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卷——《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

《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hy0品论天涯网

1829年巴黎版第1—4卷

第一卷[128]

[摘录]hy0品论天涯网

　　拉斐德[131]。——第40页。
　　8月10日[132]。——第41页。
　　新的代表（山岳派）对内部分裂毫无所知——第50页。
　　丹东，——第56、57页。罗伯斯比尔、马拉，——第57、58页。[136]
　　丹东，——第60、61、62页。
　　吉伦特派开始斗争。——第63页。
　　总之，显而易见，吉伦特派要为其失败、为其在8月10日开始的空位时期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报仇。
　　奥尔良[公爵]约瑟夫·埃加利泰和让·保尔·马拉。——第64、65页。
　　9月25日。巴巴鲁和雷贝基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鼓吹和解。——第66、67页。吉伦特派继续提出指责。维尼奥反对马拉。——第67页。
　　马拉，——第68、69页。[137]
　　斗争，罗兰的信等。——第70、71页。［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
　　发布解散巴黎公社的法令。——第73、74、75页。［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
　　10月29日，罗兰、卢韦指控罗伯斯比尔。——第80页及以下各页。
　　12月16日比佐关于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提议；卢韦和朗瑞奈支持了比佐。[139]
　　罗兰的阴谋。——第88、89页。［注：见本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关于吉伦特派——第90、91页。[140]
　　丹东，——第143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387页。——编者注］

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

[提纲]hy0品论天涯网

　　1792年8月10日空位时期开始。立法议会软弱无能，从中产生的内阁也软弱无能。政权转入人民会议和市参议会之手，它们是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它们应当成为人民运动的体现者，因为它们的权力也就是民意的权力（第44、45页）。
　　有影响的党派之间的分歧由此产生了。
　　一派希望恢复被8月10日事件推翻的秩序，并实施现行法律。内阁和立法议会的主要人物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它引起的那股热情的唯一推动力量，是替代现有组织的东西，是外部和内部的唯一对抗力量。这一派的代表在巴黎公社和几乎法国各地的市参议会中占优势，在内阁中拥有一票（丹东）（第45、46页）。
　　吉伦特派（前一派）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同人民的潮流对抗。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仅限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这些东西使他们彻底地脱离了大众，却丝毫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这时，九月的日子[141]在激荡。
　　如果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了，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也就窒息了（第46、47页）。
　　在外省，人们咒骂九月屠杀，但感谢那些支持起义狂以使军营充满公民士兵的人们。
　　选举正是在这个疾风暴雨的时期进行的。
　　国民公会开幕时巴黎的起义运动还在继续；公社最有权威。
　　吉伦特派首先同山岳派闹分裂。新来的山岳派不想分裂，这一点从几乎一致推举佩蒂昂为国民公会主席一事中可以说明。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从上一届议会［注：即立法议会。——编者注］有影响的成员中选出。几乎所有新来的代表对内部分歧都一无所知。罗伯斯比尔和佩蒂昂，丹东和加代同样受到他们的尊敬。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派（吉伦特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他们离开了他们原先的（左边的）席位，成群地涌向右边的席位，从而向新来的坐在左边——传统上是爱国主义者坐的一边——的共和派宣战。
