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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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1886年4月12日于伦敦 |
亲爱的倍倍尔：
谢谢你寄来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材料[462]，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这又是一件达到运动高度的事情，而且自始至终一直给人以这种印象。李卜克内西也丝毫不减当年，法国人的竞赛看来起了好作用［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这一群匪徒，更恰当地说，一群恶狗，狂吠着从四面八方向你扑去，而你扬起皮鞭把他们纷纷打退，这个情景太壮观了。除你之外，只有福尔马尔讲了几句话，辛格尔由于受到无耻的个人攻击不得不予以猛烈的还击，而大批的温顺者却一言不发，这好极了。这些先生们对国王遇刺所表现的恐惧实在可笑。要知道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都曾经唱过：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象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463]
但是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确还是有生气的，不同的地方还表现在：1844年出现了德罗斯特男爵夫人之歌，而现在的文化斗争[464]是用最软弱无力之手所掌握的最枯燥的武器进行的。
这里的社会主义者们被宣告无罪。[432]寄给你今天的一份极端保守的《旗帜报》（里面夹有一份《人民呼声报》），上面载有关于法院最后一次开庭情况的报道。你从中可以看出，在英国（自然不是在爱尔兰！）法官是怎样进行审判的。把他的话从法律语言翻译过来就是说：被告的行为应按惩治叛乱言论法判罪，但是这个法律已经过时，并且在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否则，你们就不得不把所有激进派的演说家和大臣都判罪；因此，你们只应当提问，被告是否企图参加2月8日的抢劫？而凯夫是英国十六个最高法官之一。
这个判决对于海德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但是来得迟了。他已经无可挽救地毁灭了他的组织；在伦敦，这个组织正在消亡，而它在外地的各分部对伦敦的分歧抱着观望和中立的态度。总而言之，两个组织——联盟和同盟[266]缴费的成员总计不到两千个，而它们的两家报刊［注：《正义报》和《公益》。——编者注］读者不到五千人，并且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同情者、僧侣和文人等等。在这里的当前情况下，这些不成熟的分子还没有渗入到群众中去，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本身还必须发酵，然后才能有用处。
总的说来，现在的一切很象国际那个时候。今天一个早晨，我就收到了一大捆德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比利时的报纸，这占去了我应当校订《资本论》［注：第一卷。——编者注］英译稿的时间。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支持到完成第三卷的时候，那末以后——因为这涉及到我——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德卡兹维耳的事态[438]发展非常理想。从今天寄给你的关于上星期日集会的报道（《人民呼声报》）中，你可以看出：这些被大家看作是革命空谈家的巴黎人是多么巧妙地在罢工期间宣传平静和法制，而又丝毫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这表明，法国人由于处于革命的地位已经前进得多么远；还在德国的许多人中间引起混乱的种种敏感和疑虑，在法国早已不存在了。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这在法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可以说明巴黎情况的是，到昨天为止，《人民呼声报》已经为德卡兹维耳募捐了三万五千法郎，而罗什弗尔的《不妥协派报》连一万一千法郎还没有募捐到。
俾斯麦看来已经完全发了疯，但他显然是针对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说的。劳拉和杜西将驳斥俾斯麦对马克思的可笑的诬蔑。[465]在其余的演说中，亨奈耳的演说从法律方面来说是最好的一篇。他指出，要求公民不仅在外表上，而且从内心里服从法律是荒谬的。这种要求意味着，仅仅是某种意图和公开说出这种意图，就被认为是犯罪，犯罪者就可以被宣布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要求表明，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观点在德国被践踏到何等地步——诚然，在那里只有资产阶级反对派才承认这些法律观点；实际上，经常起作用的是警察国家的无法制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其他国家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并被看作是一种暴力行动（当然，爱尔兰除外）。
挂号信的截邮时间（五点钟）快到了，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注释：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432]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462页。
[438]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页。
[462]1886年3月30日—4月2日，帝国国会第二次讨论了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见注455）。3月31日倍倍尔在发言时宣称，如果政府能够阻止群众无产阶级化，那它就不需要用反社会党人法去消灭社会民主党，既然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任何反社会党人法也帮不了它的忙。此外，倍倍尔还几次发言驳斥了俾斯麦和一些反动议员的荒谬指控。李卜克内西在4月2日的演说中激烈地抨击了俾斯麦指控倍倍尔鼓吹恐怖的发言，并把俾斯麦制度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制度作了比较。
1886年4月2日，反社会党人法以169票对137票的多数通过被延长两年。——第461、465页。
[463]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一首讽刺性民歌——《切希市长之歌》，这首歌就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1844年6月26日对国王行刺未遂一事，讥笑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是一首针对天主教教士的讽刺性民歌。这首民歌讥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尔出现的所谓“治病奇迹”的组织者的一套把戏。——第462页。
[464]“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
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见注167）。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62、544页。
[465]1886年3月31日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问题时，俾斯麦在发言中宣称，虽然他还不能断言马克思“训练杀人犯”，但是1866年5月7日企图谋杀他的斐迪南·布林德则是马克思的学生。在恩格斯的坚决主张下，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为此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这一谎言痛加驳斥。声明刊登在1886年4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上，并转载于1886年4月24日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报》第35号。
恩格斯接着提到的是进步党首领之一亨奈耳1886年3月31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第463、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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