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1月14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gvE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倍倍尔：
　　十分感谢您以及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来信说明情况[460]，这就使我终于能够把整个事实弄清楚。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过去的信以及和希尔施的全部纠纷就可以证明。［注：见本卷第359—360、363—364、368—374、387—389页。——编者注］如果莱比锡人一开始就拒绝苏黎世三人团［注：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编者注］提出的实行检查的要求，这种纠纷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样做了，并将这一点通知希尔施，那末一切都会是正常的。但因为没有这样做［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为什么莱比锡方面没有立即拒绝他们如此大吵大嚷坚持提出的要求？要使希尔施去苏黎世，只须作到下面两点就够了：（1）说明事情的真相，象现在所做的那样，（2）声明：我们莱比锡人已通知苏黎世人，让他们不要干涉编辑部的业务，如果他们还是要干涉，那末你可以不予理睬，你仅仅对我们负责。”——编者注］，所以当我把已发生的事和被忽略的事，把当事人现在谈的情况和他们过去的信再次加以比较时，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话没有错：苏黎世人的检查只是针对希尔施而定的，而对于福尔马尔则没有必要。
　　至于说到经费［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经费。——编者注］问题，您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我并不很奇怪。您碰到这种事还只是第一次。但是希尔施则恰恰是从《灯笼》的实践中取得了经验，而我们对这一类事情已屡见不鲜，并且亲身对此有所体验，因此如果希尔施力求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对的。《自由》尽管有各种津贴，出版了三个季度就亏空一百英镑（等于二千马克）。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份在国内被禁止的德国报纸能够没有大量津贴而维持得住。您不要被初步的成绩所迷惑。偷运入境的真正的困难才开始逐渐出现并且在不断增加。
　　您关于议员和一般党的领导人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态度的那番话，证实了我信中［注：见本卷第374—375页。——编者注］的每一个字。非常糟糕的是，党自夸在经济问题上比资产者如何高明，但在这方面的第一次考验中，就和民族自由党人[486]一样发生分裂，一样显得一窍不通，而民族自由党人至少还可以为自己可怜的崩溃辩解，说这里发生的是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冲突。更糟糕的是，人们竟然让这种分裂公开暴露，而且在行动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既然意见不能统一，那末就只有一条出路：宣布这个问题纯粹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它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参加投票。［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援引纲领中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条款，并以这样一种策略作为唯一的行动准则：禁止给这个政府批准任何捐税和完全拒绝参加投票。”——编者注］但最糟糕的是：容许凯泽尔发表可悲的演说和在初读时投票赞成法案。只是在这次投票之后，希尔施才对凯泽尔进行了猛烈抨击[178]，即使随后在三读时凯泽尔又投票反对这个法案，那也无济于事，而且更糟了。
　　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461]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作出的种种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那末它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反社会党人法[139]使代表大会不能召开，从而对旧的决议不能做出任何修改，这也就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从形式方面看。而这个决议的内容本身也使它失去任何效力。第一，它违背纲领，因为它容许投票赞成间接税；第二，它违背党的策略的明确要求，因为它允许目前的国家征收捐税；第三，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样：
　　代表大会承认自己对保护关税问题不够了解，所以不能作出赞成或反对的明确决议。因而它声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而为了迎合可爱的公众则只能泛泛地谈一下，其中有些地方言之无物，有些地方自相矛盾或者同党纲相违背；而代表大会却轻松地认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摆脱这个问题了。
　　在和平时期，曾经以承认自己是外行的办法来把这个在当时是纯学术性的问题束之高阁，而在目前的战斗时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难道在没有通过新决议（这在目前办不到）来按法定手续取代这项决议之前，还应当让这种说法束缚整个党的手脚吗？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管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抨击在议员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些抨击反映出凯泽尔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在国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所造成的印象。现在终于应该懂得，我们不仅要在自己家里，而且还要在欧洲和美洲的面前维护党的声誉。
　　因此，我要谈谈报告[462]。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不管它对保护关税问题辩论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多么头头是道，但是在第三部分中向德国庸人的让步却是多么令人不愉快。［注：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报告末尾部分，其中有下述机会主义论点：“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去垮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承认‘赤色幽灵’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着重号是报告中原有的。——译者注］为什么要写那么一段关于“内战”的完全多余的话？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而且所有这些让步完全是徒劳。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俾斯麦以他们应得的待遇对待他们，也就是说，用脚踢他们，因此庸人把俾斯麦简直奉为神明。”——编者注］而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加之捐税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真该让您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国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的议员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妄自菲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390]后的嚎叫。然而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您可曾见过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而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
　　您关于赫希柏格的那些话[463]，我乐于相信。我对他个人确实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才使他明白了他在内心深处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我曾力求使他明白这一点，看来这是徒劳。但是，既然他已搞出了一个纲领，那么如果认为他并不打算使之得到承认，就是认为他所具有的弱点超过了德国庸人通常具有的弱点。在那篇文章[174]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后的赫希柏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句话：“至少对党来说是如此”。——编者注］
