材料的那种劳动〉。工资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小，一般说来，劳动的价格就越高。”（同上，第78页）
　　尤尔谈到，工厂主在同工人的斗争中扩大了纺纱机（走锭精纺机）的规模，增加了纱锭的数目等等。对于这种做法
　　“工人不能堂堂正正加以反对，因为它直接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133—134页）。
　　（不过，尤尔在这里（第134页）承认：
　　“走锭精纺机长度的增加，引起劳动量的某种增长。”）
　　分工和机械工厂。尤尔在谈到浆纱机的发明时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器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
　　｛例如，英国的工资可能比大陆高，但是相对说来，即同劳动生产率相比，却比大陆低[152]。尤尔自己摘引了工厂报告的补充报告（约·伍·考威尔先生所编制的图表的前言）中的一段话：
　　“考威尔先生对纺纱业作过非常仔细的调查，他在自己的补充报告中企图证明：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欧洲大陆高，但是对于资本家说来，实际上比欧洲大陆低，这是因为每台机器每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绰绰有余地]补偿了[机器工人的]较高的工资。”（同上，第57—58页）｝
　　｛关于实行计件劳动时确定最低限额和整个工资的问题，尤尔说：
　　“交给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他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完成的最低限额，这个工人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纺纱工人使用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用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同上，第60—61页）
　　后面这种起缓和作用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不是按它的价值减少的比例降低，加上对劳动的需求很大，以致工人可以把提高了的生产率的一部分占为己有。或者，起缓和作用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随着机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也增加了，从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劳动并不是保持不变。此外，尤尔先生自己说，随着纺纱机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使用的应由纺纱工人支付工资的童工的人数也增加了，这样一来，对比表上所显示出来的纺纱工人工资的表面增加就消失了，而且，可能甚至变为减少。例如，如果纺纱机的纱锭数由500增加到600，那么，
　　“这一增长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五分之一。在这种场合，纺纱工人的计件工资会降低；然而因为它不会降低五分之一，所以纺纱机的改良使纺纱工人在这同一小时数中获得的工资增多。由此得来的全部利益，由主人和工人瓜分了。前者的利润和后者的工资都因此同时增加了。对上述计算应作一定的修正……就是说，纺纱工人由于不得不增加他的年幼的下手的人数，而担负一笔额外的费用，[ⅩⅩ—1267]这笔费用应从他多得的6便士中扣除。这种扣除应当考虑在内”（同上，第66—67页）。
　　（正如尤尔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随着年幼的下手的增加，一部分成年工人等等“被排挤了”。｝
　　尤尔用来安慰工厂工人的论据，实际上是这样的：同一个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大农业中的农业工人的状况更为糟糕；在矿山和尚未发展到机械工厂水平的加工业中的儿童劳动更为沉重；特别是被机器挤垮或不得不与机器竞争的那些部门的工人，以及被机器排挤的过剩工人不断投入的那些部门的工人，比直接在机械工厂中就业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按照尤尔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工厂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
　　“例如，据说，蒸汽机推动机械织机快速运动，迫使在织机上操作的工人用同样的速度才能跟上它；而在家里干活的织工则不受这个自动发动机的不停的动作的约束，他们自由自在地投着梭子和蹬动踏板，完全随心所欲。”（同上，第1卷第10—11页）
　　尤尔摘引了曼彻斯特的卡尔伯特医生的一段话：
　　“不久前，罗伯特·皮尔爵士曾断言在普通的手工织机上操作的织工大部分是小农，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错误的了；他们在城内的地窖和阁楼里生活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分悲惨地打发着日子，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一天劳动16到18小时。”（同上，第11页）
　　“纺织工厂分为两类：一类工厂的生产是用工人私有的〈并非全是如此，而且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许多单独的小型机器进行的；另一类是用厂主的整个机器体系进行的。织袜机和姆斯林捻线机是第一类机器的例子；纺纱机和机械织机属于第二类。第一类工人分布在国内广大的地区，在劳动和工资方面相互竞争，不可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反对自己的老板。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既会使自己老板的资本遭到损失，也会使自己的私人资本遭到同样的损失，也就是说，既会使自己的老板失去用于为工人购置材料的投资的利息，也会由于自己的织机和劳动场所闲置不用而失去同样的利息。第二类工人则必然会联合成很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无论在机床上，还是在劳动场所上都没有投资。如果他们想暴动，便很容易达成协议，而且他们由于任意停工而受到的损失，仅限于某一段时间的工资，可是他们使自己的老板在资本和所付税款的利息上受到很大损失，至一在象我们这样潮湿的气候下，由于机器闲置不用而使机器的活动的和灵敏的金属部件遭受的损坏还没有计算在内……如果除这些利息的损失外，再加上丧失这笔资本原来会带来的利润，那就可以看出……工人的毁灭性的骚乱使工厂主遭到的损失有多大。”（同上，第2卷第7—9页）
　　（“利息”和“利润”是侵占剩余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它们的损失竟被看成仿佛是人们偷窃了这帮坏蛋自己的财产及其自然果实。）｝
　　｛“很难理解，既然水力发动机和蒸汽机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愿意从事10小时以上的劳动。他们拿自己的劳动和木匠、石匠等低级手工业者的劳动相比；他们说，这些手工业者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6点，中间有两次休息，每次一小时。这类工人和大多数工厂工人完全不同，他们的劳动全靠手的力量去完成，并且他们都经过长时间的和代价很高的学徒生活。可是，种类繁多的袜子或花边的生产者、手工织工、梳毛工以及无数的各种其他工人，他们为了维持可怜的生活每天劳动12到16小时，对于这些工人，工厂工人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些得到好处的〈不言而喻，资本家是得不到好处的！〉好发议论的人们〈尤尔可决不是好发议论的人！〉，没有[ⅩⅩ—1268]注意到，他们由于缩减了劳动小时，从而也减少了最有利的职业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这就引起了各类最沉重的劳动的更激烈的竞争，而他们如果轻率地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劳动的莫大好处，就会给全体工人造成损失。”（同上，第76—77页）
　　尤尔的这种“好发议论的毛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总之，如果工人劳动10小时而不是12小时（假定生产率保持不变，并不因新发明而提高），那么，资本家为了继续以原来的规模进行生产，决不应当同时使用更多的工人，因为这样就会使失业工人所构成的过剩人口减少，从而使工人之间的普遍竞争减弱。反过来说，同时雇用的工人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如果6个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而不是10小时，他们就完成2小时的追加劳动，这样，他们每天就代替了一个工人，而每周就代替了6个工人。按照尤尔的说法，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竟多用了6个工人，因为有6个工人被代替了！｝
