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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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390]9CD品论天涯网

（a）俄国和英国。1854

　　这些小册子也在追求预言，即希望通过批判地研究欧洲国家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历史，来揭开命运的帷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说明了一定的心计。因为批判[391]的灵通消息和预见才能应当受到现代史的检验，所以看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批判的结论同现代史的事实加以比较，把前者同后者加以对比，这样就可以确信，或者是批判的主张理由充足，或者是批判妄自尊大。例如，我们在上述小册子里读到：
　　我们不想谈论用加上“而且”来混淆“制宪实践”和1848年的种种“违宪”议会的“消极抵抗”等等的错误说法。在所有这些议会中，这一点只有对“Assemblée législative”[立法议会]来说才可能是正确的［注：接着手稿中删去了：“为什么这对它来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不考查”。——编者注］。 但是我们要把原话写出来。西欧，或者说立法议会仅限于消极抵抗，而俄国，即以“实力武装起来的政府”却通过政变“来实施自己权力”，就象波拿巴、弗兰茨－ 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做的那样。这就是批判对四月事态的认识——对不久前的过去的理解，也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预言。以后数周的情况把这种认识和这 种预言全都推翻了，它们表明，批判轻率地、匆匆忙忙地把一时的丑恶现象［注：接着手稿中删去了：“变为普遍的范畴”。——编者注］变为僵死的表述。不仅西方强国放弃“消极抵抗”，并转向侵略行动，而且，在它们开始这样行动以前，俄国已经用它向多瑙河的进军证明它不是以实力“武装起来”的，而且它的武器软弱无力[ungewaltig]，证明它不是“在实施自己的权力”，而是匆忙实施退却。[392]各个钦赐和制造政变的政府同1848年 的种种议会等等之间没有一点他所说的那种相似的东西。那么，批判的预言不正确吗？那么，他对情况的理解是错觉吗？完全不是。在使批判的抨击性小册子 “（a）”的结论化为乌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之后，布鲁诺·鲍威尔恬不知耻地用以下的外交箴言开始了小册子“（b）”（《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版）：
　　从这句话的论点的特殊“转变”中可以看出，“事件的转变”给批判带来的是模糊的满意。“早在4月就提出的”。在俄国人3月撤出锡利斯特里亚之后，批判是否放弃他在4月所提出的论点呢？根本没有。总之，“早”本应当是“已经”的意思。我们在4月即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提出的论点，在3月得到了证实。但是，倒不如说它没有得到证实。这样，由于不是“已经”而是“早”等等，这句话在文法上就讲不通了。“我早在4月坚持的意见，在3月实现了。”但是，批判不说他“早在4月就提出的论点”已经在3月“得到了证实”。决不会的。新的“事件转变”倒给他的论点赋予了新的“转变”，而这一论点“早”在4月 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怀疑。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批判的论点，虽然它“完全实现了”。好极了。这对事件同批判的关系作了新的说明。如果事件在实践中没有证 明批判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们至少促使这种论点进一步“实现”，使批判本人至今没有怀疑过的他的隐蔽的优点显露出来。不仅批判在理论上与事件有关，而且 事件也在实践上与批判有关。那么四月论点由于三月事件而“得到完全实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确实而且完全！难道“完全”这个词会给“确实”这个词赋予新的含义？它削弱并庸俗化了“确实”这个词。仅此而已。但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确实而且完全”——和以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论点把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1848年 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 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 但是，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1848年 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 时，西方强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方强国。而批判 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 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这 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直接对立的论点出现，就表明批判的最初论点就是它本身的“对立”，而事件只显示出它的辩证性质。借助这种辩证法，即以对立论点的 出现来证明预言的应验，批判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乌尔卡尔特奉行另外一种方法。如果他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预言的正确性是由它们的 应验所证实。如果预言没有应验，那么预言本身妨碍了它们的实现。前一种情况体现了理论的真实性，后一种情况体现了预言的实践目的。