　　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拥有多数，同时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在8月10日事件时，他们认为法国在他们的掌握中。他们在召开国民公会时丝毫也没有想到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和选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于是，吉伦特派从国民公会开始活动起就采取了敌对立场。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因此，国民公会中为数不多的保皇党人便趋附他们。他们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很久都处于守势，吉伦特派不能为共同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尊心（第47—59页）。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丹东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和解的演说。如果未经基层议会的多数票通过，任何宪法都不能存在。财产不受侵犯的宣言应作为法令颁布。丹东的两项提案成为法令（国民公会颁布的首批法令）。丹东在演说中认为，人民的骚动是一种必要的、但是暂时的现象；如今应让位于国民公会的合法权力，过火行为应当停止。
　　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从国民公会首次会议可以看出，山岳派为了秩序和自由的利益而谋求普遍和解。吉伦特派则立即露出了复仇的渴望。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吉伦特派的首次宣战，他们极其痛恨巴黎的代表，因为巴黎公社的行动和丹东在执行委员会的控制权使作为立法议会成员的吉伦特派的影响化为乌有。
　　让·保尔·马拉和约瑟夫·埃加利泰给吉伦特派提供了攻击山岳派的借口，一方面攻击该派嗜血成性和煽动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攻击它贪图虚荣和保皇主义。
　　9月24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力图建立专政。
　　9月25日。雷贝基和巴巴鲁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独裁者的候选人。丹东再次鼓吹和解，为巴黎公社辩护，说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在立法议会领导力量薄弱时是必要的；现在应恢复法治。吉伦特派不听从丹东的劝告，他们老是诉诸过去，以便不断从中寻找指控的材料。
　　维尼奥和布瓦洛攻击马拉。马拉勇敢反击。大会转入讨论当前的问题。但是，已开始的敌对行动在继续。
　　9月29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准备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右派表示惋惜。比佐提出挽留罗兰的议案，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的议案有损国民公会的尊严，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吉伦特派坚持[比佐]的提案。瓦拉泽宣称，罗兰的名字对他是神圣的。卢韦、巴巴鲁则对罗兰赞不绝口。这一次，反对比佐提案的有中间派的代表巴雷尔、拉克鲁瓦、蒂里奥，他们不属于右派，过去却常常使右派获得多数。
　　9月30日。罗兰写信给国民公会，表示愿意留任部长。他在信中极力吹嘘自己，教训他的对手，间接指责丹东。对丹东和巴黎公社的一切指责，根据的都是国民公会召开前的事实，并且证明了被击败的一派对获胜的一派的仇恨。
　　既没有发现反对巴黎公社的事，也没有发现反对吉伦特派的事。甚至约瑟夫·德洛奈（吉伦特派）代表的报告实质上也是有利于巴黎公社的。
　　马拉靠自己的顽强意志才得以进行答辩。
　　直到此时，右派经常获得多数。一到事关原则问题、恢复秩序、执行法律时，山岳派便同右派一起投票。
　　罗兰在致国民公会的报告中一再说，在空位时期所犯的罪行尚未受到惩治；他是借此间接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巴黎的代表。
　　罗兰由于丹东在委员会中占优势、压倒了他而怒火中烧。
　　10月29日。罗兰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报告，再次点了罗伯斯比尔的名。罗伯斯比尔站在讲台上进行辩护，但由于吉伦特派起哄以及主席加代老是打断他，不得不停止发言。
　　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
　　11月5日。罗伯斯比尔答辩。
　　12月16日。根据蒂里奥的提议，宣布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比佐提出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议案；卢韦和朗瑞奈附议。吉伦特派通过这种方法搞了大大削减国民议会代表名额的初步尝试。其实，吉伦特派同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杜木里埃、西耶里、比朗、瓦朗斯——交谊甚笃。
　　部长们效忠吉伦特派的公开表现。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里也开始感觉到了。由于塞尔旺因病辞职，国民公会根据罗兰的推荐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帕希接替他。帕希希望做个独立的人，而且，他同雅各宾派经常有来往。帕希是一个很好的爱国者，但是一个糟糕的陆军部长。吉伦特派指责他变节，从而加剧了长期以来对罗兰的指责。
　　阿西涅。有关举行宗教仪式的法律（参看第93页）。粮食法令（见勒瓦瑟尔的演说，第94页及以下各页）。[142]
　　在通过食品法令以后不久便进行了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辩论。这事又引起一场激烈争论。
　　1793年1月底。也象此次大会开始时那样，毫无根据地表现出敌意。但是，大会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岳派从防守转入进攻。党派斗争白热化。