　　｛“手工（家庭）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此，它所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推动的机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产的产品，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每天不停地开动12—14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同上，第83—84页）
　　“现在，线袜织工的纯工资是每周4到7先令；但大多数甚至没有达到这两级工资中的最低额……生产袜子的工人一般都是勤劳的和行为规矩的人……他们的工资每周平均不超过6先令6便士。必须有这个数额才能养活一个男工同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样一来，这些工人大都穷得可怕，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也买不起……编织网布是另一种不在工厂中进行的和带来同样悲惨后果的专门劳动。在大不列颠有15万以上的女工，几乎全是年轻姑娘，靠这种行业来维持生活。这种活全部在家里完成；虽然它比花边业的任何其他部分都要求有更高的灵巧和更为繁重，可是报酬很低……她们从清早干到夜晚，在漫长的工作日里老是弯着腰伏在生产网布的织机上”等等……“她们的体质全面衰弱，同时具备了患肺病和肢体变形的素因”等等。“正因为她们厌恶工厂里的连续不断的劳动，厌恶这种劳动的清规戒律，同时渴望从事较高级的劳动——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迫使她们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健康，在家里编织网布。‘我宁愿干这种活也不愿在工厂劳动，虽然我们挣不了那么多（一个年轻姑娘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是这样说的）；在家里我们自由自在，不管吃什么，总是合自己的口味。’”（同上，第86—88页）
　　不管上面这些话使工厂制度多么值得骄傲，可卑的是，尤尔企图由此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例如拿棉纺织业来说，如果要再吸收150000个姑娘，它该扩大多少啊，只要想一想，在1860年，也就是几乎在尤尔这本书出版三十年以后，在联合王国所有的棉纺织工厂中做工的各种年龄的妇女总共才有269013人！请看，此人竟胡说些什么。也许这150000个姑娘都只愿意在工厂中做工吧，可是，1860年在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工厂中做工的各种年龄的妇女总共才有467261人！不过，尤尔的功绩在于，他为了吹嘘工厂劳动而指出和强调还留在工厂大门以外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处于这种状况的工人本身就是工厂制度的结果。尤尔强调手工织工的极端贫困，好象这种贫困不是机器织造业和正好要利用这种贫困的资本家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穷人彼此毫无联系。他们各自单干，在潮湿的地窖里，一天能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ⅩⅩ—1269]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提供给原料所有者，后者得到的当然是最便宜的供给。”（同上，第92页）
　　“一切公正的法官都不得不承认，在最坏的棉纺织厂的最不适宜工作的车间中的最沉重的劳动，也比最好的煤矿里的劳动要轻松些，缓和些，体面些。”（同上，第90页）
　　“我不准备列举那里对人的恶劣态度和粗暴表现的详细情况。这是那些煤矿主的耻辱。”（同上）
　　关于纺纱业和织造业的联合，尤尔说：
　　“这样的工厂可以较少担心竞争，因为它的资本和生产规模较大。”（同上，第78—79页）
　　“大陆上的民族在达到能够建立和利用环锭精纺机、自动走锭精纺机、走锭精纺机和机械织机的卓越体系之前，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要有完全的安定和大量的资本。”（同上，第81页）
　　“另一方面，那些不属于工厂的、可以集中在单独一台机床或用手推动的一台机器上的生产部门，是所有比邻国家的手工业者都能采用的；这些部门的利润很快就降到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相适应的最低限度，而工资也不比那些生活便宜的国家高。织袜业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可悲的例子。”（同上，第82页）
　　尤尔的见解就是这些。｝
　　*  *  *
　　造船业、海运业、地理学、天文学等领域的成就，使茶叶的价格由每磅6—10镑下降到1—3先令。（霍吉斯金）
　　“自然因素〈例如水力、煤等等〉现在并不具有它在四十年前或四百年前不曾有的东西，但是资本却使它的能量用于生产。”（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册）
　　在十三世纪（部分地在十四世纪），英国的农业处于
　　“十分悲惨的境地：迷信对农场主的影响很大，以致他不想在某些不吉利的日子里播种”等等“对于经营一个好农场来说，农具一般也都效率不高；因此收成不大好，往往每英亩收成不超过6蒲式耳”（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49页）。
　　（现在平均产量是3夸特或24蒲式耳。）
　　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自然会对劳动生产力发生影响：使生产同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并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它们对劳动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完全和耕作方法的改良，化学、地质学等等的进步，以及普及教育（见上述有关迷信的部分），法律保障等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早在乔治二世时代，
　　“我们的大路通常都是用教区贫民的强制劳动来修理的，在不能这样做的地方，就按照关于教区各种行业的强制劳动的规章来办理”（同上，[第266页]）。
　　“在没有象样的道路的地方，恐怕不能说存在着社会：没有道路，人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同上，[第270页]）
　　“如今改进了农场经营的方式方法，因而8个或10个工人就能提供100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二十年前，这需要35个人，而在一百年前则和现在在意大利一样，需要75—85人。结果，一部分农业工人被排挤到工厂城市中去了。”（同上，第2卷第527页）
　　[ⅩⅩ—1270]在（英国的）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平均工资不但没有提高，而且降低了。在英国，随着农业的改良，平均说来农业工人的状况恶化了。
　　｛卑鄙的波特尔〈议员，曼彻斯特商会前任会长〉登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153]将在下面加以考察。弗兰德（于1863年4月27日在下院就棉荒提出的议案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道：
　　“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154]
　　弗兰德受16个区选出的工人（郎卡郡和柴郡各地的27名代表）的委托，在议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状况；他从这些工人手中得到的材料，是出席下院会议的工厂主中任何人也驳不倒的。在这里，我们引用这篇讲话中几处最重要的地方：
　　劳动强度。
　　“工人们告诉他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例如，在最初使用机械织机时，一个工人看管两台织机；现在一个工人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投梭次数也大大增加。例如，1825年每分钟投梭85次，而现在平均是160次；从十小时工作日法令通过以来，每分钟投梭次数增加了50次。此外，情况表明，1847年以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现在一个工作日所完成的，不是10小时的劳动，而是12小时的劳动。因此，尊敬的下院议员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年来工厂工人的劳动加重了多少。”
　　棉纺织业的兴衰。
　　“英国的棉纺织业有九十年的历史。在这个时期的前半叶，我们的工厂主拥有世界垄断权……棉纺织业经历了三代英国人……它毁灭了九代纺织工人。从1815年到1830年，英国的棉纺织业不得不与大陆欧洲和美国的棉纺织业进行斗争。1833年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门户被打开了，近三十年来，英国的棉纺织业在东方得到广泛发展，毁灭着人类。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1861年，大约有3500000人。
　　从1815年到1821年，棉纺织业处于萧条状态；1822年和1823年，繁荣年代；1824年，废除工人结社法，经常大罢工，工厂往往停工几周；1825年，货币危机以及贸易和工业活动削弱；1826年，严重不景气，骚动；1827年，有所好转；1828年，机械织机台数和输出量激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严重不景气，市场商品充斥；1831—1833年，继续不景气，但在1833年，对东方贸易门户大开；1834年，工厂和机器激增。