　　批判谴责日报，说它过多地专心于当时的利益。而批判则相反，只从整体的即总的形式来理解这一时刻。实际表明，如果时事实际上控制着日报，那么批判在理论方 面会遭到同样的失败，个别日子的个别事件被他固定下来，并成为总的论点的体现，这种论点甚至会由于后来的每一次事件的转变而失掉它的表面的真实性。（蒲鲁 东就是这样做的。当1850年（？）银行的金属储备增长两千多万英镑，而贴现降低二厘五（？）时，这一事件立即意味着在市民社会的历史上实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人民银行[394]的时代。对巴黎的蒲鲁东来说，这一事件是新的，是完全新的，因为他的视野仅限于拉芒什海峡的南岸。）虽然俄国的“时代”早在4月就在小册子“（a）”中成为某种新的世界历史时期的用语，可是俄国在3月的行动却在小册子“（b）”中已给批判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因为批判“早”在4月就提出的关于制宪剧（在这出剧中俄国扮演以实力行动的政府的角色，而西方强国则扮演消极抵抗的、诚实的反对派角色）的论点构成小册子“a”的中心，同时因为事件在3月就已经把他的锋芒弄钝了，因而实际上批判的作用在实质上也就“完全”只限于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来谈几个局部的问题。
　　第一，关于所谓的历史实例。顺便把准备1789年法国革命的事件同现在似乎在准备英国革命的事件作一对照。杜尔哥认为“谷物贸易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第72页）。在英国反谷物法同盟时期就是这样。[395]是否可以把不可比拟的事物硬加以类比呢？法国首先是农业国，而英国则是工业国。因此，谷物贸易自由在两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法国——“已查明的可靠事实”［注：手稿在这句话之前划去了：“在法国革命以前发生的可靠的事实”。——编者注］是：“财政赤字和破产”（第72页）。而在英国呢？难道在英国由于财政上有盈余和进出口的加倍增长，战争[396]就给政府造成了难？这就是类比？难道不是这样：
　　多妙的类比啊！一方面是“已查明的可靠事实”，另一方面是批判对某种情况的主观判断。类比就在于赤字这一个词。X死了，因为他折断了自己的腿。预言式的类比：Y将死去，因为他违背自己因而在布鲁诺言。［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X Starb，weil er ein Bein brach…Y wird sterben，weil er sein Wort bricht”。德语动词“brechen”是“折断”的意思，也有“违背[诺言]”的意思。——编者注］已 查明的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的可靠事实发生在法国革命之前。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以及甚至比他更早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发生在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之前。在法 国，政府向知名之士和议会建议的改革同革命的预感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在英国据说也没有人对罗素的改革法案感兴趣（第73页）。多妙的类比啊！法国政府的建议谈的是同法国君主制的过去决裂，1831年 罗素的建议谈的是内阁阴谋；那里谈的是同许多世纪的过去决裂，这里谈的是采用了还不到三十年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那里的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建议不感兴趣，因 为建议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不能相比，这里的资产阶级尽管自己本身对辉格党的无谓的诡计感兴趣，但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人民群众对辉格党的改革不是 从昨天而是从宣布改革法案[397]时 起就感到失望了。接着竟在奈克尔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类比！为了满足批判的要求，帕麦斯顿失去了“勇气和毅力”，他“深刻体验到自己的使命”，认为自己是 “自己国家的最后拯救者”。甚至罗伯斯比尔和罗素之间的类比也不可能更荒谬了。从此以后，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变为安东尼达女王（玛丽－安东尼达），也完全用 不着惊奇了。
　　我们完全不否认英国正处于大冲突的边缘。我们只是不同意在提出的“历史实例”中对这种冲突的实质出现比如说相去太远的理解。最卑鄙的政客手腕无可比拟地胜过这种空洞的深思远虑。
　　对于那些认为在自己内阁中有“influence étrangère”〔外国影响〕[398]的英国人，布鲁诺·鲍威尔为了证实他们的错误，指出了发现俄国是欧洲和平的保护人和保证人的福克斯。同时他引了福克斯1803年5月24日讲话中的一处。他本应该再进一步举出1790年福克斯就面临的第二次瓜分波兰一事交给阿代尔的“秘密”使命。[399]而福克斯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秘密的”和违法的联系证明什么呢？[400]证明帕麦斯顿同尼古拉并没有秘密的、违法的联系［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里，当丧失了历史的类比……”。——编者注］。 然而，福克斯无须做出关于俄国的发现。这种发现在威廉三世时已经由卡马森侯爵做出了，而在乔治一世时已由当时执政的辉格党做出了。外交文件证明，从那时起 俄国对辉格党内阁的影响已成为传统的影响。帕麦斯顿正是因此就应该结束辉格党的传统吗？相反，为什么他不使它完全“实现”，不完完全全投靠俄国呢？认为福 克斯发现英法同盟的说法，就象对帕麦斯顿的这种“保护”一样不可信。斯坦霍普在乌得勒支和约[364]之后已经立即做出了这种发现。[401]
　　为了证明俄国的富有成果的影响，有人说它所采取的立场使得“英法对立削弱”［注：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第5页）。——编者注］，或者说使得“英法同盟”建立。英法同盟于1717年就已经存在，数年之后，乔治一世正是企图把它变成欧洲抗俄同盟。1834年的四国同盟[402]是当时被认为也是针对俄国的英法第二次同盟。这样，从这方面来看俄国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前所未闻的同盟。但是，如果说仅仅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同盟就应认为是俄国的巨大成就，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路易－菲力浦法国的同盟，即1840年同盟[389]呢？这一同盟根据布鲁诺·鲍威尔的设计证明，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比尼古拉的俄国还要危险。
