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1月20—23日)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cI8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倍倍尔：
　　终于发来了一声空炮，多蒙施拉姆垂顾，给我寄来他的一本唬人的著作［注：卡·奥·施拉姆《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编者注］。但是必须指出，它极其贫乏，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事先提到此书，是太看重了它。爱德会好好教训此人的；一些令我注目的地方，我已经通过考茨基让爱德注意，而极重要的地方他本人会发现的。
　　这次同施拉姆的整个论战[419]，对考茨基很有好处。施拉姆真狡猾，他因为对问题的实质无话可说，就专挑考茨基的种种形式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造成，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的少年气盛，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在大学里和写作上养成的习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在这方面，爱德没有上过大学，不是职业文人，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毕竟是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加之他会办事情，又是一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考茨基。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
　　你关于党团内部情绪的介绍令人十分高兴。只要党内情况好（而在党内小资产阶级肯定占不了上风），那末议员先生们的失策只能使这些先生自己得到严峻的教训。正如你所说的，我的看法也同样，在和平时期，我们永远也推选不出完全合适的人到国会里去，因此，党通过对议员先生施加压力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确实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压力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避免任何重大冲突，并且在关键时刻确信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可以不受损失地采取果断的行动。
　　李卜克内西最近简直象连珠炮似地给我来信，要求作出种种解释。我趁此机会把我对他那充满矛盾的言行的看法，善意地、简短地但是明确地告诉了他[25]；他象通常一样，想把一切都归咎于似乎我听信了什么流言蜚语，我对他说，唯一能在我的心目中使他受到损害的人，就是威·李卜克内西，这个人总是忘记自己信中写的和报上发表的东西。一般说来，我们对他的这些弱点是应该容忍的，何况，我们深信，在真正关键的时刻，他还是会站在应站的地方的。在这之后，他一反他那种总是保留最后一言的常态，平静下来了。
　　既然他提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河的事，我就趁便向他指出：所谓为了反对舰队利用运河，而投票赞成开浅水（不到八九米深的）运河［注：见本卷第410—411页。——编者注］，那是愚蠢的。大商船越来越大，五六千吨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海港也越来越适应于相应的吃水深度。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海港，都渐渐陈旧，走向衰落，波罗的海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要使波罗的海参加海外贸易，必须在那里建造相应的深港，而这在那里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无疑是要建造的。开一条运河，过了一二十年就没有用处和陈旧了，象旧埃德尔运河那样，那就等于浪费金钱。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注：见本卷第258—259、380页。——编者注］，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263]的多数人指出，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但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质上可行的，不管现有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述这样的措施），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能的措施。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毁害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甚至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即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炸毁普鲁士，破坏它的根基），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虽然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把这个措施越早宣传，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提出建议的方式的，就象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420]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可以放心地要求把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
　　德国的自由思想派[169]在经济领域中的十分紊乱，同英国激进派[328]现在发生的情况完全一致。约翰·布莱特式的老曼彻斯特派逐渐死光，而年青的一代又完全象柏林人一样，热衷于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差别只是在于，在英国，资产者要竭力帮助的是农业工人，而不是工业工人，因为前者刚刚在选举中给资产者帮了大忙[375]；同时还在于，按照英国的习俗，管事的主要不应当是国家，而是乡镇。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要的是一小块菜园子和马铃薯地，对于城市工人来说，是改善卫生等等条件，——这就是他们的纲领。这是一个极好的征兆，它表明资产者已经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的古典经济理论，所以这样，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部分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实际后果，使得他们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怀疑起来。讲坛社会主义[20]的发展也证明这一点。无论在这里，无论在法国，讲坛社会主义正以某种形式日益把古典经济学从大学讲座上排挤出去。由现存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矛盾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致任何理论再也不能把它们掩盖起来，也许只有讲坛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是例外，但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了。
