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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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1886年10月2日于伦敦 |
亲爱的劳拉：
首先附去四十二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的支票一张，是迈斯纳一百二十八英镑汇款的三分之一；希望你能顺利收到并换成现款。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不能在目前天气很好的时候到这里来，但是如果你确实怀念伦敦的雾和我们美丽的冬天，那末你的愿望也可以得到满足。尼姆保证随时接待你，在圣诞节或其他日子都行，如果我们同时还有别的客人，她也保证接待他们。就这样决定了吧，这次可不要使我们失望。
我还寄给你两份《人民报》［注：《纽约人民报》。——编者注］，阅后请退还，因为那是爱德华的报纸，他回来时要到这里来取的（他不在时，他的报纸等等东西都由我代收）。从这些报纸中，你可以看到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这是摩尔对拿破仑［注：拿破仑第一。——编者注］的是共和制的还是哥萨克式的这个二难推论的解决[508]——在纽约和在巴黎一样繁荣。第一次恐吓尝试来得那么快，而且手法是那么笨拙，这是他们的造化。
保尔把巴黎判决看成是工业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迹象，这恐怕是夸大了它的意义。[509]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必将来临的被大富翁剥夺的威胁，无疑会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推向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使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已。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的经验。
无论如何，这次判决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表明向前跨进了明显的一步。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下述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一个怯懦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牺牲自己总的阶级倾向，去换取残酷镇压所带来的暂时利益。可是一个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如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够轻易这样做的。从这里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尽管有时也使用暴力和镇压，但总的来说，是推动资产阶级前进的。英国格莱斯顿的各次选举改革和法国激进主义的进展就是例证。这次判决是一个新阶段。所以资产阶级在为它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我们工作。
现在我必须搁笔。我要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且还要在第一个邮班的时间内给杜西写一封信。
爱你的 弗·恩格斯
注释：
[508]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下面一段话：“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3页）——第528页。
[509]保·拉法格在1886年9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的案件被宣判无罪（见注505）表示了看法，认为这是资产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成熟到能够接受我们的一部分理论”的表现。——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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