　　根据批判以后的发现，英国用它的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将大陆交到俄国的手里——这一发现至少没有新的功劳——之后，感到需要
　　人们引用坎宁从味吉尔那里借用来的辞句（quos ego：de dieu Eole）［注：“看我来教训你：亚奥普士神”。尼普顿用这种厉声的吆喝来制服亚奥普士的狂暴之风（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135行）。——编者注］作为证明，似乎“伊顿名将[403]的空话就是证明。关于“原则的政策”的话被信以为真，被当成真的了。[404]而这些话比以前关于“利益的政策”的空话更虚假。然而，关于皮特的战争[405]如 同关于“原则的战争”一样到处流传，很大一部分英国人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人是由于法国革命前不久和在它开始的时候，寡头政权处于国内 动乱的威胁之下。但是，坎宁的空话起初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法国的。干涉葡萄牙是对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回答，而这种“原则的政策”在其现实的体现中——承认 过去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406]的 独立性——是异常准确地同英国的贸易利益联系着的。因为帕麦斯顿用坎宁的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完全由别的原因所引起的政策，所以布鲁诺·鲍威尔确信坎宁关于 “革命干涉”的空话成了英国的实际政策，并给英国造成了许多不幸。同时我们获悉，改革法案把英国宪法的性质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
　　《Que les Anglais mêmes ne reconnaissent plus en quoi se distingue leur constitution de celles du continent》（p．9）［注：“英国人自己再也看不出他们的宪法与大陆的宪法有什么不同”。——编者注］．
　　从乔治一世时期起，英国宪法被修改的地方只是：（1）改动了rotten boroughs〔衰败城镇〕[407]的分配，使它对大贵族派别之一的辉格党有利；（2）1831年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议会影响，就象金融资产阶级通过1689年光荣革命所做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也发现了，
　　相反，这些事实证明：（1）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土地贵族的利益；（2）英国工业除自己本身的资本垄断外，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垄断，只是现在它才能够有把握地指望自己真正的优势。现在，英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要不贬低自己［注：马克思这里用的德语动词“degradieren”，有法语“dégrader”（“堕落”、“贬低”）的意思。——编者注］，当然不能签订与以前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相矛盾的同盟。英国总是停留于“那种”合乎道德的身份。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英国在这里经受的莫大损伤：
　　似乎经常“消灭”过去并不是“创造”未来。
　　因此，皮特英国的未来同英国的未来混为一谈了。一旦“人民”战胜过去的统治阶级，并因而同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治过去决裂［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它自应不再作为人民存在”。——编者注］，它就消灭自己的未来。
　　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英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仇视法国，反之亦然。英国的这种“民族独特性”——法国和英国之间较早时期的封建战争当然具有完全另外的意义——只是由“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创造，因此，它是“根深蒂固的”。多么深刻的思想啊！
　　俄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时而同法国结成反英同盟，时而同英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英国和法国不放弃“未来”就不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其实，布鲁诺·鲍威 尔想要证明，除俄国外，欧洲各国的民族特点正在消失，法国和英国正体现为“西方”而反对俄国。因而它们在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特性。但是，难道俄国、英国、奥 地利、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没有体现为欧洲而反对过法国？难道它们不是以此而重新创建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市民社会当然使批判不感兴趣。英国社会和法国 社会经受了各种政治变化。当一片外壳掉下来时，批判就明确地认为，这个社会的灭亡即将来临。例如，那充满空洞政治废话的关于“自私的动机”和“盟友的别有 用心”［注：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13页）。——编者注］的 一章，如果说不是证明这两个社会仍然在同属于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传统作斗争，以及它们尚未拥有符合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的那种政治形式，那么它现在又 在证明什么呢？不管他多么可怜，谁能对他担保，说这种同盟并不是达到这种更高的形式的手段呢？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需要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际关系，这是 同义反复。
　　有人对他说，俄国