　　当工厂建成，机器装好以后，终于发现，工厂区开动这些机器的人手不够。当时工厂主向济贫法执行人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让工厂主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厂主的原话。曼彻斯特市内成立了代办所；在济贫法执行人的同意下，编制了工人的名单并交给代办所。工厂主们[ⅩⅩ—1271]来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南部运出来。这些人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被遗弃在工业区，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变成一种经常的贸易。下院未必相信，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人肉贸易，继续存在，而且还在发展，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棉纺织厂的厂主，就象把奴隶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业者一样。
　　1835年，重新繁荣。机械织机排挤了手工织工；许多织工死于饥饿，有些织工和自己的家庭一起，每天靠2+（1/4）便士过活；1836年，繁荣；1837和1838年，处于萧条状态；1839年，棉纺织业复苏；维利尔斯第一次建议废除谷物法；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了骚乱，被军队镇压下去；1841年和1842年，遭到可怕的贫困。1842年工厂主宣布同盟歇业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不景气；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不景气；与工厂主增加工资的诺言相反，工资降低；1848年，继续萧条，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价格下降，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有所好转，罢工继续发生，提议输入外国工人到工厂工作；1853年，斯托克波尔特严重不景气；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要求恢复废除谷物法后所取消的百分之十的附加工资；1854年，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由于市场商品充斥，美国、加拿大和东方各市场破产频繁；1856年，贸易中等程度繁荣。”
　　1857年秋季，危机（不过棉纺织业仅略受波及）。
　　“1858年，棉纺织业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数目增加；1860年，棉纺织业达到自己的全盛时期；印度和其他市场棉纺织品充斥。”
　　到1863年，这些市场的商品充斥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最初[ⅩⅩ—1272]美国的危机对工厂主是非常有利的[155]。
　　“就在1860年，同法国的[通商]条约生效。郎卡郡的工厂和机器的激增引起对工人人手的需求。工厂主向人肉贩子求援，人肉贩子便到多尔塞特郡的高地、戴文郡的林中旷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贝里卫报》[156]根据现有的统计断言，为了执行[同法国的]条约，郎卡郡可以再吸收1万工人，而且还需要3—4万工人。1860年大小代办所走遍了农业区，发现过剩人口已被吸收光了，于是棉纺织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请求再提供给他们一些贫民习艺所的穷苦孤儿。
　　1861年，进行了人口调查。查明农业区的过剩人口已减少；1862年，工厂开工时间不足，大量的工人未能就业；1863年，处于崩溃状态，经常发生骚动。
　　在1770年到1815年时期内，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萧条或停滞状态，有40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在1815年到1863年时期内，棉纺织业有28年处于萧条或停滞状态，有20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1846年以后，从废除谷物法以来，棉纺织业有9年处于停滞或萧条状态，有8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1834—1835年，印度手工织布工人所遭受的不幸是惊人的。
　　印度总督说：
　　‘这种灾难在工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总督还说：‘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1834年通过了有利于把农业区的人手迁往工厂区的新的济贫法。”[《泰晤士报》1863年4月28日第8—9版]
　　弗兰德援引的艾德蒙·波特尔的信，发表在1863年5月24日《泰晤士报》上。在这封信中，工厂主们的这位喉舌还说了如下的话：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雇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而且看来也是正确的）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在为棉纺织业辩护时，这个波特尔写道：
　　“的确，立法当局干预了棉纺织业的事务，调整了棉纺织业，责成它保证儿童受一定的教育，限制妇女的劳动小时数，这对所有居民是特别有益的……棉纺织业的增长和它的作用，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许多农业区的过剩人口。”
　　波特尔认为，经过几年以后，棉纺织业会重新走上自己兴旺的老路，特别是通过扩大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消灭棉纺织业的供给机构本身呢？”
　　他引证了棉纺织业商品输出的资料：
　　1830年——19418885镑    1855年——34779141镑
　　1840年——24654293镑    1860年——51959185镑
　　1850年——28257401镑    1861年——45978272镑
　　[ⅩⅩ—1273]“在全盛时期，它〈棉纺织业〉占我们输出额的5/13……任何人都不会断定，只有在原料按一定的价格生产时，比如说，按每磅6便士生产时，这个部门才能达到自己过去的规模；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棉花的供应才会增加到足够的程度，那时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但谁也不能否认，时间——1也许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因此[157]，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158]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或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人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他也迁往国外。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由于降了等级的劳动供应不足而经不起竞争。我不准备考察15万工人及其家属迁往何处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之难以回答，就象难以回答人们试图说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的关于迁往国外的那个问题一样。有人对我们说，工人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它的工人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00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最靠近工人的上面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工人自己的或最靠近工人的上面的人们的积蓄和财产怎么办呢？如果1/3工人没有工作，租金额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工人人口中每一个男子，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每人每年住房要花20先令。请仔细考察一下从下到上对有关方面的影响吧，考察一下对小租地农场主，对比较优裕的房主，最后，在最小的程度上对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吧。输出国家的最优秀的工厂工人，破坏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
