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卡尔·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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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
亲爱的考茨基：
从你最近的一封信到今天，中间进行了选举，就是说五年了[237]。所以我只是提它一下。
附去李卜克内西的信，真是独特之见。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你从伦敦编《新时代》就不会象从苏黎世那样编得好。为什么你在伦敦就会无助于德国党，这也令人不解。不过，这封信并没有证明，李卜克内西下一次在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心情影响下不会想出和写出截然不同的意见来。他在奥芬巴赫只获得一半胜利（重选结果我们这里还不知道）[238]，这一点大概会使他深思。关于斯图加特“攻不下的”阵地的一段话妙极了。这使我想起一个法国革命军军士向他的赤脚战士们转述人民代表的讲话的故事，他说：“代表说了，有铁和面包就能够一直走到中国。可是，他没有谈到靴子”。要是没有警察的话，是攻不下的！
我写信给狄茨，要他把尚未拼版的序言［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著]校样给我寄来，需要作一些修改。在这种事情上，要不想让人家在一个不妥当或不确切的词句上抓住你，在表达上多么慎重都不过分。
选举将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引起反响。这真是胜利日！《科伦日报》承认我们得了七十五万票，它在投过倍倍尔票的四千科伦选民面前低声下气，乞求他们的重选选票。《科伦日报》对我来说比其他报纸更重要，因为莱茵的资产者仍然是德国最发展的资产者，而这家报纸反映他们的看法。因此，这种一反常态的表现，这种对新生力量的刮目相待，就更值得注意。
这可真是好极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挡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它在欧洲市侩习气最浓、为胜利而陶醉最厉害的国家中，却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习气和沙文主义。这支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政府和旧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正如基督教狂潮的汹涌，对覆灭中的罗马帝国的当权者来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一样。这支力量和当年的基督教一样，满怀信心、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是那样地有信心，以至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度方程式，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反社会党人法[23]没有把它镇压下去，反而促使它前进，俾斯麦的社会改革[239]只是被它踩在脚下，最后一招是企图挑动它进行为时过早的暴动，以便一举击溃它，这除了令人不禁失笑，不会引起别的。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竞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救命的铁锚；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我还想给爱德写封信，但是已经太晚了。彭普斯又带小孩来了，我得跟孩子玩一会儿。五点钟艾威林和杜西要来，七点钟莫利斯将有要事同我商量。因此爱德暂且只好满足于我的问候了。
你的 弗·恩·
注释：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37]这里好象暗指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的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仍在1884年10月28日选举（见注234）中取得了成功。同1878年7月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相比，社会民主党增加了将近113000票。——第229页。
[238]威·李卜克内西在奥芬巴赫的基本选举中得6950票，在重选中以10505票当选。——第229页。
[239]俾斯麦的社会改革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统治阶级破坏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个手段。俾斯麦由于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最初几年中未能用恐怖手段把社会民主党消灭，于是又在1881年底除恐怖手段外又采取收买手段，即鞭子加糖果，企图用这个办法来达到目的。他指望借助于1881年11月17日在一篇皇帝谕告里宣布的社会政治改革（关于伤亡、疾病、年老、残废的社会保险法），在工人阶级中间孤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党，阻挠反对军国主义、争取民主的广泛的人民运动。俾斯麦通过所宣布的这些社会措施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企图未能得逞。——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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