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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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gC3品论天涯网

（文章草稿）[100]gC3品论天涯网

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

俾斯麦的副手——冯·施托尔贝格讲了四分七秒钟的话。
[走出《前进报》社，他曾到那里询问诺比林博士的情况，这是（1878年）6月2日夜晚的事情]
然后，倍倍尔转到迫害问题（第39页第Ⅱ栏）。
　　[普鲁士政府对这一致命的指责作何回答呢？它通过欧伦堡之口回答说：它不提供案卷；根本没有任何指控材料。]
[关于各邦政府代表们要求提供“对已死罪犯诺比林案件的侦查”的材料]……
　　[欧伦堡明确说的只是：（1）进行过“一次”审讯；他不敢说是“法庭”审讯。他同样没有说这一次审讯是何时进行的（大概是在诺比林的脑袋中弹流出一部分脑浆之后吧？）。]但是，欧伦堡所谓诺比林在这“一次”审讯中讲的话（假定诺比林是有责任能力的）证明：第一，他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只是说，他象寻常的市民那样去参加过几次党的集会，“他很喜欢会上讲的学说”。可见，这些学说并不是他的学说。他刚刚接触这些学说。第二，他根本没有把他的“暗杀”同集会和会上宣传的学说联系起来。
　　但是蹊跷的事情还不限于此。欧伦堡本人能够奉告的“一点情况”，他自己就是带着怀疑的口吻，或者说是以令人怀疑的方式讲的：“据我被告知，他在这次审讯中供称”……根据这句话可以判断，欧伦堡先生从未看过案卷。他知道的只是听人家说的，他只能奉告“他这样得知的”一点情况。但是他马上拆穿了自己的谎言。他刚刚说了他“关于这件事被告知”的一切，紧接着就说：
换言之：如果他“奉告了”他知道的情况，那就会使政府出丑。
　　我们顺便指出：如果只进行过一次审讯，那我们也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诺比林头上带着弹孔和刀伤被捕的那一天；就是发出臭名远扬的6月2日午夜二时电讯的那一天。但后来政府又企图将诺比林案件的责任加于教皇至上派[103]。可见，审讯没有发现诺比林的暗杀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但欧伦堡还没有结束他的自白。他还得
好极了！欧伦堡直言不讳地承认，在从赫德尔行刺到帝国国会开会这段时间里警察和侦查机构布置的所有卑劣的迫害，没有为政府所喜爱的暗杀“理论”提供任何一点点犯罪构成！
　　欧伦堡及其同伙非常“注意”“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因此竟然在赫德尔已被处死，诺比林业已身亡因而审讯也永远结束以后，把司法当局当做向帝国国会提供“案卷”的法律障碍——可是他们却公然在审理诺比林案件一开始，即在暗杀发生的当天，就用一条别有用心的关于所谓第一次审讯诺比林的“电讯”来激起德国庸人的狂热，并借助自己的报刊堆起一座谎言之山！对司法当局，甚至对那两个被政府控告但并非主要目标的人，是何等尊重！
　　欧伦堡先生在声明没有任何足以指控社会民主党同这两次暗杀有关系的犯罪构成——他现在拒绝提供案卷，也是因为案卷会把这种尴尬局面弄得更加令人难堪——之后，接着说，法案实际上只是以一种“理论”，即政府的如下理论为根据：
[泽费洛日、切希、施奈德尔、贝克尔、库尔曼、科亨（又名布林德？）之类的苦果。]
[所谓全部德国报刊，就是所有那些拿政府津贴的爬虫报刊，唯独各派独立报纸除外]，
（又是纯粹的谎言！）[诺比林参加的那几次集会，象所有集会一样，都是在警察监视下进行的，都有一名警察在场；可见，会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指责的事情；他在会上听到的学说只能是与那次集会日程上的议题有关的东西。]
　　在讲过这些实际上是谎言的关于“全部德国报刊”的话之后，欧伦堡先生
　　证据：
　　[《北德总汇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活动具有合法性表示不满。]
[难道不是这样？]
[（证明“杀人”癖好）（许多非社会民主党刊物都这样写。）]
　　欧伦堡先生不提供“案卷”，他先前说过，他对案卷一无所知；又说，关于案卷，出于对“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尊重，他“不便”透露他知道的情况——他现在却要求人家根据这些被他隐匿起来的“案卷”相信他的如下说法：
[那么，被斩首的赫德尔就不是这样了？]
[是政府为他们辩解，因为政府不是把责任加于他们，而是加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工人阶级的鼓动家——因而是加于社会的一部分人和社会的一部分“学说”]
[这样说来他倒没有为行为辩解，否则他就不会把行为看作“罪行”，也就根本不会谈什么“罪责”问题了]
（引证了《前进报》，以同样的理由援引了赫德尔）
　　在这样胡说了一通之后又说：
[彼得堡法院和全世界的报刊！]
[下面俾斯麦也谈到这一点]
　　这样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要为与它敌对的集团的言论和行动“承担责任”了？那个集团直到目前为止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还有俄国：涅恰也夫]暗杀和……［注：此处有一个词辨认不清。——编者注］的对象都是“马克思派”的拥护者。
　　[欧伦堡先生在谈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时早就说过：绝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
他忘记了提出“证据”。]
　　接下来的高论讲的是
（第50页第Ⅰ栏）。他们是不同的，但
