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27、28日,3月1日于伦敦 |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的信昨天晚上收到了。《平等报》又垮台了;我请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此事公布如下事实(见附页[注:附页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但愿这些人终于会变得聪明一些,不要根据类似的合同去出版日报。起诉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只会白白花钱,任何一个法国法庭都会以不受理社会党人的起诉和使他们打输官司为乐事,而报纸反正恢复不了。
顺便说说,盖得和拉法格被控告违反刑法典[377]第91条:进行密谋和煽动内战——死刑。多么无耻的把戏!
好在他们现在至少不能再公开声明自己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团结一致了,因为那些人在坐牢,——那是一些玩火的孩子,当他们挨打的时候,就装作世上最无辜的小孩。布鲁塞尔有个笨蛋,炸弹在他自己的裤兜里爆炸了!炸药从此变成了纯粹的笑柄。
现在谈谈另外的问题。由于菲勒克竟敢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对肖莱马采取了一个卑鄙的行动,我同他断绝了关系。我寄给肖莱马的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中详细地谈了这件事,他如果同意这封信的内容,明天会直接从曼彻斯特把信寄给您(现附上此信——它已退回给我了,因为我忘了在信上签名)[注:括弧里的话恩格斯补写在信纸的下端。——编者注]。我无须乎向您说明,如果菲勒克和弗里茨舍不是作为党的正式代表到这里[165],我们当时会很冷淡地对待他们。但由于上述情况,另外还因为马克思当时身体不好,我才不得已稍微履行一下接待的义务。此外菲勒克他现在的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当时同我的侄女[注:玛丽·艾伦·罗舍。——编者注]很要好(她俩当时都秘密订了婚),等等,等等。我当时十分明确地向他表示了我对他的庸俗民主主义倾向的看法。总之,我同他有过瓜葛,现在必须加以断绝。
象菲勒克对肖莱马采取的这种行为,恐怕连擦皮鞋的都受不了。要知道,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我二十年前同他相识时,他已是共产主义者了。当时他是英国教授们手下的一个贫寒的私人助手。现在他是皇家学会(这里的科学院)会员,他在他的专业——单烃(石蜡及其派生品)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著的[注:亨·恩·罗斯科和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编者注],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他的这种地位是在国外,在同那些最大限度地剥削他的人们进行斗争中取得的,——是完全靠真正科学的劳动取得的。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昧良心的事。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毫无顾虑地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经常在大学讲师的餐桌上朗读《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俏皮话等等,但他正当地要求人们不要象菲勒克那样,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违反他的意愿,把他拖到公众面前去。明天再写吧;快半夜了,我已经打破了自己晚上不写东西的规矩了。
2月28日
请不要在报纸上总是称呼我为“同志”。第一,我讨厌任何称号,既然在所有值得重视的德国报刊中,如果不是攻击,都不加称号,只是称呼名字,那么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除非指明“同志”是要确实告诉读者,此人是党员。在讲台上和在口头争论中适用的和惯用的东西,有时在报刊上则是根本不容许的。此外,我们在这里根本不是狭义的“同志”。我们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我们很少受德国的纲领的约束,正象我们很少受最低纲领的[32]约束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这种地位不容许我们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党,至少是在我们回到德国并直接参加那里的斗争以前。现在这不会有什么意义。您说李卜克内西犯了吸收庸俗分子的过错,我们早就有这个意见。李卜克内西虽然有许多极好的品质,但有一个缺点,就是竭力把“有教养的”分子拉进党内,在他这个以前当教师的人看来,如果一个工人有一次在帝国国会里把mir和mich[注:mir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mich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混淆起来,那就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无论如何不应当提菲勒克这样的人当候选人,因为他在帝国国会里会比成百个用错了《Mir》的人使我们更加丢脸,顺便说一下,甚至霍亨索伦们和元帅们有时也用错过。如果“有教养者”和根本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人不是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就只会有害。如果他们确实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欢迎他们。其次,李卜克内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为了一时的成果而不加考虑地牺牲将来的更大成果。非常冒险地派菲勒克和弗里茨舍去美国,就是一例。目前一切还平安无事,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弗里茨舍今后在美国不会给我们丢脸呢?以后会有人说:这是正式派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国的代表啊!奥本海默事件[378]证明,在推举候选人时,对于这类人,应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又写不完了!