　　在最坏的情况下，500万或600万镑有充分保证的债款，从国家的角度加以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就可以维持和最终恢复这种工业；这种工业对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繁荣能作出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贡献……因此，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公债（不是施舍，不是行善，以后将会出现的个人捐献除外）；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这项事业应当通过特别法律来实施，规定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以便至少是保持接受贷款的工人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国务活动家，或是雇主，还是郎卡郡的土地所有者，现在都势必遇到困难并与之斗争；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是他们刻不容缓的责任。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太不可信，太玄了。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实行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移民，把一个拥有200万人口（如果把郎卡郡以及与之比邻的柴郡的一些地区计算在内，几乎有300万人口）的整个地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第12版]
　　就在1863年3月24日这一天，《泰晤士报》对艾德蒙·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的喉舌直接给予了应有的驳斥。下面是这篇[编辑部]文章的有关段落：
　　[ⅩⅩ—1274]“艾德蒙·波特尔先生在我们报纸的另一栏中不厌其详地论证，说什么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应当靠国家公债过悠闲而富裕的生活，以便使棉纺织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复兴……波特尔先生认为，棉纺织业的大亨们为自己积累巨额财产是对国家大发慈悲……有人对我们说，如果不是棉纺织业，整个英国的道德和教育水平就会低得多，我们回答说，我们宁愿把这种论断看作不学无术的寡头的妄自尊大。当有人一面对我们谈论雇主的合法利润，一面又谈论‘自食其力的人’和从棉纺织工业区工人中空前大量出现的‘资本家’时，我们很难同意这些互不相容的论断。
　　如果我们看一下某种统计手册，例如麦克库洛赫的手册[159]，就会看到棉纺织业直接保证了将近50万工人的生活，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保证了将近120万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据悉，棉纺织业拥有经常以工资形式进行周转并且每年给工厂主带来1300万镑利润的800万镑资本。在棉纺织业非常发达的最近几年，这些数字无疑地增大了，但根据最新的不存偏见的估计，这些数字是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数……
　　艾德蒙·波特尔却另有高见。他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在这里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关于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雇主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大城市的马路上疯狂地胡闹。也许，波特尔先生说的是对的，再生产工人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只要拥有机械师和资本家，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甚至超过我们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然而，要把工人阶级封存起来，却是我们办不到的事……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棉纺织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和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作为必然的结果，他认为，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即使是50个象棉纺织业这样的部门，也不能作为理由来使我们的100万同胞轻率地陷入赤贫和道德败坏的境地，即使是1000个这样的部门，也补偿不了我国人民必然在世俗的苦难中受折磨的可怕遭遇。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第9版]｝
　　[ⅩⅩ—1275]最后，我们再次引用《联合王国要简要统计一览》（1881年版）——议会出版的官方统计汇编——中关于棉、毛、丝、亚麻等等的数字，应该把这些数字与前面有关工厂发展的数字加以对比。
　　联合王国棉花输入量（磅）
　　年代
　　输入量
　　再输出量
　　余额（减去再输出
　　的棉花后，联合王
　　国的棉花使用量）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467856274
　　474707615
　　713020161
　　755469012
　　663576861
　　757379749
　　929782448
　　859278749
　　887333149
　　891751952
　　1023886304
　　969318896
　　1034342176
　　1225989072
　　1390938752
　　588667
　　669235
　　660891
　　882978
　　914908
　　999825
　　998967
　　1326515
　　1101126
　　1110430
　　1309472
　　1177925
　　1335790
　　1563778
　　2235970
　　467267607
　　474038380
　　712359270
　　754586034
　　662661953
　　756379924
　　928783481
　　857952234
　　886232023
　　890641522
　　1022576832
　　968140971
　　1033006386
　　1224425294
　　1388702782
　　现把这个统计汇编中关于输出的棉纺织品从数量和价值上作一对比。
　　[ⅩⅩ—1276]    棉纺织业
　　年代
　　棉织品
　　棉线和棉纱
　　申报价值
　　（镑）
　　数量   （码）
　　申报价值
　　（镑）
　　数量
　　（磅）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7717778
　　17375245
　　16753369
　　20071046
　　21873697
　　23454810
　　23223432
　　25817249
　　25054527
　　27578746
　　30204166
　　30372831
　　33421843
　　38744113
　　42141505
　　1062091758
　　937229489
　　1091373930
　　1327448640
　　1347756877
　　1536101929
　　1517513916
　　1584727106
　　1685668960
　　1929941646
　　2023738543
　　1968056485
　　2314205042
　　2551909929
　　2765337818
　　7882048
　　5957980
　　5927831
　　6704089
　　6383704
　　6634026
　　6654655
　　6895653
　　6691330
　　7200395
　　8028575
　　8700589
　　9579479
　　9458112
　　9870875
　　161892750
　　120270741
　　135831162
　　149502281
　　131370368
　　143966106
　　145478302
　　147539302
　　141128498
　　165493598
　　181495805
　　176821338
　　200016902
　　192206643
　　197343655
　　现在我们回到第1269页[注：见本卷第583—585页。——编者注]上来。
　　[ⅩⅩ—1277]“当劳动还被普遍视为卑贱的事情时，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力学家、数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是指望得到物质奖励。他们羞于让缪斯的女儿去为卑俗的暴利服务；他们是为了物质或数量的属性本身而研究这些属性。他们最多也不过是有时去探求把科学应用到国家所进行的建设工程和保健事业上……现在在所有的大学里，都设有化学、物理、力学教研室，致力于把它们应用于各种实际目的。所有的科学家都力图证实自己的工作和发现的用途，指出它们的好处是可以用来减轻劳动、丰富市场和为消费者提供享受。”（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8页）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伦敦版第165页）一书中说：
　　“人们所设想的由于无限推广和改进机器而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也是不断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灵巧而同样会产生的结果。”
