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致保尔·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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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佩勒 1889年4月30日于伦敦 |
亲爱的拉法格：
我看到，“度申老头”[174]今天早晨大发雷霆，他甚至把所有没有完成工作的人统统叫做蠢货。这个可爱的青年人最好是好好地看一下自己的周围，并扪心自问：那些断送了三个《平等报》和一个《社会主义者报》[175]从而结束了你们党在国际范围内的存在（因为一个既不能向其他政党发表看法、也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政党，在其他政党看来就会是不再存在了）的人，配享什么样的称号？
暂且不谈这个。那末，难道您没有看到，比利时人的行为[169]不是给你们恢复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吗？现在只要你们愿意，不是就能够在你们认为最合适的日子（7月1日、7月14日或8月1日）来召开你们的代表大会吗？只要你们的行动跟上，只要你们是代表一个准备负担必要经费的党（这是不言而喻的），那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不是还一点不晚吗？
我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不会再劝告您不采取行动了，您有权利发牢骚，因为错误是由各方面造成的。这是昨天的事。今天他给我写信说，荷兰人想效法比利时人，向两个代表大会都派出代表。德国人将不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尽管奥艾尔和席佩耳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博尼埃答复了他们两人）[176]；倍倍尔主张向你们的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并建议你们的代表大会在8月份召开。但是，为了通过最后的决定，需要使议员们集合起来[177]，而这在5月7日帝国国会召开以前是不可能的。
你们在此以前已经等待相当久了，现在不能再等到5月7日，因为结果不肯定。所以，我将写信给倍倍尔，说你们现在大概将根据自己的考虑去行动，万一你们所选择的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对他们不完全合适，请他阻止通过仓促的决定。
德国人的慎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几天以后，对巴门—爱北斐特的一百二十八名社会主义者的骇人听闻的案件就要进行审理。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扬言，在一百二十八名社会主义者判罪之后和帝国国会闭会之后，他准备指控党的所有议员是德国分布很广的秘密的社会主义团体的中央委员会。[178]这是到目前为止所能预料到的对我们最危险的打击。起诉中有一条是，在维登[179]和圣加伦[180]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点早在五、六个星期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由于怕给这种起诉以新的借口，倍倍尔的活动停止了。
荷兰人表现会怎么样，鉴于纽文胡斯在海牙[181]的态度，我还存在某些怀疑。
伯恩施坦认为，如果两个代表大会将同时召开，这就足以造成一种必然导致这两个代表大会联合的气氛，特别在外国代表中是这样。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您自己去判断。不管怎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们的代表大会很容易地会同另一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即根据那个代表大会全体成员的邀请，并且在每个代表大会分别检查了代表资格证之后联合起来。如果你们自愿同意按照民族原则进行投票，那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保证。
伯恩施坦还告诉我，《社会民主党人报》将不顾议员先生们的意见，在德国尽一切可能为你们的代表大会进行宣传。他说，人们时常要求我执行独立的政策，使他们能够拒绝承认被看作是他们的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我这一次也将使他们感到满意。这自然可能引起议员们正式的不同意，但是距离这种情况还很远！
因此，我的意见是：召集你们的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确定你们在当前情况下认为最合适的日期，拟定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呼吁书将由劳拉译成英文，而我将很高兴地把它译成德文。这一切我们要忙到下一周。如果在这个时间内将有其他一些消息会引起细节上的变动，那我们还有时间来进行。应当把一切都安排好，使你们的呼吁书在下周末就印成法文，并立即散发出去。我将寄给您一些必要的地址。英译文和德译文我们将在这里印好。一旦确定了召开代表大会的确切日期，辩论就将重新开始，而我们将使辩论激烈地开展起来。
在你们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中，你们应当强调，代表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你们提出的议事日程纯粹是暂时的。还应当提出选派代表的原则，譬如一个地方小组选派一名代表——这自然要由代表大会随之予以批准。如果外省小组各派一名代表，那巴黎小组就要有三名或四名代表，这在其他的人看来将是不言而喻的事。你们可以提出明确的原则，让别人发表意见。
开始工作吧！你们今后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足够你们做好一切工作。就让你们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是调和的吧——可能派是不会吝惜诺言的，对这一点你们利用愈充分愈好。你们完全有权利讲，当存在着一线希望的时候，你们曾向别人的一切要求作了让步，但是现在你们完全有权利表现出首创精神。为了不给可能派提供幸灾乐祸的口实，你们要尽量委婉地提一下比利时人的背叛行为。无论如何，这一次比利时人显然陷入了难堪的地位。将来他们就再也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注释：
[169]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889年4月21—22日在若利蒙举行，大会决定既派代表参加马克思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又派代表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第174、182、185、189、193、208、218页。
[174]恩格斯把保·拉法格讽喻为“度申老头”。在《度申老头》（《Le Père Duchêne》）这一象征法国人民的形象化的名称下，在不同时期曾经出版了一些政治讽刺报纸：在1790—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848年，即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方向，但这些报纸在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在1871年，报纸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副报头：“度申老头勃然大怒”（《La Grande Colère du Père Duchene》）。——第182页。
[175]恩格斯在这里暗指盖得派所犯的导致《平等报》和《社会主义者报》停办的那些错误。恩格斯所说的三个《平等报》就是茹·盖得于1877年创办的社会主义周报，这个报纸到1883年为止断断续续地出版了五种专刊。1886年时曾经试图使《平等报》复刊，但是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恩格斯把1889年出版的那一次报纸叫做第三个《平等报》（见注134）。
关于《社会主义者报》，见注25。——第182页。
[176]指奥艾尔和席佩耳在德国党的刊物上发表的主张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意见。1889年4月27日《柏林人民论坛报》（席佩耳是它的编辑之一）发表了《关于巴黎工人代表大会》（《Zum Pariser Arbeiterkongre?》）。1889年4月21日《柏林人民报》发表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Der internationale Arbeiterkongere?》）。
恩格斯说的博尼埃对这些文章的答复，是指他的《谈谈关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In Sachen des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kongresses》），这篇文章发表于1889年4月26日《柏林人民报》第97号。——第182、193、208、221页。
[177]在德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行使党执行委员会的职权。1889年5月18日它发表了告德国工人书，号召他们参加马克思派召开的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向代表大会派出自己的代表。——第183、317页。
[178]当局慑于工人运动的声势，停止了对大部分被告人的司法追究，把案件搁起来。爱北斐特案件于1889年11—12月进行审理（见注295）。——第183页。
[179]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880年8月20—23日在维登（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0）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183页。
[180]指1887年10月2日至6日在圣加伦（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七十九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帝国国会党团的工作报告，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和邦议会中的表现和活动，党对有关政府社会措施的税收和关税问题的态度，党在过去和当前选举中的政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党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强调指出，在议会活动中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批评政府和宣传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俾斯麦的社会措施同真正关怀劳动者的需求毫无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同社会主义的宣传不能相容。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在1888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大多数代表支持党的领导中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了。——第183、207页。
[181]指海牙代表会议（见注140）。代表会议的某些参加者，其中包括纽文胡斯，曾经对可能派产生过调和的情绪。——第183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全集第3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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