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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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在柏林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仔细观察该城的全部名胜古迹，那么对他自己、对欣赏能力都是真正的犯罪。然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柏林最著名的地方，使普鲁士首都与所有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那个地方，恰恰为外国人所忽视；我指的是一所大学。我指的不是歌剧院广场上雄伟大厦的正面，不是生物解剖陈列馆和矿物陈列馆，而是数量很多的讲堂，那里有机智的和迂腐的教授，年纪轻的和年岁大的、活泼的和严肃的大学生，新生和老生；讲堂内过去讲的以及现在每天还在讲的那些话已经传播到普鲁士境外甚至讲德语国家的境外。柏林大学的荣誉就在于，任何大学都没有象它那样屹立于当代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象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有多少其他的大学，象波恩、耶拿、吉森、革利夫斯瓦特，甚至莱比锡、布勒斯劳和海得尔堡等大都回避这种斗争，并陷入专搞学术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态度长久以来正是德国学术界的不幸。相反，柏林的大学教师中却有各种派别的代表，从而造成活跃的辩论气氛，这种辩论使学生能够容易地、明确地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行使一下当前大家都可以作为旁听生听课这一权利；于是，有一天早晨，正值夏季学期刚开始，我走进了大学。有几位教授已经开课，大多数教授正好是今天才开始讲课。在我看来，最有趣的是马尔海奈凯开设的关于把黑格尔哲学引入神学的讲座。总的说，这一学期这里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初一些讲演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事先就提出要同谢林的启示哲学进行直接论战的理由，而期待于另一些人的是他们别忘了起来捍卫黑格尔的被损伤的亡灵的尊严。马尔海奈凯的讲座显然是针对谢林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在他到来之前，讲堂里早已挤满了人；青年人、老年人、大学生、军官、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人。他们坐着、站着，拥挤在一起。最后，他进来了；谈话声和嘈杂声戛然而止，一顶顶帽子象听到口令似的一下子都从头上摘了下来。他身材结实强壮；有一副思想家的严肃、果断的相貌；高高的前额上披散着因绞脑汁而斑白了的头发。他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戏剧性的、故作姿态的手势；他的态度象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听众；他讲得很平静，庄重，慢条斯理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而又极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后一个比前一个更能准确地击中目标。马尔海奈凯在讲台上以其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尊严庄重，同时也以自己的整个气质所焕发的自由思想而令人肃然起敬。而今天他登上讲台时情绪更不一般，使他的听众比平日更加敬佩他。如果说他在整整一个学期内耐心地忍受了谢林对已故的黑格尔以及他的哲学进行卑鄙的抨击，如果说他一直心平气和地听完了谢林的讲座，——这对马尔海奈凯这样的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小事——那么，他可以反击、可以用骄傲的思想在战场上同傲慢的词句较量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他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巧妙地阐明了当前哲学对神学的态度，以赞赏的口气提到了施莱艾尔马赫尔；当谈到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生们时，他说，这些人是在施莱艾尔马赫尔的激发人们思考的思想引导下走向哲学的，而那些走上另一条道路的人就只好让他们去抱怨自己吧。渐渐地他把话题转向黑格尔哲学，很快就清楚了，他的话是针对谢林的。
　　当他讲到最后这几句话时，听众原来就不时流露的赞同声一下子迸发成暴风雨般的欢呼声，神学讲座上出现的这个新现象使讲授人感到十分惊讶。这就不期而然地同马尔海奈凯论敌的那些讲座需要通过布置才会在结束时勉强出现干巴巴的喝采声形成了醒目的对比。马尔海奈凯做了一个手势使欢呼声平静下来，继续讲道：
　　就广大听众感兴趣的方面而言，这是马尔海奈凯的第一讲的主要内容。马尔海奈凯再一次表明，如果事关捍卫科学的自由，他总是勇敢地、坚持不懈地站在战斗的岗位上。人们通常赋予加布勒以黑格尔继承人的称号，其实，以马尔海奈凯的性格和洞察力来说，这一称号赋予马尔海奈凯更合适。黑格尔用来观察整个思维领域和分析生活现象的那种广泛、自由的眼光，也是马尔海奈凯早已具有的。如果他不愿为了在最近五年才出现的发展而牺牲自己多年的信念，牺牲自己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有谁能责备他呢？马尔海奈凯长期与时代并进，因而有权作出科学的结论。他站在哲学的最新结论的高度，并且把这些结论作为自己的切身事业来捍卫，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从莱奥提出“黑格尔门徒”[48]到布鲁诺·鲍威尔被解职[172]，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此外，马尔海奈凯的讲座一结束，他就准备把讲稿付印。[173]

Ⅱ

　　在宽敞的讲堂里，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几个大学生，他们在等待教师。门上的一张布告写着：冯·亨宁教授举行有关普鲁士财政制度的公开报告。这个课题是毕洛夫-库梅洛夫[174]提到日程上来的，它就象报告人（黑格尔的老学生之一）的名字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然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件事显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亨宁进来了，他身材匀称，“正当壮年”，一头稀疏的浅发；他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起课来，也许讲得太详细了一点。
