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83]
“战争的永恒的、根本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匮乏，或者说得高雅一点，是经济平衡遭到破坏……归根到底是贫困”（第98页）。
首先我们必须吃饭。这是一个严峻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适应它，同时，如果我们为了它而牺牲我们一切其他的义务，成为它的奴隶，那么它就会象复仇女神一样摧残我们……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第100页）。吃饭的规律是同劳动的规律相对的，就象否定是同肯定相对的一样。但是，人的需要是怎样的，他应当劳动多少时间？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饶而宁静的时代（第102页）。而现在地球每个角落的人口都远远地超过自然界的资源，所以在文明时代——“你要流下汗水才有你的面包吃”。——最终，人在文明阶段通过劳动所得的正好等于维持他的肉体和精神文化所必需的，不多不少。我把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消费的这种严格的彼此制约称为贫乏｛pauvreté｝，称为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有机规律中的第三条规律（第103页）。甚至在工业最发达的民族那里，只要工业品的数量增长一点点，从而破坏由已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所决定的比例，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立刻就会下降，所有多余的部分就会化为乌有。健全的理智……现在起来反对生产超过贫乏所规定的界限。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如果总的财富因劳动而增加了，那么人口会增长得更快……可见，造物主……训诫我们要保持节制和秩序，并迫使我们去热爱它们（第104页）。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结果毫无所得（第106页）。
在一个社会里，要在保持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财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造成劳动群众的新的需求，而这只有通过发展智力和情趣，换言之，通过提高文化修养才是可能的，劳动群众有了高度文化修养就会自然而然地摆脱无产者状态
║（因此这与马尔萨斯是完全相反的）；║
（2）在不断完善劳动和工业的组织的同时，要使劳动群众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时间；（3）为此目的，应当消灭寄生生活。这三个增加财富的条件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过渡到越来越平均地分配知识、服务和产品。这是最伟大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平衡规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第108页）。
║这是大胆地抛出一个论点，简单地加以肯定。
——唯一的证明不过是援引下面的情况：║
法国尽管很繁荣，但是人民现在生活得比复辟时期还差，“国家债务增加一倍，预算从十亿增加到二十亿，房价和一切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到一百，这一切导致明显的瓦解和不断的危机”（！！）（第109页）。在美洲，土地和其他从前没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具有了价值，这一情况是贫乏的正确无误的标志。虽然在西班牙存在了三百年（从伊萨伯拉一世到伊萨伯拉二世）的平衡被新的发展所打破——工资提高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土地和对外贸易的收入增加了——，但是在以后的五十年中人口也会相应地增长。那时，在西班牙又会恢复平衡，即“贫乏”（第110页）。
国家和有产阶级的一切财富都是在规定工作者的工资以前预先从他的产品中扣除的（第113页）。
贫乏意味着不富足，而富足甚至可能促使工作者腐化。不应当让人生活得心满意足。相反，应当让人经常感到贫苦的刺痛（第114页）。
║ 满篇光是慷慨陈词和简单论断，而不是论证和阐发思想。║
人类的进步或提高完全在于正义和哲学（第116页）。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事实不过是向肉眼显示理性概念的符号（第118页）。
人在世上的作用完全是精神的和道德的（第116页）。
十分明显……，财富和价值一样，与其说是某种实在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关系，也就是生产与消费、供与求、劳动与资本、产品与工资、需求与活动等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类的、典型的表现是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日，工作日可以从它的两个方面，即消耗和产品，来加以考察。工作日——在这几个字里包含着社会财富的总量……从工作日的这样的定义中可以得出结论：整个的社会生产——集体劳动的表现——决不能够稍微明显地超过对我们称之为起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的集体需求。要想三倍地、四倍地增加一个国家的生产……而又脱离开劳动、资本、人口和销售市场的按比例的增长，特别是脱离开教育和道德的相应的提高，——我断言，这种思想比化圆为方问题［注：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不能解决的问题。——译者注］更不合理。这是矛盾，无稽之谈（第119—120页）。
║ 那么，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从何而来呢？它决不可能来自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象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其余的事物一样，来自心理学原理、来自原则，而║