3月1日
我们一直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因为这种习气从三十年战争[119]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的恶习的亲姊妹。就是这种习气使我们在国外受人嘲笑和轻视。它是我们当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只有在德国形成了现代无产阶级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感染这种德国遗传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它目光远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对又人为地使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浅和委靡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的一切企图吗?但是,刺杀事件[23]刚一发生,反社会党人法[109]刚刚通过,领导者们就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在庸人中生活得太久,而且处于庸俗舆论的压力之下。党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成为庸人的党,但是的确象是那样的党。幸而这一切现在已经克服了,但是在反社会党人法通过以前不久吸收到党内来的那些庸俗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和多半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还仍然留在我们的队伍中,我们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您在这方面帮助党,这使我们很高兴。您在那里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务。不过您不要把《年鉴》中那篇不幸的文章[285]放在心上。文章替交易所经纪人辩解。但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您对追求敌人的赞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讲坛社会主义者[130]放一个小小的赞许的屁,《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也欣然记载下来,对此我们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米凯尔的叛变就是从他的如下命题开始的:“我们应当在各方面争取资产阶级的赞许”[350]。鲁道夫·迈耶尔可以尽情地奉承我们[363]——但他之所以也受到赞许只是因为那真正有价值的《政界的滥设企业者》[注: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编者注]。我们当然从未同他谈论过重大问题,而所谈的几乎仅仅是关于俾斯麦之类的事。迈耶尔至少是个也懂得威吓贵族老爷们的正派人,而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不象现在在意大利也是很盛行的一切讲坛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们的典型人物阿基尔·洛里亚不久前来过这里,但访问过两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笨蛋菲勒克只是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特别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所不能做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舒马赫的事使我很难过。但愿这只是一时的;他总的说来还是个活跃、果断的人。可是,正如您所说的,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可恶的气氛!
由于许多缘故,我不打算出席代表大会[376]。目前大陆的情况使我宁愿留在这里。
考茨基把他论述婚姻的著作的第二部分[373]寄给了我,在这里面他又想偷偷地贩卖共妻是派生现象的主张。但这是行不通的。我还要给他写信讲这一点[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并把信也寄给您。考茨基的不幸在于,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次,一个人如果写这么多,那就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搞不出来。要是想得稿费,他可以写些通俗的东西,腾出些时间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科学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所成就。
《好男风的人》把我们笑死了,我已将它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它在那里会大受欢迎。
马克思还没有恢复工作能力,他经常不出房门(他是在他的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逝世后立即回来的),在看法国小说。看来他的病情很复杂。我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比较好的季节。
您的 弗·恩格斯
只是不要在报上[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登载关于马克思健康状况的任何消息。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把我偶而告诉他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他本人几乎从未给我写过信!)的消息歪曲得面目全非,我当然是将此事瞒过了马克思,否则他会揪我的头发。这件事菲勒克也丝毫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做了。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32]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19]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的战争,它是欧洲国家的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斗争的形式。战争是由于在捷克发生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进攻的起义而开始的。随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教公爵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国历代国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于1648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性固定下来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125、444页。
[130]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165]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285]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 auf die soz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这篇文章是1878年10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190页),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第328、329、338、445页。
[350]恩格斯暗讽早在五十年代反动时期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约翰·米凯尔的机会主义立场。米凯尔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的大臣。米凯尔早在1856年4月6日和8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离开革命立场。米凯尔断言:德国革命“不是太近的事”,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但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应当采取这样的策略,即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使之离开无产阶级。——第402、445页。
[363]指鲁道夫·迈耶尔发表的洛贝尔图斯的通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2卷(《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tze》.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Ⅰ-Ⅱ.Berlin,[1882])。倍倍尔在1882年1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说:迈耶尔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对于他们给予的“很好接待”(在1879—1880年他访问伦敦时)显然感到荣幸,不过,这种“荣誉”他们须“与给他同样荣幸的五个红衣主教分享”。——第416、445页。
[373]指考茨基的文章专辑《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Eheund Familie》)中的第一篇文章《杂婚》,这些文章发表在达尔文主义杂志《宇宙》斯图加特版第6年卷第12期(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第二篇文章题为《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第三篇——《买卖婚姻》。1883年这些文章用专辑的总名称出版单行本。——第432、446、447页。
[376]指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拟在苏黎世召开。——第437、446页。
[377]关于盖得和拉法格受法院审讯,见注97。
Gode pénal——法国的刑法典,于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和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第441页。
[378]1883年2月德国社会党人莫泽斯·奥本海默被揭发秘密与资产阶级报刊合作并盗用党的经费。——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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