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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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您确实应该原谅我，让您如此久等回信。由于我遇到了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干扰，为了最终能着手工作，我只得放下所有次要的事情，并且除绝对必要者而外把一切通信都搁置下来。因为您在殖民地问题[299]上向我提出了绝非那么容易解决的课题，所以您的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连善良的瓦尔特也被遗忘了。
如果瓦尔特和布劳恩博士到这里来，我将乐意见见他们，并且欣然为他们做需要我去做的一切。其余的都好办。但是，说实在的，瓦尔特在这里研究什么呢？要知道这正是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本身吗？为此他无须到这里来，这一点他在奥地利和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办到；况且进行这种研究的源泉，即值得阅读的文献，很快就会枯竭。是政治经济学吗？是历史吗？关于这些问题的资料在英国博物馆里浩如烟海，以致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马上会被它们弄得晕头转向。是自然科学吗？这方面需要讲义，讲义在这里出奇的昂贵。我认为，在把这个人送到这里来以前，应当确定明确的研究计划——至少是大致的——，如果把这个计划告诉我，我就很容易判断，这个计划在什么地方能完成得最好，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此外，如果不掌握哪怕是少许英语知识，他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我想，他最好是首先用半年左右来学点法文和英文，以便在出国前至少能勉勉强强学会用这两种语言阅读。此外，如果他想顺利地从事研究，他总还应当在历史方面、地理方面以及如有可能还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具备某些初步知识。他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但如果他的这些知识很欠缺，那末最好先把他送到维也纳去，让他在自己的朋友的指导下初步获得这些知识，并且先大致知道怎样才能独立地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在伦敦这里，多半是白花钱。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这一切并不完全恰当，但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所以我想，不管怎样我应该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如果您把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情况告诉我，那您就不致久等回信了。您知道，总的来说，我一向赞成把有抱负的青年人送到国外去，使他们能开扩眼界并摆脱在祖国必然会产生的地方偏见。
不过，关于瓦尔特的问题，您不要对马克思抱很大的希望。他在五月以前未必回得来，而且在回来以后大概还必须十分保重，以便有可能完成他的工作。问题在于，现在还严禁他多说话，而且晚上他也需要安静，否则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他当然愿意工作。在应该摆脱掉长久不愈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时候，而且在三次重犯严重的胸膜炎之后，必须注意不仅要彻底治好疾病，而且要不让它复发，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这本身就令人十分操心。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60]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绝不是说他已经能保持住埃及），是为了使俄国可以占据阿尔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把戏、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
扎克斯博士刚才寄给我他所著的关于绍林吉亚一书［注：艾·扎克斯《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编者注］，为此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我一读完它，就给他回信。
我的秘密通讯处：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派·怀·罗舍夫人，不必信封里套信封。这就是彭普斯；顺便提一下，她已经有一个女孩［注：莉莲。——编者注］。虽然，彭普斯已不住在我这里，但这无关紧要。
注释：
[60]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同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1882年9月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的联合会（见注247）在《公民报》编委昂利·布里萨克、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的参与下，于1882年7月底在巴黎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第75、89、90、353页。
[299]卡尔·考茨基在他1882年5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1882年5月31日写的。——第339、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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