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7月26日于伦敦 |
亲爱的左尔格:
昨天我发了电报(付了一英镑十六先令):“恩格斯致左尔格,纽约市霍布根镇101信箱。赛拉叶,可。”[640]
因此,你要立即给赛拉叶寄去指示和材料,好让他有时间了解情况,免得文件还没有看就到那里去。钱的问题也是这样。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不便承担这件事,否则又会引起过去的那种号叫:瞧,很明显,马克思总是站在后面,只是让纽约人出面罢了!为了说服赛拉叶,我费了很大力气,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待遇相当不错的职位,他首先必须在这方面使自己得到保障。这件事费了三天的时间。
我把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寄给了已经获释的比尼亚米。通知也交给了赛拉叶,但是,正象我已经告诉你的[注:见本卷第587页。——编者注],他在法国再没有通信的人了。
随今天的邮班给你寄去两个邮包,每包有十六份代表大会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编者注]。本来你早就可以在一提出要求后就收到这些决议的。但是,因为你们那里没有法国人支部,所以我以为,为满足总委员会的需要,寄去的那些已经足够了。已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寄去八份或十份。[641]
我还没有收到钱。
载有代表大会决议英译文的《国际先驱报》再也弄不到了。此外,赖利变节了,转到了共和派营垒,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现在又重新刊登在《东邮报》上,这使荣克和黑尔斯大为恼火,因为该报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632]以前是他们的机关报;但是代表大会把他们置于死地了。因此我没有为迈耶尔订《国际先驱报》。
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631],已寄往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马克思和我将很高兴收到那里的委托书。出于一系列的考虑,看来我们不得不去一趟,尽管我们自然更愿意留在这里。
如果马克思没有把分册出版的《资本论》[注:指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编者注]寄给你,那末他会补寄的。法译本已经出了四个分册,出版者[注:拉沙特尔。——编者注]担心——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在目前的僧侣政府统治下,《资本论》是否会被没收,所以出版工作进行得这样慢。
接受工联的条件不一样。有的按每个会员交纳一个便士,有的交纳一个总的数目,有时只是中央委员会直接加入,交纳总的会费。根据章程的有关条款,通过简单的决定便可批准加入,并发给已被接受的证明。交一先令就能得到一张可以挂在墙上的美观的印刷证件。
《民主袖珍手册》和《欧洲的秘密》只要有比较详细的材料说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也许可以弄到;在书刊目录中没有这些书,而把欣里希斯编的二十卷半年书目全看一遍,也未必值得,而到头来还是什么也找不到(这类书很可能就是这样)。
由于受到你们那种不切实际的指示的约束,日内瓦的那笔钱仍旧放在我这里。试问,给牺牲的公社社员的寡妻孤儿汇款,到哪里去找地址呢?这笔钱我只能代你们保存着,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委托。我倒建议把这些钱拨给赛拉叶,委托他将这笔钱尽可能用于规定的目的,或者用于公社流亡者;或者把这笔钱拨给国际,它对国际当然会有用处,——还没有在这里安顿下来的流亡者,用不着花许多钱。我将给日内瓦寄去十英镑。其余的由你们支配。[642]
奥伯温德[注:见本卷第581—582页。——编者注]。根据已公布的文件判断,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643]。奥伯温德一向是个随风转舵的人,他过分地强调奥地利的落后条件,想这样来为调解找到借口。另一方面,安得列阿斯·肖伊至少是个糊涂虫,他想用“走得越远越好”的口号,使自己崭露头角,不管怎样,他的野心大于他的能力。我们早就怀疑他同巴枯宁派有联系,而现在他在自己的纲领(《人民国家报》第59号)中竟使用直接从巴枯宁那里借用来的词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一切其他政党都是反动的一帮[644]。在我们尚未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前,我们暂不发表意见。同样使人非常怀疑的是,曾去过海牙的亨利希·肖伊,在这里已经呆了四个多星期,但是,只是在街上遇到马克思夫人之后,他才到马克思那里去。我们至今避免同他谈论这件事;不过,他表现得很正派,责骂巴枯宁和布朗基派,但这毕竟是令人奇怪的。
皮尔对我说维尔茨是个好虚荣的钻营之徒,他自以为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种突出个人的不谦逊作风对他们十分有害。简单说来,丹麦人在弗伦兹堡和其他北什列斯维希的拉萨尔派的影响下,越来越倾向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并陷入了它的圈套。因此他们沉默起来。所有这些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真见鬼,他们往往被一些漂亮的词句所收买。
请看我们在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他们在那里的亚尔科根据巴枯宁的指示废除了国家(所谓暴行自然是反动分子的捏造),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其委员有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他是巴枯宁在瓦伦西亚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在哥多瓦选出的现在的通讯委员会委员)。情况怎样呢?根据某些充当调停人的代表的建议,签订了和约:一方实行大赦,一方停止反抗,于是在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军队开到了那里[645]!在巴塞罗纳,巴枯宁派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胆略进行这种尝试,但是,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到处都在扩大“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混乱,并……为卡洛斯派扫清道路。
关于同盟的报告[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正在印刷——昨天我读了前几个印张的校样,过一个星期就能印好,不过,我对此深为怀疑。书大约有一百六十页之多,我预付了印刷费约四十镑。印数一千册,价格两法郎,等于英国的一先令九便士。我将把印出来的第一批寄给你们。但是,因为这本东西一定要全部销售出去,以抵偿花费,所以请立即告诉我,你们那里需要订购多少册,而我们另外再多寄一些给你们。还请你找一位殷实的书商来推销这本书。至于说因额外费用而价格应该定为六十至七十五分——这由你们决定,不管怎样,我们这里每册应该得到一先令九便士,按适当折扣卖给书商的那些不算在内;不然,我们就要入不敷出了。这本东西将象炸弹一样在自治论者中间爆炸,如果说它注定要炸死某个人,那就是巴枯宁。这本东西是拉法格和我编写的,只有结语是马克思和我写的。我们将把它分送给所有的报刊。你会对那上面揭露的卑鄙行为感到惊奇;甚至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都会感到惊讶。
