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7.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1871年12月2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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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8kU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的朋友们：
　　亲爱的的医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的亲切来信，并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早回信。如果您知道我最近多么忙，您是会原谅我的。最近三个星期来，我经常从伦敦的一个郊区跑到另一个郊区（在这个大城市里，这不是件小事），而且写信往往写到夜里一点钟。奔波和写信的目的，就是为救济流亡者募捐。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努力可惜还没有收到效果。一些下流报刊作家的卑鄙诽谤唆使英国人反对公社社员，以致大家都以毫不掩饰的恐惧的眼光看着他们。
　　雇主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用化名找到了工作的人，一旦被发现他们是什么人，就被解雇。例如，可怜的赛拉叶夫妇找到了法语教员的工作。但是，几天以前他们接到通知：再也不需要前公社委员及其夫人为之效劳了。根据我亲身的经验，我也能举出这样的例子。譬如，门罗一家人断绝了同我的一切来往，因为他们可怕地发现，我是煽动捍卫非法的公社运动的首领的女儿。
　　既然流亡者找不到工作，那您可以想象，他们落到了多么贫困的境地。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使“人人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有些英国人认为饿死的现象是自己美好国家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饿死的自由视为应当引以自豪的特权，所以根本得不到他们同情的这些外国人的难以形容的贫困，并不会使他们产生多大的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80]。但是，现在国际的经费已经用完。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印了附上的秘密通告。这是我起草的，您可以看出，那里是多么刻意地避免使用一切能使庸人们为之激怒的词句。
　　亲爱的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困难和牵挂使可怜的摩尔多么不安。他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刚要专心地进行抽象思考，斯密斯太太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要是一旦让《费加罗报》知道了这种情况，那它该会写出什么样的小品文来献给它的读者呵！
　　由于各种干扰，摩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抽出时间来为他的著作［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的第一章准备出第二版。他现在打算无论如何要在下星期末以前把它寄给出版商［注：迈斯纳。——编者注］。他大大地删节了该书的某些部分。但是，我高兴地告诉您，尽管爸爸操心的事如此之多，但是他的身体还相当好，比往年这个时候都好。几个星期以前，他腋下长了个疖子，但不严重，很快就治好了。他的咳嗽也几乎好了——只是早晨还咳嗽（您会记得，他以前有时整夜地咳嗽）。
　　已经完蛋的同盟的继承者们一分钟也不让总委员会安宁。几个月来，他们在各国都进行了阴谋活动。他们使出了如此疯狂的劲头，以致有一个时候国际的未来看来很令人担心。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好象都站在巴枯宁派弃权论者方面，反对关于国际必须参加政治斗争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编者注］。在英国这里，一帮弃权论者同布莱德洛、奥哲尔及其拥护者一起搞阴谋。他们甚至无耻地利用梯也尔和巴登格的密探和奸细。他们的机关报，伦敦的《谁来了！》和日内瓦的《社会革命报》，都竞相诽谤总委员会中的“这些权威主义者”、“这些独裁者”、“这些俾斯麦分子”。布莱德洛先生采取了最明显的歪曲事实的手法，来诽谤“这个委员会的最高首脑”[399]。许多星期以来，他在非正式场合暗地里进行诽谤，而到最后，又在群众集会上公开宣扬说，卡尔·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波拿巴分子。他的论断所依据的是《内战》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谈到，帝国“是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在这里，布莱德洛却忽略了中间的一段话：“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
　　不过，这些阴谋家的成功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他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成功。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得逞。
　　在日内瓦这个阴谋策源地，有国际的三十个支部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表示拥护总委员会，并且通过了如下内容的决议[378]：分裂主义集团今后决不能被认为是国际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行动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的是破坏协会；这些支部只不过是旧同盟集团的残余，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它们仍在继续制造纠纷，损害联合会的利益。这项决议在有五百人出席的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若不是被他们誉为“俾斯麦分子”、“权威主义者”的那些人——吴亭、培列等在场，那末从纽沙特尔来出席代表大会的巴枯宁派就会受到很坏的待遇。正是这些人救了他们，请求会议让他们发言。（当然，吴亭很清楚地知道，让他们发言是彻底消灭他们的最好方法。）