原则就是我们对本身的价值和本身的品德的认识，也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它能转化为对自己的同类和整个人类的尊重并成为正义的基础。但包含着作为自在之物的正义的那个原则，迄今为止实际上却恰恰是对正义的否定；我们允许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的事情比允许别人的事情要多。夸大自己和滥用自己的长处，就会迫使我们去破坏经济分配规律（在奖励劳动方面和分配服务和产品方面平等的规律）（第123页）。
║由此可见，在这里“经济分配规律”是永恒的规律。（破坏，永恒正义的破坏！也不可能是别的，因为蒲鲁东总是把人本身作为出发点。║
例如：贫乏是我们的自然界的这样一条规律，它要求我们生产我们所需要消费的一切，但不给我们的劳动提供任何超过必需的东西（第123页）。）
不管其原因在于单个人还是在于法规，在于奴役还是在于偏见，但穷困是对经济规律的破坏。经济规律是一方面命令人为生存而劳动，另一方面又使他的产品同他的需要相适应
║（而不是使需要同产品相适应——可历史会是这样的）……║
我再说一遍，这种破坏实质上是心理学上的事实；它的根源一方面是我们的意向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夸大自身重要性的情绪和我们对他人重要性的轻视。这是奢侈和贵族的精神，它把个人因素掺进了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从而把这种交换变成欺骗勾当（第124页）。
║这种借助于心理学而产生的不道德的分配║
“作为事实出现在普遍的经济生活中”（第124页）。详细地分析这些事实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这些事实归根结蒂总是不充足的工资”（第125页）。
║ 这些事实当中有：║
“寄生性在发展，服务于奢侈性需求的职业和行业的种类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想靠社会生活，干收入高而又清闲的差事，而不从事任何生产性的劳动……”。
║谁来支付这一切，这一切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一个字也没有谈到。光指出愿望就足够了（第125页）。║
体现着经济规律遭到破坏的贫困也会吞食掉富人。——由于对金钱和享受的贪得无厌，“贫困完全可以控制住他（富人），推动他从事冒险勾当、狂热的投机、赌博和诈骗，而最后让他可耻地破产，作为他贪婪无度、践踏正义和自然规律的惩罚”（第129页）。
║没有富人的这种无限贪欲是不行的，若没有这种贪欲，就不可能从贫困中引出战争。
接着，这个人在第4章第133页上不知羞惭地声称：║
“在发生了象1789年、1799年、1814年、1830年、1848年和1851年这样一系列革命之后，社会弊病……对政府有直接影响这一事实看来勿需证明了。思想在这里无疑起了自己的作用；但是思想有什么样的作用？它表现了什么？——利益。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究竟是什么？是赤字。制宪议会确定立宪君主制，不是为了使自己免被强行征收高额税又是为了什么呢？僧侣公职制度［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为了击破作为封建制度重要支柱的教会势力，于1790年通过了僧侣公职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主教和神父也象官吏一样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国家。在此之前制宪议会还曾宣布没收教会土地。——译者注］是怎么一回事？——剥夺。8月4日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剥夺财产。可见，革命的首要原因是贫困。从罗马平民上圣山到拿破仑第三给他的未来的大臣富尔德的关于贸易自由的信[84]为止，一切变化——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保护劳动群众免受他们的寄生者的剥削和保证最低收入”（第134页）。
║他用这段话来说明，║
为什么在每次革命中都包含着革命本身。
|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Ｘ卷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
注释：
[83]比·约·蒲鲁东《战争与和平》1869年巴黎版第2卷的摘录，是恩格斯在写《论住宅问题》一组文章（1872—1873年载于《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后来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时做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米尔伯格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米尔伯格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曾经引用过蒲鲁东的许多著作，其中包括上述的著作。显然，这就促使恩格斯去研究它。这里发表的蒲鲁东书的摘录和恩格斯对摘录之处的评语，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篇文章（1873年2月12日载于《人民国家报》）里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8页）。
摘录系摘自第2卷第4篇第2、3、4章。第2章和第4章的摘录，恩格斯本人已经注明，第3章的摘录（第116—129页）在本卷第161—164页。——第159页。
[84]8月4日改革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于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贡赋。
上圣山或上阿温廷山丘——是古罗马时代平民退出罗马公社并离开罗马城的示威行动（即所谓分离）。第一次的平民分离发生在公元前494年，迫使贵族做出了让步，特别是设置了从平民中选出的护民官。
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即1860年1月15日在政府正式机关报《总汇通报》上发表的拿破仑第三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马克思就这封信写了《法国的状况》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8页）。——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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