　　它不是为最近这次战争轮流寻求过同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吗？而且它不是始终保持同普鲁士的同盟吗？不管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观点和意图如何，谁会对他们担保说，俄国不是经常都相信同英国政府的秘密同盟，并认为这就保证了俄国的粗卤行为呢？
　　尊敬的布鲁诺·鲍威尔相信俄国，认为它所提出的借口，即《cause des populations gréco-slaves de la Turquie》［注：“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民族的事业”。——编者注］（p．11）—
　　是它的真实动机。即使在以色列我也没有找到过这种信仰！［注：《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编者注］
　　小册子的大部分是描述英国政府（还有法国政府）的诡计和它们向俄国的让步。其实，俄国没有实现它在土耳其的计谋，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过失。这又证明什么呢？是证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特别是前者，被迫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行动吗？不是，[这仅仅证明了]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证明了政府和社会，即使它们实际上是分离的，在理论上却应是等同的。
　　俄国的要求！［注：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28页。——编者注］俄国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要以俄国领事的管理来代替在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408]那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自治。批判当然是轻信地将俄国的声明看成是它的真实动机，以便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409]里 激动地断定俄国政府现在放弃了他的欺诈手段。布鲁诺·鲍威尔责备报纸对不久前的土耳其事件无知。但是他没有发现俄国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希腊）一再企图 破坏公社的自治，证明自己无知。俄国力图保存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土耳其主权下的希腊牧师的神权统治，是束缚和扼杀希腊—斯拉夫公社的任何独立的市民发 展的统治。批判的博学非常成功地特别表现在
　　他证明奥地利应该仅限于中间人的角色。“早”在4月曾是正确的这一论断，在6月就成为“错误的”了，尽管批判的理由是绝对的而且是来自事物的本性。他证明，奥地利不“可能站到同盟国一边”［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6页。——编者注］。 我们要重新检验这一论断。他在自己臆想出来的关于奥地利和英国的过去关系的历史推论中，纯粹按俄国的方式来歪曲历史。在援引阿德里安堡条约时，他避而不提 真实的情况。如果不是英国以自己的骗局在土耳其政府那里撕毁这项条约，俄军就会被消灭，甚至它能保留的微不足道的少量部队也永远不能从阿德里安堡返回。鲍 威尔也没有正确地转述利文的急电内容。正如他所说，不是“和约”［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9页。——编者注］，而是埃内兹的封锁[411]构成了阿伯丁和威灵顿不果断的直接原因。俄国人由于担心会引起威灵顿方面的反对，也放弃了封锁。顺便提一下，利文说：
　　这个利文丝毫没有用鲍威尔从他的急电中所引用的大话来对此进行反驳[412]，而继续说：
　　《It appeared to us useful to repeat the assurances which on this point all the declarations of the Emperor contained，and even to add some developments to them，We shall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se generalities，for every circumstantial communication on a subject so delicate would draw down real dangers，and if once we discuss with our allies the articles of a Treaty with the Porte，we shall only content them，when they would have believed that they had imposed upon us irreparable sacrifices》［注： “在我们看来，重复皇帝一切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保证，而且即使对这些保证做一些补充，都是有益的。我们将仅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表示，因为关于这种微妙问题 的任何详细的报道都会招致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同我们的盟国讨论同土耳其政府缔结条约的条文，那么只有当他们认为已迫使我们遭受无法补偿的牺牲 时，我们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编者注］．
　　只是后来才有那句大话，而这句话由于这些粗笨的花招会失去自己的英雄性质，但这一点并不在批判的计划里。然后提到了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的一切骗局，以证明他感觉到“英国的弱点”，证明这种弱点实际上是存在的。不仅如此，骗局还暴露出俄国在对待英国方面所拥有的“实力”的秘密。同时鲍威尔在例如“雌狐号”事件中造假。据他讲，俄国只要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帕姆和涅谢尔罗迭在这种场合采用了何等复杂的手腕。[413]
　　在关于奥地利的一篇里，我们还读到，1848—1849年