　　对吉伦特派的阴谋、蛮不讲理和沽名钓誉感到厌烦的沼泽派，常常同山岳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罗兰的辞职被接受。
　　1月28日。比佐就一个记者被捕事件发言指责社会保安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除吉伦特派外还有山岳派的塔利安、沙博、巴齐尔），并要求解散它。
　　3月8日。杜木里埃统率的军队在比利时失利引起强烈的愤慨。派出委员到巴黎各区以及各省去号召公民拿起武器。
　　3月9日。委员们送来报告。纷纷要求保证防止国内搞阴谋。通过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一切卖国贼、阴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许上诉的法令。首都大骚动。戈尔萨斯印刷所被捣毁，他被迫逃亡。人民情绪如此激昂以致要求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命令面包师返回面包房，邮政官员恢复发送电报。
　　3月10日。关于组织革命法庭的辩论。
　　巴黎大骚动。国民公会晚上9时举行会议。右边的席位几乎全部空着。午夜过后，聚集在爱丽舍园的人群的情绪具有暴动性质。人们闯入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号召起义反对国民公会。这些建议遭到了山岳派的拒绝。[143]
　　3月11日。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
　　3月12日。马拉反对3月10日事件。
　　3月13日。吉伦特派就3月10日事件发出怨言并进行攻击。
　　公安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其成员大多是吉伦特派。
　　3月10日过后不几天，吉伦特派便竭力把责任推到山岳派身上。
　　这个事件引起了重大后果。代表间的党派冲突被赋予了诉讼形式。对马拉的审讯成为5月31日事件的前奏。[144]
　　3月18日。杜木里埃在涅尔文登近郊失败。他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件包含对国民公会的侮辱（丹东对杜木里埃的意见，第133页）[145]。吉伦特派则对他的粗暴无礼的信件喝采。
　　3月29日。杜木里埃的又一封来信引起极其强烈的不满。命令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的决定。杜木里埃叛变。
　　4月3日。拉苏尔斯竟敢宣布丹东是杜木里埃的同伙（第137页）。丹东向吉伦特派宣战。丹东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效果。在这之前，丹东一直谋求大会的两派和解。
　　吉伦特派在问题涉及党派纠纷时，例如在讨论控告马拉、三月骚乱、各区的请愿、十二人委员会[147]等问题时总是得到多数。山岳派则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即在关于最高限价、革命征兵所需的资金、特别法庭、强制公债等等问题上得到多数。
　　在辩论最高限价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杜科站在讲台上谴责那些拟议的措施并把长裤汉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时，从一处旁听席上发出了可怕的喧嚣声。加代要求把国民公会的会议移到凡尔赛去举行。右派大声表示赞同。勒瓦瑟尔建议坚持议事规则并撤销旁听席。右派反对。菲力波、丹东、拉克鲁瓦徒劳无益地要求大会考虑它的尊严，考虑它的迫切责任。他们徒劳无益地呼吁不要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中断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吉伦特派势必发泄一通才会冷静下来。热烈的辩论。对巴黎政权的攻击。以外省要报复相威胁。
　　万第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内战。需要招收新兵，需要新的国家开支。丹东、德穆兰、菲力波、库通寻找取得这一切的方法。唯一可能满足迫切需要的手段是将国家财产投入流通。向有多余资金的公民发行强制公债（参看第161页及以后各页）。
　　吉伦特派谴责山岳派的措施，但是他们从没有提出别的什么计划来同它们抗衡。他们根本没有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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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8]马克思写这份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回忆录》第一卷（《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1829—1831年巴黎版第1—4卷（《Mémoires　de　R．Levasseur（de　la　Sarthe）》Vol．1-4．Paris，1829—1831）的提纲为的是要写一部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还在1843年夏，马克思就已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革命事件表现了相当大的兴趣；他在关于世界史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摘抄了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和路德维希有关这个题材的专著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阿·卢格的证明（卢格1844年5月15日给费尔巴哈的信、1844年5月20日和7月9日给弗莱舍的信；见《阿·卢格书信日记集》1886年柏林版第1卷）。1843年秋马克思移居巴黎以后产生了写一部国民公会史的计划；为实现这个计划，他在1844年紧张地工作了好几个月，读了大量材料，包括报刊、同代人的回忆录等等。关于马克思的这个没有实现的意图，1845年激进的《特利尔日报》就马克思被逐出法国一事发表评论时也曾提到。1844年《前进报》曾刊登过勒瓦瑟尔回忆录的片断，可能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刊登的。