　　据德·巴普说，比利时的情况好得很。星期日，在布鲁塞尔将要召开代表大会[382]。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承认了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并揭露了分裂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行为。
　　在美国，以第十二支部[338]为代表的这批人是软弱无力的。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坏其他支部的会议。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322]已经不再存在；韦梅希（“度申老头”）是它的掘墓人。
　　恐怕我已经占去了您过多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医生，我还要补充几句，以便回答您的来信。爸爸认为，俄国和普鲁士一旦发生战争，奥地利会成为替罪羊，而豺狼们将会以拿羊羔肉来互相款待的方式而言归于好。
　　当我知道您没有收到画报[673]之后，我是很不愉快的，第一是因为难以弄到，第二是因为您也许一直认为，我忘记把它寄给您了。亲爱的“特鲁特亨”［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和“温采尔”［注：路德维希·库格曼的绰号。——编者注］，请相信我，这份报纸给你们是寄得最早的。甚至在劳拉收到这份报纸之前，我就给你们寄去了。照片在一家意大利报纸和《伦敦新闻画报》上都刊登了，很快在西班牙《画报》上也会刊登的。您看，它正在作环球旅行。谢谢您寄来的德国《画报》。照片我不大喜欢。美术家为了修饰一下脸容等等，却把一切特征都破坏了。我们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他在橱窗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会说：“瞧，这个美男子很象马克思先生。”等我接到巴黎的《画报》，就再给您寄一份，在伦敦这里弄不到这种画报。
　　至于贝热瑞的书［注：茹·贝热瑞 《三月十八日》。——编者注］，我没有寄去。它不值得一读。到目前为止，一切有关公社的书籍，除了一本之外，全是胡说八道。唯一例外的就是利沙加勒的著作［注：普·奥·利沙加勒《五月街垒战的八天》。——编者注］，这本书您将连同本信一起收到。
　　再回过头来谈谈那封错投到俄国而后才到达您手里的信，关于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我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您以为，当我对德国“文化”开些玩笑的时候，仿佛我真的感到恼怒了，那您就错了。其实，我这个法国野蛮人怎敢批评文明的德意志这个伟-伟-伟大的民族！但是，既然看来您已决定举起想象中的手套表示要决斗（请您相信，这是想象中的手套，因为我的两只手套都在我口袋里），因此我要请求您不要用不诚实的武器来对付我。您看一看附上的地址，就可以看出，我从来没写过《o》上带重音的《Hanover》。在信封上我写的是《Hannover》，而当我用英文写的时候，就只带一个《n》，——英文就是应当这样写的。但是，让我们互相握手吧（我多么希望我们能真的这么做呵！），因为新年将至，不宜争吵。在新年前夕我热烈祝愿你们大家身体健康和幸福，最主要的是希望在这一年里我们能见到你们。由于我们一家不能冒险到大陆去，所以不能指望我们到德国去看望你们，无论如何你们应当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要预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准备在来年春天或夏天到伦敦来，那你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见到我们了，原因是英国政府正在采取秘密措施，实施一项关于驱逐公社社员和国际会员的法案。迁往《北方人之歌》的国家［注：《北方人之歌》是美国内战时期北部流行的一支民歌。《北方人之歌》的国家指美国。——译者注］，这个前景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吸引力。算了，还是得过且过吧！再一次代全家人祝你们幸福，并请代我热情地吻亲爱的小弗兰契斯卡［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希望在来年夏天），她大概已经是完全成年的年青女士了。
　　亲爱的的朋友们，我永远忠实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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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2日……我们刚刚收到你们的信。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的一片好心。你们对我们太好了……箱子还没有寄到，开启箱子的时候，我们将完全按照你们的吩咐来办。亲爱的特鲁特亨，承蒙您的亲切邀请，请接受我最真挚的谢意。但是，恐怕我今冬不能出门。目前，我在这里能够有些用处，此外，我今年已经有四个月不在家里了[224]，好象离开很久很久似的。我仿佛有一种刚刚从长期流放中回来的感觉。亲爱的特鲁特亨，请答应明年到这里来和我们见面吧！
　　顺便说一下，我忘记了向你们谈谈我对奥顿诺凡-罗萨的看法［注：见本卷第665—666页。——编者注］：遗憾的是，我相信，关于他的消息许多是真实的。他没有答复我寄给他的信，但是不再攻击公社社员了，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伦敦的爱尔兰人正在加入国际的行列。东头各地在成立爱尔兰人支部。你们也许认为，这封长信会没完没了，——的确，如果我的笔不拒绝写下去，也许真是没有完了。好吧，向大家问好。
　　我仍然是你们的忠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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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刚刚寄到。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更值得高兴的礼物了。项饰我将保存起来，等遇到隆重的场合就拿出来佩戴，我马上就去给莎士比亚的画像配镜框。这是我所见到过的他的最好的画像之一。摩尔很满意那些书架。杜西和妈妈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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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80] 总委员会鉴于受凡尔赛政府的迫害而流亡英国的公社社员抵达伦敦，从1871年6月起，进行募捐和给以物质救济，并为公社流亡者安排工作。