　　让我更深入地研究一下最后这几点吧，毫无疑问，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社会舆论会同意这几点的。早就应当坚决反对某一派关于“历史的、有机的、自然的发展”、关于“自然国家”等喋喋不休的议论，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这些冠冕堂皇的公式了。如果有一些国家确实重视自己的过去并且满足于比较缓慢的进步，那么，这对普鲁士来说也是不适用的。不管普鲁士发展得多快，多迅速，这也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过去已经被埋葬在耶拿以前的普鲁士的废墟下[135]，已经被拿破仑入侵的洪流冲掉。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我们不应当继续在脚上拖着妨碍过许多国家前进的中世纪足枷了；过去几个世纪的污泥再也不能粘住我们的双脚了。因此，怎么能在这里谈论历史的发展而没想到回到旧秩序，回到曾经出现过的反动势力中最卑鄙的反动势力这个问题呢？这股反动势力羞答答地要否定普鲁士历史上最光荣的年代，不管它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对祖国的背叛，因为它必然再次引起1806年那样的大灾难。不，明如白昼的事实是，普鲁士的财富仅仅在于理论、科学、精神的发展。或者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个问题，普鲁士不是一个“自然”国家，而是一个由政治，由目标明确的活动，由精神所产生的国家。近来，法国有人企图把这种特点说成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弱点；然而，只要正确利用这种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主要力量。正如能自我意识的精神超越无意识的自然界一样，普鲁士只要愿意就能超越“自然”国家。正是由于普鲁士各省之间差别这样大，为了使谁都不受损失，它的制度就只能从思想上发展；到那时各省自然会逐步合并起来，同时各自的特点也将溶化到自由的国家意识的高度统一中去；否则，要建立普鲁士的内部立法的和民族的统一体，两个世纪的时间是不够的，而且第一次毁灭性打击给我国的内部联合带来了没有人能承担得了的后果。其他国家应当走的道路是由它们一定的民族特点所决定的；我们摆脱了这种强制，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普鲁士能够置一切其他考虑于不顾而只按理性的启示行事，它能够学习邻国的经验，而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它能够作为欧洲的模范国家，站在时代的高峰，在自己的机构中体现当代的完整的国家意识，——这也是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这是我们的使命，普鲁士正是为此而建立的。难道我们能够由于一个过时的派别的几句空话而拿这个前途做交易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听从为我们指出体现全部理论精华的使命的历史本身吗？我再重复一次，普鲁士的基础不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废墟上，而在万古长青的精神中，这种精神在科学中获得意识，在国家中为自己创造自身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了精神和它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放弃了自己本身，就是出卖了自己最神圣的财富，就是扼杀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也就不再有资格置身于欧洲国家的行列。那时历史将对我们判处可怕的死刑：“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注：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5章第27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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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48]“黑格尔门徒”一词是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莱奥的著作《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Die　Hegelingen．Actenstücke　und　Belege　zu　der　s．g．Denunciation　der　ewigen　Wahrheit》）于1838年在哈雷出版以后才被使用的。该书是针对施特劳斯、卢格、米希勒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莱奥鄙薄他们，称他们为“黑格尔门徒”。——第53、212、301、313、370、498、545、591页。
　　[135]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82年10月18日给普鲁士亲王亨利的信中引用了这句话。
　　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败，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第170、302页。
　　[172]布鲁诺·鲍威尔曾在波恩大学担任讲师，1842年3月底被解聘。——第301页。
　　[173]菲·马尔海奈凯《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讲演集序言》（《Einleitung　in　die　öffentlich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1842年柏林版。——第301页。
　　[174]指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体制、管理机关以及它对日耳曼的态度》（《Preuβen，seine　Verfassung，seine　Verwaltung，sein　Verhältniβ　zu　Deutschland》）1842年柏林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