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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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1865年3月13日[于伦敦] |
亲爱的恩格斯：
在账单上你有一些错误，6月8日你寄给我二百三十五英镑，7月初寄来三百五十英镑（寄钱的那封信没有写日期，这是我根据你7月5日的来信判断的，你在那封信中提到钱马上就寄出），1864年11月9日寄来二百英镑；可是账单上最后一笔账，就是你预告可能要寄的那四十英镑（见附上11月9日的信），你却并没有寄来。我希望你再查一查账簿就可以证明，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在我（同我的外甥女［注：卡洛琳·施马尔豪森。——编者注］）到大陆去以前——大概是本星期末动身[121]——立即把这笔钱寄来。
关于施韦泽的厚颜无耻，我决定用另外的办法来对付。有些事情往往很想向公众说说，但是只能作为对直接挑战的回答，因此，一有回答的好机会就不应该放过。对付施韦泽那篇附有布林德的肮脏东西的后记[120]，也要这样办。我想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予以回答，当然是代表我们两人，不过只由我署名，因为要你来为“阿基里斯”负责是可笑的[122]，而且一般说来（至少按照我的计划）要引证的主要是施韦泽给我的信件。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施韦泽根据《新法兰克福报》转载了他明知为谎言的谎言。（该报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的？）这就是说，（1）寄给我们的而且“作为手稿印行的纲领”，上面既没有拉萨尔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拉萨尔。（李卜克内西曾加以阻止。）（2）由于施韦泽不知羞耻地摘引了私人吊唁信中的一些话来引申出他对拉萨尔的颂词，他在12月30日的便函中极谦恭地请求我原谅。（3）我要简短地摘录施韦泽从1864年12月30日到1865年2月15日（他的最后一封信）的来信，指出从试办的第一号报纸起一直到我们的退出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关于“策略”的冲突是经常不断的，而决不是象批准布林德谎言的可敬的施韦泽所说的那样是无缘无故突然产生的。同时，由施韦泽来信的简短摘录构成的这幅镶嵌画将会表明，这个畜牲对我们多么巴结，而在挨了揍以后又突然变得那样无耻。这篇东西让资产者和工人（还让吕斯托夫）读一读是有好处的。这毕竟是同“拉萨尔主义”决裂的良好序曲，这种决裂总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至于大学生布林德，如果这个坏蛋再一次出场，我将始终把拉萨尔说成是一只死狮，而他不过是一匹活驴子。把一个“如此不学无术的”巴登的小饭店老板同一个研究过赫拉克利特和罗马继承法的人相提并论，是很不象话的。）
你是不是赞成我的计划，请立刻回信，因为我不愿意丧失时机[123]。（不要忘记写上一笔，《新法兰克福报》上布林德的那篇臭东西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是我所必需的。
虽然我不象你那样有福气同机灵鬼［注：恩格斯的合伙股东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通信，因此也没有机会痛骂他，但是我最近以来，除了继续长疖子以外，也是累得不可开交；例如昨夜我到清晨四点才上床。除写书［注：《资本论》。——编者注］以外，国际协会也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因为实际上我是它的首脑。时间的损失多么巨大！（正好现在又同时发生了法国人事件，这里的选举法改革事件[105]等等）。例如法国人的纠纷：
2月28日。托伦和弗里布尔从巴黎来了。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他们在会上作解释并同勒·吕贝争辩到夜里十二点。之后在博勒特酒馆有一个夜间会议，在那里我又在大约两百张会员证上签了名。（我现在已经改变了这种笨方法，即把我们的签名在制锌版时就加上去，只有总书记才必须亲笔签名。但是还有一千张会员证，是过去印的，因此只好照旧签名。）
3月1日。波兰大会[114]。
3月4日。小委员会[15]开会讨论法国人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6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同上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到夜里十二点钟。通过决议。（附上这几项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给席利的个人指示；你从第五项决议可以看出，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大使）。）[124]
（3月7日的会议——在会上勒·吕贝已完全被击败——是一次非常折磨人的、激烈的会议，它特别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法国人的确需要一个波拿巴！）为了上星期六（3月11日）同布莱特开会的事等等，我这里经常还有些人往来不断。[125]关于这件事，我已经简单地告知了琼斯（这件事他预先在星期五就问过我了），并且要他把那封信转给你。
亲爱的，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走了第一步，就得走第二步呀！
从附上的《北极星》（请看头两篇社论），你可以看出，布龙尽管对我们怀恨在心，但是由于对同行的嫉妒，他也把施韦泽咬了一口。[126]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布龙的报纸是比较老的，不管怎样，这帮家伙的内部分裂就这样引起来了。
本星期内，本德尔的《通讯》［注：《伦敦通讯》。——编者注］上将要出现关于你的小册子的短评［注：卡·马克思《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我已经把小册子寄给《海尔曼》（尤赫）了，我说让他也根据自己的观点去评价评价。这是会实现的。［注：见本卷第105—106页。——编者注］我采用这种形式，因为我在尤赫那里经常嘲讽布林德发表在《海尔曼》报上的那些为了布林德和关于布林德的声明，而我们两人在这里也被看做是一个人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15]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为了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一个委员会；上述工作完成后，委员会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总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也称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总委员会主席（直到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废除这个职位为止）、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参加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起了领导的作用。——第12、41、90、102、134、153、404、467、494页。
[105]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84、85、102、113、196、458、506、534页。
[114]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大会是1865年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组织这次大会的发起人是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见注56）。在准备和举行这次大会方面，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见注108）。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派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利弗尔逊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和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和格·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马克思利用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刊登的关于大会的完整报道，写了一篇以《更正》为标题的短文。这篇短文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6—107页）。——第90、102、473页。
[120]这里谈的是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上发表的海尔维格和吕斯托夫不给该报撰稿的声明。为了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和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施韦泽给上述声明加了一个后记，在其中引用了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4号上的卡·布林德的文章。——第96、97、100页。
[121]1865年3月19日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看亲戚，在那里住到1865年4月8日。——第100、105、107、586页。
[122]在施韦泽从布林德文章中摘来的引文中，提到1864年9月12日马克思因拉萨尔之死写给索·哈茨费尔特的私人信中的一句话：“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一样。”这句话从信中被抽出来，没有告诉马克思，也没有取得马克思的同意，就署上马克思的名发表在1864年12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用来歌颂拉萨尔。马克思向施韦泽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反对这种随意滥用。——第100页。
[123]马克思实现了他的意图，1865年3月15日写成了《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发表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报》第6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5—98页）。——第101页。
[124]马克思在信中附去了由他起草的并由总委员会在1865年3月7日会议上批准的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关于这次冲突，见注53），以及对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特派代表席利的个人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1—92页）这两个文件。——第102页。
[125]1865年3月11日在罗德累斯饭店举行了由英国选举法改革运动的参加者所筹办的一次会晤，一方是1865年2月23日会议（见注105）选出的代表团，一方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代表团的成员有工联的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总委员会的代表。这次会晤是建立改革同盟的一个阶段，参加会晤的约有二十名工联代表，其中有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也一样，其中包括四名议员。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的领袖约·布莱特建议把选举权只扩大到房主和房客（Household Suffrage）。普选权的要求被资产阶级的代表否决了，因而没有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第102页。
[126]指的是由卡·布龙出版的《北极星》在1865年3月4日第299号上的两篇社论，编辑部在社论中反对同政府妥协。这两篇社论对施韦泽这一类人的评语是阴谋家。——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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