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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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奥艾尔的暗示［注：见本卷第397—398页。——编者注］是指我。日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肯定是把莫斯特排除在外的。因此您可以问一问他本人，他指的是谁，看看他怎么说。我深信，我没弄错。[467]
我提到的赫希柏格说的那些话，他确实说过。［注：见本卷第393页。——编者注］
我知道，在和希尔施谈判时，您多半不在场，我并没有想到要您个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负责。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注：见本卷第394—396页。——编者注］既然发生了意见分歧——而情况正是这样，——那末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正好应当在表决时弃权。不然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但是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应当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重视——这仍然莫名其妙。您说，您不能在议会里只限于单纯否定。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他们已经全都投票反对法律，那他们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定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超出单纯否定的问题的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标准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革：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但是这一切暂时显然不会来麻烦你们。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等等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始终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必将发生分歧，自然而然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您所谈的凯泽尔的那些情况，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如果他一般说来表示赞成保护关税，那为什么又投票反对呢？如果他打算投票反对保护关税，那为什么又表示赞同呢？如果他曾下功夫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他怎么能够投票赞成铁的关税呢？如果他的研究哪怕还有一点价值的话，那他就应该知道：在德国有两个冶金工厂，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克尼格斯和劳拉冶金工厂，两者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满足全部国内市场的需要，而此外还有很多较小的工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关税简直是荒谬的；在这里只有占领国外市场才能解救，因此就要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不然就是破产；而炼铁工厂主本身，只有当他们组成一个瑞恩时，才会希望实行保护关税，瑞恩就是一种秘密协议，它在国内市场强制实行垄断价格，以便把剩余产品用倾销价格向国外推销，他们现在实际上已这样作了。既然凯泽尔投票赞成铁的关税，那他就是为维护这个瑞恩的利益，为维护这个垄断资本家的秘密协议的利益而说话和投票的，而多特蒙特联合公司的汉泽曼和克尼格斯和劳拉冶金工厂的布莱希勒德一定会暗中嘲笑这个愚蠢的，并且还是下功夫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
您无论如何要弄到一本鲁道夫·迈耶尔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不知道这本书所搜集的有关近年来的欺诈、破产和政治舞弊的资料，就不可能对当前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我们的报刊当时怎么会没有利用这一极其丰富的资料？这本书现在当然已被查禁。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注：见本卷第396—397页。——编者注］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好象这个力量敌视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等等（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390]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平息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衷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顺利地放过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社会民主党人报》郑重其事地报道李卜克内西等在萨克森宣誓一事，是一种失策。汉斯［注：莫斯特。——编者注］没有放过这一点[468]，而他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们今后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象希尔施在一时激愤中所说的那么危险。你们最好是弄清楚，事情是否确实象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从而使法国摆脱了三十年战争时所说的：“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必须弄清好处是否这样大，以致值得为之作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举行唯一不致引起伪誓诉讼的宣誓。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只要别人没有吵嚷，就不应该声张；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辩护了。要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汉斯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
您对那个头号酒鬼兼蠢材的痛斥，使我们很高兴。[469]我们将设法使之也在巴黎广为传播，我们感到为难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法语词汇来翻译这些有声有色的词句。
但是，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还有一页附笔一并寄上。
注释：
[390]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的有利借口。——第312、396、402页。
[467]倍倍尔在1879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断言，奥艾尔的通讯（见注464，并见本卷第397—398页）不可能是针对恩格斯的，因为10月23日写这篇通讯的时候，据倍倍尔说，奥艾尔还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879年9月17—18日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信（见本卷第368—384页）。倍倍尔写道：“显然，奥艾尔指的是汉斯·莫斯特，而不是任何别的人。”——第400页。
[468]指1879年11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号上刊载的通讯《萨克森邦议会开幕》，其中报道李卜克内西参加邦议会的工作并进行了宣誓。
约·莫斯特在1879年11月22日《自由》报第47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发表了关于李卜克内西宣誓的短评。——第403、407页。
[469]在1879年11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号上，奥·倍倍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伯·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公社的历史和理论》（《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Pariser revolutionären Kommune des Jahres 1871》）一书，并且称作者本人为“酒鬼兼蠢材”。——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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