　　马克思写这份提纲的时间看来与他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间相同：提纲写在摘录经济学家著作的一组笔记的第三册中，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到巴黎后至1844年8月期间记的。除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提纲之外，这册笔记还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法文版摘录的结尾部分（开头部分在第二册笔记中）。
　　笔记各页用直线划成两栏。左栏是用法文摘录的该书原文（仅一处用德文）或个别段落的简要转述（用德文）。马克思本人写的是一些言简意赅的批注和参考索引，在本卷中是用五号铅字排印的。笔记本中相应各页的右栏扼要地、比较连贯地叙述了该书内容，马克思给这部分笔记加了一个标题《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全文除若干法文术语和用语之外都用德文写成。在许多场合，特别是涉及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时，马克思几乎逐字引用勒瓦瑟尔的原话并将其译成德文。这些段落发表时作为引文用的是小号字（引号是编者加的）。
　　本卷先刊印左栏的文字，编者加了一个副标题《摘录》，然后刊印右栏的提纲，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第372页。
　　[129]1792年6月20日在巴黎，在立法议会大厦和土伊勒里宫前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取消国王对在巴黎近郊建立马赛义勇军军营的法令所颁布的否决令，要求恢复被国王免职的吉伦特派领导人的内阁职务。由于这些要求实际上被拒绝了，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因庇护示威者而被解职的巴黎市长、吉伦特派佩蒂昂在巴黎各区的压力下于7月中旬复职了。尽管有国王的否决令，1792年7月，从马赛和其他城市不断有义勇军开到巴黎，他们加强了废除王权的运动和对革命的外来敌人的有力反击。——第373页。
　　[130]1792年4月20日立法议会表决了向奥地利宣战的法令，从而奠定了革命的法国与反革命国家的同盟长期武装斗争的始基。在此之前，雅各宾俱乐部曾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开展了积极的战争鼓动（1792年2月15日和17日的告人民书）。俱乐部左派的代表们（罗伯斯比尔等）则相反，认为应当尽量推迟不可避免的战争冲突，以便赢得时间来巩固革命秩序。
　　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协会），创立于1789年10月，最初联合了反专制阵营的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由于内部斗争，1791年7月温和的立宪派离开了俱乐部，而在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吉伦特派也离开了，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的影响完全控制了它。俱乐部成为该派中心，它与各省分部在实现革命改造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第373页。
　　[131]在这一页，勒瓦瑟尔描写了温和的立宪派的领袖之一拉斐德将军在1792年8月10日起义前夕的暧昧处境。他既没有得到国王的信任，更没有得到对立面——革命爱国阵营的信任。——第373页。
　　[132]1792年8月10日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制度的日子。——第373页。
　　[133]空位时期是指1792年8月10日—9月20日国民公会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是在9月21日）的这一段时期，共四十二天；这个时期充满着立法议会和革命的巴黎公社之间的尖锐斗争。巴黎公社是在8月10日起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代替了过去的市参议会并领导了起义者的行动。——第373页。
　　[134]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由一名每二周改选一次的主席和六名秘书组成。——第373页。
　　[135]斐扬派——温和的立宪派，其代表（拉梅特兄弟等）在1791年7月16日雅各宾俱乐部（见注130）通过关于推翻国王的请愿书以后退出该俱乐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俱乐部（曾在1789年被取缔的斐扬僧团旧址开会，因而得名）。斐扬派利用其在立法议会中的相当影响，竭力阻碍革命进一步深入，为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效劳。——第374页。
