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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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9年秋至1873年5月这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以及他们所作的札记和摘要等等。内容包括对1848—1849年革命的论述和总结，对政治经济学著作和理论的研究，对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探讨，以及有关军事和第一国际的文章和资料。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至十八卷的补充。
　　本卷开始部分收进了恩格斯评述1848—1849年革命的三篇文章：《法国来信》、《德国来信》和《革命的两年》。
　　恩格斯的《法国来信》和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对法国所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作出了一致的分析和评价。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七月王朝的阶级性质，分析了法国各政治派别由于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在二月革命中和革命后所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提出了农民必须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思想，并指出当时法国农民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绝境中解放出来”（见本卷第8页）。恩格斯还指出法国无产阶级不再满足于小资产阶级和共和主义者夸夸其谈的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不再信任曾经欺骗过他们的各种派别的领袖人物，而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摆脱旧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恩格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更确切地反映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
　　在《德国来信》里，恩格斯叙述了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革命力量失败后德国的情况：中央政权机构软弱无力，各邦分离倾向加剧，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专制制度加强，但革命精神正在德国各地迅速复活。在统一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采取联邦国家形式的主张，认为根据德国文明发达的程度，只能采取“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式”（见本卷第30页）。后来恩格斯曾打算把这些内容改写后作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最后一章，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在《革命的两年》一文中，恩格斯向英国工人介绍了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的内容，摘录了其中许多段落，强调指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所阐述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
　　恩格斯1851年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蒲鲁东的重要著作之一。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而蒲鲁东的思想在工人中影响很广，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因此，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阻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言行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参照马克思的大纲写的，在他们生前未曾发表过。
　　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蒲鲁东的错误观点，指出他把资产阶级看作中世纪以来一贯的革命领导者，因而呼吁资产者给革命提供“保证”，提供“经济复兴计划”；指出他不理解交换、竞争、分工、信贷等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形式”，不理解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却侈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克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使它们得到均衡，使劳动成为“有组织的”，使“普遍的福利”得到“保障”，进而消除“法国社会的病痛”。恩格斯还批判了蒲鲁东否定国家、反对权威、主张废除政府的一切职能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批判了他妄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社会清算”来建立理想社会的荒谬主张。
　　1848—1849年革命后，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并重新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卷发表的《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反思》就是这一时期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五十年代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摘要表明，马克思那时已接近于认识到创造商品的劳动本身不是商品，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及其特殊能力。他还进一步加深了对资本本质的理解，指出李嘉图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指出“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见本卷第111页）。这样他就把资本看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还在评论李嘉图的同时揭穿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来源于流通的错误理论，指出“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见本卷第109页），剩余价值“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见本卷第140页）。这些思想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大系统化和具体化了。
　　《反思》这一手稿看来是马克思针对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而写的。小资产阶级认为经济危机来源于金银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他们热衷于搞银行改革以消除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试图从生产领域探索危机的根源。这一手稿包含着未来的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要素，如把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第一部类起主导作用，而消费品的生产归根到底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的界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中发展成为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时间里对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评注和札记。这些材料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待当时国际冲突、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政策中的种种情况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方针。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是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所写的关于欧洲外交史的重要著作。1856年马克思发现了一些可以说明英国政府同沙皇俄国从彼得一世起就开始秘密勾结的文件，他曾想利用这些文件写一部揭露这种卑鄙行为的著作，但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只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即现在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马克思在这篇导言里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四件秘密书函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北方危机》、《防御条约》、《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并加了详细的批注，“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2页）。马克思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俄国的政治历史，剖析了莫斯科公国王公窃取权力的狡诈手腕，着重揭露了沙皇彼得一世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和沙皇俄国侵略政策的继承性。同时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没有英国的姑息和纵容，沙皇俄国不可能顺利地称霸波罗的海。马克思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证明英俄勾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期，英国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就日益倾向俄国，千方百计地支持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卑躬屈节地为沙皇效劳，充当了俄国的代理人。马克思在这里逐字逐句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彼得一世的一篇未发表的至今仍未找到的文章，因此这篇著作反映了他们对沙皇俄国的共同观点。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的一大组军事文章和短评。在这些材料中，恩格斯准确地估计和预测了当时各国之间的军事活动和战争的进程及结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些事件的经验，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恩格斯在《俄国军队》、《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的军事潜力取决于工业发展水平和经济资源开发的水平。他认为，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更高水平，能够弥补他们在军事组织方面较沙俄军队不足之处；“美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见本卷第484页）。
　　本卷收入的有关第一国际的材料，对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为这两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进一步阐明并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表明他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宗派势力所作的不懈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为声援公社流亡者和捍卫公社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因为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捍卫者”（见本卷第594、554页）。马克思还在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亲自揭露英国政府企图迫害公社流亡者的行为。
　　七十年代初，经过各级组织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国际在西欧一些国家获得了迅速发展。《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关于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具体地反映了国际如何排除外来干扰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修改草案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经验，在草案中加进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这一条，明确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独立政党的问题，指出：“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建立政党的目的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见本卷第577页）。草案还对组织条例作了修改，加强了纪律性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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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为依据，一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翻译的。俄文版没有收入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我们按1969年英国莱斯特·哈钦森编辑的单行本把该文译出编入本卷，并编写了有关的注释和人地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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