这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仍然处在睡眠状态。除了刊印的报告之外,我很少知道和听到它的情况。不管怎样,荣克、黑尔斯、莫特斯赫德之流完蛋了,这是就他们的伪国际而言的。
请通过维尔茨为我找几处哥本哈根的地址,而且要快,以便我能把关于同盟的报告寄几份去。皮尔那里再也没有音信,因此不知道他的地址是否还适用。
这里其他方面的情况还不错。我的妻子[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在兰兹格特,马克思夫人今天也想到那里去。燕妮·龙格大概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分娩了(在你没有得到正式消息以前,无论对马克思夫人或是对马克思,都绝对不要谈及这件事,他们在家务事方面是非常谨慎的)。拉法格和勒穆修利用营业执照开办了一家雕版厂[97]。杜邦也在竭力利用自己的营业执照办吹奏乐器厂,但是经常遇到障碍,其原因主要在他本身,因为他对商业事务一窍不通,如同我的看家狗一样。这些话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对有关私人事情的消息是多么敏感,而且他们自己越是喜欢搬弄是非,就越是敏感。
最后,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难道我们在这里能够象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那样代表总委员会吗?
你的 弗·恩格斯
注释:
[640] 这封电报是为答复左尔格的要求而发的,左尔格曾要求赶快决定由谁代表总委员会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问题。由于总委员会没有经费从美国派出代表,左尔格建议,由恩格斯或者赛拉叶代表总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收到电报后,批准赛拉叶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于8月8日给他寄去了有关的指示(见注93)。——第598页。
[641] 左尔格在1873年6月2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三个新的支部:法国人支部,有一百三十人;意大利人支部,有九十人;西班牙人支部,有四十五人。他要求给它们寄去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还建议这些支部同恩格斯保持直接联系。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国际支部成立于1872年1月,由法国流亡者组成,其组织者为前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奥古斯特·蒙诺和艾米尔·弗累希。该支部于1872年2月10日至3月15日之间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加入国际。到1872年7月,该支部已拥有二百七十三人。由于巴黎公社流亡者,特别是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通信的雷·维耳马尔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维耳马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个国际支部内广泛推荐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187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是在流亡者中间,成立了许多新的支部。——第599页。
[632] 1873年6月1—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颠联合会条例、关于宣传、关于必须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红旗为不列颠联合会会旗等决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颠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一切现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587、599页。
[631] 指1873年5月23日总委员会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Erklarung über die Mandate für Frankreich》),声明的目的是反对巴枯宁派和拉萨尔派想把赫德盖姆和丹特雷格背叛的责任强加于总委员会的企图。声明是根据恩格斯寄给左尔格的材料起草的(见本卷第573、582—583页)。1873年5月27日,左尔格把声明的德文文本寄给了恩格斯,请他组织力量译成英文和法文并加以散发。英文本是恩格斯翻译的,法文本是拉法格翻译、恩格斯校订的。——第586、599页。
[642] 总委员会在1873年8月1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授权恩格斯把救济巴黎公社社员的寡妻孤儿的捐款交给赛拉叶支配,要他尽可能将这笔钱用于上述目的或党的需要。——第600页。
[643] 这里恩格斯是答复左尔格因1873年6月14日《人民国家报》第48号上的编辑部文章而提出的问题。《人民国家报》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他对改革选举法所持的立场,这种改革被看作是对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支持。文章反映了奥地利工人运动中由于筹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引起的斗争。——第600页。
[644] 指1873年7月16日《人民国家报》第59号上发表的维也纳的报道,报道中全文引用了1873年6月29日安·肖伊在为改组奥地利工人党而召开的维也纳工人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奥地利工人党应该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行动,并拟定了纲领的要点。在这一纲领中,除提出彻底民主的要求和实行标准工作日并在法律上限制女工与童工的要求外,还包含这样一个论点,即一切政党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反动的一帮。——第600页。
[645] 亚尔科(这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工业很发达的城市)事件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在实际革命斗争过程中遭到破产的最明显的例子。工人们在1873年7月7日宣布总罢工的决定,引起了同行政当局和工厂主的武装斗争,结果受到大约五千名工人支持的巴枯宁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然而巴枯宁主义者软弱无能,于7月12日未作任何抵抗就把城市交给了政府军。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第601页。
[97] 1873年,拉法格同勒穆修和乔治·穆尔一起在伦敦开办了一所石印雕版厂。1873年底拉法格退出后,由马克思代替他。1874年初该企业解散。——第94、103、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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