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2月11—12日)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JRO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倍倍尔：
　　我写前一封信［注：见本卷第237—241页。——编者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知道，在新当选的人当中，有些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气质，会加强国会党团中的右翼，即资产阶级那一翼。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所有其他党派突然向我们百般讨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这些先生可能陷入圈套，准备发表一项声明，类似《科伦日报》作为废除非常法[23]的条件曾经要求我们作的那类东西[256]，——要知道，这种声明只会比那种模糊党的革命性的发言，如盖泽尔在讨论非常法时的发言（格里伦贝格尔把它和你的发言印在一起）[257]，还要右一点。自由党人先生们是些软弱的人，得到一星半点就满足了，甚至我们方面作出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心满意足，然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种一点小小的让步，因为他们会在国外损害我们的名誉，使我们信誉扫地。你不会作这种让步，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你，因而也是我们，在表决时可能处于少数。如果在发言中暴露出哪怕是一点点分裂的迹象，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也仅仅因此，我认为有责任帮助你应付这种可能的情况，给你提供一些历史方面的论据，这些论据你也许不象我那样记忆犹新。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把我的信拿给人看，为此我在那封信中略去了归根到底对某些人是有所指的一切暗示。
　　如果我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运动的力量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带动起来了，党团能同自己的选民水平一样高，那我比任何人都高兴。的确，我发现辛格尔完全变了，他星期日来看过我，说下个星期日还要来。他开始真的相信（确实如此），他还能活到某种社会改革的时候。我希望，这种情绪能长久保持下去，我们那些“有教养的人”能经得起诱惑，不去向其他政党证明自己不是吃人生番。
　　对于我们的无产阶级群众，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他们运动的进展是那样信心百倍和有胜利把握，因而是那样鼓舞人心和富于幽默，真是出色极了，无与伦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这样出色地经受了非常法的考验，都没有在遭受六年的迫害之后，用力量壮大和组织巩固这样的证明作出回答；任何一国无产阶级都不能象德国无产阶级那样，在组织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且是在不作任何有关秘密活动空谈的情况下取得的。我看了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的竞选宣言[249]之后，连我对在新地区（选区）不得不作些让步的顾虑也打消了。既然在这两个城市能用这种真正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语言来说话，那就等于已经得胜。
　　我们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工业革命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而这个革命在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已经结束。在那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工业区和农业区之间的分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只是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在那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出生的环境就是他们以后必须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他们对这种环境已经习惯，甚至连动荡和危机都认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对过去失败了的运动的尝试也还没有忘记。与此相反，在我国一切都还在变动。农民自给自足的旧式工业生产的残余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的排挤，而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又在让位给机器。而且，正是我们这种在后面一瘸一拐地向前追赶的工业的本质，使得革命如此彻底。由于日用品和奢侈品的大规模生产已经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垄断，所以留给我们出口工业的多半只是一些小商品，然而这些小商品也是为广大群众所消费的，它们最初是由家庭工业来制造，只是后来到了大批生产的时候才用机器来制造。这样，家庭工业（资本主义的）就扩展到广阔得多的地区中去，而且更加彻底地为自己打扫着地盘。如果不把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兹南，以及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和旧巴伐利亚［注：巴伐利亚行政区是上巴伐利亚和下巴伐利亚的统称。——编者注］计算在内，那就没有几个地区的农民不日益被卷入家庭工业。这样进行革命的地区，在我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
　　其次，由于从事家庭工业的工人通常都经营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就使得有可能把他们的工资压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从前是平民的幸福，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有力的工具。一畦马铃薯、一头母牛、一小块耕地，就能使工人以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其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工人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又只能使他维持部分生活。因此，我们的工业之所以有能力输出，是由于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全部剩余价值赠送给买主，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是靠压低正常工资取得的。在任何农村家庭工业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突出。
　　此外，由取得了资产阶级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很微小）的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我国的工业变革，通过下面两件事而大大地加速了：（1）在1866—1870年间扫除了国内的障碍；（2）法国的几十亿赔款归根到底是用于资本主义投资的[258]。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工业变革，这种变革比其他国家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同时还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未受摧残、未因失败而精神沮丧的无产阶级，最后，多亏马克思，我们还懂得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条件，而这一点是我们任何一个前人所未有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义务取得胜利。