　　如果这种技能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与手工业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上，那么，这句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库洛赫也是不对的，因为尤尔正确地指出，一个工人的技艺越高，这个家伙就越“任性”等等。技能和灵巧的进步究竟表现为工人个人的本领，还是相反，——如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而与工人相对立并牺牲工人的利益，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只有麦克库洛赫这样的作者才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
　　“现在，把体现在机器上的知识和技能所给予劳动的一切巨大帮助，都只归功于他的〈资本家的〉财产，而不管这种财产是用来支付工资，还是表现为有用的工具……这种技能的〈许多工人联合劳动的〉生产力被认为是由他的有形产品即劳动工具造成的，既不生产工具，也不使用工具，而只是工具的所有者的人，却自认为是最生产的人。”（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50—251页）
　　在工业中，工人被抛向街头是断续的，而在农业中却是经常的。
　　关于现代农业，琼斯说：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年伦敦版第191页）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
　　马、役畜等也是属于农业上使用的机器。这种机器（和仅仅消费煤的机器不同）本身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
　　西尼耳和托伦斯等等先生们断言，用来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机器，总是使工资提高。
　　西尼耳说：
　　“只有在两种场合，工资的一般水平才会由于使用机器而降低：[第一，]制造机器所用的劳动，就是原来用于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劳动；第二，机器本身（如马、役畜等等）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而且这种机器所消费的商品数量，大于它本身所生产的商品数量。”（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40页）
　　[ⅩⅩ—1278]托伦斯也说：
　　“机器工作，但并不吃饭。机器在排挤劳动和消除对劳动的需要时，同时也就排挤了即消除了对劳动赖以生存的实际工资的需要，即对食物和衣着的需要。维持劳动的总基金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39页）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对可变资本的错误认识上的。可变资本，从它的物质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即生活资料。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这些商品或生活资料一定要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可变资本，好象工人人数和生活资料总量之间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比例似的。（甚至李嘉图有时也犯这样荒谬的错误。）上述的生活资料也要被其他阶级消费，而且可能消费得更多。这些生活资料可能被非生产劳动者（士兵、仆人等）消费。它们可以用来出口和换取奢侈品。制造必要的因而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完全不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工人就越多；在这些部门中机器对工人的排挤越厉害，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其他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
　　“从前资本耕种每英亩土地花费5—6镑就够了，但是现代高水平的农业要求花费的数额几乎增加一倍。”（威·约翰斯顿《英国状况》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14页）
　　麦克库洛赫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本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伦敦版第166页）中说：
　　“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这里假定机器属于工人。
　　“在工厂中……资本和土地所占的比重比劳动和技艺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纯收入也多得多。但是机器的或资本的这种优势本身又引起了在其他过程中，即在维修工厂和维修机器以及建立新的工厂和制造新的机器等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和技艺的必要性”等等……“几乎在从事创造生产资本的每一个部门中，劳动和技艺都占优势……如果我们看一下用来生产贵重饰物和其他奢侈品（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是由资本利润产生的）的手段，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几乎完全由劳动和技艺所提供的服务构成……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技艺（在服务和收入中）所占的优势，引起了在另一个或其他几个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的必要性，反之亦然……增长了的资本利润[160]，引起了大量的欲望，从而增加了对适合于消费形式的价值的需求和创造。”（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98—104页）
　　这话有一部分是说对了。大生产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一方面投入奢侈品的生产（这里的劳动报酬有时更低），另一方面投入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的固定资本（铁路等等）的生产。
　　农业中不同的生产率。
　　“在大不列颠，小麦生产每英亩约32蒲式耳；在法国，根据官方统计，平均只有14蒲式耳，很少超过20蒲式耳。可见，法国比大不列颠花费的劳动多一倍，产品却少一半。在爱尔兰也大体如此。”（《经济学家》1851年11月8日[第1231页]）
　　在英格兰，1/7的农民是独立农民和茅舍贫农[注：即雇农，他们为土地所有者或租地农场主劳动，得到一间农村小屋（茅舍）和一小片宅旁土地。——编者注]，1/7是租地农场主，5/7是农业工人。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中]1/13是雇工人的，6/13是茅舍贫农，6/13是工人。在英格兰，28％[ⅩⅩ—1279]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在爱尔兰是63％。不过，爱尔兰一英亩土地收获的产品只有英格兰的一半。（《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1838年第3号报告）
　　可见，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比英格兰多一倍，而生产出来的粮食却少一半。爱尔兰的劳动生产率只是英格兰的劳动生产率的1/4。（见1848年《经济学家》）
　　“没有知识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在发达的社会中职业和劳动本身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同劳动已远远地分离，以致应该对知识进行单独考察。”（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2页）
　　“科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随着科学的传播而增大的。”（同上，第275页）
　　“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劳动和科学是互相伴随着的，因为两者都很简单。”（同上）
　　“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同上，第274页）
　　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工人与工业企业主的联合是真正的协作。”（亚·拉波尔德伯爵《论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1页）
　　这位拉波尔德还是经济谐和的一位真正发明家。此人没有给自己提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性质的协作？[161]