　　“似乎”法国国民议会没有反对意大利，也没有反对波兰！[414]关于这本小册子，除了只有批判认为奥美尔－帕沙的多瑙河进军是报纸的谣传，再要谈点什么都完全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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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64]乌得勒支和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面，于1713年签订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 的一项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 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第344、374、466页。
　　[389]指的是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第366、374、479页。
　　[390]卡·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是专门批判布·鲍威尔的对外政策观念，特别是批判他对沙皇俄国在欧洲各族人民命运中的作用的认识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就政治信念来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54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发表过许多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分析各种战争事件和早先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国一败涂地，俄国将成为全欧洲的仲裁者。早在185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打算批驳“批判的批判”的“高傲的愚蠢”，即批驳布·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25页）。这篇手稿可能是1857年1月写成的，是实现这一想法的尝试。马克思写这篇手稿时主要是批判鲍威尔的两本小册子：《俄国和英国》（1854年6月在沙洛顿堡出版法文版，译自德文）和《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10月在该地出版德文版）。
　　马克思1857年的摘录笔记本是以这篇手稿开始的，第一页上注有：“1．笔记A”；第二页上注有：“A·斯帕达。俄国大事记”；指A·斯帕达的书《1816年以前的俄国政治、文学、历史和已故名人等大事记》1816年圣彼得堡版（A．Spada．《Ephémérides russes politiques，littéraires，historiques et necrologiques…jusqu′ en 1816》．St.-Petersbourg，1816），注明日期：“1857年（1月）”。从第三页开始是手稿本身，手稿总共六页。手稿标题前有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手稿发表时，把划掉的最重要的地方用脚注注出。手稿最初用俄文发表在1928年《马克思主义年鉴》（《Летописи марксизма》）杂志第6卷上，标题是《布·鲍威尔关于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第367页。
　　[391]“批判”就是布·鲍威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就这样称呼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268页）。——第367页。
　　[392]指1854年5—9月间俄军在多瑙河的行动，首先是指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14、334—339、395—400及其他各页）。——第368页。
　　[393]指这句话：“欧洲在制宪剧中 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的角色。”最初用于小册子《俄国和英国》的这句 话，鲍威尔在他的另一本小册子《俄国当前的立场》的开头又提到了。“前面引用的”这几个字是马克思加到鲍威尔的原文里的。——第369页。
　　[39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初稿）》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中，对蒲鲁东的“人民银行”和“劳动货币”理论作了详细批判。——第371页。
　　[395]1774年安·杜尔哥当上财政总稽核之后，在法国实行谷物和面粉自由贸易。这一措施如同杜尔哥后来的改革一样遇到宫廷人士、上层僧侣、贵族、官吏方面的坚决反抗。1776年路易十六签署了关于免去杜尔哥职务的命令。
　　下面谈的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厂主、自由贸易派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建立的；它力求贸易的完全自由。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后，它不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著作以及在《资本论》中曾不止一次地分析和批判过同盟的活动。——第372页。
　　[396]指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第372页。
　　[397]指选举法改革法案（1832年通过）；这项法案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取消某些“衰败的城镇”选派代表的权利（见注407），并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开始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1852年2月，罗素在议会就选举改革法案作了初步的声明，但是该法案甚至没有提交讨论。恩格斯在《英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7—240页）对这个法案的内容作了分析。——第373、426页。
　　[398]暗指威·乌尔卡尔特，他认为帕麦斯顿是沙皇政府的直接代理人。——第373页。
　　[399]关于福克斯把他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家罗伯特·阿代尔派往彼得堡去破坏威·皮特的计划的说法，是1821年在G·托姆林《关于尊敬的威廉·皮特的生平传记》三卷集，1821年伦敦版（G．Tomline．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rable William Pitt，3 Volumes，London，1821）一书中提出的。——第373页。