就象同一时代的所有现象实际上都有某种关系一样。如要将这种“关系”变成该判死刑的罪行，那就首先必须证明它的特定性质，而不能满足于一句对宇宙间任何现象都适用的空话。要知道，宇宙间万物都处于“某种”关系之中。“马克思派”倒是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派”的学说与行动同欧洲“警察”的学说与行动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当《同盟》一文[106]的发表把这种关系揭露无遗的时候，所有拿津贴的善良报刊都不作声了。“揭露”的这些东西同它们所杜撰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这个集团到目前为止暗杀的对象都是“马克思派”的拥护者。）
　在讲过这一番闪烁其词的话之后，欧伦堡先生用一个不显眼的“而且”缀上了一句话，企图用荒谬的，可是形式上还好象特别“中肯”的陈词滥调来证明这种“关系”：
[运动可以是基于重力定律的，例如——降落运动，但经验，很清楚是基于降落这个现象]
[例如，在基督教中——自残肢体]
第一，什么在历史运动中所谓极端派占上风，压倒合乎时代的派别：路德对托马斯·闵采尔、清教徒对平等派、雅各宾派对阿贝尔派，这种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历史证明恰恰相反。第二，“无政府主义”派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派”，——欧伦堡本来应当证明这一点，而他却从这一点出发。一派从事的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历史运动；另一派是一批妄想创造历史的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追求一个幻影，结果不过是表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在上等阶级的潦倒没落的人们身上是多么滑稽可笑。因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到处碰壁，只是在还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地方混日子。这是事实。
　　欧伦堡先生仅仅证明，如果“警察”要来“讲哲理”，那是多么危险。
　　参看在这后面的一句话，第51页第Ⅰ栏。欧伦堡在这里说得好象一切顺利。
　　现在他想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目的”在于危害社会！可是如何证明？用了三条引文。
　　但在这之前，他还用这样一句妙论作为引言。
[大概就象“民族联盟”[239]是通向以暴力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的一个“阶段”那样；所以欧伦堡先生就用“铁血”来考虑问题了]。
　　如果拿前半句话来看，那么他讲的只不过是同义反复或糊涂话：如果这种发展有一个“目的”，又有“最终目的”，那么这种最终“目的”就是它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性质，即所谓“和平的”或“非和平的”。其实欧伦堡想要说的是：朝着目的的和平发展只是一个必然导致目的的暴力发展的阶段，而且按照欧伦堡的看法，这种以后把“和平”发展变为“暴力”发展的情况是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性质决定的。这里所谈到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变革（转变）。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例如，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里取得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消除阻碍其发展道路的法律和设施，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而如果这些人被暴力所镇压（象在美国内战和法国革命中那样），那就因为他们是“合法”暴力的反抗者。
　　但是，欧伦堡所鼓吹的是掌权者对正在经历着“和平阶段”的发展的暴力反动，而且这种反动，其目的是要防止以后（起自新兴社会阶级）的“暴力”冲突；这是暴力反革命对事实上的“和平”发展的战争叫嚣。实际上政府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产生暴力革命。
　　接着，欧伦堡先生就用三条引文来证实社会民主党的暴力学说：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讲的。]这句话不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里，而是在“1847年”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诞生的二十年以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107]
[欧伦堡自己从《资本论》中引证了一句该书所没有的话，现在自然还得从某个其他来源转引一句该书确有的话。（参看《资本论》第二版中的一段话）]而倍倍尔的书上是这样讲的：
　　（3）引自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中的一段话（第51页第Ⅰ栏）；他引证的是：
[这是欧伦堡从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引证的。这段话在第16页上，见第16页和第15页标出的地方；并参看第43页标出的地方。]又是“歪曲”，因为是脱离了前后联系引证的。