　　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竟然读到了这样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讯[464]，在这篇通讯中，奥艾尔拿我的信作根据，指责我——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清楚——“对最久经考验的同志散播不信任”，也就是说，我对他们进行诽谤（因为要不这样说，好象我就会有理由这样作）。［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倒没有想回击奥艾尔的这个既愚蠢而又卑鄙的挑衅性的攻击。但我必须指出：看来，奥艾尔是以为……”。——编者注］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把一些我的信中根本没有的既愚蠢而又卑鄙的东西强加于我。看来，奥艾尔以为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但是您知道，不是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恰恰相反，是党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东西。您和李卜克内西都知道：我对党的全部要求仅仅是请它不要打扰我，以便我能够完成自己的理论著作。[446]您知道，最近十六年来经常不断地请求我为党的机关刊物撰稿，而我也满足了这些请求，按照李卜克内西的特定要求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册子，例如《住宅问题》［注：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和《反杜林论》。至于党为此而报答我的那种深情厚意，——例如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杜林问题的令人惬意的辩论[92]——我就不想多说了。您也知道，从党建立以来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卫党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同时，我们对党也只有一个要求：请它不要背叛自己。
　　如果党要求我为它的新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撰稿，那么，不言而喻，党至少应该设法做到这一点：不要还在同我谈判时就在这个机关报上把我诬蔑为诽谤者，而且还是由该报的名义所有人之一［注：伊·奥艾尔。——编者注］干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文坛荣誉法典或什么别的荣誉法典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甚至一条爬虫[147]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质问：
　　（1）对于这种平白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打算怎样为我洗雪？
　　（2）您能向我提供何种保证，以便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外，关于奥艾尔的诽谤，我还想指出，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过低估计党在德国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没有过低估计尽管如此仍然获得的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一贯的模范行动。不言而喻，在德国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同在任何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们高兴，甚至使我们更高兴，因为德国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我们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受当地斗争的复杂情况和琐碎事情的影响，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原则来衡量事态和言论，并向党反映党的所作所为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gvE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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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92]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能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Zukunft》）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第50、257、259、264、289、398页。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47]爬虫是指接受政府经费支持的反动的报人和报纸。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政府的反对者是“爬虫”以后，这些用语便广泛流传起来。此后，左派报刊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演说时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在德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第81、313、323、398页。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178]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21、23期上（见《灯笼》第669—675页和第735—739页）。——第104、374、390、394页。
　　[390]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的有利借口。——第312、396、402页。
　　[446]恩格斯由于在1876年5月底开始写《反杜林论》，不得不推迟他打算并且已经开始写的一系列科学著作的写作，其中包括《自然辩证法》。——第353、397页。
　　[460]倍倍尔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4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60—64页。
　　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舍在1879年10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中对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立场的批评的正确性。——第393页。
　　[461]倍倍尔在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了1876年和1877年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讨论保护关税问题时的策略辩护。决议中说：关于保护关税或贸易自由的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大会根据这个理由允许党员在这个问题上自行决定自己的立场（并见本卷第401页）。——第394页。
　　[462]恩格斯指1879年10月12、19和2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4号上刊载的《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Rechenschaftsberich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Mitglieder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关于恩格斯对报告的批评，又见恩格斯1879年11月24日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402—403页）。——第396页。
　　[463]倍倍尔在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赫希柏格的“无私是少见的”，他“尽管在物质上对党作了确实很大的捐献，但是从来丝毫没有打算利用这点来取得相应的影响”。——第397页。
　　[464]恩格斯指1879年10月23日的一篇匿名通讯，《易北河下游通讯》，署名：Ｎ．。这篇通讯发表在1879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是奥艾尔写的。——第397页。
　　[486]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394、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