　　“十个农民家庭被赶走了，为的是在新的制度下让位于不是农民的农场主。农场主只是运用自己的资本和知识来参加生产；而富有的农场主的状况越好，为他完成田间劳动的人的状况就越糟。前者保有运用意志、选择和知识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承认自己的工人和奴仆有这种权利。农场主所要求于他们的，只是消耗他们的肌肉力，并且尽可能把他们降到机器的水平。”（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130—131页）
　　“物质世界的知识和在劳动过程中运用这种知识的本领，这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学家》1851年8月30日[第953—954页]）
　　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运用资本和劳动设置障碍或消除障碍的一切措施｛因而也包括民政机关、安全保证、运输工具等等｝，都必然影响生产，即使工人人数[ⅩⅩ—1280]和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5页）
　　在小生产的制度下，在劳动中对生产者有帮助的
　　“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知识和那样一种数量的机械力”。（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第43页）
　　“在[最近]两个世纪，科学进步和科学所使用的仪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第286页）
　　“实际上，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以前，特别是在化学实验中，贵重的和复杂的仪器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里许多事情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综合能力。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科学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自己的仪器。”（同上，第288页）
　　“化学天平的不灵敏、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周分度不准确，都损害了用这些仪器进行的一切实验……当代物理学达到了杰出的地位并在继续进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哲学仪器时的惊人的精确性和技巧。”[162]（同上，第289页）
　　另一方面，物理学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
　　“蒸汽机和电报的创造应归功于物理学——这些发明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同上，第290页）
　　据认为，用脱粒机脱粒同普通手工脱粒相比，谷物的损耗要少〔2+（1/2）〕％。因此，几乎对于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说，由于加工技术高，用同样的原料，机器生产出的产品量比手工劳动用不完善的工具生产出的产品量要多。（利用废料，把破布等等重新变为原料。）
　　农业的改良方法。例如，把休闲土地改为播种牧草；大规模地种植甜菜，（在英国）于乔治二世时代开始种植甜菜。从那时起，沙地和无用的荒地变成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良田，在贫瘠的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增加两倍，同时也获得了饲养牛羊的极好的青饲料。采用不同品种杂交的方法增加牲畜头数和改良畜牧业，应用改良的排灌法，实行更合理的轮作，用骨粉作肥料等等。
　　马尔萨斯认为平均收获量，在欧洲国家制度下的各国是种子的四倍，在匈牙利及其比邻各国是种子的八倍和十倍，在美洲的热带地区甚至是种子的十二倍到二十倍。
　　农业的面积
　　（百万公顷）
　　工人数
　　（百万人）
　　生产的谷物
　　（百万升）
　　牲畜总数（百万头）
　　马
　　牛
　　羊
　　大不列颠
　　法    国
　　13
　　40
　　5．2
　　22－24
　　5600
　　15300
　　0．17
　　0．04
　　1．25
　　0．8
　　10．2
　　5．2
　　｛“自由竞争制度，这个没有制度的制度，本身只有否定的意义。它意味着消灭物力与人力相结合的过去的形式，这种结合形式存在于较大的庄园中，存在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同样也存在于具有准确规定的师傅、帮工、学徒关系的行会团体中。”（威·舒耳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57—58页）
　　[ⅩⅩ—1281]“统计文献作出的一切断言，说什么工资增加了，或者说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相比无论如何没有降低，这一切最多也不过是抽象的真理，把它同实际情况一对照就成了纯粹的欺骗。可以断言的只是，要求专门技能的或事先需要较长时间训练的工作，一般说来收入是比较多了；而机械的、单一的、每个人都能迅速而容易适应的工作的相对工资，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则降低了，而且必然会降低。然而正是这种劳动形式，在当前的劳动组织状况下最为普遍。这样一来，如果第一类工人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多六倍，第二类工人还和五十年前一样，那么他们二者的平均工资当然就是比以前多三倍。如果某一个国家的第一类工人只有1000人，第二类工人有100万人，那么，999000人的生活就并不比五十年前好，而且，如果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了，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比过去还坏。”（同上，第65页）
　　“但是，即使假定关于社会上所有阶级的平均收入已经增长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不是象在实际上那样是错误的，那么，差别仍然会扩大，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对落后于另一部分人的情况仍然会加剧，结果，贫富之间的对立会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总产品量不断增长，而且随着它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贪求也在增长，所以，虽然绝对贫困在减少，相对贫困却会增长。吃海豹油和干鱼的萨莫耶特人[注：住在北极附近、从白海到哈坦加地区的居民的旧称。——译者注]并不贫困，因为在他们的与外界隔绝的社会里，所有人的消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里，大约十年期间总产品量与人口相比增长了三分之一，而一个工人的工资仍然同十年前一样，这个人就没有保持原来的福利水平，而是比过去贫穷了三分之一。这正是当代所发生的事情。”（同上，第65—66页）
　　“为了使人民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他们不应当再做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奴隶和肉体的奴仆。所以，他们首先要有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使得有可能为此而腾出时间……如果，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消费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和人力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无损于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也就会以同等程度增加……但是，即使是分配我们从老克伦纳士所直接掌管的领域中得来的那些东西，一切也仍然取决于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机会……至少，毫无疑问的是，尽管机器的改良节约了时间，但对为数众多的人来说，在工厂中从事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不过更长了。而所赢得的大量自由时间，仍然是社会所拥有的国家的力量。”（同上，第67—68页）
　　“工场手工业时期……是手工业活动（同时也是为同一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活动）发生最大分解的时期。”（同上，第37页）
　　“分工的继续进行，最终导致使用更完善的机器，从而导致第四阶段｛最初是手工劳动，其次是手工业劳动，然后是工场手工业，再后是工厂生产｝，导致真正的机器生产。”（同上）
　　[ⅩⅩ—1282]在工厂生产的情况下，
　　“人……成为聪明的、从事脑力活动多于体力活动的自然力的管理者和控制者。这样，人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活动条件，因为他现在只是在受生产目的支配的材料和外界的自然力之间建立联系，致使这些东西发挥作用的结果或产品，已是人本身的体力所无法完成的了”。（同上，第38页）