　　在取得这些丰硕战果之后，欧伦堡儿戏般地、不能自圆其说地就俾斯麦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接触”胡编乱扯了一通（第51页第Ⅱ栏）。[110]在同一次会议上：
　　赖辛施佩格在施托尔贝格之后发言。他最担心的是这项把一切都置于警察权力之下的法律也适用于其他不合政府心意的政党；在这番话之后就是老一套的天主教式的蛤蟆叫了（见第30—35页标出的地方）。
　　在赖辛施佩格之后，冯·黑尔多夫－伯德拉发言。最幼稚可笑的是：
[它只允许警察禁止一切，不惩罚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而是惩罚“违反”警察命令的行为。这真是使刑法成为多余之物的非常有效的办法。]
　　冯·黑尔多夫先生承认，“危险”在于并未因暗杀案陷害而受到丝毫损伤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这必须加以惩罚。把普选权使用得不合政府的意旨！（第36页第Ⅱ栏）这个家伙倒是同赖辛施佩格看法一致：“上诉法院”、“联邦会议委员会”都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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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00]这个草稿是马克思根据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那里收到的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的速记记录写的。记录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29—91页。马克思打算把这一材料整理出来给英国报刊，特别是给《每日新闻》发表。这一想法未实现。草稿也没有写完，其中摘录的材料只涉及9月16日的会议。——第185页。
　　[101]指1878年5月11日白铁匠赫德尔行刺威廉一世和三个星期后即6月2日诺比林的再次行刺。诺比林在行刺后向自己头部开枪企图自杀；他死于9月10日。
　　早在1876年1月就曾企图通过帝国国会采取限制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立法措施的俾斯麦，是利用这两起显然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关系的行刺案，来达到使帝国国会批准置该党和其他工人组织于非法地位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目的。——第185页。
　　[102]5月31日“大选帝侯号”装甲舰由于同另一只德国舰船相撞而在英国海岸沉没。在1878年9月13日帝国国会会议上，海军大臣冯·施托什答应敦促发表帝国国会所要求的有关装甲舰沉没情况的材料。——第187页。
　　[103]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等等。企图把暗杀威廉一世的责任加于教皇至上派，是因为这一时期俾斯麦政府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张。——第188页。
　　[104]指1878年2月5日（俄历1月24日）维拉·查苏利奇行刺彼得堡行政长官特烈波夫和同年8月16日（俄历4日）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杀死宪兵司令美津策夫。维·查苏利奇被彼得堡陪审法庭宣判无罪。俾斯麦在9月17日的讲话中，在指责社会民主党“用虚无主义者的匕首和诺比林的猎枪”威胁政府的时候也谈到了俄国革命者的这些行动。——第192页。
　　[105]这里讲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于1878年8月3—5日举行的代表大会。——第192页。
　　[10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是他们在保·拉法格参加下写成的，1873年用法文出版单行本，1874年出版德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第193页。
　　[239]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即所谓小德意志）。这个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1846年成立于哥达城，其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退出的右翼自由派。民族联盟在普奥战争结束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于1867年11月11日宣布解散。——第194页。
　　[107]指《共产党宣言》里的如下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第195页。
　　[108]奥·倍倍尔的著作《我们的目的》1870年2—3月作为一组文章发表于《人民国家报》，同年11月出单行本。——第195页。
　　[109]这句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第196页。　　
　　[110]在1878年9月16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倍倍尔谈到俾斯麦同拉萨尔有过密切联系。对此，欧伦堡说，政府有责任从工人运动的“领袖们”那里了解这一运动的目的和动机，并尽可能使运动“转到合法发展的和平轨道上”。欧伦堡还对过去在拉萨尔及其追随者“领导”下的运动表示赞赏，为拉萨尔派“被所谓的国际派压倒和清除”感到惋惜。——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