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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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7年至1893年所写而未编入以前相应的卷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至二十二卷）的文章、笔记和手稿。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历史的笔记；第二类是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第三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手稿，以及其他资料。
　　本卷所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的三个笔记对研究爱尔兰历史和与此有关的问题有重要意义。这些笔记写于1869年底和1870年初。当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再次高涨。政治独立和土地问题是这一运动的两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这篇札记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说明取消爱尔兰的独立对英国人民说来也是不幸的，因为爱尔兰起义的被镇压和英爱议会的合并不仅巩固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爱尔兰的统治，而且也巩固了他们对英国人民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0页）。因此，他非常强调爱尔兰问题“对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本卷第10页）。这篇札记收集的有关爱尔兰志愿兵运动、“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1798年起义、1801年英爱合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详细而有系统。札记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爱尔兰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具体史料，而且对研究一般民族解放运动也有重要价值。
　　恩格斯的《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和《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是他为自己在1869—1870年开始撰写但没有完成的一部爱尔兰史而准备的材料。前一篇笔记主要是揭露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高德文·斯密斯从理论上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辩护的企图。在斯密斯看来，爱尔兰本身的自然条件决定它应该成为一个向英国提供畜产品的牧场。他把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说成是必要的，把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毫无历史根源的事件，把爱尔兰人民通过斗争取得的让步说成是出自英国政府的“善意”和“宽容精神”。恩格斯对此一一做了有力的驳斥。
　　恩格斯的第二篇笔记中收集了有关十六至十七世纪在爱尔兰发生的大规模没收土地的材料。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物质基础就是英国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占有的大量土地。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完全继承了英国专制制度的殖民主义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三个笔记充满了对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强烈憎恶，并把英国统治阶级实行殖民统治所使用的种种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伪善的手法揭露无遗。
　　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在本卷占有中心地位。马克思在晚年更加积极研究古老的社会形态，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深入探讨当时在世界广大地区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他搜集、研究了各种实际材料，阅读了各种有关的学术著作。他虽然没有来得及在这一领域写出系统的著作，但他通过对某些著作的细心摘录、评注、删节、改造和补充，表述或透露了他的许多宝贵的思想和深刻的观点。收入本卷的四篇被称为“民族学笔记”的著作，便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对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所作的摘要，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晚年对农村公社问题的观点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很重视柯瓦列夫斯基的学术贡献。他翻译、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有价值的具体材料，同时也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考察了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地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之前的土地关系，肯定农村公社是土地的主人，并否定国君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马克思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的歪曲，批判了他们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依据、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强制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并人为地扶植大土地私有制的做法。马克思表明，殖民当局的这些做法，不会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任何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所提出的关于农村公社的观点，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作了类似的阐述。
　　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他在作摘要时常常把这些类比删除或修改，并且对印度在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和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土地关系的改变的性质作了大段的评注。马克思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上述时期中发生的土地关系上的变化看作“封建化”，并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论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指出：“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并不象西欧中世纪那样具有贵族性质亦即不得转让给平民，也不存在地主的世袭司法权，等等（本卷第284页）。马克思还指出，印度集权君主制的存在阻碍了印度社会向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演变（本卷第274页），并且使农村公社的社会职能逐渐变为国家职能（本卷第248页）。马克思的这些论点，表明了他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实际出发研究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在历史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对美国学者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笔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摩尔根通过自己长期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证明了母系氏族（以后转变为父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表明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摩尔根的划时代的发现，证实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唯物史观。马克思十分重视摩尔根的科学贡献，他详细摘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有有科学价值的篇章，剔除了书中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说法，并且改造了原书的结构。这样，他在这篇摘要中不仅去粗取精，集中了摩尔根著作的精华，而且使摩尔根的体系得到了科学的整理。例如，摩尔根原著的结构，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在马克思的摘要中，这种结构则被改造为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这样就纠正了摩尔根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建立在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的基础之上；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导致了氏族制度的灭亡。