　　[400]对俄国在1787—1791年 俄土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感到不安的小皮特，曾企图阻止雅西条约的实现。俄国外交利用英国报界，并同反对派领袖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建立关系，得以防止同英国 外交关系的破裂。福克斯在下院尖锐地批评了皮特的政策。叶卡特琳娜在外交上取得对皮特的胜利之后，命令故意引人注目地为她在伦敦购买福克斯的半身像。把它 放在皇村官狄摩西尼与西塞罗的全身像之间。大概马克思所说的“违法的联系”就是指这些情况。——第373页。
　　[401]1716年英国和法国在汉诺威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在路易十五无后死去时，英国充当维护奥尔良王室继承法国王位的保证人。条约是由英国方面国王乔治一世的外交国务秘书斯坦霍普和法国方面的红衣主教杜布瓦签订的。根据这项条约，英国、法国和荷兰于1717年缔结三国同盟，1718年奥地利加入同盟（四国同盟）。关于这些事件马克思在本文中还将谈到。——第374页。
　　[402]指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有关比利牛斯半岛问题于1834年4月22日在伦敦签订的协定。——第374、479页。
　　[403]伊顿名将（Captain from Eton）是伊顿学院的大学生由于参加按议会辩论形式举行的政治辩论会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坎宁1788年毕业于该校而获得这一称号。——第375页。
　　[404]马克思这里指坎宁1826年12月12日就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在英国议会上的发言。坎宁声称英国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原则（或见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伊奥拉斯的角色，伊奥拉斯“……拿着帝王权杖，坐在高高的小堡垒中，缓和它们的情绪，平息它们的怒气……”（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56—57页）。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是这个国家内战（1823—1834年米格尔战争）中的事件之一。——第375页。
　　[405]指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老皮特）的反法政策，他在策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次战争使英国差不多侵占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所有领地。——第375页。
　　[406]由于1810—182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的结果，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于1826年宣布独立（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于1822年宣布独立。——第375页。
　　[407]“衰败的城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时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衰败的城镇”的特权被1832年的改革（见注397）、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375页。
　　[408]原稿中是《Stämme》，《Stamm》这个词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历史科学中具有比现在更广泛的意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具有共同的族系的人的总和。这个词在这里根据所用术语的实际内容译成“民族”。——第379页。
　　[409]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第25—26页。——第379页。
　　[410]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结果，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9月），该条约确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并保证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俄国是被争得的权利的保证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1831—1832年在多瑙河两公国实施了组织规程，以规定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价，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5—267页）。——第379页。
　　[411]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的一次事件，即俄军围攻爱琴海的港口埃内兹。埃内兹于1829年8月26日被西韦尔斯将军的部队占领。——第380页。
　　[412]指鲍威尔引自利文的急电中的下列引文：“和约就是应当在我们的营垒内签订；只有在它签订之后，欧洲才能知道它的条件；那时抗议的时间就错过了，并不得不耐心地忍受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40页）马克思引自利文1829年6月13日（1日）致涅谢尔罗迭的急电的引文，是取自《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期第24页。——第380页。
　　[413]1836年11月25日，在苏茹克－卡列港（高加索的黑海沿岸）英国“雌狐号”商船被一艘俄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在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51—461页）中详细分析过这一事件。——第381页。
　　[414]关于法国国民议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