　　一个半月以前，这里常常谈到商业情况出现好转的迹象，但现在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困难比什么时候都更严重，而且前景十分暗淡，再加上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生产过剩给市场造成压力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情况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恶化。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形势比以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上的危机时期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危机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其强度，那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堆积的商品销售之后，就必定到来一个新的，不过是短暂的繁荣期。我倒很想看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旧社会来说，要比每十年就重复一次危机的时期危险得多；第二，当繁荣到来时，它对英国影响的程度将比过去它在世界市场上独吞油水的时候要小得多。而这一点在英国看清楚了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这里真正地开展起来，但决不会更早。
　　关于英国自由党人的组成情况，下次再谈。这个题目可能要扯得很远，因为要叙述过渡状态。[343]
　　今天早上从德勒斯顿收到了关于波兰问题质询的辩论材料（第一天的）。第二天的辩论材料大概也很快就会寄来。这些材料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现在只能看到《科伦日报》的周刊，它只提供了非常简短的辩论摘录。速记报告怎么才能弄到？我想买到有我们的人认真参加的全部辩论的材料。
　　你无论如何应该参加美国之行。[416]第一、这次旅行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参加。第二、只有你也到那里，才能完全正确地代表党。如果你不去，那就会随便找一个人和李卜克内西前往，谁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三、你不应错过机会去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德国的环境中生活，对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精神压抑，弄得他的眼界很狭窄，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应该至少有时到国外跑一跑。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次和你见面。如果我能摆脱自己的工作，早就到那里去了。过去我一直希望能同马克思一起走一趟。你和李卜克内西对国外来说是代表党的，因此你们两个人没有人能代替得了。如果你不去，就会损失五千到一万马克，也许还要多些。
　　此外，这次旅行可能是很愉快的。因为杜西和艾威林正在和美国的自由思想派通信，谈去美国作公务旅行的事，并希望和你们结伴而行。大概三四个星期后会得到回音。那时你们四人可组成一个非常好的旅行团。
　　就此祝你健康。顺告，爱德驳斥施拉姆的第一篇文章[419]写得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出色。他确实学会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你的　弗·恩·cI8品论天涯网

---

　　注释：
　　[20]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25]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634、643、649、652、660、661页。
　　[169]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见注62）和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
　　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票赞成延长该项法令，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自己害怕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第152、162、417页。
　　[263]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258、259、265、273、289、321、415页。
　　[328]辉格党和激进派是自由党内部的两个派别，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则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通过从未在组织上形成固定团体的激进派对工联施加影响。——第328、354、372、395、397、417页。
　　[343]恩格斯指的是自由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见注328）以及自由党的一派——辉格党——准备和保守党靠拢。1886年，反对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这一派脱离了自由党，组成了自己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在许多问题上自由党人合并派都支持保守党。——第345、418、657页。
　　[375]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第372、389、392、395、417页。
　　[416]这里谈的是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打算到美国去的事，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经费。旅行是在1886年8—12月进行的。李卜克内西，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参加了这次旅行（见注489）。——第410、418、458页。
　　[419]考茨基是在1884年《新时代》第8期和第9期上发表文章批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而开始同施拉姆论战的。这场论战的起因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见注20）企图把洛贝尔图斯说成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以和马克思对立。考茨基的文章是经恩格斯看过的（见本卷第209—211页）。施拉姆在1884年《新时代》第11期上写了《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来为洛贝尔图斯辩护。在同一期上也刊登了考茨基的答辩文章《回答》。1886年《新时代》第5期刊登了施拉姆的又一篇文章《答考茨基先生》（《Antwort　an　Herrn　Kautsky》），也刊登了考茨基的答辩文章《结束语》（《Das　Schluβwort》）。论战就到此为止。
　　在恩格斯提到的《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Rodbertus，Marx，Lassalle》）一书（1885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曾提到过该书将出版）里，施拉姆再次企图贬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意义，并吹捧拉萨尔。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伯恩施坦在题为《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Ein　moralischer　Kritiker　und　seine　kritische　Moral》）的一组文章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分析批判。这组文章载于1886年1月21日和28日、2月5日和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6、7号。——第414、419页。
　　[420]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兰党团就此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这个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企图不让讨论这一质询，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下，在1886年1月15—16日进行了讨论。——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