马克思是总委员会整个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他的家庭成员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7月，总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委员会委员参加的救济公社流亡者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把很多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共和派（比斯利、哈里逊、奥耳索普等人）吸引到这一活动中来；同时，马克思不得不经常抵制他们首先要救济法国流亡者中的那些小资产者的企图。1871年9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筹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紧张活动，退出了这个委员会，由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代替。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继续积极参加救济公社流亡者的组织工作。——第73、76、258、667页。
　　[399] 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查·布莱德洛进行的论战，是由于后者在1871年12月11日的公开演说中以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12月16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马克思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德洛的攻击同统治集团和资产阶级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诋毁在《法兰西内战》发表以后更是有增无已。由于布莱德洛出版的《国民改革者》（《National Reformer》）在1872年1月发表了许多新的诬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的声明，发表在《东邮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523、524—525页）。——第382、668、677页。
　　[378] 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是1871年12月2日在国际日内瓦各支部会议上通过的。这项决议批驳了巴枯宁主义的桑维耳耶通告，表示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活动，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恩格斯还给拉法格寄去了谴责巴枯宁派分裂行动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Réponse du Comité fédéra romand à la Circulaire des 16 signataires，membres du Congrès de Sonvillier》）。拉法格将这些揭露巴枯宁派对总委员会的诽谤的文件发表在1872年1月1日和7日《解放报》第29号和第30号上。——第366、669页。
　　[382] 1871年12月24—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见注361）时不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1871年12月31日《国际报》第155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第371、379、395、467、669、676页。
　　[338] 纽约第十二支部（以及第九支部）是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来实现其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创立的。在总委员会拒绝承认它是美国的领导支部之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6页），第十二支部把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联合在自己周围，掀起了反对总委员会的运动。这引起了美国的无产阶级支部和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总委员会于1872年3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59页），此决定于1872年9月得到海牙代表大会的批准。——第331、669页。
　　[322] 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上，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做了关于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1—474页）。在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会的一般权力提出异议。支部的答复经委员会讨论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写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99—504页）。以后支部便瓦解为几个小组。——第320、335、359、361、393、401、418、669页。
　　[673] 指摄影师冯德尔在汉诺威给马克思拍的照片，约·罗伯特根据这张照片制作了一幅马克思的木刻像，刊登在1871年11月11日巴黎的《画报》封面上。在这一期《画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马克思传记。——第663、670、679页。
　　[224] 关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拉法格那里一事，见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的信和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227、258、283、662、665、672、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