　　[136]在这几页勒瓦瑟尔反驳了吉伦特派对山岳派领袖提出的所谓著名山岳派被外国侨民和外国间谍收买的指控。他把丹东、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但附带说明后者没有抛弃他的“荒诞”理论）说成是无私的、对革命忠诚的活动家。——第375页。
　　[137]在这几页勒瓦瑟尔引述了马拉1792年9月15日在国民公会上的辩护词的内容。马拉在辩护词中有力地证明了吉伦特派指控他煽动反对国民公会的起义是毫无根据的，竭力使谴责他的活动的提案不被通过。勒瓦瑟尔对马拉是反感的，但他不能不承认他同他的敌人所掀起的诽谤和敌视运动作斗争时的勇敢和冷静。——第376页。
　　[138]勒瓦瑟尔是这样写的：“后者的模糊不清而又啰嗦的口才是很难同卢韦的空洞的华丽词藻比高低的。”接着，勒瓦瑟尔证明，指控罗伯斯比尔追求独裁和1792年9月煽动迫害被囚禁的保皇党人是没有根据的。罗伯斯比尔本人1792年11月5日在国民公会上的发言把吉伦特派的这些诬蔑驳得体无完肤。——第377页。
　　[139]比佐关于将驱逐被推翻的波旁王族的法令扩及该王朝旁系代表——奥尔良公爵家族成员——的提案经多数票表决延期审议。据勒瓦瑟尔证明，许多国民公会代表担心驱逐前奥尔良公爵菲力浦-埃加利泰会成为违反代表人身不可侵犯权的危险先例。——第377页。
　　[140]在这几页勒瓦瑟尔把吉伦特派说成是一个其行动在客观上为反革命势力效劳的派别。“虽然他们曾经是狂热的共和派，但是，不幸，他们将武器交给了保皇派，更糟糕的是把某些保皇派窝藏在他们中间。”——第377页。
　　[141]1792年9月2—5日，在敌军进犯、传闻有反革命阴谋和准备对反对外国敌人的爱国者家属下毒手的情况下，巴黎的人民群众占领了监狱，组织了临时法庭，处死了约一千名在押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吉伦特派利用人民的这种自发的恐怖行动来指控雅各宾党人组织了“九月屠杀”。——第379页。
　　[142]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是在国民公会于1792年12月12日和14日讨论关于初等教育的报告时产生的。在辩论过程中否决了在小学进行宗教教育的提案，但是同时山岳派著名活动家（罗伯斯比尔、丹东）反对某些代表提出的完全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意见。
　　所谓粮食法令是指国民公会1792年12月由于吉伦特派的坚持而通过的取消有关谷物贸易的规章和武力镇压要求保持稳定价格的运动的决定。这些措施对那些备受粮食匮乏和粮价上涨之苦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极大。山岳派代表在这期间虽然拒绝了吉伦特派所维护的贸易充分自由的原则，但是没有支持人民群众稳定面包和其他食品价格的要求。于是，1792年12月2日勒瓦瑟尔就粮食问题发言，坚持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对付农场主和面包商暗中破坏出售面包的行为。——第385页。
　　[143]1793年3月10日革命阵营中最激进的平民派代表，所谓的“疯人派”（他们要求稳定价格、采取消除贫困的社会措施、惩办投机商）进行了起义的尝试。在起义时有两处吉伦特派印刷所被捣毁。起义的参加者起草了请愿书，要求将吉伦特派逐出国民公会。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当时尚未决定公开反对吉伦特派的雅各宾党人的支持，“疯人派”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科尔德利俱乐部（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是法国革命时期在1790年建立的最激进的民主主义组织之一。雅各宾左派在俱乐部中占优势。虽然“疯人派”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但是俱乐部并不支持他们1793年3月10日的行动。——第386页。
　　[144]1793年5月31日和6月26巴黎发生了人民起义，结果吉伦特派被逐出国民公会。建立了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的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革命力量（雅各宾党人、“疯人派”）在反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倾向的吉伦特派的政治统治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使起义取得成功。——第387页。
　　[145]据勒瓦瑟尔证明，丹东认定杜木里埃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将军，但是他的政治信念，从共和派的观点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丹东也注意到杜木里埃极爱虚荣，注意到他明显地不愿受国民公会的监督，喜欢让一群阿谀奉承、搞阴谋诡计的人围着自己转。——第387页。
　　[146]粮食危机的加深、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疯人派”要求稳定价格的鼓动促使国民公会在1793年春又回过头来讨论粮食问题。雅各宾党人考虑到人民的情绪，这一次赞成规定谷物价格（规定最高限价）。尽管吉伦特派抵制，1793年5月4日通过了谷物最高限价的法令。——第387页。
　　[147]十二人委员会是国民公会在极力要打击首都革命组织的吉伦特派的坚持下，为了调查巴黎公社的活动于1793年5月18日成立的。5月31日人民起义后被解散了。——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