　　至于说到纯粹民主派和它在未来的作用，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它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起它在工业发达较早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差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259]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这样的时刻，全部反动分子都给它撑腰，增强它的力量：一切反动的东西那时都将戴上民主的假面具。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而且一旦这一点办到了，自然也要把自由派一脚踢开。所以，在1848年，从5月到波拿巴的十二月选举为止，在法国进行统治的是一切政党当中最软弱的、纯共和主义的《国民报》派[260]，这仅仅是由于全部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支持了它。在每一次革命当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最温顺的、还有能力组织政府的政党上台执政，正是因为战败者认为在这个政党身上还有得救的最后可能。我们不能指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有多数选民，即多数国民支持我们。那时，整个资产阶级和封建有产阶级的残余，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人口，都将聚集在口头上表现得非常革命的极端资产阶级政党的周围，而且我认为完全可能，在临时政府里这个政党将有代表参加，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构成政府中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少数派不应该怎样做，1848年巴黎二月政府里的社会民主派少数已经表明了。况且，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
　　诚然，在德国，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事态可能有另外一种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外部的推动力几乎只能来自俄国。如果推动力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德国，那末，革命就只能从军队开始。和现代军队比较起来，手无寸铁的人民在军事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假如我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但受过军事训练的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兵行动起来的话，那就可能超越纯粹民主派。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在目前也还同样是学院式的，虽然我这个可以说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有义务对它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你们要在国会提出一些法案，不要忘记其中要有这样一个法案。国有土地大部分租给大租佃者，很小一部分卖给农民，但是这些农民的地块太小，因此新农民不得不在大农场当短工。应当要求把大片整块国有土地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共同耕种。帝国没有国有土地，因此一定会找到借口来否决这个法案。但是我认为，应该把这一火种投到农业短工中去。为此，可以利用经常发生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农业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一个极好的方法，可以向他们表明，以后他们将在目前属于地主老爷的大地产上实行集体经营。俾斯麦老兄要求你们提积极的建议，这就够他受用一段时间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884年12月12日JRO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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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49]在帝国国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达姆斯塔德选区候选人菲·弥勒发表声明，反驳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敌对声明。弥勒宣称，他是共和制的拥护者，他曾坚决捍卫巴黎公社。这个声明转载于1884年11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
　　茹·盖得在1884年11月18日《人民呼声报》第387号题为《新的胜利》（《Nouvelle　Victoire》）的社论中，引用了弥勒的声明。
　　恩格斯所说的汉诺威纲领，是指在汉诺威发表的竞选宣言。宣言中说，德国反动势力的增长，是由于民族自由党的怯懦以及他们对俾斯麦的卑躬屈膝。宣言发表在1884年1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第243、250页。
　　[256]恩格斯指的是《科伦日报》1884年11月4日第307号社论《重选》（《Die　Stichwahlen》），1884年11月6日第309号社论《科伦的帝国国会重选》（《Die　Reichstags-Stichwahl　in　Köln》），以及1884年11月8日第311号社论《再论科伦的重选》（《Noch　einmal　die　Kölner　Stichwahl》）。这些文章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公开抛弃革命原则。——第249页。
　　[257]1884年5月10日盖泽尔在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声称，社会民主党人不打算通过暴力消灭现存的国家关系和社会关系；盖泽尔把1884年5月9日俾斯麦在帝国国会承认劳动权的声明（见注170）说成是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的反映。
　　这篇发言摘要载于188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小册子《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二读和三读》（《Die　Debatte　über　das　Sozialisten-Gesetz　im　Deutschen　Reichstag．2．und　3．Lesung》）。——第249页。
　　[258]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和约支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252页。
　　[259]指1848—184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第252页。
　　[260]《国民报》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四十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