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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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
亲爱的奥古斯特：
现在我继续写。艾威林讲的情况，加深了我原先已经产生的疑虑，即凯尔·哈第暗怀着一种愿望，他想用帕涅尔治理爱尔兰人那样的独裁方法治理新党；而且他更倾向于同情保守党[5]；而不同情与它对立的自由党。他公开说，在最近的选举中，应当重复帕涅尔用来迫使格莱斯顿作出让步的那种实验，并说，在不能推出工人候选人的地方，应当投保守党人的票，以便向自由党人显示自己的实力。[12]固然在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曾经要求英国人采取这种政策，但是如果把这类作法预先宣布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遵循的策略，而不是作为一种可能采取的策略步骤，那就充满着秦平的味道了。特别是与此同时，凯尔·哈第把扩大选举权以及其他改革——只有这些才能使工人选举权成为现实——轻蔑地说成是一些次要的、纯政治性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同八小时工作日、劳动保护等等社会要求相比应当退居次要地位，就更是这样了。而他在这里并没有说明，既然他拒绝通过工人代表来强制施行这些要求，那末他如果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恩赐，也不利用工人在选举中举足轻重的投票对资产阶级间接施加压力，他打算怎样实现这些要求。我请你注意这个含糊的地方，是让你心里有数以防万一。目前我倒并不认为这点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凯尔·哈第在英国北部工厂区工人——他们可不是一群绵羊——的身上也会大大失算，他在执行委员会里也会遭到十分强烈的反对。但是对这样一种意图不能完全忽视。
《前进报》记述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地主、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被剥夺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怒，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他们自己的直接剥削者占有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的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3]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
我看到，中央党[13]提出在帝国国会暂停起诉期间中止时效的问题。因为中央党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党，所以这项提案有可能被通过。[14]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似乎不应当把这种对国会权利的限制，白白送给政府。报偿应当是：承认国会也有制止逮捕的无可辩驳的权利，否则，这就会意味着国会的又一次让步，无论这一措施有多少法律上的理由。
战争的叫嚷又开始了。随信附上的达尔齐尔的电讯刊登在今天的《每日纪事报》上。达尔齐尔作为路透、沃尔弗和哈瓦斯的年青的竞争对手，更喜欢采用这种御用报刊的手法。这个报道本身是荒唐的。俄国人绝对没有力量打仗，从他们来说，现在开战简直是发疯。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在最近的巴黎公债[15]失败以后，他们只有在战争确实迫在眉睫或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才能在巴黎弄到钱，但这实在是一种绝望的行动。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法国的机会主义派[16]和激进派[17]力图用战争的办法使自己从巴拿马案件中解脱出来，或者至少把它当作应付最坏情况的一条生路。但是，他们从哪里可以找到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护的借口呢？我以前已经说过，在下一次战争中，英国凭借它的海上霸权，将扮演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18]而英国恰好现在在埃及同法国人开了一个可恶的玩笑。[19]在两国政府的关系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把英国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就需要向庸人提供一种可以看作是严重的挑衅行为的战争借口，而这种借口卡普里维是不会给的。
我在这方面收集的材料越多，我就越清楚地看到，俾斯麦同奥地利结盟并订立三国同盟[20]，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把奥地利出卖给俄国以换取法国：你给我法国，我给你奥地利和土耳其，并且利用的里雅斯特和特里延特［注：现在称作：特兰托。——编者注］来挑拨意大利也反对奥地利。而他显然以为，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深入地研究一下1878年以来的历史，我想你是会同意我的结论的。
21日的国会会议报道（《前进报》）中图曹埃尔关于追索欠款的演说，我完全无法理解。他简直不是以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身分，而是以木器商人的身分在说话。[21]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青年派”[22]该欢呼喝采了。
昨天晚上举行了庆祝协会[23]周年纪念日的音乐会和舞会。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十一点钟，现在大概可以稍事休息，不去履行这类义务了；路易莎由于肋间神经痛而不得不留在家里。她现在已经好一些了，但是剧烈的疼痛仍然没有停止；弗赖贝格尔说，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几天。她的感冒总的来说正在好转，嗓子和整个身体都觉得见好。她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同样问好。
你的 弗·恩·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12]1885年，在英国议会讨论预算问题时，爱尔兰议员不满意格莱斯顿对爱尔兰的两面政策，同保守党一起推翻了格莱斯顿的政府。在1885年底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得到多数，而自由党也完全依赖爱尔兰议员的票数；后来格莱斯顿在爱尔兰人的支持下重新主持内阁，于1886年提出两项维护爱尔兰利益的法案——爱尔兰土地法法案和地方自治（见注63）法案。在1892年的选举中格莱斯顿再一次联合爱尔兰人，并于1893年提出第二个地方自治法案；这个法案也和第一个法案一样没有被通过。——第12页。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14、28、55、68、72、76、84、369、388、422、431页。
[14]这个提案是中央党议员维克多·林泰伦于1892年12月15日在帝国国会讨论修改刑法典时提出的。——第14页。
[15]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五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九千六百万卢布的公债。——第14、299页。
[16]机会主义派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称呼。——第14、117、182、370、430页。
[17]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4、42、209、269、363页。
[18]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谈到了这个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50页）。——第14页。
[19]埃及总督（执政者）泰菲克于1892年1月逝世，继任者是总督阿巴斯二世·希尔米，他曾企图推行脱离英国的独立政策。但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麦于1893年1月对阿巴斯二世·希尔米更换政府首脑一事加以干涉，尽管法国政府要求保持总督的独立性，克罗麦还是迫使撤销了原先提出的人选而任命了另一个人；这就巩固了英国在埃及的统治。——第14页。
[20]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15、372页。
[21]社会民主党议员弗·图曹埃尔于1893年1月21日在帝国国会关于分期付款售货企业的法律草案一读时发表演说。他以木器店老板的身分维护这些企业主的权利，特别是向欠款人（通常是劳动人民）追索欠款的权利。——第15页。
[22]“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青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性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第15页。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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