　　马克思在这篇笔记中写下了很多评注，除对摩尔根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外，还对他的某些论点作了重要的纠正、发挥和补充。例如，马克思纠正了摩尔根把取火当作人类早期的次要发明的观点，指出，“与此相反：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的发明”（本卷第379页）。马克思否定了摩尔根的人类已达到“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说法（本卷第332页）。对于摩尔根的亲属制度、亲属称谓落后于亲属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作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概括，指出，“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本卷第354页）。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专偶制家庭的起源和性质（本卷第366、367页），阐明了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原因和意义（第467、468—469页），补充了其他民族中存在的父权制大家庭的例证。马克思还从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段落来补充摩尔根对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阐明了希腊罗马社会中私有制的产生、氏族的瓦解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形成、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且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史学家格罗特等人对历史的歪曲，等等。这一切都证明，马克思的确“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页），但他没有来得及写出系统的著作就逝世了。他的这个遗志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1884年写成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所表述的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证明了人类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列宁语）。
　　马克思的第三篇古代社会史笔记是他对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所作的摘要。梅恩是根据古代法律阐述古代历史的“权威”，但同其他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一样，他根本不了解氏族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社会的原始形式不是氏族，而是他所知道的印度的父权制大家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梅恩的这种错误观点。他还揭穿了梅恩从法律观点对英国殖民主义罪恶的辩护，揭露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罪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马克思还深刻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观，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它的阶级性质以及必然消亡等问题；他针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观点，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角度深刻地概括了人的历史发展和人性的具体社会内容（本卷第646—647页）。
　　马克思的第四篇古代社会史笔记是他对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所作的简短摘要。拉伯克同样不了解氏族的本质，并且在原始的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的演变以及宗教的起源等问题上表现了许多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以尖锐讽刺的形式对拉伯克的错误观点作了批判。
　　本卷中涉及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草稿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的活动。他们在这一时期主要致力于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它们的思想锻炼，帮助它们总结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过去各个阶段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部分著作中，马克思的《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这份草稿里论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关系。他认为，斗争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不决定于无产阶级的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只有在统治阶级不使用暴力阻碍历史发展的情况下，和平方式才是可能的。“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当时的俾斯麦政府正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产生暴力革命”（本卷第195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揭露俾斯麦政府利用谋刺皇帝事件诬陷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分子毫无共同之点，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恩格斯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反映出他怎样为保护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当时在工人运动中还有不小影响的蒲鲁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斗争。在这方面，他的《西班牙的共和制》一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恩格斯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生命力，同时又强调，它在一定意义上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为有利，因为它是“使阶级斗争摆脱其最后桎梏并为阶级斗争准备战场的国家形式”（本卷第167页）。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成熟，而当时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为了防止过早的行动，恩格斯坚持劝导那里的工人阶级利用共和制度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和巩固起来。他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会给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1877年在意大利的《人民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讲述了英国的农业工人运动和女工状况。他为英国农业工人开始参加政治斗争而欢呼。他指出，英国女工的悲惨处境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写道：“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本卷第184页）
　　为了总结过去工人运动的经验，恩格斯根据亲身的经历和第一手材料，以年表的形式编写了《宪章运动纪事》。这份年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英国宪章运动的基本史料，而且还反映出英国工人运动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
　　本卷附录中收有两篇马克思同美国报纸通讯员的谈话记。马克思在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的谈话中在驳斥资产阶级的歪曲宣传时强调说，真正的革命不可能只是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活动的结果。他指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本卷第716页）。马克思还谈到，某些国家，如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当时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一革命将由广大人民来完成。社会主义者应积极参加这一革命以便为下一步的解放斗争创造条件。
　　收在附录里的《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是考茨基按照恩格斯的意图和指示写的。文章驳斥了该书作者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历史的歪曲和捏造，并指出其在学术上的不严肃性。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五卷为依据。马克思的四篇古代社会史笔记的译文都根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出版的原文版本作了校订，其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中译文和名词术语除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译本统一外，还尽量照顾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文新译本（1977年商务印书馆版），以便对照阅读。
　　本卷中凡属笔记性质的著作（他人著作的摘要、摘录和爱尔兰问题札记）在版面上作了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处理。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和他人著作中的话是用同样大小的字体排印的，为了表示区别，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开始时都用特殊符号标出，最后都以反方向的同样符号表示终止；此外，上下都用宽行距与他人著作中的话隔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划了着重线的文字一律排成黑体字，划了两条着重线的文字排成黑体字加重点。这些笔记中的方括号、圆括号和文字左侧的竖线、×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记中原有的，少数花括号中的话是俄文版编者或中文版译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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