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致劳拉·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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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佩勒 1893年2月12日于伦敦 |
亲爱的小劳拉：
看到你的笔迹不是写在《不妥协派报》或《费加罗报》的边上，的确非常高兴，并且马上写回信给你，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我有几分钟空闲，明天我就得重新钻进银行、信用、货币资本、利息率的丛林，去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三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就真正困难的部分来说，这个第五篇算是完成了，但是文字上还需要作大量的“最后加工”：编排，删掉重复的东西，等等。我希望用八天至十天的功夫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搞第六篇和第七篇，然后就是结尾了。在这期间，我的通信暂时中断，来自各地——从罗马到纽约，从彼得堡到得克萨斯——待复的信件把我的架子塞得满满的。所以，如果我现在抽一点时间给你写信，那仅仅是因为这是你，而不是别人。
一个多星期以前，路易莎寄给你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你真的还没有收到吗？请你查问一下，我们在这里也查一下。
是呀，你会喜欢《女工报》的。它具有健康的无产阶级的特色——包括它文字上的缺陷在内，这种特色同一切别的妇女报纸形成令人可喜的对照。你完全可以为它感到自豪，因为你也是它的母亲之一！
听说保尔的身体仍然欠佳，我心里很不安，——他还没有把可恶的绦虫打掉吗？在巴黎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绵马和苦苏花来驱除这些绦虫，甚至不必经常服用就行。当然，只要他老是养着绦虫，他身体就不会好，这东西会把他啃光的。说实在的，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到处走呢？在法国以外的人没有一个能理解，他和其他一些人为什么要把一个大好机会白白放过。[44]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群浮躁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议员是不希望他讲话的，他们各有各的方针，每人耍自己的一套。他们懂得，一旦保尔登上讲坛，就不会受他们掌握和控制了。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应当讲话。难道社会主义者正好在选举[45]之前要以缄默来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他们并不比巴拿马分子好多少，怀疑他们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去包庇那些人并且把整个事情掩盖起来吗？在意大利，情况正是这样。作为社会主义者在罗曼尼亚被选出来的那两个人，政府通过给他们领导的所谓的合作机构发津贴的手段控制着他们，而且这些津贴十之八九是从罗马银行的金库里来的。这就是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30]可是在法国呢！-？我可以向你担保，这种令人费解的缄默不会提高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外享有的尊敬。当然，布鲁斯之流[46]从巴拿马提供的秘密款项中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但我们的人不是因此更有理由出来说话吗？“要适应潮流”曾是法国的谚语；现在还是这样吗？
据克罗弗德老太婆的报道来看，对累塞普斯及其一伙的严厉判决，不过是用来欺骗傻瓜的一种花招罢了。上诉法院会把这些判决一笔勾销[47]，理由是普里奈的指令并未规定时效中止，因此该项犯罪行为便失去时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等于是那些“知情人”，那些与此有关的人，狂妄地告诉整个法国，说它是一个十足的傻瓜。那将是对公众舆论的莫大的嘲弄。
我希望群众最后会感到愤怒和采取报复行动。时机正在成熟！
倍倍尔将把他2月3日演说的速记稿寄给你。这篇演说实在精彩，你会发现它对《社会主义者报》是非常有用的。[48]两周来我们的人一直把帝国国会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首先是紧急辩论三天，所有的政党，从执政党起，都央求我们的人运用自己的力量使罢工的矿工等平息下来。[49]随后，资产阶级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挑动我们的人就未来的社会结构进行辩论——这个辩论一直继续了五天！[35]过去从没有哪个议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方面总共只有三个人发言——倍倍尔（发言两次），弗罗梅，李卜克内西。资产者不得不在绝望中放弃最后的发言权，而把它让给我们（因为我们只要以不满法定人数为理由就可以阻止讨论的结束，而法定人数二百零一人是从来没有到齐过的）。
当你们被水淹的时候，按报纸的说法，我正在“奄奄一息”。上上星期二［注：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从维也纳来了一封电报，问我是否真的死了。接着又从德勒斯顿来了一封；早晨五点钟就敲门，又一封从纽约来的电报。就这样一连好几天，直到我们发现，几乎柏林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过这样一条新闻：我的精力极度衰竭，随时都可能死去。我搞不清是谁制造的这一派胡言。不管怎样，这个人太可恶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告诉保尔：让绦虫见鬼去吧！
赛米尔·穆尔1月28日又到尼日尔去了。
注释：
[30]1892年12月至1893年1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Panamino（小巴拿马），以有别于法国的巴拿马（见注3）。更详细的有关情况，见恩格斯的《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8—426页）。——第21、33页。
[35]在1893年1月底帝国国会讨论1893—1894年的国家预算时，资产阶级议员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只是想挑起人民的不满，却不能说明他们所谓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对此给以回答，倍倍尔于2月3日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这个问题一连几天成为帝国国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思想。2月7日，极右派代表阿·施特克尔宣布，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决定放弃发言，并提议停止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至此结束。——第26、34、41、56页。
[44]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从法国众议院开始辩论巴拿马丑闻（见注3）以来，社会主义者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第33、42页。
[45]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各派社会主义者共得七十万票，选上了三十名议员；在众议院中和他们取一致立场的还有二十名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基本上属于激进派）、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议员。所以，社会主义党团共计五十人（见本卷第182页）。——第33、73、86、104、111、116、119、182、260页。
[46]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33、42、91、116、130、182、245、260页。
[47]1893年2月11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登载了该报驻巴黎通讯员艾·克罗弗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巴拿马领导人的判决。对累塞普斯先生的同情》（《The Sentence on the Panama Directors.Sympathy for Mr.de Lesseps》）。
法国政府被迫对巴拿马丑闻的一些当事人进行审判；1893年2月9日宣布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八十八岁的斐·累塞普斯和他的儿子沙·累塞普斯被判处监禁五年，罚款三千法郎，同案人丰唐、科梯和艾费耳被判处监禁二年和罚款。1893年6月15日，上诉法院宣判他们全体无罪；沙·累塞普斯则须被监禁一定期限以抵偿他被判处的罚金。——第33页。
[48]1893年2月1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6号摘要发表了倍倍尔2月3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和李卜克内西2月7日的演说。——第34页。
[49]1892年12月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向政府提出质问，帝国国会于1893年1月中讨论了国内的经济困难问题，这种经济困难是由189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在1892年和1893年引起了罢工运动的高涨。——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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