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0年4月30日于伦敦 |
亲爱的左尔格:
如果在伦敦这儿,下星期日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示威,那完全要归功于杜西和艾威林。银镇女工选派杜西参加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291]理事会,她在这个理事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都称她“我们的妈妈”。煤气工人工会是新工会中最好的工会,它热情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因为这个工会本身曾经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日,但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胜利还很不巩固,因为一有机会资本家就把它夺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和煤矿工人一样,最主要的是要争取到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
因此,煤气工人工会和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两年前退出社会主义同盟的一个极好的组织,其中成员有列斯纳、杜西和艾威林等)[349]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倡议,并且在较小的工联和激进俱乐部[41](它们日益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工人俱乐部,另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格莱斯顿俱乐部)中得到大批拥护者。它们采取完全公开的活动,建议工联伦敦理事会[307]参加计划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由熟练工人的旧工联的代表占优势的工联理事会(明年我们也要争取它),眼看回避不了,便企图通过夺权活动来左右形势。
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68](海德门)达成协议并且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预定5月4日使用海德公园,这是别人还没有这样做过的。事情是这样,凡是要在海德公园举行比较大的集会,必须事先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申请,由他确定需要设置讲坛的数目以及其他问题。因为在规章中也有规定,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内不能召开两个集会,这些先生们就认为,他们现在是主宰,因而就能垄断公园,指挥原来的委员会[350]。他们预定了七个讲坛,让给社会民主联盟两个,想以此保持对社会党人的表面上的公正,并从中争取同盟者。
因此,他们决定,只有工会组织,而不是政治性社团(因而,俱乐部除外)才能举旗出发并推选出演说人。他们校订了决议,从中删去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而只是谈到工联必须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他们制定了游行程序、路线等等,这时才召集代表,而且只有工会组织的代表开会。至于说到会议,那末:(1)不允许杜西参加,理由是杜西本人没有在她所代表的那一行业中工作(而工联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就已经有十五、六年没有接触他自己那一行的工作了!!)(2)甚至不允许表决或讨论重新把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问题列入决议的修改方案,说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3)让代表们明确知道,工联理事会是占有者;在5月4日公园是属于它的,如果他们对此不称心,他们可以走开。
原来的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极大的愤怒和不安。但是第二天情况完全变了。艾威林到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那儿去说,如果在同一时间不给他们的委员会安排足够数量的讲坛,那就会大闹起来。幸亏是托利党人掌权(要是自由党人就会敷衍搪塞,什么也不会答应),他们不能在工人中树敌过多,于是答应给艾威林七个讲坛,这就使工联理事会的先生们不得不让步,因为要是发生冲突,马上会完全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多么软弱无力。
我们的委员会开始积极活动,详细地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和路线,并且一完成就抢先公布出来。昨天艾威林和希普顿会见并商定了一切问题,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冲突,星期日的集会将是这里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
这件事你可以在《人民报》上发表,也可以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发表。要是这件事在美国用英文登出,再传到这些先生们那里,我会感到很满意。
寄给你几期《星报》,谈了上述情况以后,你就看得懂了。(注意:每一篇文章中常常有我们方面的消息,也有另一方面的消息,还有来自记者的消息,都不加分析地排列在一起。)
还给你寄去《时代》五月号。此外,还寄去一卷《战斗报》(是我们的报纸——盖得任主编),其中还有维也纳的《工人报》。在倍倍尔的通讯[351]中说要开除席佩耳,席佩耳是主要阴谋家之一,是一个十分狡猾的骗子,几年前李卜克内西发现了他并把他拉进党内,现在对他恨得要死。幸好,席佩耳和海德门一样,是一个胆小鬼。
这是我们在伦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证明我们现在在这里也有了群众。社会民主联盟(它有两个专用讲坛)的四个大支部将跟我们走,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有它们的代表。很多熟练工人工会也是一样:原先保留下来的老的领导人跟希普顿和工联理事会走,而群众却跟我们走。整个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编者注]跟我们走。这里的群众还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只愿意社会主义者当领导人。工联理事会是唯一值得一提的工人组织,它至今仍然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是那里面也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少数派,只要煤气工人一加入(至今人们施展各种卑鄙的诡计,没有让他们参加),情况就会进展很快。我确信5月4日以后这里的运动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那时你就会更多地听到关于杜西的活动情况。我们向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的阴谋家表明,我们对付得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尽管这些人如此仇恨我们,但是在事实面前毫无办法。现在,英国无产阶级看来终于整批地在参加运动,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再有一年,所有卑鄙的阴谋家、骗子和钻营者就会被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或者是被冲刷掉。
《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新版正在印。在反社会党人法[10]取消以前,我们想再拨五千册到德国去。
多么美好的春天!再过一星期石竹就要出来了,山楂花、乌荆子花、金雀花就要盛开,苹果树要开花了,樱桃树已经开花五天了。
祝你和你的夫人身体健康。衷心问候你们两人。
你的 弗·恩·
你知道,《工人选民》垮台了,在码头工人罢工[238]时,它的发行量曾达二万三千份,但是托利党的资金[注:见本卷第247页和第350页。——编者注]把一切都断送了。
注释:
[10]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满,俾斯麦政府在1887年11月提出一个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并补充一些更厉害的新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散发社会主义文献和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要加重惩治,直至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0、126、296、322、349、368、377、380、392、396、433、435、441、443、473页。
[41]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29、201、248、393页。
[68]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6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51、122、154、172、175、194、212、215、221、230、238、241、248、267、281、391、394、399、449、468、483页。
[291]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238)。——第315、390、393、400、401页。
[307]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从工联代表大会成立时起(1868年),由改良主义领袖领导的伦敦理事会,已不再起全国中心的作用,虽然它在工联运动中继续占居有影响的地位,向工人阶级传播自由资产阶级影响。——第339、391、394、399、401页。
[349]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以社会主义同盟(见注69)地方支部为核心,于1888年8月同无政府主义分子占上风的同盟分裂以后形成为独立的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加入协会的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弗·列斯纳。在以后的几年中,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在伦敦东头积极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它是组织1890年伦敦五月示威的倡议者之一。它的代表参加了组织1890年5月4日海德公园群众集会的中央委员会(见注350)。——第393页。
[350]指由工联、激进俱乐部(见注41)、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组成的、为组织伦敦5月4日示威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在以后几个月里,中央委员会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目的在于组织斗争以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争取实现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建立工人政党。委员会成了1890年7月建立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国际工人同盟的基础。——第394、400、402、404、407、468页。
[351]提到的倍倍尔的这篇通讯发表在1890年4月25日《工人报》第17期“在国外。德国”栏内,注明“4月22日于柏林”。——第395页。
[238]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发生于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促进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和工人阶级组织性的进一步提高: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人数即增加一倍多。——第253、259、261、263、265、270、281、306、325、337、348、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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