　　（早在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条件下，产品就已经是个人的体力无法完成的了。）
　　“通过商品运输来提高商品价值的那种商业，不过是产业部门中的一个部门，而且，它在实质上受同一个发展规律的支配。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商业形式是手递手的商品交换。后来，开始只是创造了一些简单的交通工具和手段，如运东西的驮畜，或人们还用桨这种手工工具来操纵和推动的小船。还可以指出为了共同的交往目的而进行的活动的进一步分配，例如人数众多的大型划桨船船队，这种船上有许多人，好象机器一样，他们还都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时又是彼此协同一致地进行操作。最后，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在帆船、轮船、机车等等上，风力和蒸汽力不仅取代了人力，而且服从人的意志，把人的力量加大许多倍……可见，商业也同农业和工业一样，有着它的手工劳动时期、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使用机器的时期。”（同上，第38—39页）
　　我们看到，古代人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待分工的——把它看作是对劳动和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改善。把本来意义的机器用于生产的，首先是水磨磨坊。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安谛巴特洛斯歌颂罗马使用水磨的诗，再次说明他们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完全不同（见《希腊诗选》）。诗人向那些被派去磨谷的女奴隶说，现在她们可以安静地睡了：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象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这里唯一的主导观点，是为了劳动者本人而珍惜劳动，而不是珍惜劳动的价格。｝
　　注释：
　　[101]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三章”是指他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这一章的草稿已经包含在1857—1858年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下册第258—392页）；在那里，它是《资本章》的“第三篇”。马克思在这里称为“第三章”，后来又改称“第三篇”或“第三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72、447页；第2册第187页）。再往后，他把这第三章称作“第三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5页）。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Ⅵ本笔记中对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章”的开头部分，作了更加详尽和系统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8卷）。关于工作日因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延长的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和第三卷第五章中进行了考察。——第360页。
　　[102]华氏70—80度相当于摄氏21—27度。——第360页。
　　[103]见本卷第250—251页。——第361页。
　　[104]在这里，马克思用理查·琼斯的用语“辅助资本”（“auxiliary  capital”）来表示不变资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452页。——第370页。
　　[105]见注101。——第373页。
　　[106]《剩余价值理论》对这部匿名著作——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约翰·卡泽诺夫——作了详尽的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63—69页）。——第380页。
　　[107]这里指的是1825年英国工程师理查·罗伯茨发明的走锭精纺机（更确切一些说是自动走锭精纺机）。工人们把这种精纺机叫作“铁人”，因为它自动地完成了以前纺纱工人用手工完成的许多操作。——第386页。
　　[108]这里所考察的蒲鲁东和福尔卡德的观点，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进行了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54页，并见第26卷第1册第95页。——第390页。
　　[109]见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第4章第5节，以及《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7—208页。——第390页。
　　[110]马克思在这里摘自1862年11月26日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的大段引文，证明1861—1863年手稿第Ⅴ本笔记的最后几页（第211—219页，也许还有第210页下半页）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862年11月的最后几天——那时马克思已经写完包含在第Ⅵ—ⅩⅤ本笔记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正文。
　　在1863年1月24日和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他继续写作关于机器的一节。“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17页）——第392页。
　　[111]马克思指的是引自莱文斯顿的著作《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的一段话：“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引用了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377页）。——第402页。
　　[11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页。——第408页。
　　[113]见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34—35页。——第417页。
　　[114]圣经《申命记》第25章第4节。——第424页。
　　[115]“纽伦堡鸡蛋”——指十六世纪初纽伦堡钳工亨勒恩制造的最早的具有钢制的螺旋发条的怀表，由于这种怀表是椭圆形的而得此名称。——第428页。
　　[116]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简要地概括了安得鲁·尤尔的《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德文版（Dr．Andreas  Ure．Technisches  W?rterbuch．Bearbeitet  von  K．Kramarsch  und  Dr．F．Heeren．Erster  Band．Prag，1843）《棉纺业》这一条目的内容。这部辞典第一卷的概要，以及波佩三卷集的《工艺学历史》的概要，都包含在马克思于1851年约9—10月间在伦敦写的并于1863年初重新看过的札记本第ⅩⅤ本中。——第436页。
　　[117]《雅典神殿》——英国文学评论周刊《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Journal  of  Literature，Science，and  the  Fine  Arts》）的简称；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436页。
　　[118]指的是马克思参观过的伦敦工业展览会——1851年5—10月间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匿名著作《各国的工业》就是根据对这届展览会展出的展品的分析而写成的。——第437页。
　　[119]指的是安得鲁·尤尔《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116）中《英国网布》这一条目。——第438页。
　　[120]见波佩《工艺学历史》1810年哥丁根版第2卷第198、203页。——第441页。
　　[121]“哲学仪器”（“philosophical  instruments”，“the  instruments  of  philosophy”），在《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中有一整章（第7章第286—349页）作了介绍。这本书的匿名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科学仪器，如精密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哲学仪器”这一用语是从“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Natural  Philosophy”）一词中派生出来的。这个词，在英国长时间地用来表示最广义的理论物理学，除狭义物理学外，也包括天体力学、天文学、天体演化等，有时也包括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第450页。
　　[122]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454页。
　　[123]摘自同一议会文件（见注122）。——第468页。
　　[1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21页。——第472页。
　　[125]艺术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摩尔顿的报告刊登在1859年12月9日该协会的周刊《艺术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上。——第473页。
　　[126]《莱比锡论丛》（《Acta  Lipsiensia》）——1682年至178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第一种学术杂志《学术论丛》（《Acta  Eruditorum》）（拉丁文版）的非正式名称。——第476页。
　　[127]关于蒸汽机及其发明历史的这一切材料，以及后来有关这个题目的引文，都是从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116）中《蒸汽机》这一条目摘录来的，其中作了某些删节。——第476页。
　　[128]马克思在这里摘要引用了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中《铁路》这一条目。——第479页。
　　[129]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中第86、88和83页上的个别地方。——第479页。
　　[130]见注121。——第489页。
　　[131]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包含在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中的统计材料，见本卷第454和468页。——第491页。
　　[132]詹姆斯·奈斯密斯信中的这段话，第一次公布于1852年10月31日的报告，马克思根据1856年10月31日的报告引用了这段话。——第504页。
　　[133]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对这段引文所作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26页）。——第510页。
　　[1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7—468页。——第537页。
　　[1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2页。——第542页。
　　[136]见本卷第285—287页。——第542页。
　　[137]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工人的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628—656页）。——第545页。
　　[1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424—442页；第26卷第1册第89—140、182—195、233—258页；第3册第269—276页。——第546页。
　　[1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365页；第26卷第1册第272页。——第549页。
　　[140]马克思所指的很可能是《生产过程的结果》一节，它应当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篇中最后几章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46页）。——第550页。
　　[1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644页；第23卷第473页。——第553页。
　　[142]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机器的价值等于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量，也就是等于120小时。因此，这些机器每年的磨损等于12小时。——第558页。
　　[143]这个剩余劳动时间是由2个工人提供的2剩余小时和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10剩余小时组成的。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凭借这个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把这10剩余小时加到自己产品的价值上去。——第558页。
　　[1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66页。——第562页。
　　[1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298—306页。——第564页。
　　[146]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封面没有编号，在这里标有数码1241ａ。——第565页。
　　[1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94页，以及卡·马克思《数学手稿》。——第565页。
　　[148]马克思指他的1861—1863年手稿的“补充笔记本”之一。他在1863年5月29日曾写信给恩格斯说，1863年春，他在这些补充本中“摘录了同我已写好的部分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材料”。现在有补充本Ａ、Ｂ、Ｃ、Ｄ、Ｅ、Ｆ、Ｇ、Ｈ。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关于机器在英国和印度排挤手工织布工人的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2页）。——第566页。
　　[149]“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79页）（Ricard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3rd  ed．London，1821，p．479）。——第566页。
　　[150]见注107。——第572页。
　　[151]在英文原文中的说法相反：“机器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第2版第30页）——第574页。
　　[15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5页。——第578页。
　　[153]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曼彻斯特工厂主艾德蒙·波特尔题为《棉纺织工业区和移民》的文章，该文章是写给《泰晤士报》编者的一封信，发信日期为“3月20日”。——第585页。
　　[154]引自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1863年4月27日下院会议的报道。以下摘引的弗兰德演说中的话也是引自这篇报道。——第585页。
　　[155]马克思在这里概括了弗兰德演说中以下的一段话：“工厂主关闭工厂，使工人失业，而从输出原料上获得了巨大利润。”这里指的是1861—1865年美国国内战争引起的“棉荒”。——第587页。
　　[156]《贝里卫报》（《The  Bury  Guardian》）——1857年起在郎卡郡贝里城出版的一家日报。这里指的是1860年3月12日的那一号。——第587页。
　　[157]手稿第1273和1274页上的正文几乎都是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上剪贴下来的。——第589页。
　　[158]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这一段话时，马克思在括号中注明：“指活的劳动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1页）。——第589页。
　　[159]约·雷·麦克库洛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版。——第590页。
　　[160]奥普戴克在这里用的是“增长了的工业利润”（the  augmented  profits  of  industry”），而不是“增长了的资本利润”（the  augmented  profits  of  capital”）（《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103页）。正如奥普戴克在他的书中第99页所指出的，他把“工业”（“industry”）理解为劳动（labor）和技能（skill）的结合，而把利润（“profits”）理解为一切形式的收入。——第596页。
　　[16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82—583页。——第598页。
　　[162]见注121。——第59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